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在 2022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拉萨峰会上参观。来源：新华社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在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核心资产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安全风险，遍及数字化的各个应用场景。研究报告表明，2020年全球数据泄露数量已超过此前15年的总和，数据泄露事件平均成本逐年增长，目前已创下435万美元的历史新高。数字安全成为网络安全的核心挑战，万物互联之下，牵一发而动全身，做不到万无一失，就有可能一失万无，甚至危及国家安全。
摸清家底，提高核心“免疫力”
刚刚挂断电话，张涛便接到了北京反诈中心的来电提醒：不要轻信境外来电，不要给陌生人汇款，谨防电信网络诈骗。在此之前，他也多次收到短信提示：购物退款要联系官方客服，买卖游戏装备要在官方平台，凡是自称注销征信记录的都是诈骗。
相比之下，赵楠就没那么幸运。已经接近晚上12点，群里的消息还在不停地轰炸。自从家人因网购被骗后，她便加入到这个由受害人自发组织的群里，人数不断增加，诉说的故事却大同小异。
近年来，随着信息化建设和应用不断加快，小到个人信息泄露、网络诈骗，大到企业勒索攻击、供应链攻击、大流量网络攻击（DDoS）等问题层出不穷，日渐猖獗，给网络安全蒙上一层隐忧。据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统计，仅今年7月份，全国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举报就达1441.4万件，其中主要商业网站平台受理量占56.7%，达742.6万件。
“新基建下，万物互联，网络攻击将从数字空间延伸到物理空间，对网络安全提出严峻挑战。”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表示，网络空间已成为继陆、海、空、天之后的第五大主权领域空间，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隐形风险无处不在“万物互联，一方面让我们的生产生活更为便利，同时也导致网络攻击可以通达所有连接的节点，换言之，安全问题将无处不在。”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第五研究室主任徐震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传统网络空间安全，主要关注信息与系统的机密性、完整性和系统的可用性，进入万物互联时代，安全攻击则将危及现实世界的方方面面。
总的来看，网络安全威胁主体大致可以分为国家级、组织级和个体级三类。前者主要致力于完成自身战略和战术目标，会尽可能避免造成大的公共影响，很少留下线索。对于这些组织而言，金融、交通、医疗、能源等行业关系国计民生，涉及众多重要系统和关键基础设施，获取相关核心信息、控制关键系统，对国家级威胁主体有巨大吸引力。而对于专业组织及个体黑客来说，获取经济利益是其主要诉求。
然而，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攻击都是无形的，看不见就要挨打。去年5月9日，美国最大燃油运输管道商科洛尼尔因受勒索软件攻击，被迫关闭其在美国东部沿海各州的供油网络，导致美国17个州和华盛顿特区进入紧急状态。今年5月11日，意大利多个官方网站遭到黑客大规模DDoS攻击致服务器瘫痪，包括意大利参议院、机动车协会、国防部、国家卫生所等7家重要机构官网临时宕机，整整4个小时用户无法访问。
“因认知科学的局限性，设计IT系统不可能穷尽所有逻辑组合，必定会存在大量未经处理的逻辑缺陷，因此，利用缺陷脆弱点挖掘漏洞进行威胁攻击，是网络安全风险的永远命题。”沈昌祥解释道。
徐震也表示，于我国而言，首先要承认在网络信息技术和装备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还有明显差距，这意味着强大的对手可以对我们进行降维打击。再加上，大量核心系统和设施是构建在别人的基础之上，这其中漏洞不可避免，是否有后门也无从知晓，对手一旦以此进行高级攻击，我们的防控手段将非常有限，需要从法律法规、管理制度、产业能力、技术能力、人才队伍等方面综合发力，构建多层级可持续运营的安全防护与对抗体系。
主动免疫防患未然IBM发布的《2022年数据泄露成本报告》显示，2021年3月至2022年3月期间，全球数据泄露事件平均成本为435万美元，比2020年报告数据增长12.7%，创历史新高。按其之前统计，花费超过200天识别和遏制数据泄露事件的平均成本为487万美元，200天内识别和遏制数据泄露事件的平均成本为361万美元。
发现得越早，损失就越少。
“安全问题是不可能被完全认知和发现的。举个例子，我们知道哪些地方隐匿着新冠肺炎病毒吗？实际上是看不到的。那么应该如何预防其带来的破坏，一方面要尽量不去人多的地方，出行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另一方面，要增强自身免疫力和抵抗力，识别并降低病毒的侵害。”南开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副秘书长张健认为，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组织，都应该加强对自身网络风险的分析、排查和认知，摸清家底，建立全天候全方位感知网络安全态势，一旦发现或出现问题，可通过信息共享机制，起到预警和警示作用。
沈昌祥也表示，杀病毒、防火墙、入侵检测的传统“老三样”已经难以应对人为攻击，且容易被攻击者利用，找漏洞、打补丁的传统思路也不利于整体安全，构筑网络安全主动免疫保障体系迫在眉睫。“主动免疫可信计算是防御风险的新模式，可在运算的同时进行安全防护，并以密码为基因抗体实施身份识别、状态度量、保密存储等功能，及时识别‘自己’和‘非己’成分，从而破坏与排斥进入机体的有害物质，相当于为网络信息系统培育了‘免疫能力’。”据他介绍，目前可信计算已广泛应用于国家重要信息系统，如增值税防伪、防伪、二代居民身份证安全系统、国家电网电力数字化调度系统安全防护建设等。其中，电力可信计算密码平台已覆盖几十个省级以上调度控制中心、上千套地级以上电网调度控制系统，涉及十几万个节点，约4万座变电站和1万座发电厂，有效抵御了各种风险攻击，保障电力调度系统安全运行。
