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父母亲为题材表现的绘画作品很多，其中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孙滋溪的油画《母亲》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夜，漆黑的夜，一束冷光射进阴暗的牢房。一位年轻的母亲，身带重镣，赤着双脚，伫立在黑暗之中。她右手紧紧抱着刚刚满月的婴儿，他哪里知道这是妈妈最后一次给他喂奶呢？母亲低下头，深情地望着可怜的宝宝，禁不住的泪水顺着面颊和胸膛滴落下来。看到这生离死别的场面，怎不叫人心碎！
孙滋溪的油画《母亲》重重地撞击着我的心。
孙滋溪《母亲》
古往今来，母爱一直是人们讴歌的主题。在中国，在世界，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以不同的艺术语言创造过不同类型的母亲形象。今天，画家笔下的母亲，不是沐浴在阳光下为孩子哺乳的母亲，不是守护在宝贝身旁哼着摇篮曲的母亲。不，这是一位受尽敌人折磨，行将和骨肉分离，内心充满无限悲痛的母亲。
她青春美丽，刚刚享受着做母亲的喜悦；可今天，却要迎着黑暗和死亡，为了信仰，为着壮丽的事业，为着千千万万母亲和孩子的幸福，贡献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和炽热的母爱。这是何等悲壮的诗篇，何等宽广的胸怀，何等高尚的情操，何等博大的母爱！画家以真挚的感情，深邃的思想，塑造了一个革命母亲的典型，谱写了一曲无产阶级母爱的颂歌。
多少年来，表现人情、人性，爱情和母爱一直被不加区别地当成“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在一些文艺作品中，几乎把人性、爱情、母爱和革命完全对立起来，把革命战士统统描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响哨哨”、“硬梆梆”的钢汉子、铁姑娘。表现英雄人物就义，虽有象《狼牙山五壮士》那样的佳作，但也确有为数不少“拿架势”的作品。
歌颂革命战士的英勇斗争固然是揭示英雄精神世界的重要方面，但不从生活出发，不从具体人物的个性出发，一味概念地表现所谓的英雄气慨，自然难免出现千篇一律的贫乏形象。革命者也是人，和普通人一样，有着复杂的情感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因此，根据现实生活所创造出来的英雄形象也应该是饱满的，丰富多采的。恩格斯说：“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革命的艺术家就是要善于在千千万万革命者中发现带有典型意义的‘这个’。
画家孙滋溪从生活出发，以赵云霄烈士的事迹为依据，遵照现实主义艺术创作原则，大胆地塑造了一个充满着母爱之情的革命者形象。画家在介绍创作《母亲》的经过时说，他的创作冲动是读了赵云霄烈士在就义前写给刚刚满月的婴儿——启明的遗书而引起的。
他说：“我含着泪水读完遗书，心头久久不能平静......每读一次都会激起我感情的波澜。我想，为什么这份遗书能这样震撼我的心弦呢？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就是因为遗书中不但凝聚着烈士对革命事业的忠贞，而且还充满了烈士献身时迸发出的母爱之情。她既是一位坚贞的革命者，又是一位慈爱的母亲。由于为革命献身的时刻已到，她那母爱被激发得比任何时候都强烈，而这强烈的母爱之情又使她那献身精神显得愈发崇高而伟大。”
这里，我们看到，画家从生活原型——烈士身上发掘了无产阶级母亲的共性与个性、“革命献身精神”与“母爱之情”的辩证关系，从而获得了一个既是“典型”的又是“单个人”的形象。
“艺术的真正生命力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与描述。”(歌德语)“在每个被描写的人物身上，除了一般的阶级特点之外，还必须找出对他最有代表性，而且最后会决定他在社会上的行为的个人特点。”(高尔基《论剧本》)在《母亲》的构思中，烈士临刑前迸发出的母爱之情，就是画家为人物找到的“最有代表性”的“个人特点”。画家只有紧紧地抓住它，着力地表现它，才有可能创造出一个有血有肉富于个性化的英雄形象。
