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公元420年到589年的南北朝时期，画成了一个圆圈。中间被点了粉色的那个小点点，就是曾经的契丹部落。按照《魏书》的记载，这时候契丹有了一个叫“奇首”的可汗，他生了八个儿子，衍生出了八个部落，而且每个部落都被有名有姓地被记录了下来：“悉万丹、阿大何、具伏弗、郁羽陵、日连、匹黎尔、吐六于、羽真侯”。
“可汗”这个词，在草原游牧民族当中是首领的意思，它的含义相当于草原原始时代“部落联盟长”，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可汗”并不等于皇帝。“可汗”是要经过各个部落联合推举并投票产生的，“皇帝”却是可以自封的。众所周知的蒙古帝国皇帝铁木真，其实在蒙古帝国建立初期，他只是成吉思“皇帝”，并不是成吉思“汗”。也就是说，他自称了“皇帝”，但蒙古各部落并没有都认可他是 “可汗”。而在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儿子窝阔台想要继承他的汗位，也是拖了两年多才完成。这是很好理解的一件事情，草原那么大，两家人想要聚一次会都不那么容易，要是各个部落想一起开个会选个可汗，那更是难上加难。
契丹在此时有了“可汗”，足以看出此时的它已经拥有了一定的部落联盟形式，绝不是一盘散沙。但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时候契丹的部落联盟是很松散的，“可汗”的权力也是十分有限的。平时大家各在自己的部落游牧生息，只有到了打仗的时候才会以联盟的形态出征。从后来的记载来看，这时的“可汗”也不是世袭的，是每三年由部落会议推举产生的。按照史书的记载，在南北朝过后的隋朝，契丹曾一度发展壮大成十个部落，每部都有兵，多者三千少则千余，外围部落还有四千余家，人数是十分可观的。
因为辽朝实行书禁，几乎没有能够传到中原汉地的书籍，就算有，也很难保存到今天。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早期的契丹部落之间是如何彼此依存的。于是我就到契丹的近亲民族中去找寻历史的碎片。
早期的部落时期契丹是没有文字的，他们采用的方法是“惟刻木为信”，就是有重大事件在木头上做个记号来留存。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部落之间的联盟形式，包括部落首长是如何产生的，都是靠的口头协议或是心领神会。在草原民族当中，也不止契丹人如此，同样是鲜卑出身的乌桓人就存在“大人”制度。
后汉书《乌桓传》记载，“大人”是部落的贵族也是握有统治权力的部落联盟长，部落有事的时候“大人”就招呼大家来开会，刻木为信，部众都不敢违抗。如果有人敢违抗“大人”的命令就要受到惩罚，而且任何一个部落都不可以收留他。忤逆“大人”意志的人甚至可能会被处死。
而早期的鲜卑人有着更加庞大的部落联盟，《魏书》里面明确写，发源于大兴安岭的拓跋鲜卑有个特别有名的首领叫“毛”。他统领了33个部落和99个大姓，首领和各个部落要“以语言为约束，刻木记事”，如果有人违法习俗和禁忌，则部落联盟的“四部大人”就会出面商量如何处置。
而与契丹同一个时期存在的北方游牧民族柔然，不仅有着彼此信任的部落联盟，还有了原始的“军法”。“千人为军，军队里设置一名将军统领；百人为幢，幢里设置一帅”，而且打仗的时候“冲在前面占领敌营的可以获得奴隶与金钱的奖赏，退却懦弱者用石头砸脑袋或是用锤子锤死。”
看来几乎没有例外，草原民族大都经历了“刻木为信”的阶段，这种原始的信任自然也演变成了契丹民族发展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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