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奥斯曼到土耳其
一、奥斯曼帝国的兴衰
关于奥斯曼人的起源其实并无可靠的史实支撑，大致上说，他们的核心在源头上是不断向西迁徙的、来自内陆亚洲的游牧部落成员，其在迁徙过程中皈依了伊斯兰教。来自内陆亚洲的游牧部落早在11世纪曼齐刻尔特之战后就进入了小亚细亚半岛，这同时开启了小亚细亚地区的伊斯兰化。11世纪末，塞尔柱王朝分裂，从中分出的罗姆苏丹国，以科尼亚为中心，控制了小亚细亚的重要地区。13世纪中叶，蒙古人的到来对罗姆苏丹国造成重创，后者成为蒙古人的附庸，于14世纪初灭亡。与此同时，蒙古人在1258年灭亡了阿拉伯人的阿拔斯王朝。蒙古人的征服给小亚细亚地区带来了巨大动荡，游牧民族向西的迁移更加频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奥斯曼人趁机崛起。他们混合了流民、游牧部落、对战利品的追逐和宗教狂热等多种元素，一般认为奥斯曼人是一个生长于边疆社会的、混杂的“劫掠集团”，最终从一个边疆地区的公国发展为一个规模巨大的中东帝国。[1]
奥斯曼集团的核心，是有着内陆亚洲游牧社会背景的、讲突厥语族语言的奥斯曼家族，信奉伊斯兰教。不过，至迟到13世纪末的时候，奥斯曼部落已不再是一个典型的游牧群体了，其失去了很多游牧特征，比如，季节性的转换牧场这种做法，最晚到奥斯曼一世时代（1280—1324）初期就已经不存在了，相应地，奥斯曼人的传统部族纽带也不重要了，但一种新的能够把人们团结起来的方式出现了，这就是备受争议的参与伊斯兰“圣战”（gaza/غزاء）的“加齐”（gazi/غازى，为信仰而战的武士）的共同体意识。奥斯曼及其儿子奥尔汗（1324—1362年在位）都有“加齐”称号，并率领同辈的战士们参与“圣战”。但这不是正统伊斯兰神学所谓的“圣战”，他们所做的就是一种集团式劫掠，还与周边的、同属突厥系的公国冲突不断。[2]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奥斯曼帝国经常被误以为是由来自内陆亚洲的游牧民族所创立的“大陆帝国”，但实际上，奥斯曼帝国在很长时期内也算一个海陆复合型帝国，无论是北边的黑海，南边的地中海还是波斯湾以东地区，奥斯曼人要么将其收入囊中，要么在那里开展海上行动。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的疆域涵盖从巴尔干、东南欧地区到小亚细亚再到阿拉伯地区和北非，地中海沿岸大部分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是奥斯曼帝国的实际控制范围。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奥斯曼帝国视为一个大陆帝国，还应该考虑到它在地中海地区长期的霸主地位。历史上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东部曾拥有非常强大的海军力量，北非地区的领土主要也是靠海军的力量来维持的。当然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有那个时代比较普遍的特征，就是主要利用海盗作战。
历史上，奥斯曼人其实并不喜欢别人称呼自己为“土耳其人”（Turk，或者突厥人），他们也不会这么自称。这是为什么呢？简单来讲，自古以来，某个群体如何称呼自己（自称）和别人怎么来称呼或看待它（他称），这中间往往是有差异的。随着奥斯曼人力量逐渐发展壮大，西方人把活跃在小亚细亚地区的这些长相、语言、习俗、宗教相似的部落或者是部落联盟，都称作土耳其人，欧洲人长期称奥斯曼帝国为土耳其帝国。欧洲人这种说法，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的同代欧洲人所使用的Turquie。讲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当然有自己的部落身份或认同，比如，奥斯曼部落的名称来自一个叫奥斯曼的著名酋长，这往往是内亚游牧民集团命名的一种习惯，建立塞尔柱帝国（Seljuk Empire，1037—1194）的游牧民集团的名称，其实也是来自一个叫塞尔柱的著名的部落酋长。这些游牧部落都有各自的身份和认同，但自身没有一个统一的所谓“土耳其人”或者“突厥人”的认同。外人可能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界定，比如，在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认知里面就会将他们统称为“突厥人”，前面讲到的欧洲人对这些游牧部落的指称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到的“土耳其”或“突厥”是比较泛化的一种统称，显然不是今天意...
奥斯曼人的国家继续发展，它以后怎么自称呢？就是叫“伟大国家”（Devlet-i Aliyye），大概有“天朝上国”的意思。奥斯曼人当然也知道波斯—阿拉伯的那个认知传统，而且波斯—阿拉伯这个认知传统也进入了奥斯曼的文化或历史书写中，这对奥斯曼人是有（再）教育意义的。所以，也不能说奥斯曼人对土耳其或突厥没有认识，或者说他们完全遗忘了出身，他们至少也会承认自己说的语言是突厥语；但是，精英阶层、统治阶层的人还是不愿意认同“突厥”，而更喜欢自称为“奥斯曼人”（Osmanlı）。在当时，如果日常说起“土耳其人”或“突厥人”，主要是指有游牧背景的、较为不开化的那些部落民。这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个情况。
奥斯曼帝国统治着广袤的领土，内部有着非常多元的文化身份，这常常体现在奥斯曼帝国君主的称号上。这些头衔中包括跟伊斯兰有关的“加齐”（字面意思是为信仰而战的武士），跟中东地区历史传统有关的“苏丹”（Sultan），然后，还有跟内陆亚洲有关系的“汗”或“可汗”（Khan），以及跟波斯有关的“帕迪夏”（Padişah，意思是“大王”），此外还有跟欧洲传统有关的“恺撒”（Caesar）等。当然跟穆斯林关系最密切的，是在16世纪奥斯曼帝国达到鼎盛后更多采用的“哈里发”（指的是先知的继承人）这个头衔，一直延用到1924年。
所以，仅仅从这些表面的现象就可以看得出来，奥斯曼帝国是一份非常复杂的遗产。研究奥斯曼帝国史的著名专家哈里勒·伊纳尔哲克（Halil İnalcık）打过一个比方，说奥斯曼帝国就像一把伞，伞下面罩着一群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族群以及次级政治体。奥斯曼帝国作为一把伞，苏丹就是这个伞的顶尖，维系帝国需要的就是对苏丹的效忠。这个帝国是建立在多族群、多文化、多宗教的基础上的。理想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建立在“一族一国”基础上的，但实际上当然很难完全做到。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和族群是多元的，在传统的技术条件下，就跟其他很多规模较大的政治体一样，很多时候它都要通过“间接统治”来维持运转。
在从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一个小公国向国家和帝国的转变过程中，奥斯曼政权首先着力经营和征服的是基督教地区，尤其是东南欧巴尔干半岛，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发展成为一个巴尔干大国。到1356年，奥斯曼人已经控制了达达尼尔海峡，打开了通向欧洲的大门。之后，他们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开始在欧洲攻城略地，用了差不多100年的时间征服了整个巴尔干半岛，其中最重要的，是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Fatih Sultan Mehmet II，1444—1446年、1451—1481年在位）率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到15世纪晚期，土耳其人已经据有整个小亚细亚以及巴尔干半岛上的保加利亚、马其顿、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阿尔巴尼亚等地。可以说，随着奥斯曼人在欧洲的扩张，其治下的人口中基督徒的比例逐渐提高。
进入16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继续征战扩张。苏丹塞利姆一世（Selim I，1512—1520年在位）时期，其扩张主要表现为对伊斯兰世界的领土兼并。奥斯曼人的军队于1514年在小亚细亚东部的查尔迪兰（Chaldiran）重创什叶派的萨非王朝（Safavid Dynasty，1501—1736）伊思迈尔一世（Ismail I，1501—1524年在位）的军队。此后，奥斯曼帝国将扩张的矛头主要指向了以埃及为基地的马穆鲁克王朝（Mamluk Dynasty，1250—1517）。1516—1517年，奥斯曼人征服了马穆鲁克王朝，把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半岛的汉志地区纳入统治范围，结果之一就是帝国的穆斯林人口比重明显上升。
