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到底姓老？还是姓李？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是一个难倒千万学人的谜题。
从先秦时期的典籍来看，战国时代，老子就是老聃，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这些书中，并没有记载老子过多的信息。
按时序来讲，最早记载老子姓氏信息的是司马迁。《史记·老子列传》：“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聃。”按说这个记载是非常详细和清楚地，以司马迁治史的严谨，不该有误。然而问题来了，依先秦时期人们对诸子的称谓惯例，如孔丘称孔子、墨翟称墨子（子墨子）、列御寇称列子（子列子）、孟轲称孟子、庄周称庄子、韩非称韩非子等，李耳应称“李子”，或“李耳子”，那么为什么这两种都不用，而称“老子”呢？
对此，一种观点认为老是号、李是姓。对“号”的来历，则有四种理解。
一是“老”是年老的意思。郑玄注《礼记·曾子问》：“老聃，古寿考者之号也。”《正义》引《玄妙内篇》：“李母怀胎八十一载，逍遥李树下，乃割左腋而生。” 河上公《老子注》：“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号曰老子。老子之号，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无衰老之期，故曰老子。” 葛洪《神仙传》：“或云母怀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时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谓之老子。”其他，如《太平广记》《酉阳杂俎》《犹龙传》等，除了“八十一年”“七十二年”之别外，也大抵如此。
二是“老”通“考”。《正义》引张君相说：“老子者是号，非名。老，考也。子，孳也。考教众理，达成圣孳，乃孳生万理，善化济物无遗也。”《说文》考、问也。引申为考察。张君将“老”释作考教之意。“子”本是古代对男子（丈夫）的尊称，张君解作生养、华育。
三是“老子”与老师、老先生义近。吴龙辉先生《说“老子”》：“老子既不以‘老’为姓氏，又不以‘老’为名字，但却以‘老子’见称于后世，这是很值得研究的。……‘老子’的意思和‘老师’有些相似。师中资格最老、水平最高者为‘老师’，子中资格最老、水平最高者为‘老子’。黄老学派借这个名字来推崇他们的学术先师，以便压倒其他诸子。”（吴龙辉：《说“老子”》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1月第18卷 第1期第9页。）
四是老是一种尊称。陈景超先生认为“老子既不姓老，何得称老子？这是儒家给他的尊称。因为孔子重礼，于诸多场合中不便直呼其师长姓名，故曰：吾闻诸老聃云云。老者，实属其尊称也。后来儒门弟子因孔子称师为老，遂不敢改称，由是相传，久而久之，相因成习。至于战国时期影响较大的道家一派，他们本是老聃的信徒，当然不会反对儒家‘册封’的尊号，改称老子为李子的。”（陈景超：《老子新证》 香港春秋图书有限公司 1984年。）
另一种观点认为老子并不姓李而是姓老。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认为，老子姓李名耳的说法不确实。他提出《礼记》《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都称老聃或老耽，他认为：“聃和耽本是音近而假用的字。此外，则庄子、韩非等书又同时称他做老子。”他因此非常肯定地指出：“据当时人普通的称谓，老聃的老字是他的氏族的名称，因为当时称子的，像孔子、有子、曾子、阳子、墨子、孟子、庄子、惠子以及其余，都是氏族下面加子字的”，“老聃在古书中丝毫没有姓李的痕迹，……我们只能依一般古书的称谓老聃或老李，无论如何总不致于上当吧！”（唐兰：《老聃的姓名和时代考》文学周刊 1930年第13期。按：此段转引自李延良《破译千古之谜——以民族学诠释老子的姓氏、身世与归宿》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年10月总19卷第5期。）马叙伦先生也曾指出老子氏老，“老聃者，氏而字之。”肯定了老子姓老而非姓李。（马叙伦：《老子校诂》古籍出版社1956年7月第1版 第22页。）
