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作为中国传统四大名著之一，不仅创造出了108位脍炙人口的梁山好汉形象，而且深刻反映了北宋时期的社会百态，在神州大地拥有着极高的声誉和文学价值。但是，《水浒传》毕竟只是一本小说，终究难免与历史有所差别，甚至，其中有很多地方还是对历史的歪曲，对事实的指鹿为马。
最好的例子就是武大郎和潘金莲这对“苦命鸳鸯”了，在《水浒传》所有的人物形象中，武大郎和潘金莲的人物形象是最鲜明的，但同时也是最冤枉的。书中其他的人物形象虽然和历史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差距，但是比起武大郎、潘金莲都得“甘拜下风”。
在《水浒传》，潘金莲被描写成一个不守妇道，谋杀亲夫的蛇蝎妇人形象，这个形象在后世被反复演绎逐渐成为华夏大地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妇女形象之一。
至于武大郎就更是让人哭笑不得了，如今，在我国北方的一部分地区，“武大郎”常被当作专指名词使用，专门代指带有侮辱性质地称呼外貌粗鄙，身形猥琐、短小的人，在小说及其衍生影视作品中，也把武大郎描绘成了“三寸丁，谷树皮”的丑男形象。
但是在真正的历史中，潘金莲和武大郎完全不是《水浒传》中描写的形象。
武大郎，《水浒传》中的虚构人物，并无人物原型。武家排行老大，唤作武大郎，河北清河县人。从小父母双亡，含辛茹苦将兄弟武松抚养成人。以卖炊饼为业，娶妻潘氏金莲。是施耐庵根据元朝无名氏的《大宋宣和遗事》以及元朝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以上这两部文学作品都被认为是《水浒传》的雏形或蓝本)中描写的行者武松和武松打虎的故事进行衍生编撰出的新人物(据《浙江通志》记载，武松是个常在涌金门一带卖艺的流浪汉，并无哥哥)。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明朝永乐年间(公元1403年-公元1424年)的阳谷县县令武植，并不可能是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就病死的施耐庵所写的武大郎的原型。
根据河北《清河县县志》记载：明朝时期确有武大郎、潘金莲其人、武大郎本名武植，虽然出身贫苦，但绝非庸庸碌碌之徒。与小说完全相反，他中年高中进士，官至七品之尊，兴修水利，整顿当地内政，当地政治风貌焕然一新，可以说是造福一方的政绩有为的父母官。
并且，据史料记载，武植身高八尺，虽说古代一尺没有现在长，但是八尺也至少在180厘米左右，绝非水浒传里的一米三的身高。
而潘金莲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人，也确实是武大郎的妻子，但是和书中描绘的蛇蝎毒妇的形象完全不同。她是名门千金，贤良淑德、知书达理、兰心蕙质、气质如兰，有着大家闺秀的风范。她的父亲曾经官任贝州知府，在其故乡经营染坊。
武大郎因为家中贫穷，年轻之时曾经到潘金莲父亲的染坊中工作。因为其品行端正、仪表堂堂、聪明睿智，认为武大郎未来必定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潘金莲的父亲就资助他学习，考取功名。还将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他，婚后二人琴瑟和谐、相濡以沫。
此后的时间里，潘金莲与武大郎生育了四个儿子，还将武大郎的弟弟武松抚养成人，可以说，在当时，潘金莲是以温柔敦厚、束身自好、蕙心纨质，怀瑾握瑜而闻名于家乡的。
武大郎和潘金莲夫妇之所以最终演变成了《水浒传》中的形象还要从一次走后门事件说起。
武大郎早年贫苦，能够生存完全是靠着亲朋好友的救济。这些资助过武大郎的人之中有一人名叫黄堂的。有一日，黄堂家中失火，房屋都被烧没了，迫于无奈只得去投奔武大郎。而此时的武大郎早已成了一县之长，黄堂见故人已经飞黄腾达，便想走走后门，希望谋个一官半职。
刚开始，武大郎见是故人来此，自然好酒好菜招待。但黄堂提出自己的请求后，武大郎就为难了。因为黄堂此人并无真才实学，如果让他进入官场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武大郎对此并未表态。但是对于黄堂而言，武大郎这种态度完全就是恩将仇报，于是黄堂羞愤不已，直接就离开了武大郎家。
而且，黄堂为发泄心中怨恨，还在武大郎家乡附近编造武大郎之妻潘金莲的谣言，四处宣扬并张贴传单。正巧当地一些地主恶霸由于常年被武大郎打压，早已积怨已久，纷纷借此在谣言中添油加醋，一时之间，潘金莲之名臭不可闻。
而这个谣言最终在众人的传播中，被《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听到，施耐庵本是一个有着侠义之心的人，但可惜三人成虎，在铺天盖地的谣言中，它也以为潘金莲真是一个毒妇，便将潘金莲和武大郎都写进了水浒中，而为了突出武大郎的无辜，便将武大郎描写成了一个无辜可怜的老实人形象。
不过，这件事还有一个转折点。当黄堂回到家中，却发现家里早已建起了新房子。询问妻子后才知道，这就是武大郎派人给他建的。新房近在眼前，黄堂思及往日情谊不由得懊恼不已，立刻四处解释，希望能终止谣言。但他捏造的潘金莲的丑恶形象，早已轰动四方，他的解释也成了杯水车薪。
小说和真正的历史有所出入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在武大郎和潘金莲的身上出入却未免有些太过于胡闹了，千百年来，这对恩爱的夫妻在人们的污言秽语中相濡以沫，饱受世人天大的误解，蒙受这本不该承受的不白之冤，确实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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