征服埃及之后，奥斯曼土耳其人继续在北非、欧洲和地中海上取得一系列进展，1529年攻陷阿尔及尔，1574年占领突尼斯。在东南方向，奥斯曼军队将亚美尼亚大部、格鲁吉亚一部分以及包括巴格达在内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都纳入了帝国版图。在东北方向，衍生自蒙古四大汗国之一金帐汗国的克里米亚汗国奉奥斯曼帝国为宗主，黑海北岸（今属乌克兰的草原地带）也被纳入了帝国版图，黑海成为奥斯曼帝国真正的内湖，成为定都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安全保障。在西北方向，土耳其人于1504年吞并了罗马尼亚，1521年攻陷贝尔格莱德，1526年占领布达佩斯。1529年苏莱曼大帝（Süleyman I，1520—1566年在位）率军进攻维也纳受阻，此后奥斯曼土耳其人与哈布斯堡王朝（House of Habsburg）在中欧对峙一个半世纪。奥斯曼帝国在海上的扩张也很成功：1522年征服了罗得岛，1538年占领亚丁，1570年攻占塞浦路斯岛，1669年夺取了克里特岛。
奥斯曼帝国在16世纪初已成为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随着帝国版图的迅速扩大，其人口总数也从1500年的900万增至1600年的2 800万，但这大部分是由帝国版图扩大带来的。1600年后，随着帝国领土面积的缩小（如19世纪初希腊的独立），奥斯曼的人口总数下降到了2 400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晚期。1500年，小亚细亚地区有600万人，1600年后达到750万人，到1800年增长到900万人。根据布罗代尔的估算，在1600年左右，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在2 200万到2 600万，其中，欧洲领土上约800万，亚洲领土上约800万，埃及有200万到300万，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有200万到300万。土耳其学者巴尔坎（Barkan）认为，1520—1530年，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共有1 200万到1 300万人，1580年左右时有1 700万到1 800万人，到1600年左右，奥斯曼帝国可能有3 000万到3 500万人，不过布罗代尔认为这个估计过高。[3]
在奥斯曼帝国的非穆斯林中，最多的是希腊正教徒，不过，大叙利亚地区和伊拉克还有叙利亚正统教会［雅格派（Jacobites）］和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埃及还有比较多的科普特人（Coptic）。小亚细亚东部和伊斯坦布尔有相当多的亚美尼亚人，不过，亚美尼亚教派的中心在伊朗。黎巴嫩有马龙派（Maronites），他们跟威尼斯和教皇关系密切。耶路撒冷的情况也比较复杂。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在今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还有相当多的天主教徒，此外，伊斯坦布尔的加拉塔地区也有一些天主教徒。在匈牙利，奥斯曼苏丹允许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存在。有学者曾认为新教徒很受奥斯曼帝国的欢迎，因为加尔文派在匈牙利激烈反对奥斯曼人的最大敌人哈布斯堡王朝。不过，这并未导致奥斯曼人正式地支持匈牙利的新教徒。天主教的主教则不被允许住在奥斯曼领土上。
关于在征服阿拉伯地区后奥斯曼帝国境内非穆斯林的人口比例问题，学界并无统一看法，估算的比例大约在20%—40%。可靠数据的缺乏是最大的障碍。在19世纪晚期之前，奥斯曼帝国统计的是臣民的财富，而不是人口。如果说有统计的话，也只是针对那些需要缴税的人，通常也就是男性户主，或者是需要服兵役的人。因此，在19世纪晚期之前，关于奥斯曼帝国某个地方的人口数量，人们只能估计。在16世纪初期奥斯曼帝国征服阿拉伯地区之前，其人口结构中非穆斯林仍占较大比重，而这些非穆斯林主要是希腊正教徒、亚美尼亚教派信徒和犹太教徒。根据巴尔坎的统计，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即便是在征服了阿拉伯地区以后，穆斯林人口也并未占据明显的优势，在1520—1535年的奥斯曼帝国人口中，基督徒的比重虽然已经少于一半，但可能仍然超过40%；可以说，其与穆斯林人口相比只是略低，几乎是大体相当的。到16世纪中期的时候，巴尔干地区的人口中约有18%是穆斯林，城市地区的伊斯兰化要比农村地区的程度深。从有限的数据可以推算出来，巴尔干地区的人口密度一直是小亚细亚的两倍，阿拉伯地区的人口密度则更小。1850年的时候，尽管希腊此前已经独立出去了，巴尔干地区的人口仍占奥斯曼帝国总人口的一半。1906年，尽管帝国能够掌控的巴尔干领土已经不多了，但巴尔干地区的人口仍然占了奥斯曼帝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所以，巴尔干地区的经济比重长期以来都很大，而巴尔干地区的绝大部分人口是基督徒。一般认为，直到19世纪晚期之后，随着大量基督教人口占优势的省份的失去，奥斯曼帝国才第一次成为穆斯林占绝对优势的帝国。
既然奥斯曼帝国大部分时间里都统治着大量的非穆斯林人口，那么，他们总需要想一些办法来汲取非穆斯林的人力资源。他们有一个饱受争议的制度——“德武舍迈”（devşirme，本义为“征召”），简单来说就是从基督徒的边远农村征召主要是10岁到15岁左右的男孩。这些人被送到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大部分成为禁卫军的一员，极少数出类拔萃者，经过严格且长期的教育，最终会成为帝国大员（统治精英），当然他们都皈依伊斯兰教了。“德武舍迈”就是所谓的“奴官制”，有时也被称为“血税”（blood tax）。[4]
此外，在奥斯曼帝国的后宫里面，有大量奴隶出身的甚至是从奴隶市场购买来的不同民族的女性（主要是白人）。到后来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其实是没有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婚姻的，他们的后宫有大量的女性，可以说都是他们的生育工具。像苏莱曼大帝和许莱姆（Hurrem Sultan，约1502—1558）正式举行婚礼这种事，都算非常特殊的例外情况，而且在当时就争议很大。
还有一点需要关注，就是所谓的“米勒特制度”（millet system）。一般认为，米勒特制度就是伊斯兰帝国赋予境内不同宗教团体以较大自治权的一种安排。学界对所谓“米勒特制度”问题曾经有很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以前并没有一种明确的制度设计意义上的“米勒特制度”，只有一些临时性、特殊性的安排（ad hoc arrangements）；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奥斯曼帝国尽管可能没有明确地设计一种叫作“米勒特制度”的体制，但在实践中，又的确存在给予非穆斯林宗教共同体较大自治权的做法，而这是奥斯曼帝国内部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帝国要统治这么一个国土广袤、文化多元、人口构成复杂的帝国，就必须倚重已有的传统，实行某种“因俗而治”，才能最大程度地节约管理和行政成本。[5]
奥斯曼帝国给人留下过很多谜团。关于它的建立，人们在过去常感困惑的是：那群仅有百十顶帐篷的突厥人，怎么就能建立这么伟大的一个帝国？关于它的崩溃，一般的理解也是西方崛起了，奥斯曼帝国落伍了，没赶上西方的步子，成了西亚“病夫”，所以，在面对西方人时就被打败了。这样说很简单，似乎也能说服大部分人。但其实，奥斯曼帝国的建立并不仅仅是蛮族部落靠军事强力推动的结果，它是中东—地中海文明的优秀继承者。至于它的衰落和解体，也不只是欧洲人推动的，在奥斯曼帝国面对真实的西方冲击之前，它的内部并没有出现欧洲那样的走向工商业文明的突破，后来它向欧洲学习也并不顺利。更不必说，它内部还在18世纪后出现了强大的地方分裂主义势力，而对这些，奥斯曼帝国无法通过内部的体制改革予以消化，这是它解体的内部原因。也就是说，对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不能完全从西方与奥斯曼之间的“冲击—回应”这个视角来看。