绘画不同于文学，不可能通过对事件发展过程的描写来展示人物的心理。这就要求画家必须善于选取最能集中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瞬间动作和情节，要求画家有以小见大，以一当十的本事。然而，这是很难的。选择怎样的情节，把握哪个时刻，最能充分地揭示母亲的精神世界呢？画家绞尽了脑汁，从最初的构图到最后定稿，草图不下五、六张。
开始，画家选取这样一个场面：烈士抱着婴儿，伏身膝上，用颤抖的手吃力地写着遗书，泪水洒落纸上。母亲临刑前给孩子写遗书，事情本身是十分感人的。但用绘画语言难以表现“这个”革命母亲“最有代表性”的“个人特点”。画家放弃了这张草图，又陷入了沉思：必须找到一个能够形象地展现烈士在就义前充满着母爱之情的情节，才能使作品真正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
画家张开了思想的翅膀，烈士奔赴刑场前的情景，像电影一样，在脑子里一幕幕闪过。当“银幕”上出现母亲就要与亲骨肉诀别，给宝宝喂最后一口奶的画面时，画家的思路豁然顿开。
作者日夜冥想的构思，终于突破了。
本来，妈妈给婴儿哺乳，在生活中是极为平常的事，可是在这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间里，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它蕴含着多么丰富的思想、多么强烈的感情！在这生命最后一刻，母亲的全部情爱都倾注到革命的未来和希望——孩子身上了。
这爱怜之情表现得愈充分，就愈能反衬无产阶级母亲的宽广胸怀和献身精神。正是由于画家抓住了这动人心弦的情节，才揭示了母亲高尚的精神境界。
《母亲》是一个悲剧性题材，画家描绘了母亲行将失掉爱子的悲痛心情，深刻地挖掘了处于逆境之中革命战士心灵之美。
悲剧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表现母亲的不幸，不但没有涣散群众的斗志，恰恰相反，却唤起人们对英雄的同情和悲悯，激起对敌人的仇恨，激发人民的斗志，从而收到了特殊的艺术效果。
这种效果的最后取得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完成的。
首先，画家注意了对人物的情绪的处理和把握。他意识到：如果对母亲临刑前给孩子哺乳时的心情，写得不够，难以打动人心；写得过分，又有损英雄的形象。
为此，画家对母亲站立的姿势，头的正侧、俯仰都作了反复推敲。为了选取合适的角度，画家还用泥塑的形式进行尝试，最后取得了刚柔统一的效果。
画家着意追求人物内在心理的表现，巧妙地将母亲面部处理在暗部。她没有话语，只有晶莹的泪水在默默地流着，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对母亲的两只手，画家也作了非常细致地刻划，透过那干瘦痉挛的手，仿佛看到母亲撕碎的心。
另一方面，画家还通过细节描写，如消瘦的躯体、撕破沾有血迹的衣衫、手脚上沉重的镣铐，使人自然联想这位坚强的革命烈士在狱中所受到非人般的折磨和宁死不屈的斗争。作者还运用了艺术夸张的方法，拉长了人物的身躯，使其几乎充满了整个画面，给人以高大坚实的纪念碑感。
画家对于狱中环境的描写，非常简率：在窄长暗绿色的背景上，绘出牢房的铁窗、依稀可见斑驳的墙壁、地面凌乱的稻草。这些都增加了人间地狱的萧索气氛，对人物心理描写起到一定的烘托作用。
《母亲》采用了图文并茂的形式，这是对油画艺术形式的一次大胆尝试。画家从作品内容的需要出发，突破了油画构图的传统格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种新的表现形式的出现，是离不开特定内容要求的。
画家将烈士的遗书经过艺术处理，辅以画面两侧，不单单是构图的需要，也不单单是画面的说明和注脚；那血泪浸染的遗书，已成为整个画面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对深化主题起着重要的作用。看着那跳动的时隐时现用血泪书写的墨迹，倾听慈母爱怜的话语，我的泪眼模糊了。烈士的遗书激起我无限的情思和遐想......
今夜，星光灿烂。我久久不能安眠，仿佛听到母亲的呼唤：启明，我的宝宝，你在哪里？你可曾忘记那黑暗的过去？
赵云霄烈士，这盛世如你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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