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李白仗剑出川之时，就被著名道士司马承祯称为“有仙风道骨”；李白奉诏入京后遇到的太子宾客贺知章，更直呼他是“谪仙人”。对于仙这个称号，李白相当受用。唐朝各界也纷纷以仙人待之，甚至《旧唐书》都称他“飘然有超世之心”，仿佛李白真的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狂歌痛饮、放浪形骸、远离尘嚣飘飘欲仙的人物。
世人皆说是仙人，谁知李白痛苦心？
世人误解了李白。
一、李白的仙气
李白的诗中有飘渺的仙界，有明月与美酒，有皓腕凝霜雪胡姬，有狂歌痛饮飞扬跋扈的张狂。这让深受理学桎梏的宋人对李白大加指责，王安石说李白“见识污下，十首九妇人与酒”，仿佛李白就是个文化流氓。
李白是复杂的多面体。他有儒家的济世之心，有道家的出世之心，有墨家的豪侠之心，有纵横家谋略之心。但在其身上占据主流的其实还是儒家，虽然他年轻时候曾嘲笑过孔子。
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在李白身上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先秦时代“士”的精神更成为李白所信奉尊崇的人格理想。但李白终究未能如先秦时代的姜尚、管仲和乐毅一样，从民间走向朝堂，成为帝王师、帝王友而定国安邦千古流芳。
在高出天外的理想之下，李白虽然收获了诗仙的美名，但他的政治理想与士的人格理想，在唐朝那个貌似文化开明的时代被摔得粉碎，李白用一生的理想终于活成了悲剧的样子。
李白是天才的诗人，绣口一吐就是整个盛唐。假如盛唐仅有杜甫忧国忧民的脸，白居易通俗的歌唱，而少了李白的豪气仙气与酒气，唐朝诗坛将变得贫瘠无趣。
但李白似乎并不甘心成为一个诗人，他或许从来没有想过。他小时候饱读诗书诵读六甲是想修仙，他读史是为了成为纵横家，他习剑是想成为游侠，李白成为诗人只能说是天才的外挂。
李白是狂傲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理想是远大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寄沧海”；他对实现人生理想极为自信，“富贵吾自取”，功名利禄手到擒来。因此，对建功立业的渴望构成了李白狂者进取的人生基调。
二、李白的傻气
李白是标准的儒家信徒，虽然他曾自称“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他内心深处始终洋溢着儒家的理想。但李白不是一般的儒生，“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他的理想是与孔子平起平坐做大宗师大圣人。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宣布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
“秉烛唯须饮，投竿也未迟。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正如李白所言，他绝不肯做个普通的官员，他要像姜尚一样为帝王师，再不济也要如严子陵一样是帝王尊敬的朋友。但矛盾的是，李白成为帝王师的动机似乎并非是为了天下，而是为了好玩和面子。
从面子上来说，李白似乎就是为了过一把瘾，然后功成身退泛舟五湖作逍遥之游；好玩大概是做官之后可以有更多美酒，交“酒中八仙”那样的朋友。用现代美学的观点来看，李白的理想似乎是审美的，追求心灵的满足而无关功名富贵钟鸣鼎食。
在这种价值观引领下，李白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狂傲性格。他根本就不把王公贵族放在眼里，为了好玩，他可以“一醉累月轻王侯”；为了面子，他宣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因此，李白去找工作时是一副雄赳赳气昂昂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样子，他可以让贵妃磨墨，让力士脱靴，他可以大骂王侯为“鸡狗”，总之是一副狂傲不羁爱自由的样子。李白不崇拜皇帝更看轻王侯，他的偶像是垂钓磻溪的吕尚，是高卧隆中的诸葛亮，是携妓出游东山安定东晋的谢安。
谢安们有着共同的人生经历，他们都有过仙气飘飘的隐居生活，在天下大乱风云际会之时，他们乘时而起安邦定国成为帝师。李白觉得自己也是如此。
正因如此，李白才在年轻时学纵横家，梦想靠一张嘴一把剑两条腿就可以平天下；
正因如此，李白才不屑于挤科举考试的独木桥，最终靠隐居这条终南捷径走向庙堂；
正因如此，在安史之乱天下动荡之时，李白在永王的邀请下欣然出山，他以为“大鹏一日扶风起”的时代真的来了。
他自信地写道：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他将当时的形势与东晋永嘉之乱相比，他更是把自己与谢安作对比，然而，李白最终未能定国安邦，永王兵败而被流放夜郎。
