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宏猷，男，1936年出生于江苏省仪征县。1953年就读南京无电线工业学校，1956年毕业后分配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为成电的初期建设者。1958年获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首届科学大会一等奖，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赴西安交通大学进修，1968年获成电实验室先进工作者，1969年任仪器修配室主任，不久任工厂三连连长。1986年荣获国防工业贡献三十年奖章，199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1995年晋升正高，1996年获四川省电子行业先进工作者，1999年获电子科大华威国腾奖。1981年-2000年期间完成多项科研项目先后获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省部级三等奖两项，作为“九五”光电记录国家重大项目课题负责人，为磁光盘技术做出了重要贡献，获国家科委颁发的“重点科技攻关优秀科技成果奖”。2002年退休。
1981年，45岁的陈宏猷参加学校第一个大型引进项目扫描电子显微镜的验收工作，一个日本小青年在电子科技大学的校园里，在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大地上对着陈宏猷等人说：“中国的科技太弱了，你们太落后了。”那一刻，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陈宏猷感到无限屈辱又痛彻心扉，他发誓：“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让全世界刮目相看！
少年无线电之梦时光倒流……
1936年，陈宏猷出生在江苏省仪征县一个农村小镇，这个小镇靠长江很近，离南京大约有60公里。1949年南京解放后，在南京邮政局工作的哥哥就把在家乡读小学五年级的陈宏猷转到了南京珠江路小学。
南京的解放让大家欢欣鼓舞，少年陈宏猷也热情高涨，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他先是参加了学校的腰鼓队，协助老师宣传解释党的政策、活动。后来又参加了少年儿童合唱队，到南京广播电台去播唱庆祝政协召开的节目。陈宏猷记得当时要搞一个纪念著名音乐家冼星海逝世四周年的音乐会，他又参加了童声合唱队，在南京国民大会堂进行演出。再后来，他给新解放区的少年儿童的慰问信被刊登出来，还获得《小先生》杂志的六期赠阅奖励……小小的年纪，陈宏猷对于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
陈宏猷考取中大附中（现南师附中，在南京乃至全国都算名校）后，就住校就读。宿舍里有个同学爱玩矿石收音机，对他很有影响。假期到了，陈宏猷就从南京的小摊上买来了一个耳机、一个矿石、带一个线圈，回到家乡在自家的窗子外面弄了一根天线，一番鼓捣，一下子就收到了南京电台的声音。家乡周围的邻居都很稀奇：这玩意儿怎么会讲话，声音从哪里出来的？就这样，陈宏猷对无线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5年在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获特等优秀生奖章
1953年陈宏猷初中毕业，正好那个时候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成立，当时叫华东第一工业学校（现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属于国防院校。陈宏猷一看那个无线电就来了兴趣，而且吃饭不要钱，这对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陈宏猷有很大的吸引力。陈宏猷顺利地进入这所学校。在陈宏猷的记忆中，这所学校和成电的初建有些类似，为了赶时间，一边搞基建、建校区，一边在长江边的幕府山边上盖了一大批草房，一边上课一边搞基建。在长江边上，教室就是一排草房，宿舍就是原来一个造船厂的旧址，宿舍到校区有一公里左右。每天早上起来沿着长江到学校上课，晚上上完自习才又回宿舍。当时无线电专业对于国家是急需的专业，最初完全靠苏联帮助，教材是苏联的，管理办法也是苏联的。在三年的学习生活中，陈宏猷除了第一年有一门课只得了三分外，其余课程绝大部分都是五分，并连续两年获得特等优秀生，拿到优秀毕业证书。三年的学习生活，陈宏猷坚定了献身祖国无线电事业的决心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仰。
