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陆庆屹在独山火车站。受访者供图
2018年的最后一天，陆庆屹在广州；2019年的第一天，陆庆屹在济南。
1月4日，《四个春天》上映，在这前后的几周时间里，他需要赶往将近20座城市路演，给自己的纪录片做宣传。
每天抵达一座新的城市，在电影放映后和观众进行交流互动，最多时一天有五场。离开的时间因航班而定，有时活动结束就乘车出发，也有时凌晨四点起床赶路。
生活节奏和从前大不相同。以往，陆庆屹的时间多数用于侍弄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他拥有二百多种植物，蜗牛和麻雀也被吸引着过来；牵牛花爬到空调的风扇上，于是陆庆屹连续几年忍受北国夏日的酷暑；清晨爬上房顶拍云彩，黄昏掏空一个干葫芦做灯罩玩……
闲逸挺好，忙碌倒也没什么，“我觉得我的适应能力极强，对任何生活都习惯。”陆庆屹说。朋友曾调侃，可能地球最后存活下来的就是你这类人了，到任何地方都没有不适感。
1月1日晚上七点多，陆庆屹和路演团队的工作人员一起走出电影院，一天的时间被赶路、专访、影后交流占满，上一顿饭还是清晨五点多的一碗面。
他穿了规矩的黑西服、白衬衣，身量不高但走路轻快，微胖，容易脸红。电梯门打开后，陆庆屹第一个跳进去，微微弓着腰，一手替同行者挡住电梯门，一手摆出“请进”的姿势，尖着嗓子模仿女声：“欢迎光临。”
纪录片走进了影院，陆庆屹被贴上“励志”标签，作为草根逆袭的故事被讲述，“北漂失业大叔”“1500元总投资”“纪录片神作”，让故事主人公又气又笑。
“父母特别可爱”
纪录片《四个春天》没有复杂跌宕的情节，全都是发生在贵州独山县的家长里短、浆洗缝补。从2013年到2016年，因为游子只能每个春节回到故乡，因而拍摄的故事也都集中在春天，四年后，将近250个小时的影像素材被剪辑、制作，最终有了《四个春天》。
这四个春天里，父母熏腊肉、列菜单、准备年夜饭，喝交杯酒庆祝金婚，一起坐在院子里演奏乐器，爬山、唱歌，又遭遇黑发人送白发人的生离死别，学习使用微信、养蜂，为燕子的归来而欣喜，为燕子的离开而灰心。
父亲晾晒腊肠。受访者供图
陆庆屹的母亲爱唱山歌，爬山唱，走路唱，做饭唱，擦地板时也唱。和老朋友一起聊曲子，合唱一句“人无艺术身不贵，不会娱乐是蠢材”；看到好女嫁渣男的狗血剧，随口哼着“哥你脸上有块疤，我讲它是玫瑰花”；对着镜子梳头，唱一曲“哪年姐妹都还美，狗见狗摆尾，猪见猪咂嘴”。
山歌种类多，空闲时间，母亲还会想方设法学习新歌。在她的世界好像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所有时间都可以凝固，停下来唱支歌。
母亲爱笑，眼睛眯成两道弧线，牙齿雪白，极有感染力。陆庆屹把母亲笑着的照片发到网上，总有人留言说“很久没见到这种发自内心的笑了”。
陆庆屹回忆，小学时喜欢赖床，爸妈来叫就装睡，但母亲有绝招，不掀被子也不揪耳朵，就挨近儿子的脸轻笑，很快笑容传染，陆庆屹忍不住大笑着起床。
和母亲的开朗比起来，父亲更含蓄些，话不多，声音小，他曾经是物理老师，后来也教起了音乐；会演奏20多种乐器，还会砍竹子制作长笛、用废弃的鼓制作二胡。
片子里，他的口头禅是“好玩”。打蕨菜弄坏了鞋子，拔一根枯草作绳，把险些脱落的鞋底捆住，边捆边自顾自地笑，皱纹挤成一团：“好玩得很。”
爬山好玩，养蜂好玩，把15条金鱼放进水池好玩，自言自语“要是有一天不能自理了怎么办”也好玩。
在故乡，陆庆屹卧室的床头放了一盏红色的小台灯，灯身是有圆圆脑袋的卡通玩具，头顶伸出银白色的电线连接着灯泡，灯罩也是红色，有十片圆形花瓣。
这是父亲给他买的。父亲还得意地演示：“你看呐，可以调亮度，还可以一闪一闪的哦。”
陆庆屹忍俊不禁，问他怎么想的，买这个。父亲答：“嗳，你们小孩不都喜欢这些东西嘛。”
2017年年底，陆庆屹从北京返乡，父亲给他买了这盏台灯。图片来自陆庆屹豆瓣
“呃……嗯，好看好看，真可爱。”陆庆屹挺感动。在他眼中，父亲不仅把孩子们当成小孩，“他自己就是个小孩，他就觉得这世界太好，特别眷恋。”
2013年起，陆庆屹开始拿起摄像机，拍自己的父母。没有多宏伟的构想和初衷，“家里气氛挺好的，父母特别可爱，我想记录下来，作为礼物送给他们。”仅此而已。
