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学家司马迁的说法：中国自黄帝时代以来都有确切的纪年，但由于各种资料中纪年的说法并不统一，因此在司马迁鸿篇巨制的《史记》里面便没把这些不统一的纪年记录下来，随着后来历史的变迁就使这些不统一的纪年渐渐湮没失传了。如今我们不得不借助于现代的考古技术去进行夏商周断代工程。可古人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手段，因此关于中国历史上早期的商汤灭夏、武王伐纣等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份其实在古代史料中是缺乏统一答案的。然而公元前841年发生的一件事使后来中国历朝历代的史书找到了标志性事件。
从此中国历史就有了确切的纪年标准。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这年周厉王放弃都城镐京出逃了。谁能把国王赶跑呢？答案是镐京城的百姓。老百姓闲着没事是不会赶国王玩的，事实上镐京城之所以在这时闹出这么大动静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西周第七位国君周懿王死后按理说是该由他的太子姬燮继位，但周懿王的叔父姬辟方却乘机夺取王位成为周孝王。孝王死后姬燮在诸侯们的帮助下又重新夺回了王位。这两次不正常的王位继承反映了统治阶级对最高权力争夺的公开化。
在这一过程中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礼制规范也遭到破坏，从此诸侯贵族就开始插手周王室的权力传承，而周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愈演愈烈。实际上这时周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就已相当尖锐了。周朝在政治上实行的是分封制：理论上全天下的土地都属于周天子——这就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周天子根本不可能实际管理这么大面积的土地，所以就把土地分封给各路诸侯，各诸侯国又把从天子那里受领的土地转封给国内的世家贵族。
与政治上的分封制相配套的是经济上的井田制：将大块的田地分割成九块排成“井”字形。中央一块田地由大家合耕，收获归国家所有，称为公田；其余八块收获物归各家所有，称为私田。井田制下受田的人平时向授予者交纳贡赋，在战时则有服兵役的义务。周天子作为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有权向每一位生活在土地上的贵族和庶民取得贡赋，也有权向接收土地者收回土地。周王朝取得贡赋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庶民助耕公田；其二是诸侯采邑主的朝觐贡献。
周懿王死后周王朝两次不正常的王位继承过程中诸侯通过插手周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使自己发展壮大，于是逐渐就有一部分实力强大的诸侯索性不再朝贡周天子了。这样一来周王室的财政收入就主要依赖于庶民助耕公田这种途径取得，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私田被开发出来，与此同时老百姓也通过从山林湖泽捕鱼、打猎营利，久而久之就使周王室的财政收入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周夷王姬燮死后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周厉王姬胡，他对王室的财政问题是很了解的。
周厉王登基后曾经威胁王朝东方疆土的淮夷再次作乱。此时周王朝的军队早已不再拥有建国初期那种摧枯拉朽的战斗力了。周王朝的太师虢仲率领南征大军围攻昏邑时看起来声势浩大，可最终所得的战利品仅仅只有一个俘虏。周厉王经过11年的准备后对淮夷发动了报复性的战争：周厉王亲率大军由成周向南一路攻伐，将淮河流域所有淮夷部落都作为自己的进攻对象。这次战争的胜利使周厉王志得意满。这次战争以后周厉王铸造了一套青铜钟放在宗庙里，还在这套青铜钟上刻写了向祖先报功的铭文。
周厉王在这篇铭文中将自己比作死在南征途中的先祖周昭王。想必压抑许久的周厉王已迫不及待要向祖先报告自己的丰功伟绩了。从这篇铭文中可以看出周厉王性格的阴暗面：他好大喜功且自尊心很强。实际上周厉王的南征并没消除淮夷部落对周王朝的威胁，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周王朝所面临的财政危机。这时周王朝传统的井田制度正日渐遭到破坏，而来自外部蛮夷部族的威胁却并未减弱。一方面是王室财政收入的减少，另一方面王朝始终不得不面对刚性的战争开支。
周厉王想了一个现在看来是十足的昏招：他任命了一个叫荣夷公的人为卿士，随后就让这个荣夷公实行“专利”政策。什么是”专利“政策呢？就是把原来人们可以自由打鱼、捕猎的山林湖泽全部收归天子所有，从此不准人们自由出入。可想而知这个政策出来自然是让人们怨声载道，这时有了解民情的大臣去劝诫周厉王说：“民不堪命矣！”从此就给后世留下一个”民不堪命“的典故。周厉王听了大臣的劝诫不仅没及时调整政策，反而觉得可能是自己的手段不够强硬才使人们敢于议论，于是他就从卫国找了一群巫者监视镐京城的老百姓。
周厉王定下规矩：以后凡是敢议论国事的一律杀头。这下镐京城的老百姓都不敢说话了，即使是熟人在街上见面也只是互相用眼神交流，于是又给后世留下一个成语叫”道路以目“。周厉王一看这效果是洋洋得意，于是就对大臣召公说：“我有能力制止人们的非议，他们再也不敢议论了！”谁知召公毫不客气地回复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召公看来：人人具有话语权，特别是普通民众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话语权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堵住人们的嘴就像堵住了一条河。