青春挥洒成电转眼就到1956年陈宏猷中专毕业的日子，正好碰上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新建，他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和学校一百多人到祖国的大西南参加建设，包括到成都周边的一些厂，还有绵阳、宜宾等，陈宏猷等21名南京无线电学校的毕业生被分配在成电，成为除交通大学、华南工学院、南京工学院三所源头学校外一支重要的建设力量。
当时交通不便，陈宏猷记得从8月23日离开南京浦口，坐火车到了西安，没有运客的火车，只好改乘货车，没了座位，大家就坐在自己的行李箱上。到了宝鸡，宝成路火车还没有通，再改乘汽车。当时的汽车实际上是带蓬的卡车，一下雨就不能走、天黑了也不能走，加上路况不太好，到了宝鸡又正好遇到下雨，结果在在宝鸡住了四天天才放晴。等了好几天的车子很多，上百辆的车一起走。翻过秦岭，天已快黑，大家都停下来找吃住的地方，前面一个小镇没有那么多的容量，前面的车把吃的住的都占满了。陈宏猷他们100多人的队伍吃住都很麻烦，领队就出面找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把小学校门打开，把课桌拼起来让大家住宿。大家没饭吃，就去路边买核桃，麻袋装的五毛钱一袋。陈宏猷回忆说：“成电有一点做得好，在南京的时候我们出发之前每人提前发了半个月的工资，这样大家身上还有一点零花钱，就到路边买核桃敲着吃。可是到了晚上，还是很饿，后来又去找政府，政府就给弄了大米，在那个小学校里面吃了一顿饭。”汽车到了阳平关后终于又坐上了火车。前前后后折腾，从南京到成都一共走了十三天。回忆当时的情景，大家都年轻比较单纯，不但不觉得苦，反而觉得去参加国防建设感到非常自豪，情绪非常高。9月初到达学校离九月十七日开学还有两个星期。当时学校主楼还没有完工，宿舍大部分都没有建，陈宏猷等人被临时安排住在1号桥建筑公司的职工宿舍，当时还没有通电，晚上去总务处领煤油照明。从一号桥到成电，都是田间小路。学校里面道路也是泥巴路，一下雨就不好走。过了一段时间，搬到了离学校近一点的784宿舍，就是现在的万人公寓后面。
陈宏猷等21个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的毕业生来到成电，立即投入到工作中。陈宏猷最先就做实验员，主要任务就是配合教学开实验。因为交大三年级刚搬过来，就要开课，开课就要开实验。当时学校有三个系，一系有线系，二系无线系，六系基础系。有两个筹备组，一个叫三系筹备组就是材料与器件系，还有一个叫电真空系筹备组，就是五系。陈宏猷所在的三系筹备组挂靠在一系，五系的组就挂靠在二系，因此有一段时间陈宏猷就在一系活动。当时，他在电工材料教研室，要担负交大学生的实验课程。
1959年4月对陈宏猷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他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实现了自己多年以来的夙愿。从此他在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下，工作更有了明确的方向和动力，他在心里默默念叨：愿将此生献给祖国的科教事业！
教学启蒙者陈耕云老师陈宏猷来校后就被分配到电工材料教研室，主任是交大来的陈耕云老师，他是九三学社的负责人。可是一年后的“反右”，陈老师被划为右派，不准上讲台，这对于一个教授来说，无疑是非常致命的。当时301教研室成立了电容器教学小组、电阻器教学小组、电介质物理组，后来又成立了一个仪器组，陈宏猷为组长。根据当时的规定，右派要有管制，陈老师被安排在仪器组，组织让陈宏猷做他的监管人。通过工作接触，陈宏猷发现陈老师和自己想象的并不一样，既没有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作又认真负责，人也很正直，不搞歪门邪道，有的只是知识分子的傲骨，这让陈宏猷逐渐感到困惑，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怎么就成了右派呢？他心里暗暗同情陈老师的遭遇来。