再一种观点认为“老”与“李”在古代音相近，可互转通用。高亨先生：“余谓老、李一声之转，老子原姓老，后以音同变为李，非有二也。”并举证：“周秦旧籍，若庄、荀、韩非、吕览、礼记、国策等，于孔墨大师皆举其姓，独于老子则称老聃而不称李聃，称老子而不称李子，明见老子原姓老矣。”（高亨：《〈史记·老子传〉笺证》罗根泽《古史辨》（第6册），第441～473页。）姚鼐：“老子者宋人，子姓，老其氏，子之为李，语转而然。”（姚鼐：《老子章义序》。）姚鼐先生与高亨先生的看法基本一致，又略有不同。都承认老子以老为氏，不同点在于音变（语转）的对象不同。高亨的观点是“老子，即李子”，姚鼐的则是“老子，即老李”。古棣先生则另有看法，他认为“‘老’是他称，‘李’是自称，上古音‘李’字入之部，‘老’字入幽部，二字元音相同，可以通假，异地人把‘李子’写成‘老子’，并且扬了名（大概同宋国人庄子屡称‘老子’、韩国人韩非著有《解老》《喻老》有关）。这种现象在春秋后期至战国末是常见的。”（古棣、关桐：《老子其人及其争论》 老子十日谈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 年。）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李耳”是老聃的小名。孙以楷、甄长松《庄子通论》：“杨雄《方言》：‘虎，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李耳。’方以智《通雅》卷四十六：虎‘或曰狸儿，转为李耳。’看来，生于陈、宋、楚之交的老聃，可能小名叫小老虎（狸儿），音转为李耳。……老子生年——西元前571年，那一年正是庚寅年，即虎年。虎年出生，小名为小老虎，这是很自然的事。而小老虎，在老子故乡又叫做狸儿，于是老聃的小名小老虎就成了狸儿，音转而为李耳。”（孙以楷、甄长松：《庄子通论》 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53～54页。）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独辟蹊径，颇有新意。李延良先生从民俗学、民族学的角度，探索老子为何又称老聃、李耳。他认为“老聃有可能是虎族首领，老有时写为李。”“彝族等少数民族，以虎（罗）为民族的图腾，以虎头作为首领的名字。那么我们也就知道了‘老’就是罗、牢、喇，都是虎的彝语音转，而‘李’也是罗、牢、喇的音转。”“推测‘老聃’原是‘喇（罗）他’的音转。”“至于李耳之名，在楚国故地，今湖南、湖北一带的土家族，其语言亦属汉藏语系彝语支，他们虎为李（也就是罗），方言称虎为狸儿，狸儿可转为李耳。可见李耳也就是虎。”（李延良：《破译千古之谜——以民族学诠释老子的姓氏、身世与归宿》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年10月总19卷第5期第113页。）
伏俊琏先生认为：“老子本姓‘老’，‘李’是‘老’的同音代替字，李耳是西汉人对老聃的一种叫法。”（伏俊琏、王晓娟：《〈老子〉的作者及其成书时代》载于《求是学刊》2008年3月第35卷第2期第136页。）
李水海先生认为：“李氏应出自理官的皋陶。皋陶、偃姓，当然李氏出于偃姓。……总之：老子姓偃，氏李，则为的论。”（李水海：《老子姓氏考辨》无锡教育学院学报 第21卷第1期 2001年3月 第12、15页。）
王红、吴战洪先生则认为：“综合先秦时‘姓’‘氏’‘名’‘字’的内涵要义、称命规则及成例，‘吹律定姓’‘推律定氏’之古制，先秦典籍中对老子的称谓实况……，其本义谓老子之老氏乃源出于李姓，老子姓李氏老合理可信。”（王红、吴战洪：《司马迁“老子姓氏名字说”研究（下）》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第35卷第4期 2019年4月 第20页。）
至于老子的名、字的问题，争论在字上。名没有问题，即耳。先秦典籍书老子之名，多用“老聃”，唯《吕氏春秋·审分览·不二》及《审应览·重言》用“老耽”。“聃”与“耽”，同音相通。
最早提老子字“伯阳”的是西汉人刘向。《列仙传·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陈人也。”《列仙传·容成公》：“道贯黄庭，伯阳仰俦。”
张守节《正义》：朱韬玉札及神仙传云：“老子，楚国苦县濑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阳，一名重耳，外字聃。”《史记三家注》“索隐按：许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阳，非正也。然老子号伯阳父，此传不称也。正义聃，耳漫无轮也。神仙传云：‘外字曰聃。’按：字，号也。疑老子耳漫无轮，故世号曰聃。”
这里请大家关注几个字眼： “本字伯阳，非正也”、 “外字聃”。既然言伯阳为“本字”，聃为“外字”，为何又说“伯阳”是“非正”呢？
东汉时王阜《李母碑》、边韶《老子铭》，以及北魏崔玄山《濑乡记》，均称老子字“伯阳”。
较早的一批学者就关注“字伯阳”的说法。据姚鼐《老子章义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杂志》、高亨《史记老子传笺证》考证，这是后人取神仙家书改窜之笔，当删去。
除此之外，还有老子与周太史儋、老莱子、老阳子等人的关系问题，都是纠缠不休的历史悬案。