河水一旦决口就要造成灭顶之灾；人们的嘴被堵住了，那么带来的危害远甚于河水！治水要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民要让天下人畅所欲言。周厉王对召公的劝诫置若罔闻，因此他依然我行我素。公元前841年镐京的国人集结起来手持棍棒、农具围攻王宫要杀周厉王。周厉王赶紧下令调兵遣将，结果臣下回答说：“我们周朝寓兵于国人，国人就是兵，兵就是国人。国人都暴动了，还能调集谁呢？”周厉王带领亲信逃离镐京，沿渭水河岸一直逃到彘（今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并于公元前828年病死于该地。
国王是赶走了，可接下来的局面该如何收场呢？国家最高领导权出现了真空，但国家这个机器又必须运转下去，那么究竟该怎么办呢？事实上当时其实是有三种选择的：其一就是将周厉王迎回来。而这显然是最不可行的——要知道镐京百姓好不容易把周厉王赶走，再把他迎回来不等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没意义了吗？第二种选择就是由太子继位。当时太子姬静确实在镐京，但此时立姬静为天子似乎也不妥：一则他是周厉王的儿子，立他肯定也会遭到大家的反对；二是姬静其人品性如何大家还不知道，万一将来他报复怎么办？
这样也就只剩第三种选择另择贤人而立。问题是该立谁当天子呢？根据周朝的礼制：嫡长子是封地和财产的继承者。这意味着那些贵族世家的非嫡长子在经过几代传承之后社会地位不断下降，逐渐融入到平民百姓之中。周代所营筑的城邑通常有两层城墙，从内到外分别为城和郭，城内称“国人”，城外的称“野人”或“鄙人”。所以西周这次“国人暴动”中的国人指的是居住在镐京内城的人。这些人尽管是平民百姓，但如果往上倒腾几代或多或少都有些贵族血统。他们这次起义的根本原因在于抗议周厉王的专利政策。
这也就是说“国人”其实是在为争取权利而斗争。这与后世的农民起义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农民起义一般都是为捍卫最基本的生存权，然而镐京国人暴动事件中这些国人并没沦落到衣食无着的地步，但周厉王的专利政策使他们的利益受损，所以他们选择起来抗争。当然在他们的背后实际上是有大贵族势力作为支撑的：我们前面已提到在经历周王室两次非正常的王位传承后世家贵族的势力已逐渐膨胀。周王朝的统治秩序是在《周礼》的支配下的，但与此同时周王室也必须拥有相当强的政治军事力量来压制诸侯。
武王、成王、康王这几个王朝初期的君王有一定的狠劲和霸气，而诸侯们也不敢公然捋虎须，可几代之后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的富N代就全然没祖先的这种气魄，而分封的诸侯们拥有自己的兵权和财权，自然也就渐渐尾大不掉起来。在周朝的宗法制等级划分中最高的是天子，其次是诸侯，再次是大夫。不仅各诸侯国内存在庞大卿大夫贵族势力，同时在周王室内部也存在着庞大的卿大夫贵族势力。周天子与王室内部的卿大夫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矛盾更尖锐。
诸侯毕竟远在天边，况且他们也有自己的封国内政要处理，但大夫就是天子赖以统治的施政执行者。如果大夫对天子所拥有的财富产生了窥探之心，那么天子本身就成为了孤家寡人。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大夫们也有自己的土地，他们还会借助手中的权力不断侵蚀属于王室的土地，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王室力量越来越弱，大夫反而崛起。周厉王将山林湖泽全部收归天子所有的政策固然使一般平民在营利手段上蒙受损失，但与此同时大贵族的利益事实上也受到了可能更为严重的损失。
在周朝的礼法制度下周天子实际上并不像秦朝以后大一统帝国的统治者那样大权独揽，而是实际处于一种和贵族阶层博弈的状态。周礼对天子和贵族的行为都构成了一定制约，而周厉王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剥夺贵族的权利，那么当周厉王被赶走后贵族们就需要将周朝的运行轨迹拉到贵族们的轨道上来。最终贵族们想到一个能令各方势力妥协的方法：由代表大家共同利益的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等合适的时候再将权力交给太子姬静。这段历史时期被称为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
公元前841年的共和行政为什么重要呢？首先从这一年起从此有了确切的纪年。其次共和行政这一事件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着独特的意义。中国古代历史上一直实行的是君主制，而共和行政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政体”这个名词的原始含义是指执行最高治权的统治者。这里的最高统治者可以是指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当最高统治者是一个人时我们称作君主政体或僭主政体；当最高统治者是少数人时则属于贵族政体或寡头政体；当最高统治者是多数人时则为共和政体或平民政体。
古埃及文明、中东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华夏文明等古文明所实行的都是君主政体。只有古希腊雅典城邦在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以后才逐渐从王政时代转向民主时代。继古希腊文明之后兴起于欧洲的古罗马文明从传说中的罗慕洛于公元前753年建城到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建立这段时期被称为“王政” 时代。公元前509年罗马人在驱逐了暴君卢修斯·塔克文·苏佩布以后建立了罗马共和国。罗马共和国的政权结构呈元老院、执政官和部族会议三权分立的形态。
