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志
《旧唐书·魏征传》有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历史是一面镜子，为后人提供镜鉴，也让人时刻保持警醒、心怀敬畏、懂得反省。然而，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即历史虽然过去，但历史中蕴藏的普遍性原则和普适性价值至今仍在重复上演并蔓延于整个人类社会。正因如此，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既提供了思考的价值，也展现了思考的路径、方法和策略。因为它让后人知道，解读历史不仅需要借助特定的思考工具和文本材料，还需要懂得人类社会中最具普遍性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当然，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人们需要通过史料重返历史现场，并从中寻找某种启发与确证。但令人遗憾的是，历史的文本总是存在一些“裂痕”与“缝隙”，这给解读带来了一些困扰，需要后人充分调动知识结构展开合理想象和推论，甚至通过“文史互证”的写法，以修辞手法缝合历史间隙，从而实现一种开阔且理性的历史解读。如果从这个角度来阐发历史，那么通读黄西蒙的《历史的风景——重返历史上的28个关键瞬间》（以下简称《历史的风景》）则给人一种开阔而疏朗，感性中又不乏理性的历史气韵。
毋庸置疑，解读历史通常需要以史观为支撑。笔者认为，《历史的风景》的史观十分鲜明：“没有被记录下来，不等于他们的人生是乏善可陈的。”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正史书写所载之人物，还要善于发现“另一种历史”的存在。他们共同被绘制在人类社会波澜壮阔的图景之中，构筑了今天人类社会所拥有的灿烂文明。我们要以一种历史考古的姿态打捞那些曾经在幽暗中不曾被阳光照耀的“细罅”之所。
通读《历史的风景》一书，其写作风格带有“青年写作者的锋芒与锐气”（解玺璋语），同时还拥有一个历史关切者的温度和深情。在历史的海洋中并非只有王子皇孙、文臣武将，还有那些未曾引起人们注意的小人物，正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让历史更显多元、活泼而真切。因此，作者以“帝王篇”“将相文人篇”“小人物篇”的方式排布，除了历史的主流叙事外，还加入了多元化的历史之音，力求还原一个正常的历史生态。
故而在书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对“武乙射天”的历史询问，“王莽悲剧”的历史探究；看到了“南朝宫廷”的奇诡事件，“淝水之战”后苻坚政治理想主义的破产；看到了唐朝的杜环写下的最早游历非洲的《经行记》，山西乡绅刘大鹏在时代的跌宕浪潮中不为外人所知的奋斗和坚忍……历史上有很多像刘大鹏、杜环一样的人，他们可能过着平凡人的生活，但在微观史学的视角下，他们的一生又是那样的澎湃汹涌、惊涛骇浪。令人欣喜的是，作者从诸多的史料中进行爬梳整理，以严谨和温和的口吻将其讲述出来，且赋予了现代性的思考。在笔者看来，历史往往是一部开放性的文本，“评论家可以多次介入文本，与文本反复交流，可以重新书写文本，将无限性、开放性不断延伸下去”。当然，也正因为材料中的语义符号和漂浮其上的能指与所指共同谱写了历史的多义性和可阐释性。
写作者对历史的解读是成体系的，这个谱系绵延至太史公的“成一家之言”。当然，在浩繁的历史文本中，如何从文本出发，又不局限于文本的窠臼，需要写作者具备从问题出发直抵本质的观察能力和清晰的认知能力。以笔者观之，《历史的风景》并非是历史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始终保有一种超越文本的视角，通过爬梳史料展开合理的推论，进而对文本发出质疑，最终形成对问题的清晰认知。在福柯看来：“档案首先是那些可能被说出的东西的规律，是支配作为特殊事件的陈述出现的系统”。正因为这些非物质性的抽象“档案”的存在，才需要发掘更多眼光锐利的历史写作者，通过运用福柯所言之“隐性话语实践”的历史研究方法，对“物性实在之外并不在场的‘未说之物’”进行“考古挖掘”，如此才能穿透历史的迷雾和有形的文字材料，找到那些历史中尚未被人发现的独特风景。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来源：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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