司马迁在《老子列传》中云：“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西汉时，老子与太史儋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搞不明白。针对这一谜题，以孟康、毕沅和汪中为代表的一批清代经学、考据学大家，主张周史儋即老聃。
钱穆考证后认为：“战国言老子，大略可指者，凡得三人。一曰老莱子，即《论语》荷篠丈人，为孔子南游所值。二曰太史儋，其人在周烈王时，为周室史官，西入秦见秦献公。三曰詹何，为楚人，与环渊、公子牟、宋玉等并世。自以老莱子误太史儋，然后孔子所值之丈人，遂一变而为王室之史官。自以环渊误关令尹，然后太史儋出关入秦，遂有人强之著书。……今为分别条理，则孔子所见者，乃南方芸草之老人，神其事者由庄周。出关游秦者，乃周室史官儋，而神其事者属秦人。著书谈道，列名百家者，乃楚人詹何，而神其事者，则为晚周之小书俗说。其混而为一人，合而为一传，则始《史记》。”（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老子杂辨》，商务印书馆 2001年8月版。）
罗根泽、谭戒甫、金德建先生认为周太史儋即老子。（罗根泽：《再论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古史辨第6册第649页。谭戒甫《二老研究》古史辨第6册第488页。金德建《先秦诸子杂考》，《老聃学说出于史官考》载于《求是学刊》1980年第3期第73页。）
郭沂先生认为“太史儋与老聃非为一人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与孔子并时且年长于孔子的老聃是确实存在的。……我的意见是，简本《老子》出自老聃，今本《老子》出自太史儋。”（郭沂:《从郭店楚简〈老子〉看老子其人其书》哲学研究 1998第7期第53页。）
清代孙星衍、近代谭戒甫先生认为老莱子即老子。（孙星衍:《问学堂集·文子序》 中华书局 1996年7月版。谭戒甫《史记·老子传考正》，《古史辨》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版，第518页。）
喻几凡先生认为老子就是老莱子。在其《老子考辨之一》中提出“老子不是李耳”。（喻几凡：《老子不是李耳——老子考辨之一》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3月第32卷第2期 第145页。）后提出“老子不是老聃而是老阳”。（喻几凡：《老子不是老聃而是老阳》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月第23卷第1期第23页。）在其老子考辨之三中，又提出了“老莱子即老子”。（喻几凡：《老莱子即老子——老子考辨之三》求索2009年5月 第209页。）
李水海先生提出老子非为老阳子，也不是太史儋，认为老聃就是老聃，太史儋就是太史儋，他们是两个人，根本不相涉。（李水海：《老子非为老阳子考辨》无锡教育学院学报 第13卷第1期 1999年3月第15页，《老子不是太史儋考证》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卷第2期2002年4月第34页。）
李零先生认为：“《史记》即明言老子‘姓李氏，名耳，字聃’，可见这个‘老子’其实是‘老李子’。而老莱子，刘向《别录》谓‘老莱子，古之寿者’，学者也多认为‘老’是同样的意思，‘莱’亦氏称。既然楚文字中的‘李’、‘莱’皆从来，读音相同，写法相近。我们怀疑，这个‘老李子’和同是楚人、同是道家的‘老莱子’或许是同一人。”（李零：《老李子和老莱子》载于《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2期/道学研究 第42页。）
以上这些问题，研究者颇多，还有多家观点，在此不再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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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贵族男子的身份，除了“爵、职、号、谥”之外，最基本的则是“姓、氏、名、字”。先秦时期姓与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秦之后姓氏趋同，到西汉司马迁著《史记》时，姓氏已不分。如记春申君黄歇，写作“名歇，姓黄氏。”黄歇的身份，实际是：“芈（嬭）姓、黄氏、名歇，号春申君。”同样，记老子写作“姓李氏，名耳，字聃。”老子的“姓”已略去不著。
