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新夏/文藏书是关乎一个人文化素养的问题，也是一个人读书、治学的发轫点宋朝藏书家晁公武曾论及汉王粲、宋宋绶之能称一代博学者，就因为他们“自少时已得先达所藏故也”此可见藏书之能涵育人才，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读书治学的入门学问?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读书治学的入门学问
□ 来新夏/文
一藏书是关乎一个人文化素养的问题，也是一个人读书、治学的发轫点。宋朝藏书家晁公武曾论及汉王粲、宋宋绶之能称一代博学者，就因为他们“自少时已得先达所藏故也”。此可见藏书之能涵育人才。
当然藏书之功尚不仅于此，其更重要之作用乃在于保存、传递一国、一民族之文化，使之世代相传弗替，为立国之基。“藏书”一词，可能最早见于《韩非子·喻老》，文中说有一名“徐冯”者，曾告人说：“智者不藏书”，这当然是指私藏而言。“藏书”既已成为专用名词，则藏书的事实当已较为普遍了。
中国最早的正式藏书是官藏，始于周、秦。它与公藏、私藏，并成中国藏书事业的三大系统，而私藏则历来备受学者注意。
私藏与私学兴起有关。私学的兴盛，使图书开始由官藏传入民间，一些“士”为了谋求利禄，到处发表政见以取悦国君，因而需要大量图书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论点。如苏秦在各国游说失败后回家，因受冷遇，于是“陈箧数十”，发奋读书，说明苏秦有几十箧私藏；名学家惠施有简书五车，成为“学富五车”成语的原始。自此以后，历朝学者几乎都有相当数量的藏书，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中国的私藏事业一直贯穿着“仁人爱物”的精神，虽然以藏为主，但不少藏家都愿意藏书为人所用。
如东汉的蔡邕，因爱王粲之才而举私藏相赠。南齐崔慰祖聚书万卷，邻里少年来家借书，他都“亲自取与，未尝为辞”。晋范蔚藏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常有百余人，他不仅允许借阅，还为读者“置办衣食”。这种慷慨借阅的观念，一直存在于不少藏书家头脑中。明末有位藏书家李如一就持一种“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的态度。所以，他“每得一秘书遗册，必遗书相闻；有所求借，则朝发而夕至”。在当代，我们的“仁人”精神已不局限于“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而是“当与天下人共之”的气概。清末绍兴人徐树兰父子建古越藏书楼，出家藏向社会公开借阅，开藏书楼走向现代图书馆的先声。
至于对书的“爱物”精神，从汉以来就有文献可稽。汉代已开始用竹制小箱子（箧）分类置放图书，以免图书受损。魏晋有一个名“曹仓”的人修了一个石窟藏书，命名为“曹氏书仓”。隋炀帝是为后世所非议的皇帝，但他对图书的爱物之心，却极为后世所称道。如《旧唐志》即盛称“炀帝好学，喜聚异书”，并创制了多种图书储存设备。明代范钦建天一阁藏书楼，对防火、防蠹、防潮和防散失都有相应的措施。有的学者为了访求有价值的书，不惜纡尊降贵，亲到书市去搜寻图书，如清初的王士祯就按期在书市出没，把许多有价值的图书作为私藏保护起来。
正是由于我国对图书有这样一种“仁人爱物”的人文精神，才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善于保护图书文献的一个国家。
清朝学者多好藏书，但在认识上却有“藏书家藏书”与“读书家藏书”之分。如钱曾、黄丕烈以“佞宋”，即专一注重宋版书为藏书的宗旨，视书如古董。孙从添则以藏书为个人癖好，用做鉴赏。这些似非藏书正道。更有以藏书作市易以谋生者，则更无足与论了。
我认为，只有读书家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藏书家。清代中叶江阴有一位藏书家名承应韶者，藏书极丰，“广求佳本，必依次读终卷”，这是为读书而藏书的藏书家。另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张金吾，对藏书与读书有着很精辟的论述。他说“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又说“藏书而不知读书，犹弗藏也”。