分分合合这种事儿，对人生和历史来说，都是经常出现的主题，只是每个人、每个民族因其特殊性而处于不同的阶段罢了。近代欧洲的崛起的过程也是所谓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这个模式在欧洲出现得最早。从近代君主国到主权国家，有一个从贵族制/分权制到官僚制/集权制的转变过程，中央政府的效能提高了，国家强大了。欧洲长期存在封建战争，尤其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虽然带来了长期战乱和纷争，但残酷的竞争也增强了欧洲人的国家认同，带来了军事、技术和财政革命，使得近代欧洲国家的强大成为现实（这就是所谓“战争造就国家”的命题）。
面对新形势，19世纪改革时代（Tanzimat，1839—1876）的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考虑给予国内所有民众平等的地位（公民权），这当然是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同时也是一种外交上应付列强干预其内政的一个姿态或策略。这种平权主义的改革理念被称为“奥斯曼主义”（Ottomanism），这意味着奥斯曼人想打造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奥斯曼国家。在整个国家内，无论你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不论你是哪个民族、哪个族群或哪个教派的人，在奥斯曼国民这个公民身份的意义上大家都是平等的。这是一种建立现代公民权的国族主义，这个努力方向是值得肯定的。这可以视作奥斯曼国家要把自己整合成一个像西欧式的近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所做出的努力，但遗憾的是最终并没有成功。
奥斯曼主义倾向的改革之所以没有挽救帝国，究其原因主要是民族主义的发展以及外部列强的干涉。在构建一个新型的、基于平等公民权的现代主权国家的努力失败后，奥斯曼帝国最终被内部的民族主义严重削弱，它以往统治的领土上出现了一系列的民族国家。希腊在19世纪上半叶率先独立，后来巴尔干地区的不同基督教民族在帝国解体前都陆陆续续获得了自治或者独立的地位。
之后，奥斯曼帝国境内讲土耳其语的穆斯林，也就是土耳其人，也不得不寻找和建构自己的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关于什么是突厥人/土耳其人，作为一套近代民族观念，最初也不是土耳其人自己提出来的。除了历史上的波斯—阿拉伯语文献那个传统之外，对近代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东方学里找到的“土耳其”。从土耳其思想家的叙述中，我们很容易了解这个过程。在现代土耳其共和国选择“土耳其”（Türkiye）为国名时，政治精英们也强调，欧洲人长期以来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即欧洲人长期称奥斯曼帝国为土耳其帝国。[6]但实际上，“土耳其”在欧洲几乎就跟“伊斯兰”同义。欧洲人对“土耳其”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从肯定/赞赏到恐惧再到蔑视的过程，变化主要是在启蒙运动之后发生的，经历启蒙的欧洲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塑造为一个野蛮、专制和暴政的社会。[7]
落后了的土耳其人逐渐被迫或主动去西方学习。留学时，他们会读到很多西方人关于东方的著述。当然，那些著述的材料也是从东方获取的，比如大量关于突厥—蒙古的历史知识，就是来源于中国的古代史书（当然也有波斯—阿拉伯的史书），但是，经过西方人的加工，这些知识又变成西方知识体系中所谓东方学的一部分。这是西方表述东方的方式，也是相对中性意义上文化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对土耳其人来说，将东方学中有关土耳其的部分译介回奥斯曼帝国，就是通过西方的那个知识系统来了解自身，并建构自身的认同的必经之路。与此同时，那也是利用西方的知识和思想资源来消除对土耳其的蔑视性史观的手段。强势的西方所带来的有关东方（土耳其）的知识，就成为东方与西方抗争的“子之矛”，因为，土耳其民族主义兴起后，其与西方的话语相对抗的武器，说到底还是西方生产的知识。这就跟我们在这一部分的引言中讨论的“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类似，只不过在主题上，它们一个是民族的，一个是宗教的。
到19世纪末，大规模的连续丧权失地、经济崩溃、列强入侵，已使奥斯曼帝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到20世纪初，民族主义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帝国辖下欧洲各省份大部分已经丧失或正在闹独立，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宗教，而且欧洲列强也利用宗教作为瓦解奥斯曼帝国的工具。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是该地区基督徒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顶峰，奥斯曼政府被巴尔干同盟国击败。战争中巴尔干地区的穆斯林群众被大量屠杀，很多清真寺被毁掉，奥斯曼的文武官员大量逃亡，广大穆斯林也被迫逃亡至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不过，这些就跟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危机时穆斯林遭遇屠杀的情况类似，西方主流舆论是不太会关注的。1913年，巴尔干战争结束。
人们一般把帝国的解体看成是它失败的最重要标志。在20世纪初的时候，奥斯曼帝国就已经名存实亡了；“一战”后，它被彻底肢解，从此一去不复返。“一战”中奥斯曼帝国失败后，就出现了土耳其人的民族自决问题。这样的一个简单回顾使我们发现，在奥斯曼帝国解体的过程中，不光是西方列强，实际上是所有原先属于帝国的民族最终都抛弃了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可能是其中的最后一批，他们最终也抛弃了奥斯曼帝国，所以，才会出现后文我们将提到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对待帝国的那样一种认知和态度，而当代所谓“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则是与此相对的另一种心态了。
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输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意识形态。19世纪70年代，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1876—1909年在位）上台，他很快将新颁布的宪法悬置，使议会瘫痪，开始大规模地集权，并镇压反对派。1908年，土耳其发生青年土耳其革命，其实质是军人政变，当时最重要的组织是联合与进步委员会（İttihat ve Terakki Cemiyeti/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简称联进会），他们成功地渗透了帝国的新军。为了制约联进会党人，帝国的“大佬”们在议会中联合，使联进会被排挤。随后联进会从萨洛尼卡（Salonika，今称塞萨洛尼基）调来军队，最终取得了所谓民主革命的胜利。联进会一直统治帝国直至其彻底崩溃。
法国大革命到底对奥斯曼帝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实际上，当时的人不可能马上就意识到其进步意义。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1916—2018）指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精英最初将法国大革命及其扩散视为“法国或（最多是）基督教的内部事务”，认为奥斯曼帝国不会受到这一“基督教变局”的搅扰，甚至还有不少人视之为可乘之机。[8] 1792年1月18日，苏丹塞利姆三世（Selim III，1789—1807年在位）的秘书艾哈迈德·埃芬迪（Ahmed Efendi）在日志中写道，革命转移了欧洲强国的焦点，并设下吸引其贪欲的诱饵，从而改善奥斯曼帝国的处境，“奥斯曼帝国必须根据血缘关系与近邻关系对法国的叛乱者进行远征……很快，真主就会让法国革命像法国病（梅毒）一样蔓延到奥斯曼帝国的敌人身上，导致长期的纷争，这就会为伟大国家（奥斯曼帝国）创造有利的结果”。[9]这种事不关己的想法使奥斯曼土耳其人拒绝了俄国共同抵制法国的提议，并拒绝了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共同提出的请求，即“禁止在土耳其的法国人佩戴新的三色帽章”。[10]直到1798年，奥斯曼人才察觉到法国大革命新的意识形态之危险的迹象，拿破仑对埃及的入侵造成了更迫切的新威胁。面对法国革命带来的世俗主义思潮，奥斯曼帝国苏丹在一份文告中警告自己的臣民，“提防法国的骗术”，“法国（愿真主摧毁他们的住处，扳倒他们的旗帜，因为他们是残暴的不信道者、抱持异议的罪人）并不认天地之主的独一，也不相信审判日的代理人的使命，还废除了所有宗教，否认了来世及其惩罚”。之后，奥斯曼帝国长期都对法国大革命主要持负面评价，直到19世纪后期的改革时代，在立宪派的倡导下，法国大革命才获得比较正面的评价。[11]
