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禅修”在年轻人、尤其是办公室白领群体中越来越流行，多数人是为了调节身心、缓解工作压力，选择在休息日参加一些禅修班、养生班等。事实上，这往往是一次南辕北辙的精神求索。
现在“禅修”这个市场过于混乱，良莠不齐。有一些寺庙确实会定期请一些高僧大德宣讲佛法，人家不炒作不收费，还管吃管住，最后信徒凭自觉捐钱。但是，市面上绝大多数能让我们这些普通人接触到的“禅修班”，都是高度商业化的，以盈利为目的，还带有一定欺诈成分于其中的。这种商业乱象就产生了许多让人啼笑皆非的场景，我有个朋友参加了一个在寺庙举办的禅修班，结果来讲课的是个道士，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市场上的禅修班）
另一层面来讲，那些年轻人参加禅修班真的是心向佛法吗？真的是要学习宗教思想吗？举个例子，唐僧我们都知道吧，玄奘法师翻译的《大般若经》有600卷，梵本就有20万颂。要真让他们研究这个那不比上班还累嘛，完全不现实。所以一个道士来讲讲养生，讲讲心灵鸡汤也就可以了，要啥自行车呢。说白了就是追个时髦，有个东西标榜一下自己，假装自己获得了心灵上的慰藉。以至于本土宗教都不够“消费主义时尚”了，不拜一个藏传佛教上师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于是出现了“藏传佛教总共有五百个仁波切，其中三千多在朝阳区”这种梗。
本质上讲，这些参加禅修班的都市白领们需求的只是安慰剂类的心灵鸡汤，就像我以前文章里所说的，当代劳动者很难从工作中找到价值实现和精神归属，只能“病急乱投医”式的从别处饥不择食。本质上来讲，这是一种对现实社会的逃避，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厌倦，而当今的革命叙事又完全缺失，于是实质上属于封建时代意识形态的宗教文化就趁虚而入，填补了这个空缺。
要知道，封建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也是有批判性的，无论是教皇还是大喇嘛，都对资本主义制度不遗余力地攻击。这就是《共产党宣言》里那句经典的论断：“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本主义既然能摧毁宗教的虔诚，那宗教的心灵鸡汤同样能反击资本主义。那些让都市白领趋之若鹜的禅修班主要做什么呢？无非是喝点清汤寡水，讲点成功学糟粕，收了手机早睡早起，再做一些奇奇怪怪很羞耻的游戏。然后都市白领们纷纷表示效果拔群，通过禅修获得了“心灵上的安适与宁静”，根源上还是因为脱离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脱离了剥削与精神上的压迫。
就像我在《互联网科技革命与无产阶级的新枷锁》一文中说的，即时通讯工具的发展让年轻人7X24h都处在“准工作”状态中，老板的一条信息，甲方的一句留言，就能让你即便十一二点躺在家里柔软而舒适的床上，也得迅速切换到工作状态。这让劳动者精神长期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中，难以放松和进行劳动力再生产。这种禅修班都是要把手机收上去的，没有了电子设备和网络，脱离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避免了持续的异化劳动，可不就是“安适与宁静”了么。讲道理有这禅修班的学费，加点钱坐一个豪华游轮，去海上那种没信号的地方，别买船上的WiFi，也一样获得“心灵上的安适与宁静”。
为什么我们要批判这种“用封建思想来对抗资本主义”的模式，根本上讲这种意识形态是落后的、有害的。GQ有一个相关的报道，记者卧底了一个非常火爆的“禅修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记叙的非常详细。在这十天的经历中，最主要的是进行了一些故弄玄虚的打坐，非但没有任何有关佛家精髓思想的体现，反而是靠反复洗脑、群体无意识、甚至威胁的方式控制学员。我甚至怀疑参加了这种禅修班还赞不绝口的是不是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这些不专业的现象在一些“辟谷班”“养生班”中更为多见。辟谷班饿死人的新闻报道比比皆是：“家住仲景路的任女士给记者哭诉，她亲戚今年刚刚57岁，退休后比较注意锻炼身体，就是每年检查身体时血糖有点高，前不久，朋友喊着她一起去参加 辟谷活动，并告知她辟谷不但能减肥，排除身体内的毒素，而且还能降血糖，她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没有想到的是，她在辟谷第二天突然晕倒在地，众人还没将她送到医院时已气绝身亡，家人悲痛欲绝。”（来源：南阳晚报）
