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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西汉时曾经是黄河流域的主要农产。《汉书·东方朔传》所谓“关中天下陆海之地”，“又有秔稻、黎栗、桑林、竹箭之饶”，将稻米生产列为经济收益第一宗。
一、黄河流域大面积种植稻米的历史记录西汉总结关中地区农耕经验的《氾胜之书》写道：
种稻，春冻解，耕反其土。种稻区不欲大，大则水深浅不适。冬至后一百一十日可种稻。稻地美，用种亩四升。始种稻欲温，温者缺其堘，令水道相直；夏至后大热，令水道错。又写道：三月种秔稻，四月种秋稻。
《汉书·昭帝纪》说到“故稻田使者燕仓先发觉”上官桀谋反事，如淳注：特为诸稻田置使者，假与民收其税入也。说明黄河流域的稻作经济，当时受到中央政府的直接关注。关中地方专门设置“稻田使者”官职。
《汉书·东方朔传》所谓汉武帝微行游猎，“驰鹜禾稼稻秔之地”。《扬雄传下》引《长杨赋》：“驰骋稉稻之地”，也说明当时关中稻米种植之普遍。
甚至河西地区也曾经营水稻生产，《居延汉简甲乙编》可见“稻”字。而居延出土帛书有“稉米”字样。
《诗·大雅·召旻》：“彼疏斯粺，胡不自替。”毛亨传：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郑玄笺：“疏，粗也，谓粝米也。”“米之率，粝十粺九。”
《文选》卷三四曹植《七启》：“芳菰精粺”。李善注：“稗’与‘粺"，古字通。”简文恰“稗”“粗”对应，作：“廿八日，稗米七斗，粗米一石三斗。"
敦煌汉简亦可见：
白米、粺米、白梁稷米。“白米”居延汉简中也出现过。
“白粺米”较“粺米”更突出其“白”。简文“白粺米二斛”正与“黍米二斛”对应。所谓“毇米"，《说文·毇部》：“毇米，一斛春为八斗也。"段玉裁注：“粝米一斛舂为九斗也。”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毇，当为九斗。"又《说文·米部》：“粺，毇也。"《淮南子·主术》：“太羹不和，楽食不毇。"高诱注：“毇，细也。”简文正作“就春碓毇米”。
由于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可见“粟米”、“黍米”、“稷米”、“黄米”等，上引简例中说到的几种米，有可能是指稻米。
《后汉书·张堪传》记载，东汉初，张堪拜渔阳太守，曾“于狐奴开稻田八千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也是有关两汉之际稻区北界的史料。
狐奴，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示，其地在今北京密云、顺义之间。《清史稿·柴潮生传》载柴潮生乾隆八年(1743)上疏追述“汉张堪为渔阳太守”事迹，则说“狐奴，今昌平也”。正如许倬云所指出的，“即便早稻是一种可供选择的作物，居住在水源比较充足地区的汉代农民，仍然可以在多种作物中作出更好的选择。由于粟与豆类作物能适应大多数的气候条件，稻农可以将之与稻进行轮作，在有些地区，例如淮河流域，甚至可以将麦与稻组合在一起轮作。
事实上，甚至往北远至今陕西与河北省，也能发现当地在汉代有稻的种植。”论者引用张堪事迹，并说明：“狐奴位于今河北密云西南部。其灌溉用水引自向南流经此地的白河。”
就黄淮海平原的水稻种植而言，学者邹逸麟认为自战国以后“有显著发展”，比较集中的地方有“三河地区”、“黄淮平原”和“幽蓟地区”。所依据的史料，都确凿无疑。
二、水稻到小麦的转变《汉书·食货志上》记载，董仲舒曾上书说：“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颜师古注：“宿麦，谓其苗经冬。“应即冬小麦。
《汉书·武帝纪》：
元狩三年(前120)，“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据《史记·平准书》，是年“山东被水蓄，民多饥乏”。
然而以行政力量大规模推广冬小麦种植，又很可能与气候寒温的变化有关。
《汉书·武帝纪》：元狩元年(前122)“十二月，大雨雪，民冻死”。《汉书·五行与中之下》：“武帝元狩元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冻死。"
冬寒对次年水稻种植的必然影响，自然可以成为第三年决策号召“益种宿麦”的原因。
《汉书·赵充国》关于兵出张掖、酒泉合击羌人之议，说道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可知军粮中“麦”与其他谷物“米”相比，所占比例甚高，达到总数的76.92%。敦煌汉简中也有可以反映军中粮食消费中米麦比例的资料。
如：二月晦受米石麦八石；二日出米二斗麦五斗；三日出米二斗麦六斗；四日出米二斗麦六斗；五日出米二斗麦六斗又二斗；八日出米二斗麦六斗。
据这枚简不完全的“出米”“麦”记录统计，合计出米二石五斗半，出麦四石七斗。“麦”占军粮总数的64.83%。而通常情形“出米二斗麦五斗"，“出米二斗麦六斗”，“出米二斗麦六斗又二斗”，麦和米的比例为71.43%，75%，80%。
敦煌汉简编号邻近的简例又有：
出米三斗，出麦黍斗食马，出麦二石予李士冯迁，五日出粟一石，出麦四石予召男君兰。
在这枚简例中，“五日”这一天，“出米”三斗，“出粟”一石，“出麦"六石七斗。“麦”占所“出”谷物总数的83.75%。
居延汉简也说到以麦作为驿马饲料的情形，如：
出麦廿七石五斗二升，以食斥候驿马二匹五月尽八月，出麦大石三石四斗八升，闰月己丑食驿马二匹尽丁酉口。