不过，著名土耳其学者谢里夫·马尔丁（Şerif Mardin）引述过一段1799年的奥斯曼政府的声明，当时法国入侵了奥斯曼帝国的叙利亚，帝国政府发表的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类之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作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人优于或地位高于其他人，每个人都有权安排自己的生活，决定自己谋生之道。”马尔丁教授将这段声明解读为西方思想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在奥斯曼帝国的渗透已经比较深，“它成为19世纪中叶奥斯曼自由思想的标志”。
最初，奥斯曼人愿意考虑西方的思想，主要还是因为战场上接二连三的失利。他们意识到，自己一方在军事上肯定是落后了，而且政治也必须进行改组。在1789年继位的塞利姆三世就是一个深受欧洲思想影响的改革派君主，早在做亲王的时候，他就曾派密使去法国搜集政治、军事技术和科学方面的情报。甚至当执政大臣因前任苏丹不热心于改革而发动政变时，塞利姆三世也积极参与其中。
可见，早在18世纪末，对于西方技术的先进性，奥斯曼帝国的部分精英是了解的。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尤其是希腊人作为欧洲思潮的“掮客”，以及驻在伊斯坦布尔的西方外交官等群体，对传播新思想也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19世纪中叶进行深层次改革的重要历史条件。
到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末，奥斯曼人开始更加注意自由和立宪制度，说明法国大革命思想在土耳其已经深入人心。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Abdulaziz，1861—1876年在位）是被一批改革派官员废黜的，更不难理解1876年8月31日继位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1876—1909年在位）为什么在后来被称为“血腥苏丹”（kızıl sultan）。西方人对于苏丹哈米德二世的了解，主要是他在位期间曾经残酷镇压了亚美尼亚起义。但他33年的君王生涯并不是只有这一件事值得关注。实际上，哈米德二世在西方的名声甚至影响到土耳其人对他的评价。这主要是围绕着他的所谓民主和专制的争议。
对他评价不好的当然包括土耳其的自由派，包括推翻了他的青年土耳其党人。首先也是最经常被诟病的是，哈米德二世悬置了土耳其的1876年宪法，停开议会，并建立警察国家。但我们仍然需要注意历史的细节。首先，哈米德二世上台不久即同意了改革派关于颁布自由主义宪法、选举包容多族群的新内阁的要求。哈米德二世所处的时代环境是极其不利的。1877年4月，俄国向奥斯曼帝国宣战。俄国的动机是多重的，除了夺取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战略主导权，染指巴尔干地区之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那就是俄国当时是整个欧洲专制主义的堡垒和捍卫者，一个实施了立宪君主制的奥斯曼帝国，一个表面上开始团结起来的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新议会中非穆斯林占接近一半的比例），是俄国不愿意看到的。在国家面临战争的情况下，奥斯曼帝国各民族在起初是支持哈米德二世的政策的，并暂时止住了俄国侵略者的脚步。
但议会中慢慢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议员逐渐开始诟病政府处理冲突的方式。在战场上，俄国也开始占据上风，并直逼伊斯坦布尔城下。在议会征求意见时，议员们表达了对哈米德二世的不满，并宣称议会对当前的形势不负任何责任。
这实际上是哈米德二世不相信议会的重要原因，他觉得，“议会对国家事业来说是障碍而非助力”。哈米德二世很快就中止实施宪法，解散议会，并把一些核心议员软禁了起来。苏丹也只能接受俄国的城下之盟。[12]
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奥斯曼帝国遭受较大领土损失。紧接着，英国先后把塞浦路斯和埃及变为殖民地，法国占领突尼斯。这样的危机局面，让哈米德二世觉得只能以铁腕统治奥斯曼帝国，以确保国土之完整。在这种状态下，保障自由派所期待的公民政治权利已经变成了一种奢望。
接下来的斗争，从奥斯曼帝国内政角度来说，就成了专制与自由的斗争。尤其是青年土耳其派的出现，其目标就是抵制苏丹专制，恢复宪政，重开议会。这些人遭到镇压，他们只好跑到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残留领土上活动，比如在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色雷斯。
马其顿驻扎着奥斯曼帝国的第三军团，这支部队已经被青年土耳其党人渗透。1908年，在苏丹逮捕其核心成员之前，他们发动了起义，最初只有200名士兵和一些平民参加，但这个盖子开启之后，应者云集，整个马其顿都起来要求苏丹恢复宪政。后来大名鼎鼎的恩维尔也是这个时候崛起的。第三军团的起义迫使哈米德二世宣布恢复宪政。奥斯曼帝国进入第二次立宪（İkinci Meşrutiyet）时期。宪政革命的成功让很多人情绪高昂，也暂时营造了一种各民族大团结的氛围，一种奥斯曼主义的情绪裹挟了不同族群和不同宗教的人民。青年土耳其党领袖们保留了哈米德二世的君主地位，并把管理权交给了赛义德帕夏（Mehmed Said Paşa，1838—1914），他们自己则退居监督地位。
立宪革命的激情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冲散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罢工不断。欧洲也没有因为奥斯曼帝国实现了宪政民主制度，就给予其平等的尊重，而获得欧洲的尊重本是大部分奥斯曼人的期待。相反，欧洲列强趁乱进一步吞并奥斯曼领土。“土耳其的民主转向并没有赢得欧洲列强的支持，反而使国家更为脆弱。”
在1908年底的选举中，青年土耳其党人控制了下议院，苏丹也假意表示忠于宪法。但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没有青年土耳其党人想的那么简单，不是恢复宪法或赢得选举就万事大吉了。宗教保守势力反对这些世俗青年精英，军队也出现了支持改革派和支持苏丹的分裂，议会里的自由派则担心青年土耳其党的专制，他们利用媒体和欧洲外交官抨击青年土耳其党人，哈米德二世也在暗自鼓励反对者。
1909年4月，苏丹的军队发动哗变，并召集了神学院的学生，要求重新组阁和恢复伊斯兰教法。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代表被迫逃离首都。哈米德二世夺回了领导权。
但在马其顿的第三军团已经被青年土耳其党人牢牢掌控，他们组织武装力量在1909年4月底攻下伊斯坦布尔，并废黜了苏丹哈米德二世。青年土耳其党人重新掌权。[13]在之后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上，尽管剧本经常改变，但类似的剧情不断上演。
三、伊斯坦布尔的荣耀