因为学校里实验装置比较少，仪器组就负责自己制造仪器。开头因为东郊有很多相关的工厂有苏联进口的仪器，陈宏猷等人就把那些说明书借过来仿造。后来又自己设计，在一年多两年时间里，做出了电容电桥、Q表、电容温度参数测试仪、电解电容测试仪等一系列的实验仪器。1958年，成电召开了第一次科学大会，邀请了全国20多所高校和部分科研院所参加，会上表扬了一批做出贡献的人，其中一等奖不多，包括后来的校长刘盛纲也是一等奖，三系有两个，一个是郁曾倩，还有就是陈宏猷。陈宏猷谦逊地说：“这个成绩陈耕云老师做了大量工作，另外还有一些青年教师和技术工人的参与，可能是因为陈老师的右派身份，就把主要贡献放到我身上了，这样得到一个一等奖。所以陈老师无论是为人还是技术都给予我很多具体帮助，让我万分敬重。”
1986年获国防工业贡献30周年奖章
特定的时代有着那个时代的特有的烙印。紧接着1958年搞“大跃进”，1959年又搞一个“反右倾”，教研室副主任胡忠谞被划成右倾。后来国家很快就发现这个做法有问题，就开始搞甄别。总支书记征求支委陈宏猷的意见，陈宏猷就说胡老师工作很认真，为人也正派，对摘帽没有意见。接着陈宏猷又试探说：“陈书记，您看能不能把陈耕云的右派帽子也给解决呢？”陈书记回答道：“右派和右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不好办。”后来这个事儿教研室内部一些人知道了，有人就说陈宏猷立场有点问题，搞得陈宏猷压力有点大。这件事儿最后就传到了陈老师那里，陈老师本来对陈宏猷的监管人身份还是有些抵触情绪的，因为这件事让他比较感动，从此他就对陈宏猷的态度一下子就转变了。因为陈教授不能上课，他就主动给陈宏猷讲无线电材料测试技术的专业课程，陈宏猷记了厚厚的一本笔记，为陈宏猷学习和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还有一件事，让陈宏猷对陈耕云老师充满了深深的感激。1964年，陈宏猷到西安交大去进修。刚开始就碰上厚厚一沓英文参考资料，当时陈宏猷的英文基础并不好，特别是涉及到一些专业词汇，不太好掌握。但是不弄懂这个资料后面的学习就很难进行。结果陈宏猷就采取一个笨办法，把那个十三页的参考资料本，抄了整整一本练习本，寄回学校叫陈耕云老师来帮忙翻译。没想到一个星期左右，陈老师就给他寄来了中文翻译本。这让陈宏猷既敬佩又感动。
陈宏猷非常好学，让陈宏猷记忆深刻的是成电的学习环境一直比较好，当时可以任意旁听课程。陈宏猷把本教研室老师开的电阻器电容器的课程基本上听了一个遍，又坚持在夜大学习到1964年毕业，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积累。而支撑着他顽强学习下去的理由很简单，他觉得作为一名为国家培养电讯专门人才的高校的共产党员，没有真本领就不能胜任任何高层次的工作。
到了1969年，系里面成立了一个仪器修配室，陈宏猷任主任。不久，上海同济大学搞教改实验，陈宏猷跟随去参加调研回来后，学校就把以302为基础的半导体生产线成立了一个车间，当时叫工厂三连。陈宏猷被任命为连长。后来招了一批青工，一直到现在那些青工还叫他陈连长。虽然当连长，但也负责具体的测试工作。这段时间陈宏猷积累了很多知识，特别是跨学科跨专业的知识，从绝缘材料器件到半导体、无线电测量专业，为后面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科研引路人张有纲教授1980年，中央搞了一批外汇支持在高等院校研究所引进一批精密仪器。电子工业部给了100万人民币，划拨了相应的外汇指标，当时外汇指标国家排价跟市场价差的很远，好像2.8比1，2块8人民币就是一个美元。100万人民币，引进一个扫描电子显微镜绰绰有余。学校很支持，还专门盖了一个电镜楼，并委托303教研室主任张有纲教授来负责电子显微镜室的筹建工作，张教授就把陈宏猷要到303教研室当副主任，分管扫描电子显微镜工作。
1983年在电镜室
由于当时是学校第一个引进大型设备项目，刚开始几乎全校动员，外事处、保卫处、设备处、还有包括六系要派翻译，搞得很隆重。陈宏猷的主要工作就是验收。据陈宏猷回忆，当时日本派了一个24岁的年轻人来负责安装调试，陈宏猷等四个40好几的老师配合他工作 。那个日本青年比较傲气，非常看不起他们，学校里面配的那个空调和稳压设备，体积大声音又响，他常常冒怪话，挖苦学校，得意洋洋地说自己国内水平怎么样，实验装置怎么样，人又怎么样，还常发脾气，拍桌子。陈宏猷等人也听不懂他日语，但是翻译（谢倩倩，谢处方教授的女儿）她知道了就悄悄告诉了陈宏猷等人。这下当然大家就有意见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技术确实好，差距很大，只好甘当学生，一口气噎在肚子里。但是教研室张有纲教授见过大世面，知道情况后决定要敲打敲打这个日本小青年。张教授义正辞严地对他说：“我们是你的顾客，顾客就是上帝，你要对顾客服务不好，我可以把你退回去，也可以向公司控告你，把你开掉。”这个日本青年才感到事态严重，连连认错。