“‘没有绝对的安全’，这是网络安全领域的公理。网络安全的核心是攻防对抗，没有攻就不存在防的必要，以攻击者角度全面感知威胁，是安全防御的基础。”在北京华顺信安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CEO赵武看来，网络空间测绘本质上就是从攻击者视角寻找防御的薄弱点，即通过主动测绘标识设备的位置、归属和风险点，进而形成网络空间的高精地图，拉平攻防双方的不对等态势。当遭遇安全攻击时，“地图”可以快速定位风险设备或系统位置，分析并预判可能波及的重点行业和机构，评估受影响程度。同时，对于拥有庞大网络资产体系的企业、单位和组织，网络空间测绘还可以从硬件、操作系统、服务、支撑、应用等多个层面，对联网资产进行标识划分，精准识别长期未更新升级的“暗资产”，明确网络防护边界，做好资产防护。
产业规模有待提高巨大风险，孕育着巨大的市场空间。
8月11日，IDC发布的网络安全市场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网络安全IT总投资规模为1687.7亿美元，并有望在2026年增至2875.7亿美元，5年复合增长率（CAGR）为11.3%。聚焦中国市场，2026年中国网络安全IT支出规模将达到318.6亿美元，全球占比约为11.1%，5年CAGR约为21.2%，近全球两倍。工信部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中心《2021中国网络安全产融创新发展报告（上半年）》也指出，2015年以来，国内网络安全产业投融资总额呈激增态势，总规模5年间增长近9倍，由2015年的19亿元增长为2020年的177亿元，推进网络安全产业发展已成为共识。
“近年来，《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出台，极大推动了网络安全产业的发展，但与网络和信息系统建设相比，网络安全投入仍存在很大不足。当前，我国信息化产业规模约为2万亿元，而据有关统计，去年网络安全产业总体规模才突破2000亿元，差距巨大。”究其原因，张健认为在于安全企业比较分散，“没有寡头只有诸侯”，尚未形成对产业发展有牵引作用的大企业，“虽然部分企业已具备这种趋势，但整体规模仍然偏小，供给能力存在不足”。
对此，徐震也表示，虽然网络安全厂商开始出现集中化趋势，但在产品和服务方面，排头的企业多是“大而全”，即产品线长，这意味着单个产品、服务投入相对不足，产品的技术水平提升资源会面临困境。他认为，网络安全并非传统大行业，相对而言，“专”“精”比“全”更重要，如果各企业能够将精力聚焦在几个长项产品和服务中，产业能力将得到更大提升。
此外，需求不足也是制约安全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据相关数据统计，92.3%的中小微企业长期被黑客攻击而不能独立应对数字安全威胁；81.6%的勒索攻击针对的是1000人以下的中小微企业，恶意软件、网络钓鱼、利用系统漏洞等原来针对大型企业的网络攻击手段开始对准中小微企业。然而，相比之下，只有一成左右的中小微企业网络安全年投资预算为10万元以上。
“这与中小企业自身技术能力、财力有关。安全有很强的专业性，如果企业自己搭建安全团队，未必能达到很高水平，这就需要第三方提供安全服务。”张健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中国网络安全市场与国外的区别在于，后者更强调软件和服务，而中国恰恰相反，硬件占比更高。“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家觉得服务看不见摸不着，只有形成固定资产才能安心。”他表示，目前这种现象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购买服务已逐步被政府和企业所认可。按照工信部《网络安全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征求意见稿）》部署，未来我国将建设网络安全运营服务中心，面向中小企业提供高质量、低成本、集约化的网络安全产品和服务；引导中小企业通过网络安全产品服务一站式购买、租赁、订阅、托管、云端交付等方式，灵活部署网络安全产品和解决方案，进而提升中小企业网络安全防护意识和能力。
数据安全成新蓝海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核心资产，遍及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根据《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2017年到2021年，我国数据产量从2.3ZB增长至6.6ZB，全球占比9.9%，位居世界第二；数字经济规模从27.2万亿元增至45.5万亿元，占GDP比重从32.9%提升至39.8%，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
“数字化在重新定义世界运行的方式，用传统网络安全定义今天数字化面临的安全挑战已经不够了。”2022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安全峰会上，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表示，数字化的内在脆弱性导致安全风险更大，同时外部威胁也在不断升级，在内外部双重安全挑战之下，风险遍布数字化的所有场景，倒逼网络安全升级为数字安全。
资本市场对这一领域甚是关注。从公开数据来看，2022年上半年我国网络安全行业投融资规模超过78亿元，预计全年投融资规模有望达到200亿元，其中，数据安全、工控安全和隐私计算成为近一年半来投资的前三方向。从企业来看，作为聚焦安全大数据的高科技企业，华顺信安在B轮融资仅一年后，又于今年4月完成C轮融资，规模高达数亿元，进一步印证了资本市场的青睐。