这是“共和”一词在西方历史上的含义，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共和”一词最早起源于西周时期的共和行政。关于周厉王被国人驱逐以及之后的共和行政散见于各类史籍。这其中以《左传》和《国语》最早。《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记载说：“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这是说周厉王被驱逐后有诸侯暂时脱离自己的本位代替周王来行“王政”。《国语》则说：“诸侯不享，王流于彘”。《史记》中也有多处地方记载过国人暴动、共和行政。这些不同的记载在某些细节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从这些不同的记载中可以总结归纳出以下信息：周厉王曾遭遇国人暴动被赶出都城；厉王出走后有大臣代其行政；这种被称为共和行政的模式持续了十四年。《史记》认为厉王出奔后主持朝政的大臣是周公与召公，然而一些先秦古籍中却认为一个名叫共伯和的贵族被大臣们迎入王室摄政。为何不同的史料会对共和行政存在两种说法呢？《太平御览》中“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立。其年周厉王流彘而死，立宣王”这样一则记载也许能调和《竹书纪年》等先秦古籍与《史记》的记载差异。
《太平御览》的这则记载是说共伯和在共和行政的第十四年篡夺了空缺多年的王位。就在这一年周厉王驾崩了，大臣们因天下大旱而不满共伯和，于是重新迎立周厉王的太子登基。共伯和被迫像西汉的昌邑王或唐朝的武则天一样退位让贤。《竹书纪年》中只记载共伯和曾短暂“摄行天子事”。那么综合《竹书纪年》、《史记》、《太平御览》的多方记载也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周厉王出逃后以周公、召公为代表的贵族们共同执政了十四年，然而到了第十四年的时候共伯和篡夺了空缺多年的王位。
《史记》因共伯和统治短暂，故而只说那段时间是大臣们共同行政。后人则误以为在厉王出奔后共伯和一共统治了十四年。如果事情真相果然如此也就意味着中国在西周时期的确出现过一段虚君共和的时间。当时周厉王出奔在外，国家政事由诸侯贵族来主持。不过这种所谓的“共和制”其实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共和制。中国西周时期的共和行政如果用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来看是明显的贵族寡头政治。西周时期的统治阶级始终是周王室及功臣贵族。这些人共同组成了一个奴隶主阶级。
这时广大的群众要么是自由民、要么是奴隶。无论自由民还是奴隶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没资格参与政事。奴隶本身就是奴隶制阶级的私有财产、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奴隶。奴隶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做不得主，更不要奢求享有任何政治权利了。无论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奴隶都是没任何政治权利的。自由民的处境比起奴隶要好一些。不过周王朝治下的自由民是没任何政治权利可言的，只有拼命干活交租税的义务。周朝的宗法礼乐制度中本身就有“礼不下庶人”的说法。
周王朝治下的贵族与平民所享有的权利、所承担的义务是截然不同的。在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中周朝都城镐京的老百姓推翻了王权，可他们没像古希腊、古罗马那样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共和行政期间并未设置执政官和保民官，也没成立过类似于公民大会这样的组织。很显然当时的周王朝并不存在像古希腊、古罗马的公民大会这种可以表达民意诉求的组织。西周的共和行政在本质上是由诸侯贵族代替王室共同执政。西周共和行政是由诸侯贵族共同执政。这与古希腊、古罗马通过公民大会决定国家大事是不一样的。
西周的共和行政如果按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定义就是一种典型的贵族寡头政治。尽管国王被赶跑了，可国家机器并未发生变化。如果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分析可以说镐京民众争取自由的革命斗争果实被诸侯贵族篡夺了。这也就注定这场国人暴动不可能在中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和政治。事实证明西周的“国人暴动”仅仅只是一次突发性的群体事件，而并不是一场引起国家政治制度变化的革命。这次暴动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共和行政”这样一种贵族寡头政治形式在中国历史上的昙花一现。
公元前828年周厉王病死后贵族们经过对太子姬静的考察决定还位于姬静。事实上这也就标志着共和行政的结束。尽管在西周历史上出现了十四年的共和行政，但这其实是一个短暂的现象而并非一种体制。在当时人的观念里“共和行政”意味着无君无父，是东周“兴师不请天子”的端倪——周朝人还习惯不了没有君父在上的日子。周宣王姬静的继位标志着中国历史重新回到君主制的轨道上，不过周王朝已无法恢复以前的统治秩序了。在经历周宣王、周幽王父子两代以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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