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子是一种官员身份和等级的标识，在服官的前胸、后背装饰以不同的禽兽图案的丝织品。衣冠禽兽这个词也就逐渐的成为了文武百官们的代名词。补子是中国封建礼教制度在官服上的典型反映，也是中国古代服饰中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特征的饰物之一。
一、补子的溯源
补子是明清官服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历代均把官服制度看作一项重要的礼仪制度，尤其是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等级制度较奴隶社会更加完备和严格，表现在官服制度上的各种规定，也日臻完善、繁复和琐碎。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正式制定了补服制度，从而使明代的官服制度趋于完善。清代虽然强制推行满族服饰，但还保留了部分汉族服饰的特点，补子就是其中之一。
补子既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结果。明代是继汉、唐、宋之后，中国丝织工艺的第四个鼎盛期。江浙一带是当时全国丝织品的生产中心，四川山西、福建、广东也都是著名的丝织品生产地。在清代，江浙地区仍为全国丝织品的生产中心，并有官营“织造局”，四川、湖南、江西、广东等地也出现了大量的纺织工场。在刺绣方面，清代出现了苏、粤、蜀、湘四大名绣和京、鲁、汴、殴四小名绣。丝织业和刺绣业的空前繁荣为官服补子的全面执行提供了物质基础。
二、浓郁的民族色彩
中国传统装饰纹样要求形式上的美观与内容上的吉利统一。这也是中国染织品艺术的一大特色。宋元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装饰艺术领域意识形态的倾向性越来越强化，社会的政治伦理观念、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宗教观念都与装饰纹样的形象结合起来，表现某种特定的含义，有很强的符号性、象征性和寓意性。到了明清时期，纹样装饰必定样样如意、个个吉祥，吉祥几乎成了装饰的唯一内容。
补子当然也是吉祥图案纹样。文官一品纹仙鹤、二品纹锦鸡、三品纹孔雀、四品纹云雁、五品纹白鹇、六品纹鹭鸶。而武官一、二品纹狮子，三、四品纹虎豹，五品纹熊罴，六七品纹彪，八品纹犀牛，九品纹海马。以武官一、二品的狮子图案为例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其中丰富的文化内涵:狮子被称为“百兽之王”，因其凶猛威严，常被人们看作是驱邪的瑞兽；狮子在佛教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智慧神文殊菩萨就以狮子为坐骑，从而又增加了狮子的神圣和吉祥的意义，“狮”、“师”同音， 借狮喻师，古官制有太师、少师，太师为三公之一，少师为三孤之一，太师、 少师居三公、三孤之首，地位极为显赫。用这些吉祥的寓意来代表最高官阶的武官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明朝端午、七夕等节日还有依景而任意为之的葫芦、灯景、艾虎鹊桥、菊花、阳生等补子，属于官服之外的一种可以根据喜好任意使用。文官的飞禽图案形象优美，武官的走兽图案则气势威猛。这些图案纹样既反映了官员身份的特点，又体现了官员的官威。
三、文化的重要载体
补子虽小，但却能比较完整地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从补子在官服上的位置看，补子装饰在官服的前胸和后背。补子是官阶高低的标志，但更是官员荣誉的象征，要体现皇恩浩荡，因此补子定要装饰在官服上最显眼的位置。在后背上缀补子，一方面是处于使用功能上的需要，让人望其背仍能知其官阶，同时让官员们深感背负皇恩，责任重大，因此自然就会昂首挺胸，显示了应有的官威。另一方面， 前胸和后背的两块补子相互搭配呼应，将官员的心脏包围在其中。这就是要让官员时刻牢记皇恩浩荡，为国尽职，为君尽忠。从补子的图案内容上看，补子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个人道德修养的体现。明《大学衍义补遗》卷九十八说“我朝定制，品官各有花样，文官用飞鸡，象其文采也，武官用走兽象其猛鸷也。”从补子的图案系统上看，补子的图案虽然很多，但很统一。 这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重视伦理道德是中国文化的明显特征，在补子的图案中可以体现这一点。明代武官的补子，一、二品纹狮子，九品纹海马。补子用动物界的强弱来映射官场上尊卑贵贱的伦理关系。不同官阶的补子虽然不同，但整体上统一。这体现的是浓厚的宗法色彩，是民族凝聚力的象征。封建专制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专制导致中国文化形成政治型范式。其正面价值是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等等，负面影响是服从的心态，对权威和权力的迷信，个人自信心的缺乏等。在补子上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些文化特征的影子。补子作为一种官服形制集中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主流观念。
五百多年的实践证明，作为一种官服形制的补子是有生命力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官服制度的某种补充和发展。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有适合其生存的土壤，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瓦解，补子也随之失去了实用意义，“衣冠禽兽”也变成了欺压百姓的恶霸代名词。
“补子”在当今成为了文化创意领域的重要设计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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