“数据安全已成为当前核心挑战。一方面，数据资产的利用需要高效访问与处理，为数据安全防护带来诸多挑战，利用与安全的矛盾亟待解决；另一方面，大量数据处理者持有海量个人隐私数据，数据的归属权存疑，采集、存储、处理、运用和消费中的个人隐私问题，需要从法律、管理、技术等多个层面综合施治。此外，近期多起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事件背后暴露出的云平台与应用系统安全问题，同样需要我们长期关注。”徐震提醒道。
云安全同样也是张健反复强调的重点。“现在很多企业将数据迁移到云平台，这是大势所趋，但也存在一个问题，承载着大量数据和应用系统的公有云，安全如何保障？”他坦言，虽然我国对公有云等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有等级保护要求，但在安全管理机制、技术防范体系方面仍有不足，多数公有云平台处于半封闭状态，即由云服务商的安全团队提供安全运维服务，主观上对网络安全行业供给开放不够，导致网络安全行业对其赋能不足，公有云安全存在一定风险。
数据迁移便是其中之一。此前，腾讯云曾因在数据迁移过程中存在两次不规范操作，导致客户文件系统元数据损坏且无法恢复，双方就赔付金额存在较大争议，此外，阿里云、亚马逊、谷歌的云服务产品也曾出现过不同程度的故障。“所有发生在云平台上的事件，云服务商的话语权会更强一些，一旦出现纠纷，一般都是云服务商举证，对云租户来说存在一定保护缺失。”因此张健建议，应加强云安全风险评估和外部监管，建立数据强制备份机制，同时借鉴银行对账机制，制定明晰的数据使用状态清单，定时告知云租户其数据状态及数据资产状况。
人才是关键的关键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
工信部发布的《网络安全产业人才发展报告》显示，2021年上半年，我国网络安全产业人才需求总量较上年增长39.87%，网络安全专业人才累计缺口在140万以上。尽管网络空间安全已升级为一级学科，各大院校也相继建立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和多层次人才教育培养体系，但每年网络安全相关专业的高校毕业生规模仍只有2万余人，供需关系十分紧张。
“网络安全体系建设不仅需要技术、设备，更要有人才的支撑。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不仅网络安全行业对人才需求量大，各行业对安全技术人才的需求也在增加，高端人才尤为缺乏。”张健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网络安全属于智力密集型产业，很多基础性关键工作需要长期坐“冷板凳”，加之网络安全市场尚未做大做强，与其他领域相比，从业人员待遇和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如不适时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很难吸引优秀人才，甚至会造成人才跨行业流失。据了解，早在2020年，天津市网信办就于全国率先设立网信专业职称，并分设网络空间安全、互联网治理、网络技术应用三个方向，网信专业各层级职称证书，在京津冀三省市范围内均可互认。今年7月，人社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也首次标注了97个数字职业（标注为S），进一步增强了从业人员的社会认同度。
在赵武看来，网络安全人才体系建设，还应充分发挥“白帽子”（正面的黑客，会进行漏洞挖掘与研究，但不会恶意利用，而是向主管部门报告漏洞）的专业能力。“院校培养网络安全人才周期较长，不能满足当前行业需求，而‘白帽子’恰好可以在这一点上补齐人才短板，他们具有较强的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可以使用特殊方法挖掘和发现安全隐患，保障网络安全。”据报道，北京2022年冬奥会期间，数百名“白帽子”作为网安卫士，在协助查找信息技术系统防护短板和漏洞、收集相关威胁信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各重点单位的网络安全维护作出重要贡献。
既有高精尖的研究型人才，也有具备实操经验的基础型人才，最终形成“金字塔”式人才体系，这是所有网络安全从业者的期盼，也是我国网络安全事业突围发展的迫切需要。
平台经济须过好“红绿灯”
80.26亿元！
7月21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对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处人民币80.26亿元罚款，对其董事长兼CEO程维、总裁柳青各处人民币100万元罚款。
从数量上看，滴滴公司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共违法处理个人信息647.09亿条，其中包括人脸识别信息、精准位置信息、身份证号等多类敏感个人信息。
一时间，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平台经济监管等引发公众关注。
活力强劲近年来，因具备规模经济、网络效应等特征，平台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经济活动的普惠性，让人们付出很低的成本便可享受数字红利带来的各种服务。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因无需接触交易，平台经济有效畅通了线上线下各环节，加速经济活动从线下向线上转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监测统计，截至2021年底，全球超过百亿美元市值或估值的平台企业共85家，其中中国和美国最多，均为31家，是全球平台经济发展最活跃的两大经济体。从数量看，2015年至2020年，我国市场价值超10亿美元的平台企业平均每年新增26家。