我有一位朋友在一家医学类杂志社工作，曾经卧底过一个辟谷班，她写的报道现在还能在网上搜到，只不过她怕被报复用的化名。我朋友记载了她“卧底”的经历：“该老师向我解释，他们所提供的是最传统的辟谷，不借助任何的药物和其他食材，仅仅喝水；而能量来源则依靠‘修行’，吸天地之灵气。所以完全不必担心低血糖的问题，是非常安全的。”不仅如此，这个班的老师还信誓旦旦地向她保证辟谷可以治疗糖尿病。然后她参加了七天，除了喝水真的什么都没吃。按理说这么多人饿了这么久 能撑下去不符合科学啊，而且辟谷饿死人的新闻也不少，这家是何来自信呢？ 结果她把喝的水偷偷取样回去检测一下，水里面加了葡萄糖。这就非常讽刺了，辟谷低血糖的倒是没事了，结果糖尿病的有人死了，这老师还说能治糖尿病，心是有多大。
所以说啊，这些“都市白领”们工作日被资本剥削榨取肉体剩余价值，休息时间还要被宗教鸦片剥削精神榨取剩余的剩余价值，真是闻者伤心，见者落泪。再遇上一些二把刀的组织方，搞不好还有性命之虞；要遇上一些生活不检点的大师，还得学习“男女双修”——我们可有不少名寺古刹爆出桃色丑闻吧，更别说朝阳区那三千仁波切了。
（二）
伪小布尔乔亚或者说精神上的小资产阶级生活艰难，但也精神空虚。平时被工作、公司、老板、甲方草的生活不能自理，又不认同自己属于无产阶级，拒绝接受真正改造社会的方法论，所以只能沉迷于灵修、禅修、仁波切等宗教鸦片。相比而言肥宅甚至都要“进步”一些：我不去工作，不被剥削；我服用信息时代的精神鸦片，我沉迷纸片人、电子游戏，也不会被那些恶心的宗教鸦片利用。讲道理，小姐姐怎么也比大和尚可爱的多吧，“奶头乐”确实是“奶头乐”，但跟封建宗教一比，领先了一个时代呐，至少人家骗钱不骗色不是。更不会要你的命啊，二次元可没说自己能治糖尿病。
认真讲的话肥宅就是在消极抵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某种意义上的“非暴力不合作”。虽然是逃避，但他们也在解构资本主义。按照西马的理论来说，解构主义也有革命性的成分——所有人都不去工作，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就无法正常运行。“宅”这个概念在日本就是完全不工作的，一旦工作了就叫“社畜”，因为一来国家福利好，二来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年，中老年财富都是有相当积攒的，啃老也啃得起——因此日本年轻人能真正地“宅”起来。日语中的“宅”是指NEET（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宅”特指某些亚文化的爱好者（也就是日本人所说的OTAKU），也形容一个工作之余的生活态度，其实是一种引申义的诠释，并不与日本所指的特征完全吻合。而这所反映的，就是因为我们国家还没能支撑起完全脱离于经济和社会之外的“宅”，例如三和大神都还是要工作的。
实事求是地讲，虽然“宅”们在生产层面上消极抵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在消费层面上依然享用着资本主义精神鸦片，距离批判性、反思性甚至革命性还有相当远的距离。肥宅们普遍会在自己喜爱的领域透支消费，成为一波另类的韭菜，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只有皈依盗版的肥宅才是真正的好肥宅。当然这里不是提倡盗版，这只是肥宅们在资本主义前后夹击下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就像只能通过不工作而非阶级斗争来避免剥削一样，既然要这样非暴力不合作地解构资本主义，那就解构地彻底点嘛。
另外这里多说一句，许多朋友问，游戏算不算是消费主义陷阱？这个就是我在《穿Prada的时尚女奴隶》开头说的，还是要一分为二地来看待。游戏，作为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的“第九艺术”，肯定是有其正向的使用价值于其中的，并不是“精神鸦片”四个字就一概而论的，毕竟所有人都需要正常的娱乐与放松嘛，这也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一部分。诸如像《巫师》系列、《刺客信条》系列、《魔兽争霸》系列、《文明》系列等经典游戏大作，那都是实打实的硬通货，一次购买我可以玩上百个小时，这再指责人家是“消费主义陷阱”就说不过去了吧？
但是，有许多劣质手游网游，毫无游戏质量，以骗你充钱为目的，通过不断即时地正反馈冲击你心理弱点，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花的没有尽头了。这种游戏分为两种，一种是充钱就可以变强——我一直认为这违背了游戏的初衷，尤其是一些竞技游戏，其魅力就是所有人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充值干扰游戏性的现象，无疑是消费主义异化的结果；另一种就是随机抽卡类游戏，这就是最典型的消费主义陷阱了，把一个诱人的目标（抽中稀有角色）用极低的概率所稀释，同样是利用了人性的弱点而敛财。就好比steam大促，你买了真有时间玩、真有时间实践其“使用价值”，那就是G胖血亏；但要单纯因为打折刺激了购买欲，买了之后就躺在硬盘里多少年，这种行为就是标准的消费主义产物了。