虽然很多人不太了解土耳其，但近些年来土耳其因为种种原因经常占据国际新闻的头条，尤其是自从土耳其被宣布为中国旅游目的地后，这个神秘国度已经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心目中变得日益清晰。现在，或许还有人不知道土耳其的首都是安卡拉，但是，国人大概对土耳其的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已经更加了解了。这是一个有着2 000多年历史的世界名城，曾经还和北京竞争过奥运会的主办权。10多年来，笔者多次访问伊斯坦布尔，长则一两月，短则两三日，对这个城市算是比较熟悉。伊斯坦布尔既是土耳其的，又是世界的。有人说伊斯坦布尔是欧洲城市；有人说伊斯坦布尔太西化，不能代表真正的土耳其；还有人说伊斯坦布尔是半个土耳其。不管怎样，没有伊斯坦布尔，土耳其肯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很难说是土耳其界定了伊斯坦布尔，还是伊斯坦布尔定义了土耳其。“呼愁”（hüzün）是一个来自阿拉伯语的土耳其词，意思大致类似于“忧伤”，这是土耳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在他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14]中描述的伊斯坦布尔的一种特质。“呼愁”的内涵是：伊斯坦布尔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往，而如今它既失去了历史上那种高度的荣耀，也失去了“本我”，但它又随处可见历史的遗迹和废墟，在在提醒着伊斯坦布尔人再也难以恢复过去的荣光，这便产生了渗透进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之精神的“呼愁”。
1.地跨欧亚的大都市
伊斯坦布尔地处亚欧两大洲的交会处，是世界上唯一地跨两块大陆、拥抱着两大洲的城市，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终点。从地图上容易看出，位于黑海（Karadeniz）和马尔马拉海之间的伊斯坦布尔海峡（İstanbul Boğazı，即博斯普鲁斯海峡）及金角湾（Haliç）横贯该城。横跨海峡有三座大桥，而由英国工程师设计、建成于1973年、全长1 560米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Boğaziçi Köprüsü）被土耳其人习惯地称为“第一桥”，它宛如一根纽带将伊斯坦布尔的欧、亚两部分连接为一体，成为伊斯坦布尔最耀眼的风景。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人政变，政变军人一度控制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但第二天即投降；十天后，该桥被命名为“7·15烈士大桥”（15 Temmuz Şehitler Köprüsü）。
从战略角度看，伊斯坦布尔位于巴尔干半岛东端，扼守着黑海出入门户，地处欧亚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伊斯坦布尔市是伊斯坦布尔省的首府，现在有1 500多万人口，它也是土耳其最大的城市和全国贸易、金融、新闻、文化、交通的中心。它还是土耳其最大的商埠，在土耳其的地位举足轻重；伊斯坦布尔很快将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机场，预计每年可容纳2亿人次的吞吐量，全部工程将于2023年竣工，一期工程已经投入使用。在这之前，伊斯坦布尔最大的国际机场叫“阿塔图尔克机场”，是以土耳其国父命名的。伊斯坦布尔的机场不仅规模大，而且地理位置优越，3小时航程几乎可以覆盖欧洲各大城市及中亚、中东、北非等地。在21世纪，埃尔多安领导下的正义与发展党（AKP，简称正发党）提出了“2023政治愿景”，其中包含的很多具体项目都与伊斯坦布尔有关，这主要就是因为其区位优势非常突出。土耳其在21世纪的崛起，更是强化了其欧亚大陆中枢的地位。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土耳其提出了建设国际航空中心的计划，此外还有经由博斯普鲁斯海峡隧道的从北京到伦敦的丝绸之路计划、黑海和地中海贸易港口和路线的建设计划（包括海底隧道建设），以及将伊斯坦布尔建设成为新的金融中心的计划，等等。这些都是基于土耳其尤其是伊斯坦布尔本身的地缘优势，即它处于欧、亚、非三大陆之间，具有整合的条件。
此外，伊斯坦布尔还是享誉世界的文化名城，这里有很多名胜古迹，是土耳其旅游业的窗口城市和重要支柱。这座城市在土耳其平民和政府官员以及西方国家心目中的地位是其他城市所不可比拟的。2016年6月28日夜间，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发生连环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造成数百人伤亡，土耳其政府指认系“伊斯兰国”[15]所为。恐怖分子选择打击伊斯坦布尔，无异于击中了土耳其的“心脏”。
2.从君士坦丁堡到伊斯坦布尔
夕阳西下时，伫立在伊斯坦布尔海峡大桥的桥头，看着对岸的窗户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射出点点橘红，海湾金光闪闪，两岸青山苍翠，在这样的背景下，古堡、清真寺、教堂、宫殿、房舍、渡轮等，为这座城市平添了不尽的神圣色彩。这时你会被伊斯坦布尔的美丽所折服，也就会理解若干世纪前的人们为何选择了这个地方。入夜，在充满神奇色彩的灯火辉煌中，你会情不自禁地追忆这座历史古城的悠悠岁月。
一个城市的名气与地位往往和它的历史密不可分。按照一般的说法，伊斯坦布尔创建于公元前658年，其雏形是当时希腊殖民者建立的一个居民点。据考古发现，在亚洲海岸今天被称作卡迪科伊的地方，还有一个更早的希腊人殖民地。这样算来，伊斯坦布尔已有近3 000年的历史。
伊斯坦布尔曾先后是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它同欧亚大陆政治、宗教和艺术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且不说那些扩张性的征服，也不必说那一次次的战争，单单是宗教、文化的历史就足以让伊斯坦布尔在各大文明圈中备受瞩目。
基督教历史上长期存在着东西教派之间的冲突。公元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迁都于今日的伊斯坦布尔，当时称君士坦丁堡。此后，东西两派在谁居教会首席问题上争斗激烈。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后，君士坦丁堡成为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的首都。到1054年，终于酿成东西教会大分裂。此后，罗马教皇曾发动数次针对穆斯林的十字军运动，对拜占庭帝国也产生了影响，其中，在第四次十字军运动期间，十字军于1204年4月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对这座历史古城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烧杀淫掠，造成了重大的人员、财富和文化的损失，著名的圣索菲亚教堂也遭到劫掠，大大损伤了拜占庭的元气。再加上来自东部的突厥人的攻击，拜占庭帝国终于日薄西山。
1453年5月，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年轻的苏丹“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率军攻占，拜占庭帝国彻底灭亡，这被认为是践行了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真正把伊斯兰教的领土向西扩张到了东罗马帝国的腹地。这里此后被称为伊斯坦布尔，不过欧洲人长期仍愿意称之为君士坦丁堡。
“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着手重建伊斯坦布尔，要把它改造成一座与伊斯兰帝国首都相称的城市。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将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变成了清真寺。他软硬兼施，鼓励或强制一些为改善城市环境所必需的技术人员迁入城内定居并修复城墙。美丽的公共建筑、浴室、旅馆、商场和清真寺一一建立。土耳其人利用大自然赋予这座山城的优越地位，在山顶上建筑了雄伟的清真寺，使伊斯坦布尔的轮廓成为世界上令人惊叹的城市景观之一。
奥斯曼帝国历任统治者都支持宏伟的建设方案，他们赞助学者、诗人和艺术家，在伊斯坦布尔城市史与伊斯兰文化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细密画（miniature）的画师们在皇宫内外的工作室里进行创作。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虽然没有到过伊斯坦布尔，但曾为金角湾设计过一座桥梁，并把设计图寄给了奥斯曼政府，不过奥斯曼人因为找不到适合的工匠而最终放弃了该方案。我们无法确切知道，达·芬奇的这个设计是受到奥斯曼帝国的邀约还是自愿为之。16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还曾通过方济各会邀请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1564）到伊斯坦布尔，希望他能够给金角湾设计一座桥梁，米开朗琪罗当时真的很想去伊斯坦布尔，但最终被劝阻而留在了佛罗伦萨，从而无缘与奥斯曼帝国最伟大的建筑师希南（Mimar Sinan，约1490—1588）相遇。[16]