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说文》曰：“姓，人所生也。从女从生，生亦声。”感天而生者母也。神农母居姜水、黄帝母居姬水、舜母居姚虚，因以为姓，故从女生，会意。其子孙复析为众姓，如黄帝子二十五宗十二姓，则皆因生以为姓也。姓表明的是血缘关系，其作用是“别婚姻”。《左传·昭元年》：“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 贵族女子称姓，不称氏。如芈（嬭）加（曾侯宝夫人）；哀姜、叔姜，皆为齐女，嫁鲁庄公。
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疏·释例》：“别而称之谓之氏，合而言之则为族。”氏，即支。古代贵族男子标志宗族系统的称号。“氏”自“姓”出，夏、商、周三代，氏是姓的支系。氏表明的是身份归属，其作用是“分贵贱”。贵族男子称氏。如屈原、景差、宋玉。
名与字，既有联系，又有着根本的区别。《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孔颖达疏：姑生三月而加名，古云幼名。《礼记·曲礼上》：“男子二十冠而字。”《仪礼·士冠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礼记正义》孔颖达疏“冠字”：“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
周代贵族生下男孩后，在满三个月的时候，由父母或尊长给起名，即所谓幼名。二十岁算成年，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将垂发束起来，挽在头顶，戴上冠，着礼服，并由贵宾根据他的名给他起一个字，谓之“冠字”。自此之后，列入丈夫行列了。
名与字是一个人的 “标志符号”。名一般为家族长辈称呼，而字则被外人称谓，否则被视作无礼。《左传·桓公七年》杜注：“名，贱之也。”
先秦时期重名的人很多，重字的人也很多，但名与字皆重的却很少见。人的一生一般只起一次名一个字。身份地位变化的，会另起一名一字。名先字后，一定要使字与名有意义上的联系。古人名与字之间，往往互为表里，义相比附。在古文中，名多与氏相连，如悼滑、昭常、景阳。字则常单独称用，如子仪、叔敖、华父、乐甫等。
古往今来，老子的姓氏之谜，之所以未解，是因为古老的命氏机制失载了。夏商周，谓之三代。夏商既久，文字渺然，不可考尚可理解，那么周代呢？如果说夏商是以“姓”为氏族部落标志的时代，那么周就是一个以“氏”为宗族社群标志的时期，这个时期恰恰也是中华民族姓氏大产生大爆发的阶段，自秦之后这样的局面便戛然而止了。
然而，颇为吊诡的是，无论是传世的经典文献，还是出土的金文、简牍、帛书，对周代的“氏”是如何产生的都乏记载。被称作儒家经典的《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涵盖了周代的政治制度、宗法制度和礼仪制度，被称为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蓝本和百科全书，内容详繁，包含设官分职、分封、纳税、兵役、冠、昏、丧、祭、朝、聘、燕享等典制，但遗憾的是唯独缺失姓氏一块。
最早的姓氏学著书当属《世本》。姓氏学研究的鼎盛时期是在唐宋，出版了较多颇有价值的姓氏学论著。唐代林宝《元和姓纂》、北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南宋郑樵（公元1104年～1162年）《通志·氏族略》等书影响最为深远。其中尤以郑樵的《氏族略》为最。
《氏族略》共收录姓氏2255个。在研究了古代姓氏之后，郑樵将姓氏起源归为32类，同时还从中得出“因生赐姓，胙土命氏”和“男之称氏，所以别贵贱；女之称姓，所以别婚姻”两条姓氏学的基本原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贡献！在这32类中，命氏形式多样，简言之有“以图腾为氏、以国为氏、以地为氏、以邑为氏、以王父字为氏、以官为氏、以号为氏、以名为氏、以谥为氏”等等。其旁征博引，考释甚详，对中国姓氏源流做了历史性概括，这是了不起的贡献。但受制于当时的条件，里面错误也较多，存在主观臆断。郑樵自谓“今所推有三十二类”，以为找到了答案，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南宋人洪迈（公元1123年～1202年）在其《容斋随笔》中曾感叹说：“姓氏所出，后世茫不可考，不过证以史传，然要为难晓。自姚、虞、唐、杜、姜、田、范、刘之外，余盖纷然杂出……千载之下，遥遥世祚，将安所质究乎！”
可见一直到到宋朝后期，姓氏问题仍存在诸多盲点。郑樵之说固然不错，但命氏究竟如何“操作”，时至今日，仍是一笔“糊涂账”。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姓氏从来就不是单个家族的事，而是一个国家问题。它一开始就与血缘密切相关，与氏族权力相因。从禅让制到世袭制，姓氏在氏族权力、国家权力的传承上作用甚巨。