（三）
我们上面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完全被异化被裹挟；一个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只能逃避和消极抵抗，似乎都不“积极向上”。但是有一个逻辑需要理清楚，就是为什么年轻人沉迷于宗教鸦片、游戏快感，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在工作中找不到价值感、归属感和存在感——别说自我实现的层面了，就连基本的经济收入都会被剥削——根本上讲这是一种“消极抵抗”。这跟我们之前文章一直讨论的异化劳动、消费主义问题是一脉相承的。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年轻人沉迷游戏不想工作不是游戏的错，而是工作的错。因为如果能在现实中找到正反馈，谁还去无比渴求虚拟世界的那个正反馈呢？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先决条件；那么劳动所包含的“正反馈”也一定会是超越金钱的，是能给与人本质层面的愉悦的。于是我们终于举到了一个非常正面的例子：字幕组。
最早的字幕组是完完全全的义务劳动，单纯因为兴趣爱好走到一起；后来即便会有一些贴片广告之类的收入也是非常的微薄，基本上可以说是脱离了金钱的非异化劳动。可以去网上看看关于字幕组的采访有很多，这些成员为什么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在一件“根本挣不到钱”的事情上呢？这些成员给出的答案大致有：喜欢和朋友们一起为一件事而努力；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评论那些称赞，那些很真挚的讨论，甚至只是一句辛苦了，都是动力”（采访原话）。
工作强度大、任务时间紧、专业性高，按理说他们的收入也应该与之成正比。但事实上，大部分字幕组至今都是义务劳动，分文不取！黄蒙蒙说，他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同时加入过好几个字幕组，经常半夜噼里啪啦地敲键盘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起不来就只好逃课。“室友们都很费解我干这个到底图什么？我当时的回答是：成就感！”
“我觉得做字幕翻译就像是做公益，是在传播一种文化。”黄蒙蒙这样定义自己的字幕组生涯。为了了解不同字幕组的运作方式，他还换着各种马甲和别人搭话，人人、伊甸园、破烂熊等知名字幕组都曾留下过他的身影。（腾讯娱乐：《揭秘神一般的字幕组》）
与之相似的例子还有义工、支教、动物保护等公益组织的志愿者们，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示范，它告诉我们，除了与钱相关的一切（赚钱和消费），人类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满足自己、获得幸福感和正反馈。而“非异化劳动”基本涵盖了所有的“多种方式”。（所谓“异化劳动”，我在《用马克思主义战胜抑郁症》这篇文章中讲过其四大特征，大致可以理解为，你为啥不想工作，为啥每天都丧，为啥上班如上坟，因为你从事的是异化劳动，而不是本质的劳动。在异化劳动下，你的价值无法得到体现，劳动力被剥削，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导致精神上的压抑与痛苦。）
当然，我们必须要承认一点，即便我们视为“优秀模范”的字幕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盗版”这一现象相挂钩的——可以说从非异化劳动和（知识产权）私有制两个角度上解构资本主义了，更具有先进行了。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去苛责他们，这就是时代的局限性，每个人都不能超脱于时代。就想这些字幕组无私奉献，但是依然面临着需要争取养活自己的问题，就像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们，也要靠工人筹钱发工资去养活自己。所以字幕组普遍面临的现象是人员流动大——尤其是学生毕业之后就没有这样大量时间投入工作了。这些都是无奈的客观现实：我们虽然批判异化，但是必须要接受异化，因为你总得挣钱养活自己；我们虽然批判消费主义，但往往都会为消费主义破财，因为它已经与普通商品紧密绑定在一起了。
若说普遍的非异化劳动，也不是不可以想象，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中，是非常有可能实现的。这就是我两篇北欧游记中写到过的，北欧诸国因为生产力发达、国民待遇好、冬季漫长，所以他们的假期很多。在休假时，许多北欧民众都会选择去各地做志愿者。比如登山的公益组织DNT、救援公益组织JRCC等。挪威的小木屋系统、爬山标注路线的T标，就是DNT组织负责的。