从价值看，总市值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达35.4%，尤其是在2020年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实现了56.3%的超高速逆增长。从领域分布看，我国平台经济在电子商务、数字媒体、金融科技、社交网络、本地生活、交通出行、物流、搜索引擎、医疗健康、在线教育等领域呈现出巨大活力。其中，电子商务平台数量最多，成为平台经济领域的主导性行业。《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显示，2017年到2021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从29万亿元增长至42万亿元，网上零售额从7.18万亿元增长至13.09万亿元。从就业拉动来看，在我国约2亿灵活就业人员中，增长最快的是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平台经济新业态劳动者。
与此同时，平台企业也掌握了海量用户数据资源，一旦发生数据泄露、滥用或窃取贩卖，将会威胁公民个人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乃至国家安全。尤其是近几年，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甚至支配地位、APP过度索权、大数据杀熟等问题日渐突出，阻碍了经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拥抱监管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0年，我国平台企业数量和市值规模均呈现上行态势，但在2021年，我国平台企业数量和市值规模出现双下降态势。截至2021年底，我国市场价值超10亿美元的数字平台企业达182家，同比减少15家；市值规模为2.75万亿美元，同比下降21.5%，价值规模缩水达8500亿美元。
观众在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博览会参观。来源：新华社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院长孙宝文表示，一方面，国际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全球经济低迷，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发生，外部环境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加；另一方面，针对强制“二选一”、侵害用户个人隐私、开展不正当竞争等频发问题，近两年我国对平台经济采取强监管，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导致平台经济短期内发展态势转弱。尤其是今年以来，支持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信号愈加强烈。国家层面，3月16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专题会议提出，要“促进平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要“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突出“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的重要性。地方层面，黑龙江、北京、青海、江苏等10余省（市）均出台相关文件，提出要培育一批行业领先的平台企业，发挥平台经济的稳就业作用，支持平台企业开展科技攻关，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激发平台企业活力。
“这表明，监管的目的不是扼杀平台经济，而是让平台经济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孙宝文分析，接下来，我国对平台经济的监管将逐步走向常态化、规范化。对于常态化监管体系建设，他建议，一方面，要充分调动平台企业的积极性，让其既能利用数字技术优势赋能高质量发展，又能发挥自治功能，完善内部合规控制制度，开展合规经营；另一方面，要加强不同监管部门间的协作，7月25日国务院成立的数字经济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将有利于协调重大政策推进实施，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与此同时，还要加大对平台经济的基础理论研究投入，摸清平台经济或数字经济的发展机理和规律，为制定监管政策打好基础；进一步探索弹性监管模式，避免政策过于僵化、“一刀切”，应在综合考虑、平衡考虑和差异化考虑的基础上，建立企业间数据流通的市场机制，形成大型平台企业和中小企业良性互动、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部长、一级巡视员田杰棠看来，常态化监管应继续本着包容审慎的原则，为平台经济的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留足空间。“首先，在为资本扩张设置好‘红绿灯’的同时，应增加‘黄灯’设置，允许开展监管试点，并在实践中根据动态评估结果转为‘红灯’或‘绿灯’。其次，在红、绿、黄灯之外的领域，要保证监管的灵活性，加强敏捷治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涌现出许多新业态、新模式，在现行法律法规无法全面监管的情况下，一旦出现问题，可先用部门规章等灵活方式予以预警和管理，待发展趋稳后再推动立法。”
多条腿走路常态化监管下，平台企业还在不断适应中。