自夏代之后，中国开始了“家天下”的局面，氏族宗法制应运而生。在宗法制下，划定社会等级的标准不是能力与道德，而是血统，在“为王、封君、生享、死葬、飨祀”中，血缘关系决定一切。由此围绕着“王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家国体系，包括封建制（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等，以实现“同姓从宗，合族属”，达到平衡、安定、和谐的目的。
在家国体系中，其核心是宗法制。大多数人认为宗法制的目的在于保护王族的政治特权、爵位和财产权，同时有利于维系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这是对的，但往往忽略了另一个方面，即其目的还在于削弱公族权力，防止形成强族大宗，危及到王权的传承。
在宗法制中，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即“分族”与“命氏”。在命氏上，采取“分级立氏”。
分族命氏规则（略）……
分级立氏从氏族宗法而论，父死子继，国家政权体系是一个树形结构，以王族为主干，以公族为主枝；主枝又成为宗族的主干，在其上分生二次枝；二次枝又成为次生主干，分生三次枝......持续分支，直至完成由贵族（公、卿、大夫、士）到庶民的衍化，这一过程正是分族与命氏（立氏）的过程，二者是同步进行的。
命氏是一种国家行为，它是一把双刃剑。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王室（公室）的利益，为了维护氏族的稳定。一方面赋予公族权利，另一方面要加以制衡，削弱他。削弱他就是不让他形成强族大宗，最好的办法就是“立氏”。因此，立氏对公族来讲既有利，也有弊。
以宋国而论，宋公为了保护公子、公孙的权益，不让世子之外的人觊觎君位，自世子起剥夺他们为国氏（宋氏）的权力，赐予新氏。同时为了防止形成同氏大族，在世子立氏之后，还要继续不断地分立，即更立新氏。
一、分级立氏下的大宗与小宗
在氏族宗法制下，家国同构。随着家族人口的增长，宗族就像一个“小国家”。宗子为掌控整个家族的秩序，在大宗之下，分立诸多小宗。而这正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大宗与小宗的问题。然而大宗与小宗是相对的。小宗之下再立新宗，小宗又成了新宗的大宗。再立氏的行为当由大宗族长负责，召集室老、家臣等人来完成，涉及到封邑的，自然还需向君主告示。
关于立氏的称谓，古史未载。鉴于下文复述的需要，我把世子立氏称作一级立氏，之后立氏分别称作二级立氏、三级立氏……就桓族而言，鱼氏、荡氏、鳞氏、向氏，皆为一级立氏，为大宗氏。就向氏而言，小司寇鳣系世子，向氏是一级立氏；东乡氏、桓氏、司马氏、合氏则是二级立氏；其后立氏不详。
二、氏以别贵贱
郑樵云：“氏以别贵贱”。别，分开。贵贱，此指身份的尊卑。别贵贱，即将尊卑区分开来。
那么，“氏”怎么来划分“贵”与“贱”呢？
应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本宗之内，一级氏要贵于二级氏，二级氏要贵于三级氏……，反之则贱。就同级氏而言，早立氏的地位稍高于晚立氏的。二是本国同姓氏族之间。以国氏为最贵；同级氏之间尊卑是相同的；不同级之间的氏，由一级氏到二级氏、再到三级氏……依次由贵到贱。三是异国之间。国君的地位以爵位高地分贵贱，其后代大概以此为准，同一级的氏，公爵子孙的要贵于侯爵子孙的、侯爵的又贵于伯爵的、伯爵的又贵于子爵的……。
先秦时期，人物的高低贵贱从称谓上表露无遗。一般而言，予人尊称，多称对方为“某子”，此即诸子百家之由来。可是人们发现，当孔子与老子并提时，二人的称谓是不同的，一个尊称曰“孔子”，另一个则直呼其名为“老聃”。《孔子家语·观周》：“至周，问礼于老聃。”《庄子·天运》曰：“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庄子·内篇》：“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吕氏春秋·当染》：“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
既然是孔子向老子请教，当以老子为师，怎么会直呼老师的名字呢？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有人归咎于儒道之争，然庄子是老子的尊崇者，为何他也如此这般称谓呢？更有甚者，当孔子、老子、列子等人并提时，列子被称作“子列子”，又高高在孔子之上。《吕氏春秋·览》：“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这又是为什么？
显然，列子的身份贵于孔子，而孔子的身份又贵于老子。原因就在于他们立氏不同，级别不同。到西汉时，司马迁著《史记》已不在再顾及这些，“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已不再直呼老子其名。