建筑师希南设计建造了伊斯坦布尔历史上的多个地标性建筑。比如，他为苏莱曼大帝建造的苏莱曼尼耶清真寺气势恢宏，立于伊斯坦布尔最高处；16世纪70年代，希南为苏丹塞利姆二世在埃迪尔内设计建造了塞利米耶清真寺，这被视为希南的杰作，在伊斯兰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2015年10月，笔者在埃迪尔内访问时曾参观过塞利米耶清真寺，同行诸君莫不为其在澄澈蓝天下一览无余的建筑美所折服。希南的弟子还在17世纪初建造了著名的蓝色清真寺（Blue Mosque）。
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下，旧貌换新颜的都城开始重现勃勃生机，到16世纪末，这个城市的人口已经达到了70万，成为当时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奥斯曼帝国又对伊斯坦布尔城的外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拜占庭帝国在长达1 000多年的统治期间，只在城墙所包围的地区建了许多豪华的基督教建筑，如大教堂等。而奥斯曼人带给伊斯坦布尔的则是更多的伊斯兰风格，除了在城墙内许多不起眼的小丘上建了一批著名的清真寺和大皇宫外，还向城墙外扩展，使城区越过金角湾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并在新区也大兴土木，使城市的框架日趋合理，为后人留下了百看不厌的众多历史文化遗迹。
伊斯坦布尔作为帝国首都，成为奥斯曼帝国最壮观的城市。甚至到了20世纪20年代，当两个美国飞行员从华盛顿起飞进行首次世界航行之时，在那个没有雷达导航的时代，他们把伊斯坦布尔作为自己的中途降落地，因为只有在到达这个城市的上空时，他们才能发现那几乎完全异于欧洲的典型风格，看到这个，他们就知道他们到达了刚刚逝去的奥斯曼帝国的故都。
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后，1923年，凯末尔（Mustafa Kemal，1881—1938）领导的土耳其共和国建立，新国家定都安卡拉。伊斯坦布尔遂失去了其首都地位，但是，作为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它的地位仍然是无法撼动的。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也是在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王宫中逝世的。
3.历史遗迹
伊斯坦布尔的历史遗迹多得不可胜数。整体上看，现在的伊斯坦布尔新旧城区划分非常明显。旧城区保护得非常好，古老街道两侧那些红色屋顶的建筑同典型的伊斯兰风格的小楼交相辉映。新城区街道相对宽阔笔直，两旁现代化大厦高耸，城郊高速公路上各种车辆风驰电掣。商业区不断扩大，十分繁华。除了旅游业，作为土耳其最大的工业中心，伊斯坦布尔的纺织、机械、船舶修理等工业也很发达。伊斯坦布尔还是一座文化古城，拥有伊斯坦布尔大学、海峡大学等几十所高等学府，近些年来，各种小规模的私立大学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
伊斯坦布尔市内现在保存着一批古代建筑的杰作，其中许多建筑对欧亚两洲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是人类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早在198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将这个城市的考古公园、苏莱曼尼耶区、泽雷克区和城墙区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名录。众多的建筑中值得一提的至少有以下三种：
首先是宫殿建筑。坐落在旧城区的托普卡帕博物馆（TopkapıSarayı），是按照“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的意愿建于1460—1478年的土耳其苏丹的王宫，现在已经是著名的博物馆，收藏有土耳其历史上的许多珍贵文物。托普卡帕宫被作为王宫使用了近380年。之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移居多尔玛巴赫切宫（Dolmabahçe Sarayı），这是19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苏丹使用的新王宫，带有欧洲建筑风格，宫内重达4.5吨的巨型吊灯是举世闻名的稀世珍品。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即逝世于多尔玛巴赫切宫。
其次是清真寺。历史上，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以数目众多、规模巨大而举世闻名，现保存完好的至少有450座，仅历史悠久的大清真寺就有数十座之多。久负盛名的是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建于1616年，那庄严肃穆的圆顶和耸入云天的宣礼塔引人注目，寺内礼拜厅宽敞明亮，四壁镶嵌着2万多块蓝色瓷砖，以“蓝色清真寺”闻名于世。
再次是古教堂。在伊斯坦布尔的众多宗教建筑中，历史最悠久的要算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兴建的各种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从1935年到2020年是作为博物馆使用的，不过，从2020年7月起，又被改为清真寺。后文中我们会专门分析这个问题。圣索菲亚是座长方形的拜占庭式建筑，由查士丁尼一世下令建造，于公元6世纪建成。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直到1935年，圣索菲亚是作为一座清真寺使用的。它宽大的圆顶直径达31米，离地面55米，还装饰了漂亮的拜占庭马赛克，今天人们依然可以看到基督教的圣像和天使。
其他著名的景点还有阿塔图尔克革命博物馆、女儿塔（Kızkalesi）、卡帕勒市场（Kapalı Çarşı，意思是封闭的市场）、埃及市场（Mısır Çarşısı）、王子群岛（Prens Adaları，又称Kızıl Adalar）[17]、独立大道（İstiklal Caddesi）、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Meydanı）等。伊斯坦布尔城墙、狄奥多西方尖碑、青铜蛇纹柱和康斯坦丁大柱等都是游人颇为向往的去处。
4.文明的交汇
伊斯坦布尔给人的整体印象是现代与传统的和谐共存，这从上面所描述的建筑风格、城市布局等方面就可以看出。多年前，一个在土耳其工作过的德国朋友告诉我，土耳其如何巧妙地使传统与现代相处如此和谐，这是一个颇有学术价值的课题。在人们看来，伊斯坦布尔不仅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还是一座华丽、迷人而又充满活力的现代城市。如今，“在圆屋顶和伊斯兰教寺院高高的尖塔映衬的天际线下，川流不息的各类车辆沿着鹅卵石古街道前进的隆隆声，穿梭来往的街头售货者的叫卖声和繁忙的港口进出船只的汽笛声汇成一片，构成一幅十分动人的壮丽画卷，使过去与现在、历史与未来在这里紧密地相连”。[18]
前些年，在伊斯坦布尔遭受连续恐怖袭击后，有人竟然说这些是针对犹太人的恐怖活动，进而还煞有介事地讨论这个城市里存在的宗教冲突问题。其实，这种说法是一种误解，说明他对伊斯坦布尔乃至土耳其的历史和现在不了解。
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主要的宗教团体除了穆斯林外，还有东正教徒、亚美尼亚格列高利教派信徒和犹太教徒。东正教徒多是巴尔干半岛的农民，亚美尼亚的格列高利教派信徒多为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农民，犹太人则大多为城市居民。不过，当时的各教派并不是按地区划分和安置的，相反，在整个帝国内，所有宗教团体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相互都有交往。历史上，曾有一位英国旅行家的仆人这么写道：“在土耳其所有的城市里，每周有三种安息日：土耳其人逢周五休息，犹太人逢周六休息，而基督徒则在周日休息。”