片中，晚饭后，姐姐打来电话，问在做什么，父亲接电话：“庆屹在摄像，东摄西摄，现在在摄我们通话。”
家人对陆庆屹的镜头已经习以为常，偶尔母亲甚至会忘掉摄像机的存在，抱着一捧金银花给儿子闻。
第二个春天，一向热情开朗的姐姐患肺癌去世，镜头颤抖得厉害，陆庆屹的哽咽声从机器背后传过来。父母的衰老变得明显，父亲偶尔嘟囔“越来越不能离开你了”“每天为家里做一件事”；母亲不时叮嘱“日子好了也要居安思危，不要失去独自生活的能力，处处才能显得独立自强”。
姐姐去世后，陆庆屹一度要停止拍摄，反而是母亲鼓励他继续下去，于是有了第三个春天、第四个春天：两位老人在坟茔四周种满辣椒，提防过来吃草的牛；每隔几天就过去待上半天，带上竹子和点心；依然在餐桌上留有女儿的碗筷，只是椅子上空空荡荡……生活还要继续，渐渐的，被悲伤抑住的歌声又重新响起来，父母在女儿的坟上种了花，春天到了，两位老人看着远山，哼两句曲儿。
“这雪下得，可开心”
2018年12月15日，广州正佳演艺剧院，陆庆屹应邀进行一场时长30分钟的演讲。他分享了自己父母的生活，他们与影像、与音乐、与时光的故事。
当天，一起出席的讲者还有默剧演员、建筑学者、大学教授等等，但在观众占嘉眼中，陆庆屹的羞涩和天真，给她留下的印象最深。
占嘉记得，陆庆屹原本应该倒数第二个出场，但因为紧张没能背完演讲稿，临时调整到了最后一个。上台后，又因为手心出汗，把遥控笔交给工作人员，让其帮忙翻动PPT，但两个人配合不够默契，不止一次，陆庆屹讲着讲着突然停下来，朝工作人员使眼色示意翻页，观众一片笑声。
近600人的观众席，占嘉坐在第六排，陆庆屹的羞涩被她捕捉到眼睛里：手指交叉着勾在一起，偶尔会低下头，整个人向后退一点，然后背过身去，停顿一会儿，再回过身，继续讲。
“他不像一个演讲者，就像一个单纯在和你聊天的人，没有想制造任何关于演讲的氛围，比如带动大家情绪，或者是让场面不尴尬，感觉这些都没做到，而且他又很害羞，声音非常小，还会偶尔忘词。”这位22岁的女生说，“但他是获得掌声和笑声最多、也是场上最爱哭鼻子的一个。感觉特别可爱，特别天真。”
导演与哥哥姐姐合照，他说，家人给了他全新的价值观。受访者供图
陆庆屹敏感，路演中，他敏锐地捕捉到不同地区的不同气质：郑州人爱笑、直爽，山东人比较矜持，重庆人更热烈，广州的气氛特别温情……
影视公司的工作人员刘海洋这半月和陆庆屹从“一板一眼的工作关系”慢慢变成了朋友，在刘海洋印象中，陆庆屹“特别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细节。”
从机场到酒店，从酒店到影城，从影城到餐厅，刘海洋经常走着走着，发现陆庆屹人不见了，一回头，正在后面举着手机拍照；要么就是突然丢下一句“海洋等我一下”拔腿就跑，掏出手机拍照，然后再跑回来；有时则是一起欣赏，指着某个角落感慨：“海洋你看，多好看。”
有时是雾气里的楼宇和灯光，有时是江边看风景的情侣，有时是地板上半明半暗的脚印，有时是车站里陌生人的剪影……就连休息时，灯光打在矿泉水瓶里的光影，陆庆屹也要多看几眼。“他对这些特别敏锐，并且总有很独特的视角。”刘海洋说。
美院毕业的刘海洋也是摄影爱好者，“旅行的时候喜欢到处拍，但是工作时好像精神比较紧张，感觉失去了发现美的能力。陆导不同，他好像走到哪里，都有东西在吸引他，感觉他是真的热爱这个。”
《四个春天》中，八十多岁的父亲心血来潮学起了养蜂，网购了蜂箱，拿着两根小木条对照购物网页，琢磨它们的用处。刘海洋对此印象深刻，他前前后后把这部纪录片看过四五次，觉得陆庆屹和他的父母“特像”：喜欢探索新的东西，对一切都充满兴趣，总是保持活力，一直想要去发现。
去年12月27日到达西安时，恰好遇上了古城的第一场雪，也是路演一路遇到的第一场雪，陆庆屹兴奋得像个小孩，吵着要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一路举着手机拍照。当天的工作完成后，他一边往小吃街走，一边给自己录了一段小视频，路灯下，雪花扑簌簌地掉，陆庆屹把脖子缩到棉衣领子里，咧着嘴笑，用新学的方言说：“西安，额来咧，这雪下得，可开心。”
2016年立夏家里大扫除，母亲用钢丝球刷地，刷到哪里就把一捧金银花抱到哪里，说闻着香气干活不累。花是父亲从山上摘的。受访者供图
“人生那么多好玩的事情”