读书必藏书，藏书为读书，乃历代藏书家之宗旨。这些论述把藏书与读书的关系说得很透彻。所以说，藏书的主要目的是为读书。
二读书是藏书的主要目的，而读书是为了做学问，也就是为治学。但并不是所有读书的人都做学问。
有人读书只为消遣和享受，一目十行，匆匆而过，凭自己的兴趣，愿看就看，甚至废寝忘食地看；不爱看则或加浏览，或翻不数页就掩卷而眠。这些人即使“读书破万卷”，也如烟云过目，一纵即逝，最多留下点模糊“书影”而已。另一种人很明白怎样读书，也知道如何读书才能有得；但只进不出，吞噬着别人的成果，以填塞自己的知识空白。这类人既不像牛那样，吃草出奶，也不像春蚕那样，啮食桑叶而吐丝不止，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类人可能博览群书，不使旁人受益，还自鸣为“述而不作”。这类人不是怕别人看透自己腹笥深浅的懦夫，便是自私者、守财奴。明明是掠取前人的精神财富，偏偏要深藏不露，自以为独得之秘，不愿有益社会，宁肯烂在肚里，最终与自己共化灰烬。
我鄙视这两种人，却敬重另一类读书人。他们不放弃吮吸一切可取的知识，不吝惜自己的精力，焚膏继晷地反复咀嚼，像蜜蜂酿蜜一样，创造出有用的知识，贡献自己的成果，济世利人；其中更有一些人，甚至把读书方法和窍要，都毫无保留地对后学倾囊相授，他们是值得尊敬的真正读书人。
谈到读书，必须先知道读什么书。当然要读好书，但也不能采取封闭性的态度，而应比较广泛地读书。不要视离经叛道之作如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成为新道学先生，而应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吮吸精华，排除糟粕。这样的长期积累，读书必能有得。对于反面的图书，只要能善于分辨，又何所畏惧？如果这部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可能得到某些启示。至于对那些低级、鄙俗，甚至淫秽下流的书，还是节约点生命为好，不作无谓的牺牲。
读书要由浅及深，循序渐进，不要贪多务得，而要不断回味咀嚼，创造新知识。
凡读书要先读序或前言，这一点常被人忽略，但它却是非常重要而必须养成的一种习惯。因为书的序或前言，是严肃的作者对全书写作缘起、目的和主要内容的概述，是为让读者对自己的著作有一种轮廓性了解。当你读完作者的序或前言，你就会抓住全书的纲。至于他人所写的序，有的人严肃认真地写序，对全书进行评论，则应一读以帮助对本书的阅读与理解。而某些捧场敷衍的序，则大可弃置若粪土，无须为之消耗精力。
其次是从头到尾地读一下目录，就可以知道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与篇章结构。一位负责任的作者所写的目录，往往是各篇章的提要。读了这些再去读全书，就比较容易通贯了。
在通读全书时，不要羡慕古人所说的“一目十行”，那是“英雄欺人”的鬼话。读书不要一掠而过，而应该“十目一行”地去读，即全神贯注地认真阅读，养成一种“好学”的学习态度。这是读书的基本出发点。
努力多读些书，叫“博观”。博观是为扩大知识面的基础。但是，仅仅“好学”与“博观”是不够的，而是要再经过“深思”来“约取”才行。如果不把“博观约取”与“好学深思”紧密结合好，即使“读书破万卷”，也如入宝山空手而归。如果把二者结合得好，那就为做学问提供了广袤的用武之地了。
三读书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为了能掌握更多的知识和资料，做有益于社会的学问，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治学”。