然而，这些宗教派别之间尽管有交往，却总体上仍处于宗教隔离状态，按照一般的说法，征服伊斯坦布尔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就任命东正教的一位头面人物为帝国境内东正教徒的大牧首（Patriarch）和文职首领。同样，他也任命了伊斯坦布尔的犹太教大拉比和亚美尼亚教派的主教分别为各自“米勒特”的首领（milletbaşı）。这就是我们在前文中曾讨论过的所谓“米勒特制度”。在古代，“米勒特”主要是指宗教共同体，在现代则有民族的意思。“米勒特制度”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宗教共同体具有了政治性。除了刑事犯罪案件的审理权归苏丹手下的法官外，其他的宗教、教育与世俗事务很多都归大牧首等首领及其手下的教士阶层管理。这种制度成了奥斯曼帝国政府统治不同宗教臣民的工具，所以也谈不上是完全的自治。
苏丹承认各米勒特享有（半）自治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宗教间的平等。穆斯林地位最高，非穆斯林受到较多的限制，比如基督教堂不得使用大钟。不过，从世界范围来看，当时的西欧正处于宗教迫害时代，相对而言，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处境要好得多。因此，很多犹太教徒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涌入萨洛尼卡、伊斯坦布尔等奥斯曼帝国的城市，他们带来了丰富的经济、财政、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对奥斯曼帝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确立了世俗的现代政治，实行政教分离，而且实现了各宗教平等与信仰的自由。这已非过去那种“米勒特制度”的政策可比了。在当今的伊斯坦布尔，不同信仰者可以和谐相处。在同一座楼房里，穆斯林的邻居是犹太人这种事情并不罕见。在土耳其，特别是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不仅达到了现代与传统的基本和谐，还实现了不同信仰者的友好相处。
一位到过伊斯坦布尔的俄罗斯记者就非常细致地感觉到这里存在的东西两种文明的碰撞。这位俄罗斯记者观察到两种情形：（1）西化的城市。市中心灯红酒绿，五光十色的广告令人眼花缭乱，汽车也是川流不息。餐馆和酒吧里的音乐在大街上也能听到。街上穿着现代的美丽姑娘很多，这情景和欧洲大城市没有什么两样。（2）伊斯兰传统。在2003年美国攻占伊拉克时，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穆斯林参加了大规模的反战游行，他们将伊拉克人视作“信仰上的兄弟”。这里尽管有非常西化的人，但也有非常多坚持做礼拜、尊重传统的人，尤其是在较为正统的法蒂赫区更是如此。
5.“呼愁”
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曾说：“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比绝望的处境本身还要糟。”这是来自《鼠疫》的感悟。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肆虐全球，土耳其的疫情数据也令人很不乐观。今天，我们似乎仍然无法确定疫情何时可以过去，但仍有很多事值得关注：我们和土耳其人，天涯共疫苗（科兴）；2020年，除了中国，只有土耳其的经济是正增长的（1.8%）；海峡大学的学生们坚持不懈地抗议总统任命的校长，还得到了不少家长的支持……跟很多人一样，我这两年赴土耳其的学术交流计划不得不取消了。在瘟疫大流行的困顿中，在所有人的生活都蒙上阴霾的时期，在各种“云享”之外，拥有回忆，未尝不是幸福，而带着回忆阅读，有时候就是对幸福的“加持”。
读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深沉的忧郁之感，甚至仅仅阅读了开头几页，就让人不能不断定，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纠缠在一起的记忆是灰色而忧郁的。帕慕克这样描述伊斯坦布尔那从过去一直绵延至今的忧伤：
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此前，在个人有限的阅读经历中，我还从未读到如此描述故乡的文字。游子思乡的情绪自然是忧伤的，但那忧伤不是故乡本身赋予的，而是由对故乡的思念引起的。更何况，1952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的帕慕克并不是作为一个远在异乡的游子在写作，他几乎从未离开生他养他的这座帝国古都，但他却表达了这样的关于故乡的忧伤。帕慕克从小到大喜欢玩的一个游戏竟是“我想象我坐的地方实际上是别处”这样的白日梦。
只有从前述的历史中去感受伊斯坦布尔的忧郁，才能真实而深切地体会它。18世纪的奥斯曼抒情诗人如此赞颂他们的首都：
伊斯坦布尔，无与伦比的城市，你就像举世无双的宝石，
横跨两海，发出闪闪光芒！
你的小石一块，我想，就远远超过伊朗的所有宝藏！
灿烂辉煌，犹如普照世界的太阳。
你的花园，你的美景，乃是乐神的模样，
你的绿荫深处，散发着玫瑰花香，充满着爱神的魅力，比美真主的天堂。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的第十章就以“呼愁”为标题，在这一章的开头，作者写道：“‘呼愁’一词，土耳其语的‘忧伤’，有个阿拉伯根源：它出现在《古兰经》时（两次写作‘hüzn’，三次写作‘hazen’），词义与当代土耳其词汇并无不同。先知穆罕默德指他妻子和伯父塔里布两人过世的那年为‘Senetül hüzn’，即‘悲伤之年’，证明这词是用来表达心灵深处的失落感。但如果说‘呼愁’，起先的词义是指失落及伴随而来的心痛与悲伤，我自己所读的书却指出，伊斯兰历史在接下来几百年间有一小条哲学断层线逐渐形成。”
帕慕克描述的伊斯坦布尔的精神特质之一“呼愁”，是属于这个城市集体的，不是个人的，是整体的，不是个别的，是社群的情绪，而不是个人的感受，是“某种集体的感觉、某种氛围、某种数百万人共有的文化”：“‘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我想说明的是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的‘呼愁’。”他想描述的，“不是伊斯坦布尔的忧伤，而是那映照出我们自身的‘呼愁’，我们自豪地承担并作为一个社群所共有的‘呼愁’”。他罗列了近百种景象，那些被唤起的回忆，成为伊斯坦布尔“呼愁”的写照。
从荣耀到“呼愁”，反映出的恰恰是在历史进程中伊斯坦布尔的失落，可能也是土耳其文化中的某种失落。它不是旁观者可以轻易感受到的东西，是属于伊斯坦布尔人的，是属于像帕慕克这样的土耳其人的。帕慕克说，在土耳其的一些音乐形式中可以感受到这种情绪，“一种介于肉体痛苦与悲伤忧虑之间的感觉”，“伊斯坦布尔的‘呼愁’……是自愿承载的‘呼愁’”。的确，对于如我这样的匆匆过客，伊斯坦布尔那过去的荣耀和现实的灰暗都是外在的，很难将自己融入它们，或将它们融入自己。终究，我是一个外来者。如果不是研习历史，如果不是阅读帕慕克，恐怕现在的体会将更加肤浅。
对帕慕克来说，“呼愁”是伊斯坦布尔的集体意识和历史记忆，源于某种忧伤，但那是历史的，既是千年的历史，更是近150年来的历史，那是笼罩、覆盖、渗透着伊斯坦布尔城市的空气和每一个角落的“呼愁”。更重要的是，它还由伊斯兰神秘主义的苏非派精神“加持”过，这种“加持”，简单来说就是对“呼愁”的主动接纳，并将其内化于个人的或集体的精神之中，最终因这种“呼愁”的存在、被感受到以及对其的承载，而感到自豪，成为自我意识和思想的一部分。
为什么是150年的历史？那无非是因为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以及与此同时伊斯坦布尔的黯淡。对帕慕克来说，伊斯坦布尔有太多历史的废墟，它们的存在，提示着这座城市的人，以及这个民族的人，他们再也不可能恢复历史上的荣耀了；因而，这种“呼愁”是与生俱来的。
当土耳其如凤凰涅槃般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之后，伟大的革命领袖、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却迟迟不愿造访这座曾经辉煌数个世纪的古都，而宁可待在安纳托利亚那如饱受贫困与战争创伤的“乡村”——安卡拉，并立志要把这里建成新的首都，他对伊斯坦布尔应该是没有“赶考”的心态的。在我看来，这正是现代伊斯坦布尔“呼愁”的早期写照。直到1927年，也就是共和国建立四年之后，凯末尔才重新回到这座他熟悉的老城。他不是游子返乡，而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来的。这个已经巩固了自己政权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心态变了，他不再把伊斯坦布尔看作自己早年政治失意的场所，他泰然、坦然搬进了帝国皇帝曾经居住的、建造于19世纪的新王宫——多尔玛巴赫切宫。