后来春节过后，这个日本青年回来就像变了一个人，态度一下就老实多了，还给大家带了小礼品。张教授本人因为自己家庭出身，有一点包袱，一直谨小慎微，不太说话。但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却表现出崇高的气节，让我深感敬佩。特别改革开放之后，张教授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做事雷厉风行，敢说敢干，陈宏猷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在科研领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陈宏猷说：“我觉得真正走得比较顺利是我退休之前的二十年，前二十年也可以说累积经验，但是这后二十年虽然最后的十年张教授已经逝世了（1991年），但是最后十年还是沿着他的思路惯性地走下去。他知人善任，拿到课题，一般给我的课题都是根据我的特点来的。课题让我独立进行，他不挂名，经费也是我独立支配，单独使用。但他关键时刻要检查和督促，特别是提出宝贵的指导意见。所以说这二十年来，我觉得很幸运。有两个情况有利的条件：一个是改革开放的气氛，使我们有更大的进步空间；第二是遇到了张有纲教授这个人，知人善任，把我的潜力很好地调动起来。”
廿年艰辛，课题滚雪球张教授在工作上善于搭七巧板提高工作效率，简单来说，就是把多个项目和任务进行科学组合，让它有效地互相促进，而不是一个项目做好再做另外一个项目。在这个指导思想下， 陈宏猷的科研和实验室工作也被排得满满的。就在电镜室验收将要结束时，张教授就给陈宏猷增加了一个扫描电镜电路分析的课题。当时国内同时引进扫描电镜的有80多家，组织了一个用户协会，经常在一起开会交流经验。日本这个电镜只有一本使用说明，有一本电路图却没有说明，大家看不懂，其中有些复杂的部分都集成化了，国内当时一般仪器大部分电子管的，少部分晶体管的，没什么集成块电路。所以用户协会很多人就建议组织一些人来分析解剖这个电路。最后决定由湖北省科委牵头，选择几家条件较好的单位参与这一工作，而将其中最困难的部分“字符显示系统”委托成电承担。
1987年在英国参加光电子能谱培训
陈宏猷参加会议，领回了最难啃的字符显示系统剖析的任务。陈宏猷一回来就找张有纲教授出主意。张教授非常有魄力，虽然申报“六五”计划已经过时间了，但张教授立马决定给他申报一个学校的自拟课题，并拨一笔经费，找谁协助由陈宏猷自己决定。陈宏猷于是找到黄嵩如老师一起参加研究。当时陈宏猷对集成块电路并不大熟悉，但陈宏猷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一边利用学校资源优势努力学习，一边和黄嵩如老师经常泡图书馆，查阅相关集成块的功能，一起认真分析。慢慢熟悉以后就小心翼翼地把机器打开，用示波器测试它的信号走向以及关键节点的正常波形，如果不符合这个波形就说明这里有故障了，故障发生在哪一步也查得出来。加上日本那个技术员又来修理机器，又在他那里弄了一点资料，最后终于圆满完成了课题，把所有的电路走向、信号的流程、每一个节点的标准波形，都拍了一套照片，做成一套幻灯片，然后在用户大会上做介绍。没想到，将近两年的功夫，一下效果就显示了，大家普遍反映成电的这一部分参考价值高。回来之后，又用别的单位提供的一些其他部分的资料，融合在一起搞了一个参考教材，得到了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张金贵老师和作毕业论文的学生江舫。陈宏猷也因此晋升副高职称。
字符显示系统电路分析
1984年，学校获得当时世界银行贷款600万美元。学校决定成立三个中心：计算中心、微波中心、材料分析中心。张有纲决定在扫描电镜室的基础上，再引进光电子能谱、透射电镜、气体质谱仪三台大设备，作为材料分析中心的基础。结果课题还没完，张有纲教授又把陈宏猷从扫描电镜抽出来，搞世行贷款。材料分析中心于1984年正式建成。参加这一工作的主要成员有罗迪民、宁永功、睦松山、金茅昌、兰载章、阮世池、沈立群等老师。
1997年访问德国莱宝公司
在此期间国内外磁带录像技术蓬勃发展，电子工业部给成电下达了与此相关的两个课题：SEM微区磁场分布自动测试系统和VTR磁迹图自动显示系统。这两个课题都交给了陈宏猷所在课题组。主要成员有：易敬曾教授、青年教师刘焰、杨炯枫和一个作硕士论文的研究生李志清。