《墨子·耕柱篇》：“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仲尼对曰云云，子墨子闻之，曰：叶公未得其问，仲尼亦未得所以对。”这里称仲尼，不言孔子，而墨子则称子墨子。墨子的身份又贵于孔子。不同语境里的称谓，凸显身份贵贱，可以洞见主人公地位的尊卑。
太史公赞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可谓至圣矣！”却又云：“孔子贫且贱。”三家注史记绝言不释“贱”字。有人解作孔子地位低下。我认为不确。孔子曾任鲁国大司寇，摄相事，地位不低。此“贱”，实指氏贱。如此，老子的氏比孔子还要低贱。具体为何，我们后文再讲。
在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立氏的过程是有序进行的，具体到一个大宗要分立几次氏，现在还不好说。从目前掌握的信息分析，至少要立三次。从历史记载来看，多呈现的是一级氏和二级氏，三级氏及其之后的相对低贱，于史不书。而这正是今天很多家族找不到姓氏出处的主因。
宋国由于继承法的问题，君位之争尤为激烈，家族矛盾突出，极易造成立氏的断裂。在《春秋左传》中，我们更多地看到宋国公子、公孙以及大宗氏的“出奔”。战国辞赋家宋玉，其身份最小在公孙之上，否则其很难成为楚顷襄王座上宾，更遑论任楚大夫。宋玉“出奔”到楚，居处在城阳城（今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带，以“宋”立氏，后人失去优渥的环境，不会再分立新氏。其实在宋玉之前，楚国已有大量宋氏人员，《包山楚简》中发现14个，分居于蔡、鄢、夷阳、定阳、喜沱等地，有的在楚为官，他们都是宋国公子、公孙“出奔”的结果。
张彦修先生根据《春秋》、《左传》和《国语》，研究得出：“（春秋）宋国出奔总计47人次和一次武、穆之族集体出奔，主要出奔到楚、郑、陈、鲁、晋等国。”这些流亡的贵族已没有了再立新氏的土壤和必要，他们也不可能愿意以低贱的身份立身处世于他国。
三、古人“更氏、更名、更字”之谜
在大宗与小宗的问题上，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我们知道君位继承无论是父死子继，还是兄终弟及，都不涉及到更氏的问题。然而在宗族内部，若小宗氏之人担任了上一级大宗氏的族长，则需要更改氏。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桓魋”又名“向魋”的问题。然而据我研究，在这一问题上不仅仅是更氏的问题，而且还要更名和更字。
《左传》：“（襄公十五年）春，蒍子冯为大司马”。又“（襄公二十一年）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音wei）子冯为令尹。”“（襄公二十五年）楚薳子冯卒。”蔿子冯与薳子冯为同一人。
蔿子冯是楚康王时的大司马、令尹，自称“楚叔之孙”（按：楚叔即薳章）。蔿子冯是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群M2墓主，出土铭文作“倗”。有学者认为“倗”与“冯”系假借，然而并非如此。《左传》中的蒍子冯，即M2墓主薳子倗。薳氏是大宗，蔿氏是小宗。蔿子冯先任大司马，后转任令尹，以其威望，被拥立为薳氏大宗族长，更氏为薳，更名为倗。
薳章是楚武王之弟。淅川和尚岭一带是薳氏宗族墓地，和尚岭楚墓、下寺楚墓和徐家岭楚墓分别是薳氏、蔿氏和化阝（音wei）氏的家族墓地。蔿子冯虽然担任了薳氏大宗族长，但他仍然葬在了自己家族蔿氏族群的墓地里面，这对研究楚人的葬俗非常重要。
更氏更名之事，在楚君中多有存在。《左传》昭公十二年，“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熊居，即楚景平王。《正义》云：“楚公子弃疾弑君取国，改名为居，经书楚子居卒，是从其自称也。”因为“弃疾”是幼名，为长辈所起，而“居”系即位后的更名，所以《正义》云“从其自称”。楚灵王本名围，即位后更名虔。《正义》：“楚公子围弑君取国，改名曰虔，经即书虔。”楚悼王本名疑，即位后更名恷（出土文物《楚王酓恷铜盘》）。他们三人都不是以太子身份即位为王。
这种更氏更名的状况，最早还可推及到楚先。在楚人的祀统上，祭祀“三楚先”，除了老童、祝融之外，第三位称谓较为混乱。
新蔡葛陵楚墓卜筮简：
甲三：35［老］童、祝融、穴熊芳屯（豘）一〼
甲三：188、197〼…举祷楚先：老童、祝融、□（鬻）酓各两牂…〼
乙一：22〼又（有）敚祟简于司命、老童、祝融、穴酓…〼
包山楚墓卜筮祭祷简：
第六组：217〼…举祷楚先老童、祝融、□（鬻）酓各一牂，……〼
从新蔡葛陵楚墓竹简来看，有“穴熊”“穴酓”与“鬻酓”，且是并列使用的。包山楚简作“鬻酓”。此种现象很令人费解。直到近年《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安大简”）》的出现，这一问题才得到了解决。