但这个过程里有些细节仍值得我们玩味。伊斯坦布尔的舒适留不住这个共和国领袖的心。他虽然病逝于此，但在他去世之前的日子里，他日夜想念的是回到首都安卡拉，每当他手捧一杯咖啡独自呆坐的时候，他那漂亮的钢青色眼睛里满是对安卡拉的思念。他逝世之后，遗体被护送到安卡拉举行国葬。与国父凯末尔不同的是，土耳其现任领导人埃尔多安以不喜欢待在首都安卡拉而闻名，他更喜欢伊斯坦布尔。埃尔多安政治生涯的第一次成功，是在1994年当选为伊斯坦布尔市长；而现在他对伊斯坦布尔的偏爱，可能还跟他偏爱奥斯曼帝国的元素有关，至于现在很热的一个词“新奥斯曼主义”及其特殊含义，我们后面还会专门谈。
伊斯坦布尔的被遗忘，不仅仅是一个时移世易的自然过程，它曾经也是被刻意疏远和遗忘的。在21世纪，伊斯坦布尔发誓要恢复这座城市往昔的荣耀。这也是实际的情况。当然，它会被帕慕克这样的知识分子耻笑为一种浅薄的民族主义之举，比如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但是，再一次，我作为一个伊斯坦布尔的过客，仍然认为那也是真实的。“呼愁”，对我这个主要靠阅读书籍了解一座城市的匆匆过客来说，它既是源于奥斯曼土耳其历史的，又是作家所想象、塑造和投射给这座城市及其历史的某种情绪，作家使自己“沉迷”其中，才能写出震撼心灵的、深刻的文字。
[1] Heath W.Lowry,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
[2] 小笠原弘幸：《オスマン帝国繁榮と衰亡の 600年史》，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18年，第28—29页。关于gaza与圣战的关系，学界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基本上，在奥斯曼帝国早期，人们对gaza的理解，并不是宗教意义上对异教徒的那种圣战（holy war），而是更多地等同于劫掠，是对战利品的觊觎。奥斯曼人自己的后世作品在描述这些现象时候，使用了针对异教徒的圣战的话语，但这更多是一种后世的正统宗教意识对自身历史的投射，以及一种有政治目的的文学修辞。相关讨论参考Heath W.Lowry,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pp.9-11,30-31,43-44。
[3]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唐家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95页；更详细的讨论参考Halil İnalcık,“Impact of the Annales School on Ottoman Studies and New Findings”,in Review,I,3/4,Winter/Spring,1978,pp.69-96。
[4] Ingvar Svanberg and David Westerlund,Islam Outside the Arab World,Oxfordshire:Routledge,1999,p.140.
[5] 昝涛：《“因俗而治”还是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多元主义？——以所谓“米勒特制度”为重点》，载《新史学》，第十三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6] 昝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7] Asli Cirakman,“From Tyranny to Despotism:The Enlightenment's Unenlightened Image of the Turks”,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Vol.33,No.1.,Feb,2001,pp.49-68.本文中文版（《从暴政到专制主义：启蒙对土耳其人的无知图画》，昝涛译）收入林国华主编：《欧罗巴与亚细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8] ［英］伯纳德·刘易斯：《穆斯林发现欧洲：天下大国的视野转换》，李中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年，第47页。
[9] Ahmed Efendi,III.Selim'in Sırkâtibi Ahmed Efendi Tarafından Tutulan Rûznâme,ed.by V.Sema Arıkan,Ankara,1993,pp.59-60，转引自历史学研究会编：《世界史史料——帝国主義と各地の抵抗：南アジア·中東·アフリカ》，东京：岩波书店，2009年，第112页。
[10] ［英］伯纳德·刘易斯：《穆斯林发现欧洲：天下大国的视野转换》，李中文译，第47页。
[11] ［英］伯纳德·刘易斯：《穆斯林发现欧洲：天下大国的视野转换》，李中文译，第183—185页；Bernard Lewis,“The Impac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n Turkey:Some Note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Ideas”,in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I,Paris :Librairie des Méridiens,1953,pp.105-125。
[12] İlber Ortaylı,İmparatorluğun Son Nefesi:Osmanlı'nın Yaşayan MirasıCumhuriyet,Istanbul:TimaşYayınları,2019,pp.99-103.
[13] 对相关历史过程的描述，参见［土耳其］悉纳·阿克辛：《土耳其的崛起（1789年至今）》，吴奇俊、刘春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八、九章。
[14]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何佩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5] 所谓“伊斯兰国”，最初是指成立于2013年4月的“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 Shams，缩写为ISIS），2014年6月后其宣称建立哈里发国，直接称“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缩写为IS），这是一个2013—2018年活跃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前身是2006年在伊拉克成立的“伊拉克伊斯兰国”。沙姆地区（al Shams）指的是“大叙利亚”，包含了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该组织宣称的目标是消除二战结束后现代中东的国家边界，并在这一地区创立一个由其统治的伊斯兰国家。2014年6月，该组织建立的政权更名为“伊斯兰国”后，宣称自己对于整个伊斯兰世界（包括历史上阿拉伯帝国曾统治的地区）拥有权威地位。2018年底，叙利亚和伊拉克清除IS势力的主要军事行动已经结束。2019年10月，美军击毙了“伊斯兰国”的头目巴格达迪。关于“伊斯兰国”的问题，更多论述请参考本书第十三章。
[16] ［土耳其］易卜拉欣·卡伦：《认识镜中的自我：伊斯兰与西方关系史入门》，夏勇敏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第180—181页。
[17] 王子群岛位于马尔马拉海（Marmara Sea）中，在伊斯坦布尔东南方约20千米，由9个岛屿组成。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有将获罪的王子或其他王室成员流放至这些岛屿的惯例，“王子群岛”因而得名。
[18] 向三久：《古文明的光辉在这里闪烁——伊斯坦布尔巡礼》，《世界博览》，2000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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