也都反映河西地区麦产之丰饶。以现今农耕生产水准考虑，这一情形也是难以想象的。对于关中地区的稻作经济，或许也应当以新的思路理解。
《晋书·食货志》载晋元帝太兴元年(318)诏：
“徐、杨二州土宜种麦，可督令模地投秋下种，至夏而熟，继新故之交，于以周济，所益甚大。昔汉遗轻车使者汜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勿令后晚。”
则暗示汉时关中是因气候变迁出现了农耕生产由稻而麦的转换。
有农业史学者曾经论述，大豆曾与栗共同作为黄河流域居民的主要食粮，但自西汉时期起，“大豆则逐步转入*蔬饵膏馔'之中。”
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也说：“汉代大豆作为主粮的地位逐渐下降，逐渐向副食方向发展。”然而从西汉后期以来的历史资料看，大豆相反却又有逐步转为主要粮产的趋势。
《氾胜之书》：“谨计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田之本也。”
陕西咸阳茂陵西汉中期空心砖墓出土釉陶仓中有豆的外壳，陶仓顶部有墨书题记“大豆一京”等，可以看作当时关中推广大豆种植的文物证明。
《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对于黄河流域灾年农田植被有这样的记述：
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栗一斛，至是野谷旅生，麻尗尤甚。
《说文·赤部》：“尗，豆也。”可见当时的气候条件，尤适宜于菽豆生长。《后汉书·冯异传》记载，建武三年(27)，车骑将军邓弘与赤眉军战于湖，“大战移日，赤眉阳败，弃辎重走。车皆载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饥，争取之。赤眉引还击弘，弘军溃乱。”“时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升。"也说明“豆”在当时已经是主要农产。
洛阳汉墓出土陶仓有朱书“大豆万石”题记者，也反映当地豆类作物经营相当普及的事实。
汉献帝兴平元年(194)，三辅大旱，“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经日而死者无降。”“时敕侍中刘艾取米豆五升于御前作糜，得满三盂，于是诏尚书曰：米豆五升，得糜三盂，而人委顿，何也?”
袁宏《后汉纪》卷二七记述：
“于是谷贵，大豆一斛至二十万。长安中人相食，饿死甚众。帝遣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贫人作糜，米豆各半，大小各有差。”
大豆在灾情严重时对于救助饥民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由所谓“米豆各半”可以推想太仓储粮品种的大致比例，也可以说明豆久已成为最受重视的农作物之一的事实。
曹植著名的《七步诗》以“煮豆燃豆萁"借喻亲情绝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豆类作物对于民间一般社会生活的意义。
农耕作物由以适宜“暑湿"、“可种卑湿”的稻为主，到可以种植于“高田”，“土不和”亦可以生长的“保岁易为”足以“备凶年”的大豆。受到特殊重视，似乎可以看作西汉至于东汉气候条件发生若干变化的例证之一。
三、种植小麦的开始许倬云写道，“小麦与大麦都是在西亚首先驯化的。它们的中文名意味着前者传入中国的时间要晚于后者。”
“汉代大麦、小麦都有栽培。不过在公元前2世纪小麦还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至少是没有被京畿地区也就是今陕西省的人们所接受，而该地区现在却是一个小麦产区。
不仅董仲舒建议应该敦促都城附近的人们种植小麦，而且在公元前1世纪政府还派遣了一位专家去当地传授人们栽培小麦与大麦的技术。当然，这种现象可能只是地域性的。无论如何，《氾胜之书》非常详细地记载了小麦的栽培技术。
而且大约公元前1世纪中期的居延汉简透露在西部边疆屯驻地也有麦供应。到公元2世纪小麦与大麦在农村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以至二者在儿歌中都被提及了。”有一支标明日期在汉亡后不久的出自西部边疆驻地的汉简，还将小麦、大麦与粟并列为当地种植的三种主要农作物。”
有学者根据《集韵》所谓“稌，换稻也”，“穱，稻下种麦也”，以为“冬稌夏穱，随时代熟"是说稻麦复种一年两熟。有的学者则指出，“上引诗句是泛指南阳地区情况，非指同一田亩中冬夏两熟。而且在当时南阳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夏收的麦是无法与冬天收获的稻复种。”
然而，若考虑到当时气候有异于现今的自然条件，似不能排除“冬稌夏穱"是指稻麦复种一年两熟的可能。其实，即使在现今气候条件下，豫南、鄂西北也可以归入实行“早、中稻与冬小麦或油菜、蚕豆、豌豆、绿肥搭配的组合”，从而实现“一年两熟”的地区。
对照汉代南阳地方“稻处种麦”即稻麦复种一年两熟的情形，可以推知长安、洛阳地区由稻而麦的主要农作物的转换，应当曾经历过一个历史过渡的过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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