《安大简》载：“融乃使人下请季连，求之弗得。见人在穴中，问之不言，以火爨其穴，乃惧，告曰：酓。”使人告融，“融曰：是穴之熊也。乃遂名之曰穴酓，是为荆王”。季连，即穴之熊，亦称穴酓。证明穴熊、穴酓、鬻酓，实为一人。
“三楚先”之一的鬻酓（字季连），本名穴熊（一曰：穴之熊），以熊为氏，在成为嬭（芈）姓部族首领嚣（敖）之后，更氏曰酓，更名曰鬻，称鬻酓。《史记》作鬻熊。这也是为什么楚人被称熊人的原因。
在先秦文献中，楚君被称作“芈姓熊氏”，而出土文献均作“嬭姓酓氏”。“芈”与“嬭”音同，可视作“嬭”字的改写。那么“熊”与“酓”是什么情况呢？世人做了种种猜想，但谁也说不清楚。原来他们是两个同姓氏族，熊氏为嬭姓小宗，酓氏为嬭姓大宗。
战国时期，楚辞作者屈原，为芈姓屈氏。《离骚》：“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可证其名正则，字灵均。初任楚怀王左徒（按：左徒即佐徒，太子继位前的随侍人员），后擢楚大夫。在成为屈氏某宗族长之后，更名曰平，更字曰原。按古代称谓习惯，应称屈平。《史记》称屈原，乃贾谊、太史公所为。
1971年11月，河南省博物馆在新郑“郑韩故城”，发掘出土了一批窖藏韩国铜兵器，其中两件铜戈铭文分别为：
“四年，郑令韩熙、司寇长朱、武库工师弗□、冶尹□造”；
“五年，郑令韩熙、司寇张朱、右库工师春高、冶尹□造。”
据黄茂琳先生考证，“由郑令韩熙所督造的三年戈与六年戈，肯定是韩桓惠王三年与六年所造。”
郝本性先生认为，“郑令与司寇是兵器的督造者和监管者。工师应是兵器的监工者。冶尹或称冶，应是当时铸造兵器的直接掌管者，掌握兵器合金比例，即《考工记》所谓‘冶氏执上剂’。”
黄茂琳先生认为：“长朱，即张朱。”同一时期，同一司寇，其名一作“长朱”，一作“张朱”，肯定为一人，但学界对这一现象并没有作出解释。在同批出土的文物中，韩桓惠王元年至三年的司寇为芋庆，六年的司寇是向□，七年至八年的司寇是史狄，故长朱任韩国司寇的时间为两年。
“长朱”一名还现于早先出土的一枚青铜矛。矛铭为：
“五年，郑令韩□、司寇长朱、左库工师阳□、冶尹□造。”
同为韩桓惠王五年的兵器，戈作“张朱”，矛作“长朱”，足证为一人。之所以一人二名，实际“长氏”为大宗，“张氏”为小宗。“朱”为幼名，在成为韩国司寇（长氏大宗族长）之后，由“张氏”更为“长氏”，名未更改（按：其字不详）。疑此支系太史辛甲之后，为妘（？出土金文未解，笔者认为是妘）姓张氏。联系宋国桓魋，又名向魋，可见在春秋末期之后，一直到战国时期，欲执掌氏族权力，小宗递升为大宗，更氏是必须的，但更名的情况被弱化了。
宋国的国君也有更名的状况。宋元公（？～公元前517年），《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作“宋公佐”，出土文物（首都博物馆藏宋公差戈）作“宋公差”。“佐”系元公为公子时名，“差”为元公任君主（或立为太子）后更名。宋景公（？～公元前453年），宋元公之子，本名“头曼”（《史记·宋世家》），立为太子后更名“栾”（《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年表》作“兜栾”。有青铜器宋公栾簠，铭文：“有殷天乙唐孙宋公栾作其妹勾吴夫人季子媵簠。”另寿县出土有宋公栾戈。
以上仅举数例。先秦时期，古人更氏、更名、更字的记载，不胜枚举。大到王侯将相，小到家族族长，都大量存在。
古人因身份地位转换，或更氏、或更名、或更字的机制发轫于何时？今无从知悉。季连系商末之人，可证此种状况并非源于周代，当是殷礼的一部分。从现有的资料分析，这一制度应广泛适用于先秦时期各诸侯国。至于更名的原因，目前尚未明晰。按照传统继承法，父死子继，太子是合法继承人。而一般太子多为嫡长子，称伯。如果其他人即位，以仲、叔、季身份，显然有悖于礼制，所以需要更字，随之亦需更名，如此才能“名正言顺”。
《礼记·檀弓》“姑生三月而加名，古云幼名。（孔颖达注）”《礼记·曲礼上》：“男子二十冠而字”。三月加名，为幼名。二十冠字，为本字。至于后来所更的名与字，具体怎么称谓，史书没有记载。为了下文叙述的需要，参照《论语·子路问政》：“必也正名乎”，我把所更的“名”称作“正名”。
正名者，名其政也，使名实相符。更字是因为身份的变化，比如为王、为君、为宗长，而王、君、宗长均为号，因此所更的字可视作“号字”，供外人称谓。《正义》引神仙传云作“外字”，下文仍以“外字”称之。
正名与外字，一如幼名与本字，同样互为表里、义相比附。以屈原为例，“正则”是屈原的幼名，“灵均”则是屈原的本字（按：汤炳正先生认为“则”“灵”分别是名与字的附加词。）更名后，“平”是屈原的“正名”，“原”则是“外字”。正与均、平与原，皆可构成比附关系。
四、李耳、老聃，本一人
李耳不称李子，而称老子，是因为李耳就是老聃。“老”与“李”都是氏，二者是大宗与小宗的关系。老是大宗氏，李是小宗氏，此可反证李耳担任了老氏大宗的族长。老子本名（幼名）耳，起初担任李氏小宗族长，在担任了老氏大宗族长之后，才更李氏为老氏，更名曰聃。至于“老”和“李”所表之“义”，则要看其上承先人所取名字的本义。