（这种用红色油漆标注“T”字的就是登山路线，在当地爬山就是这种路，西方人都挺习惯的，但是对我们这种走惯了景区的人来说难如登天）
我讲过我们帮助了一个在恶魔之舌迷路的中国小哥，当时有十五个人上山去救他，还一路高呼着他的名字，加上山下等的医生和警察得有二十多个。找到了小哥之后先给他套上了厚衣服，穿上了厚袜子，然后两个两个人轮流架着他下山。到了营地在救护车上给他全面检查了一下身体，然后警察叫了一辆出租车把他送到停车场。小哥这次被救援花费就是在救护车上检查身体的300克朗（人民币二百多），还有就是出租车，救援队没要一分钱。
之所以救援不收费，是因为这个叫JRCC的救援组织是一个公益组织，都是由志愿者组成的。就像我之前讲过挪威TNC公益组织一样，他们的成员来自全国各地，许多年轻人每年休假一两个月，就跑去当志愿者了。他们真的是以帮助他人为乐，能从这种不挣钱的事情中找到自我价值实现的。就救援受困游客这件事我觉得挪威真的是标杆典范：救你下来的是公益组织志愿者，所以不收你钱；但检查身体是医院来，属于公共资源，收你费也是对纳税人负责；警察可以帮你叫个的士，但不会让你搭警车。这样公私分明真的很不错。
在北欧你会发现无论是服务员、司机、船长，他们似乎每个人都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从他们对外展现的状态和情绪上就能看得出来。在挪威招待我的是一位在当地生活了七年的朋友，她给我讲了两个身边的故事。一个是她同学，上学的时候是个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政府总想着怎么剥削我，我将来打死不会去工作打死不会纳税，反正有政府养着。结果毕业没多久，他就找了一份工作，在一个酒吧当服务生。问他为啥变化这么大，这位小哥就腼腆的一笑，说我特别喜欢这里的氛围，在这里工作让我很快乐。另一位是她男朋友家的一位长辈，是一位自来水厂的水质检测员。这个工作其实挺枯燥的，日复一日盯着重复的数据。但他也很快乐，因为他觉得他的工作是保障人民安全，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
这两个例子就很有代表性，他们一个是能在工作中找到快乐，一个是能在工作中找到自我价值——这就已经非常接近了马克思所讲的本质的劳动。我挪威这位朋友的男朋友，是一位程序员，很显然是一个高收入行业；他在工作之余和几位朋友，把一个旧工厂改造成了workshop——就像国内一层写字楼，几家创业公司分享工位这样。但他们几个合伙人做这个workshop，不是为了盈利，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都会用自己本职工作中挣的钱来补贴这个事业，是一个纯公益的组织。
分享这个workshop空间的，大都是自由职业的工程师、设计师、家具工匠、插画师、艺术家等，可以看一看他们的工作环境：
工作氛围非常好：
这是一位来自智利的小哥，兴趣爱好就是造船，在这里找到了兴趣与谋生的结合点：
这个烤炉是一位意大利小哥手工打造，平时在这里工作的人就用它烤一些简单的食物：
在周末他们会定期举办一些面向当地社区居民的活动，比如做手工、读诗等，当然都是公益性质的：
我参观了他们的workshop之后非常高兴，我说这不就是一个简陋的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小社区吗。你就会感觉里面的人都非常友好非常快乐，每天过的无忧无虑的，我跟他们讲叫我们这边的状态是“上班如上坟”，大致意思就是“go to work like go in grave ”,他们都表现出了一个非常惊讶的表情。社区里的小孩子们参加了他们的活动之后都表示，将来的梦想就是在这里，小孩子特别开心地说（大意）：“My papa told me I can be everyone in the future, and they are everyone.”
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是每个人都做自己最想干、最擅长的工作，每个人都百分之百地奉献，每个人都能让自己的价值完美实现，而且没有人剥削、利用你去赚钱。在这里我真的看到了一点影子。
虽然我说过，北欧的社会发展天时地利与人和，难以复制；但它至少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社会图景，一个除了禅修、肥宅、消费主义、24h在线办公之外的生产生活方式。可以给我们不小的启发与参考。最后用《生而贫穷》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人类在追求美好的道路上从未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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