《诗外文章——文学、历史、哲学的对话》
王充闾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0月
王充闾的《诗外文章——文学、历史、哲学的对话》是一部鉴赏、品读中国古代诗词的散文著作。作者从先秦写至近代，带领我们遨游于2000余年的诗词长河之中，领略古典诗词的哲思意蕴。这是作者长年研习古典诗词和传统文化的结晶。
审理式的鉴赏，从诗言志入手
阅读这部三卷本的著作，让我想起了另一位学者李元洛。他一直在做古代诗词的鉴赏工作，也出版了《唐诗之旅》等一系列诗词鉴赏之书。王充闾和李元洛堪称一北一南两位诗词鉴赏大家，但各有侧重，并形成了互补。如果说，李元洛侧重于“审美”的话，王充闾可以说是侧重于“审理”。
“审理”是我读了王充闾著作后创造的一个新词，也许不太贴切，但我是想强调，王充闾更看重的是古代诗词之“哲理”。这本书的简介中有一句话“作者依凭近五百首历代哲理诗的古树”，意思是说书中所鉴赏的五百首诗词都是哲理诗，我以为这句话并不准确，因为王充闾并没有刻意要去挑选哲理诗来鉴赏，在他的眼里，中国古代诗词就离不开哲理性，富有哲理性恰是中国古代诗词的一大特点。
《唐诗之旅》
李元洛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古人早就说过：“诗言志，歌咏言”，认为诗是用来表达人的思想襟怀的。诗歌固然具有抒情性，但是中国文人更加看重“诗言志”的功能。王充闾“审理”式的鉴赏正是从“诗言志”入手，抓住了中国古代诗词的灵魂：中国文人在写诗词的时候更看重表达自己对人生、对世界的理解以及自己的胸怀和志向，这一切都跟哲理发生关系。
如《诗外文章》开首第一篇鉴赏的是《诗经》中的《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人们一般将其作为一首优美的情诗对待，表现了追求所爱而不及的惆怅和苦闷。但王充闾更愿意将其作为“一首美妙动人的哲理诗”来品读，他认为：“《蒹葭》中所企慕、追求、等待的是一种美好的愿景。诗中悬置着一种意象，供普天下人执着地追寻。”
葭：初生的芦苇
与历史、人生、现实相连的哲理
我以为哲理性应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超越世俗、高蹈玄奥，体现智慧极致的哲理性，这种哲理性可以是哲学家关在屋子里的冥思苦想，关心的问题多半是宇宙的本质、人类的信仰等超越世俗的问题；另一类是与历史、人生、现实紧密相连的哲理性。
王充闾更偏重于后一种哲理性。这可能跟王充闾一直的文学追求有关系，也跟王充闾的身份特征有关系。王充闾的文学追求承继着“五四”的启蒙精神，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社会担当，谈到他的身份特征则不能不注意到他长年从政的经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以为可以将《诗外文章》看成是王充闾与古代士大夫的精神对话，这种精神对话更多会上升到哲理的层面。
通过诗词与士大夫对话
士大夫是中国政治文化制度的特殊阶层，他们既是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又是文化艺术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士大夫是中国文人的一种身份，也是中国文人安身立命的一种方式，中国文人的理想往往希望通过士大夫的途径得以实现。中国古代诗词自然也是士大夫寄托情怀的重要方式，而古代诗人大多数都有士大夫的身份。因此，从古代诗词中可以充分了解到士大夫精神的真谛。
王充闾乐于通过古代诗词与士大夫进行精神对话，还在于他本人就是一名当代的“士大夫”。士大夫最大的特点便是有强烈的政治情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虽然是在激烈反叛传统文化背景下接受西方现代思想的直接薰陶而成长起来的，但他们由于文化上的血缘关系，因而对士大夫的政治情怀具有天然的偏爱。因此现代知识分子不仅热情宣传现代思想，也积极参与到现代政治运动中。