治学不是读几天书就能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有一个艰苦的积累过程。在积累过程中，既会有“目轮火暴，肩山石压”的苦状，也会有“时或得之，瞿然则喜”的乐趣。但在走了一段路后，回头检阅所得，往往感到所积累的资料，有许多是无用而怅然若失，甚至认为自己干了蠢事。实际不然，因为当初在读书中所积累的资料绝对认为是有用的，只是由于现在眼光水平有所提高，所以才有“觉今是而昨非”的感觉。
因为有了这些“无用”的基础，才能锻炼出抉取“有用”的能力，而且这些“无用”是否真的“无用”，也许是水平还所限，暂时未能看出其“有用”的内涵，也许虽不能当正面材料用，还可用做旁证或背景材料，所以在“治学”的起始，应审慎地对待“无用”。
在“治学”上，务必要尽量求读原著。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日‘废铜’，以充铸而已。”有位学术前辈曾告诫我说：“‘采铜于山’与‘废铜铸钱’，确是亭林不磨之论。但难被放言空论者所接受，甚或被嗤为舍近求远。”他还说：“挑水者，用桶从源源不断的河里挑水，用完再挑，水无穷尽；倒水者，则由别人从河里挑来的水桶中倒水，虽云轻而易举，但倒水时洒一些，势所难免，一如资料一转再转而走样。一旦别人之桶空，则不知别人桶中之水从何而来，只能‘望桶兴叹’，继而环顾四周，是否有挑好水之水桶等人来倒，如一生中只知倒别人桶内的现成水喝，而不论清水浑水，只要是水就行，其后果实不忍设想。”我静聆教诲，不禁叹服前辈功底之厚、见解之深，能以浅近语言阐明深刻至理。
治学的基本点是勤奋与坚韧。勤的要求是“四勤”：勤听、勤读、勤思和勤写，而其根本在勤读。勤读方能博涉，博涉方能使知识源源输入，方能逐渐走向专精。在读的过程中，要善于发现问题，即所谓“致疑”。有疑就要不断寻根究底，即所谓“勤思”。疑而后思，思而后得。思而不得，就一面再去涉猎，一面就要勤问勤听，不仅要听前辈、同辈的高见，更要听后辈的新说。只要有一得之见，就要吸取，“一字”可以为“师”。
孟云飞书法 文以载道
“四勤”的最后，是落实到“勤写”。
“勤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则比较难，特别在青年时期，常因贪多求快，自恃记忆力强而忽略记写资料与思想，但岁月推移，读书所得的痕迹日见淡薄，似是而非，终而等于白读。如果随读随写，日积月累，自然成一文章仓库，随时取用，得心应手，由片段成整篇，由多篇成专著。这不仅是积累，而且还是一种磨砺。
一般情况下，“勤”是治学的不二法门。但人的一生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遇到点挫折与逆境，往往消沉、颓废、懒散、嗟叹，以致把一二十年的岁月都在无形中蹉跎和荒废掉而追悔莫及。越是挫折，越应该以韧相待而勤读、多读，一以解挫折的抑郁，一以充实腹笥，等待“用世”的机遇。
治学要冷而不能燥，冷能冷静地搜集资料，构思撰写，不是闹哄哄地赶时髦，发高论，迎世媚俗，写空洞无物的文章。这正是历史学家范文澜教授所说“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真谛所在。
成文之后，也不要急于发表，因为这时最容易昏头昏脑地自我陶醉，而应先冷处理。请水平比自己高的、与自己水平不相上下的以及稍逊于自己的三类人看，集思广益，然后冷静下来，反三复四地思考、修改，直到定稿。待文章或著作问世后，更不能热气腾腾，不可一切，而要冷冷地听取意见，增订纠谬。如此，才有可能慢慢地走近大学问家的座位。
最近几年，我对藏书、读书与治学诸问题曾写过一些片段小文，也常和一些年轻朋友谈过这些方面的内容。为了把我对这些方面关系的看法和想法连贯成一体，遂从一些小文和谈话记录中摘引部分资料，草成本文，以表述个人的见解，那就是：藏书是中国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现象，不是单纯为收藏和鉴赏而藏，而主要的是为读书人读书创造条件。读书也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从读书中撷取精华，形成思想观点，为治学奠定基础。至于治学，必须要恪守“立足于勤，持之以韧；植根于博，专务乎精”的规则。
这些见解，纯为愚者一得，仅供参考。是否有当，至祈指正。
（摘自《书摘》2020 年第10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