磁头录像机是依靠磁头缝隙和磁带接触进行信号交流。因此缝隙的磁场分布就非常关键，是磁带录像机的设计基础，但因为缝隙只有0.3微米宽，一般无法测量，后来想到就用电子探针，可以测到很精细，扫描电镜里面就有这个电子探针功能。但是，这个测量系统将来要由计算机控制，扫描电镜里面是锯齿波扫描，是折线，计算机控制就需要数字化了，就要把扫描改成阶梯波信号才能进行。出来的信号要从外面摄像头把它引出来，那底下应该有一个光导版，电子束打到光导版上，后面摄像机引它出来，然后再来计算机处理。为此他们购买了一台国产扫描电镜，由厂家配合改造。陈宏猷回忆，当时手头主要工作就是三个方面：世界银行贷款、光电子能谱验收、微区磁场分布测试项目（ “七五”计划）。在他们的拼命工作下，微区磁场分布测试项目顺利地通过鉴定并获得电子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同时磁迹显示项目也顺利通过鉴定，除了获奖之外，论文还在美国的应用物理杂志和IEEE杂志上发表了。
1992—1993年发表在美国应用物理和IEEE杂志上的论文
199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影
1997年在瑞士访问
在“九五”期间，国家科委向电子科大下达了“超高密度磁光盘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的重点攻关项目，电子科大作为主持单位，陈宏猷为主要负责人，清华大学、华中理工大学作为参加单位，还聘请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戎教授作课题组顾问。本校主要参加人员有张鹰、高正平、王志刚、罗勇、张晓卫、杨成韬等人。1999年，项目顺利通过鉴定，获得“九五”攻关优秀科技成果奖。陈宏猷谦虚地说：“在这个工作里面，因为我当时已经不属于第一线，搞这个磁光记录因为我是后来插进去的，协助他们做一些资料整理和管理协调工作，后来也就合作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磁光记录及其发展应用》，另一本是《磁光盘技术》。这个工作，虽然最后我在主持，但实际上，还是前面张有纲老师他们那个基础，顺延下来。后二十年每一个五年计划我都有课题，而且越做越大：第一个‘六五’，经费只有3000块钱：‘七五’我的课题是10万；‘八五’是60万；到了‘九五’课题变到1000万。自己感到还是有些成就了。但所有这些成就都离不开张有纲老师的栽培。”
说到张有纲教授，陈宏猷有说不完的话题。改革开放以后，各个教研室都要自己搞一点创收，压力很大，你不搞创收，就凝聚不了人心。当时张老师就鼓励大家搞横向科研。1990年初江苏有一个县要搞磁环的充磁机，就是用于显像管后面磁环聚焦，磁环加工出来之后要充磁，充磁机由国外进口，价格很贵，他们就想找个单位自己做。后来，就在西安一个工厂里找了一张进口机的图纸说明书，就到电子科大来找张老师。张老师就让陈宏猷来做，后来经过辛苦努力终于做出来了，得到2万块钱，这个也是他们改革开放之后教研室的第一桶金。
陈宏猷出版的著作 陈宏猷出版的著作
愿祖国更强大时光荏苒，光阴似箭……转眼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回想自己的一生，陈宏猷不禁感慨万千，国家发展让他兴奋不己，80年代参加的扫描电镜验收让他永远无法忘记：“那时候我们只能仰视外国人，技术落后，面对侮辱却只能忍气吞声。而自己能从一名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的中专生一步步走上讲台，在科研领域奋力前行，为科技强国尽一份力，源于那一份科技报国的夙愿。今天，中国科技的发展如雨后春笋，在书记的领导下，我们完全可以平视他们。我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这个变化太大了。我们终于等到了扬眉吐气的这一天。”
2016年，陈宏猷夫妇在达古冰川4860米处留影
就在今年春节正月初一，85岁的陈宏猷携老伴专门赶到攀枝花会理去瞻仰红军会理会议旧址。站在当年红军曾经停留的地方，陈宏猷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仿佛看到红军一路被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场面，仿佛看到英勇的红军战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存亡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想起了自己在党旗下的宣誓，他在心里默默祝福：愿中国更加强大，愿人民更加幸福!
2021年春节，陈宏猷在攀枝花红军会理会议旧址
采访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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