在他们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古代士大夫的身影，可以称为当代的士大夫，如傅斯年、丁文江、瞿秋白、陈独秀。虽然他们各自的政治理念不同，但是他们身上表现出的一种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却是共通的，这种政治情怀表现在他们是做学问与做人并重、文章与道德并重。丁文江有一个朋友曾评价他是“诗名应共宦名清”，我觉得这就是对士大夫极恰当的概括。王充闾在品读古代诗词时，也许内心的政治情怀自然而然地与诗词中流露出的政治情怀产生了共鸣，也就形成了与古代士大夫进行精神对话的姿态。
《西园雅集图》（局部）
更在乎对话中的感悟
《诗外文章》中所鉴赏的诗词也选入了一些并不有名的诗人的并非上乘的诗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王充闾选诗的标准并不是以文学性为唯一的标准，而是更在乎他在精神对话中能否有所感悟。
比如他引了韩琦的一首诗《小桧》，韩琦就是典型的士大夫，他并不以诗文名世，但是这首诗非常准确地体现了士大夫的政治情怀，因此王充闾说：“诗人借吟咏庭前移栽的小小桧柏，展示一己的清风劲节的抱负、刚正不阿的品格。这里有自许，有标榜，有寄托，也有感慨。”李宗勉这个名字，对于不是专门研究古代诗词的读者来说，肯定也是陌生的，但王充闾也选了他的一首诗，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他干脆给鉴赏这首诗的文章取名为“官场中的恐高症”。
晋人吴隐之的《酌贪泉诗》很难说是艺术经典，但它被王充闾看中，一定是因为这首诗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诗人是从为官清廉的角度来谈为人和为文的，贪与廉取决于人的资秉与精神境界的高下，同客观上是否饮用了贪泉并不相关，“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王充闾由此获取一种共鸣，并解读出诗人对于环境与风气、欲望与操守、主观与客观等关系的理解。
对于那些名诗人的名作，他也更多的是侧重于从士大夫精神中去理解诗歌，挖掘诗词之中的哲理性。即使有些诗作广泛流传，形成定论，王充闾也不囿于定论，而是从现代士大夫的视角入手，往往能够发现别人难以发现的角度和内涵来。比如他谈苏轼的《骊山三绝句》：“辛苦骊山山下土，阿房才废又华清。”王充闾说：“寥寥二十八字，为历朝历代有国者提出了带有普遍性、现实性的严肃课题：如何在成功之后，能够居安思危，清慎自守，持盈保泰，过好胜利这一关？”这谈的分明是政治之大道。
苏 轼
士大夫的核心就是文以载道，这个“道”是人间大道、人生大道。王充闾正是从“文以载道”的思路来读解苏轼的这首诗的。他觉得这首诗是苏轼对历朝历代更迭、衰兴发展的一种感慨，就是他从中发现古代的士大夫对政治大道的理解。
苏轼的《撷菜》写的是生活小事，用王充闾的话说是写有趣生活的诗化纪实，是一首纪实的小诗，但即使是这首写生活小事的诗，王充闾也读出了苏轼的政治情怀。总之，《诗外文章》从哲理入手鉴赏古代诗词，但又不是泛泛地谈哲理，作者以与古代士大夫进行精神对话的方式来谈哲理，因此所谈内容具有非常突出的现实意义。
希望起到匡正文风的作用
最后我要特别说说《诗外文章》的文风。这是一种特别朴素的文风，朴素是与真挚相联系的，因此朴素就无法遮掩和粉饰，就让真性情和真人格袒露在读者面前。这种朴素的文风在当前散文创作中也是非常难得的。当前的散文创作有不少问题都与文风有关，如矫情、卖弄、无病呻吟、夸大其词、巧言令色，等等。而王充闾的朴素文风就体现在不矫情、不卖弄、不无病呻吟、不夸大其词，也不巧言令色上，他给我们提供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干货与真货。为什么朴素的文风被冷落？因为朴素的文风是建立在功力和积累的基础之上的，是靠自己的真性情来征服读者的。
有些人没有干货与真货，便只好靠矫情、卖弄等花哨的文风来掩盖其内心的空虚了。我希望王充闾的《诗外文章》能取到匡正文风的作用。
（作者贺绍俊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2019年1月5日 12版
版面编辑：杜羽 微信编辑：陈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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