“经过了一年多的规范监管后，平台企业大都认识到了自身及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进行了反思，但是对于未来发展方向仍存有疑虑和茫然。”田杰棠建议，要以落实新发展理念为要义，引导平台企业将国家大局、社会责任和企业经营有机结合起来。具体而言，一要提升平台企业科技实力。鼓励平台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积极参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开展前沿技术攻关，争取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有益补充。二要全面服务实体经济。目前平台经济对深度服务实体经济的产业互联网业务尚在探索中，应积极加强对垂直领域企业用户的服务能力，帮助建立行业互联网生态，探索解决企业数据保护等突出问题的办法。三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随着“东数西算”工程的实施，建设更加绿色节能的数据中心是未来方向，平台企业可以充分发挥数字化的减碳优势，帮助高耗能行业实现绿色发展，助推能源互联网不断扩大应用广度、加深智能化程度。四要助力惠民共富。发挥好物流网络、电商直播等领域优势，助力乡村振兴和农民致富。五要“走出去”拓展国际市场。“世界领先平台企业的国际业务大约占营业收入的40%-60%，而我国平台企业的市场主要在国内，全球化营收超过10%的非常少。当前我国平台经济的人口红利已接近拐点，平台企业国际化是必由之路。”
在孙宝文看来，加强创新是平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头部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积累了庞大的数据资源，具备技术和资本优势，应发挥好带头作用，率先进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科技领域，提高平台经济创新能力，增强我国在国际市场分工中的供应链、产业链的弹性与韧性，提升我国在数字主权、信息安全方面的话语权和竞争力。”他表示，当前平台经济在消费互联网方面发展较为成熟，下一步应加强在产业互联网的创新，拓展在信息基础设施、智慧交通、能源电力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加深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完善治理体系为保障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我国也在不断健全法律法规，积极构建完善平台经济治理体系。在数据安全领域，相继出台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在竞争行为领域，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在平台用工领域，《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关于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意见》《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密集出台，进一步维护新业态劳动者劳动权益。
但在田杰棠看来，平台经济监管仍有法律空白，还亟需进一步完善。“比如，目前只出台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但对于企业法人主体的数据保护法律法规仍在探索阶段。在对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和加强监管的过程中，各部门虽然已经出台了部分规章办法，设置了一批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红灯’，但仍存在‘红灯’缺位和需要进一步完善监管措施的情况。接下来，要对金融、媒体、生活服务等重点行业进行梳理，通过废立结合，制定明确、清晰的负面清单，为资本行为划出底线。”他强调，对于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也要进一步补充实施细则。“比如，7月7日颁布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就是对上位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补充和细化，首次完整地规定了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具体适用范围，健全了国家数据出境安全的屏障。对于数据跨境流通，需以《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为基础，提出我国的数据跨境流动解决方案，以此为基准加入国际性数字贸易协定或双多边协议，鼓励部分自贸区、自贸港先行先试，支持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的区域改革试验走深走实。”
对此，孙宝文也认为，我国要积极参与多边多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活动，提出制定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中国方案”。“目前，我国已参与了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组织对跨境电商数据贸易规则的磋商研讨，深度参与了《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对于数据跨边界自由流动的规则制定。接下来，要更为主动地参与国际数据规则议题谈判，维护数字主权与安全，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
来源：《经济》杂志、经济网 记者：张军红 调研员：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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