三、李白人生悲剧的根源
在今天看来，李白那高出天外的政治理想与他低到尘埃的政治智商形成了深刻的矛盾，李白想做帝王师的梦想与他最终流放夜郎的悲剧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鲁迅说“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按这个标准，李白的一生就是一出悲剧。
那么李白悲剧的根源是什么？
这固然与他狂放不羁笑傲王侯的性格有关，但深层次的根源却是李白的不合时宜的信仰。李白把自己当成了先秦时代那些纵横捭阖的“士”了。而李白信守的“士”的精神，已不再适合大唐那个时代，或者说，先秦士人那种独立自由的精神价值已经彻底降格沦落了。
秦汉以后的知识分子已经做不了帝王师了，那是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因此，李白的悲剧源自于中国士阶层的降格与堕落，而李白不自知，还活在先秦士人的光环里。
士在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他们崛起于春秋战国时代——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孔子认为，士的标准是“士志于道”。从形而下的角度来讲，“道”是士掌握的知识技能；从形而上的角度来说，“道”是士所秉持的超越于个人利益的天下大道，也就是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
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形势之下，士所掌握的“道”与君主所掌握的 “势”共同组成了先秦时期的权力场。知识分子的 “道”需要靠 “势”实现；君主们要巩固“势”更需要“道”的支持，道与势乃相互依赖的关系。战国时期各国纷纷改革以求富国强兵，此时士成了香饽饽，各国都争相招揽人才。魏国率先发出求贤令；齐国建设了稷下学宫；燕国构筑了黄金台；战国四大公子比的不是美女如云，而是比谁手下门客多，士获得了一个野蛮生长黄金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是思想大爆炸的轴心时代，更是知识大于权力的黄金时代。士的身份是自由的，他们不属于任何团体，也不是任何君主的下属，他们可以朝秦暮楚，可以周游列国择明主而辅。君主与士之间，不是主仆关系，不是君臣关系，而是师友关系。魏文侯师子夏友田子方；孟子周游列国被作为座上宾，他可以大胆地怒怼君主，更石破天惊地宣布“民贵，君轻，社稷次之”。这说明，此时“道”尊于“势”。
秦汉大一统之后，“道”与“势”的关系发生了逆转，权力统治一切的时代到来了。李白对先秦士人的人格心向往之，他也想如他们一样精神自由人格独立，如同孟子一样笑傲王侯“说诸侯而藐之”，但这无疑是个笑话。
历史已经进入了盛唐时代，士生存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李白被召入宫时，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已经牢牢把控了相权，还有个更坏的杨国忠在蠢蠢欲动，张九龄等一批正直士相继被罢黜，而李隆基正沉迷于杨玉环的柔波之中不可自拔。而李白平交王侯为帝王师的理想，在当时无疑就是白日做梦。
朝花夕拾杯中酒，帝王师友不再有。
处于政治漩涡之中的李白，终于感到自己的悲剧性。
他悲愤地说：“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
他终于绝望于悲剧的现实：“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他终于认识到自己已被无情抛弃：“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
李白总结说：“叹我万里游，飘飖三十春。空谈霸王略,紫绶不挂身。”
“紫绶不挂身”也就罢了，李白或许还遭受过巨大的生命威胁，杜甫的一首诗中说出了真相：“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幸亏李白人脉广泛，才得以避免身首异处。
李白的悲剧，悲剧的李白。
李白的悲剧，在于他大鹏直上的理想，最终只换来三年宫廷写手与流放夜郎；
悲剧的李白，在于他错过了一个时代，在“道”尊于“势”的时代，他可能叱诧风云，在“势”尊于“道”的时代，他只能做政治上的失败者。
幸好李白的天才与悲愤，让他成为诗仙；
李白一生悲剧的命运，让他光芒万丈，照亮了中国诗坛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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