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简子派尹铎去担任晋阳的地方官。临行前，尹铎向他请示该用什么办法治理，是要像抽茧丝那样让晋阳百姓不断地缴税服役，还是要把晋阳作为赵氏的保障呢？赵简子说，当然是要作为保障来治理了。带着上司的授权，到任以后，尹铎在施政中本着将晋阳打造成为赵氏保障的宗旨，隐瞒了当地实际户口的数量，减轻了百姓的赋役负担，将晋阳治理得经济发展、人民富足、社会安定，可谓是井井有条。正因为看到了尹铎的政绩，在一次与他的儿子无恤（即后来的赵襄子）谈话时，赵简子嘱咐道：如果以后晋国发生内乱，一定要去晋阳，不要顾虑尹铎年轻，也不要顾虑晋阳路途遥远。
后来，当赵襄子拒绝了智伯的索地要求后，智伯率领韩魏两家攻赵。在面临这种万分危急的情况下，赵氏该何去何从，到哪里去避难并徐图发展成为摆在赵氏君臣面前的必选题，有臣下曾建议去“城厚完”的长子或者“仓库实”的邯郸，而在赵襄子看来，这两地的民众为了“城厚完” 和“仓库实”已经付出太多，在危难之际是不会和他戮力同心了，所以毅然去了晋阳。这不仅是因为有先主赵简子的嘱咐，更是因为他认识到了，在尹铎的宽松政策治理下的晋阳民众是能够与他共患难的，是可以作为危难之际的战略依托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赵襄子的判断是正确的：“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灶产蛙，民无叛意。”赵襄子正是在这样的坚持下，派张孟谈对韩魏两家晓以利害，最终达成韩赵魏三家同盟而共灭智伯。
历史在很多时候往往会以相同或相似的形式重演。在二百年后的齐国，就上演了冯谖为孟尝君薛邑买义的故事。
冯谖本来是受孟尝君之托去薛邑收租税的，但是他却假托孟尝君的命令烧毁了薛邑百姓应向其缴纳的租税。他的这种擅自做主的举动令孟尝君很是不高兴，但也并未和他计较太多。但是当国君对他表示不信任有驱其出朝的意思时，孟尝君只好识趣地到他自己的领地薛邑去。就在距离薛邑还有一百多里的地方，孟尝君却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薛邑的民众倾城出动，扶老携幼、箪食壶浆地前来迎接他们仁义的恩公。到这个时候，孟尝君才真正理解了冯谖当初买义的举动，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感动得真是稀里哗啦。
随后冯谖又设妙计帮助孟尝君重回庙堂担任相国，还有就是建议孟尝君向国君求得先王的祭器，在薛邑建立宗庙以保护自己。这三件事情办完以后，孟尝君在齐国的地位稳如泰山，做相国几十年也没有再遭受灾祸。这也正是狡兔三窟这个典故的由来。
两个故事虽然很相似，但孟尝君是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享受了冯谖薛邑买义的红利，而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却是有远见的预先安排。至此，我们不得不说，赵简子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正是他未雨绸缪的做法，让赵氏有了一个稳固的基地，从而在危难之际能够反败为胜，以至三分晋国有其一，为赵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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