到西汉时，李耳的身份信息已很模糊，但老聃与李耳系一人，这是毫无争议的。太史公言李耳“字聃”。按先秦时期的称谓习惯，氏与名关联，一般不与字并称。同为西汉人的刘向则言：“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东汉·边韶《老子铭》亦言：“老子姓李，字伯阳。”“耳”与“伯阳”，互为表里，较为可信。
东汉人王阜在《老子圣母碑》云：“老子名耳，字伯阳，号曰聃。”他把“聃”视作老子的“号”。此可证“聃”是后称。《广韵》：号，名号也。《说文解字》：号，呼也。《仪礼·士冠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君父之前称名，他人则称字也。”男子成年之后，需要冠字。因从幼名而来，也称“本字”。在成为宗长之后，所更的名（正名），也是可以被外人称谓的。号是个广义词，如王是号、谥是号、字是号，“正名”也是号，故老聃之“聃”也可以视作“号”。大概太史公所言“字聃”，是指“号字聃”，实为名。
《太上老君金书内序》：“吾今姓李，名耳，字伯阳，外字老聃。”《正义》：朱韬玉札及神仙传云：“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一名重耳，外字聃。”《史记三家注》索隐按：“许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阳，非正也。然老子号伯阳父，此传不称也。正义聃，耳漫无轮也。神仙传云：‘外字曰聃。’按：字，号也。疑老子耳漫无轮，故世号曰聃。”
《说文解字》：“聃，耳大垂也。”说明老子的耳朵长得很有特点，双耳垂肩，并非耳漫无轮。幼名曰耳。耳朵突出在两颊之外，从阴阳的角度讲属阳，本字“伯阳”正合其名。所谓伯阳父，伯是行，阳父是字。非正，大概是讲不是更名后所更字，所以才“此传不称也”（按：传，指太史公《老子列传》））。由此看来，老子可能没有更字，因为“正名”也是可以被外人称呼的，所以才有“号曰聃”“字聃”“外字老聃”之说。
鹿邑太清宫
老子姓氏之谜简述老子，幼名耳、子姓、李氏、字伯阳，宋国华邑濑乡曲仁里人。李氏源于老氏，为小宗。
老氏，戴族华氏之后。宋戴公生好父说，说生华父督，督生世子家。家，以地（邑）为氏，立华氏。华家生华御事及华男（字季老），华男生华郑及老佐。佐，以亲父字为氏，立老氏。老佐生老彭及仲傀。傀，以亲父字为氏，立李氏，生李耳。
耳祖父老佐，戴公五世孙，子姓老氏始祖；公元前576年任宋大司马，公元前573年卒于彭城。耳伯父老彭，以教职为业，生老阳及老莱。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耳父仲傀，子姓李氏始祖，从兄为教职。孔子云：“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以身份定教，即“分类施教”。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皆受益于老彭、仲傀兄弟二人。老子“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盖缘于家学。
公元前530年（周景王十五年，鲁昭公十二年，宋元公二年），甘简公卒。老阳子因涉足甘党之争，被刘献公所杀。老阳生前为老氏族长。之后，李耳继任老氏族长，遂更李氏为老氏，更名为聃，时称老聃。更字情况不明，本字伯阳。是年，李耳54岁左右。
按：本篇系《老子其人与宋国历史若干问题考辨》（著作权登记号：鲁作登字2022—A—00769184）第三章第三节，第五章第一节、第四节，有缩减。
作者简介：
景广海，男，1965年5月出生，笔名溪河子，山东省邹平市人。先秦姓氏名学爱好者，著有《景氏源起与楚史若干问题考辨》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9。《老子其人与宋国历史若干问题考辨》著作权登记号：鲁作登字2022—A—00769184
景广海著，著作权登记号：鲁作登字2022—A—00769184
本书主要看点：
1. 首次揭示周代“氏以分贵贱”的真正含义。在“分族命氏”基础上，提出“分级立氏”的概念、原则及模型。这一模型对其他诸侯国具有普适性。
2. 首次利用姓氏名学原理，破解老子姓名之谜、身世之谜、家族世系之谜、籍贯之谜、生卒年之谜、行迹之谜。
3. 首次揭示“李氏起源”之谜。利用古文字学，对“李”字进行释读，证实李氏多源。破解了学界对《史记·老子列传》中“老子之子”的疑惑，司马迁错将宋国的子姓李氏和魏（晋）国的姬姓李氏进行了“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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