天真、敏锐、热爱生活，是许多人对陆庆屹的评价。在他自己看来，这是家庭留下的精神烙印，父母的温柔、慈悲、不抱怨，无形中浸透到子女的生活中。“在我最叛逆深陷泥潭的时候，总有一个精神力量在约束着我，不让我往下滑落。”陆庆屹曾在一段视频中讲述。
1973年，陆庆屹出生在贵州南部的麻尾，他在只有一条街道和一条小溪的镇子上度过童年，爬山，收集鞭炮，背着军绿色书包、穿越大片花海去上学。
15岁那年，叛逆期的陆庆屹离家出走，扒火车跑去了几千公里外的陌生地；1989年，16岁的陆庆屹结束了半年多的流浪生活，前往北京，和哥哥住在一起。哥哥陆庆松是很多人眼中的“大神”，10岁到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读大学，19岁到清华大学当音乐老师，23岁辞职，如今每天在家里练琴、读哲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陆庆屹在哥哥清华的宿舍里，接触到了美术、音乐、文学和足球，“给我一个环境去读书，去听音乐会，从一个街头小子，变成一个享有更多文艺乐趣的人。”
2018年12月17日，《四个春天》在清华大学举办研讨沙龙，陆庆屹路过8号楼，拿起手机，拍下了那片红砖和树林。在他眼里，住在那里的几年，是“重塑”的过程。
1996年，陆庆屹在清华大学画油画。他说，在清华的那段时间重塑了自己。受访者供图
陆庆屹原本计划考鲁迅美术学院，去考场的路上，下车去了西塔吃冷面。那之后，陆庆屹再没上过学，后来的几年中，他写过文章，也到酒吧做过驻唱歌手；画过油画，觉得难以超越大师，搁笔了；在出版社做过文字编辑，接触他人的作品却没有自己的创作时间，辞职了；开过公司，两年后觉得无聊，送人了；甚至曾跑去矿井当过矿工。
长居北京，一去三十年。和很多漂泊者一样，陆庆屹只在每年春节期间回到故乡。离开了原本的生活空间，再回过头去张望和打量，有了抽离的姿态和时空的滤镜，陆庆屹看到了更多的风景。
2008年，陆庆屹买了一台相机；2009年，豆瓣上出现了一个名叫“起床，吃饭”的ID。他开始发布生活中对的诗意瞬间，只言片语，三两照片，有时是田间地头的耕种，有时是街坊邻里的消遣，有时是野花野草、故乡风物，几年时间，陆庆屹收获了几万个粉丝。
2012和2013两年，陆庆屹陆续在豆瓣发布了《我爸》《我妈》两篇文章，和《四个春天》中展现得一样，两位老人可爱、淳朴，把寻常生活过得生龙活虎、诗意盎然。两天时间内，文章收到几千次点赞和转发，网友的评论让陆庆屹开始重新审视习以为常的生活，意义渐渐呈现出来，他换了带有摄像功能的相机，以更直观的方式记录。
陆庆屹说，他遗传了父母对世界的热望与好奇，有许许多多的东西需要表达，于是不停地体验，不停地尝试，不停地寻找适合自己的表达途径。曾经，文字是，绘画是；如今，摄影是，电影也是。
不过，电影好像也不是非做不可的事情。“其实我对理想不执著，对电影也不执著，不能做、不适合做，就算了，我现在判断我适合做电影，假如事实证明我不行，就不做了，我会找另外一份工作。”陆庆屹说，“人生那么多可能，那么多好玩的事情，无限。”
朋友刘耀华见证过他的任性。他说，陆庆屹身上有一股朴素的力量，“很多时候人在文化的规训中会变成一个假人，但是老陆脱离了很多社会固有的东西，很真，很放松。”
《四个春天》的剪辑花掉陆庆屹将近20个月时间。那段日子里，他推掉摄影邀请，减少社交，每天对着电脑剪剪停停。最后几个月里，只有刘耀华会隔三差五过去看看，从旁观者的角度提提建议。
导演父母合影。受访者供图
刘耀华是做观念艺术的，两个人最初相识还是2012年，那时候，陆庆屹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艺术总监，刘耀华在草场地开工作室，搞创作。
这个“穷艺术家”曾托朋友找到了陆庆屹，努力说服他帮自己免费拍摄一个艺术项目。见面当天，陆庆屹和几个同事一起来了工作室，“我没有钱付报酬，所以要尽量去讲自己的艺术理念，然后说服他。老陆话不多，就听着。”
那个拍摄花了陆庆屹将近两个月时间，没有任何酬劳。“当时草场地就像乌托邦一样，里面的人也都是非常理想的状态，大家都没有在功利的社会逻辑里边，现在想想挺神奇的。”刘耀华回忆。
后来的日子，两个人慢慢成了朋友，还成了邻居。陆庆屹的院子像植物园，夏天一到满地绿色，他在院子中间搭了葡萄架，每天在底下穿来穿去，把野草和风装进相机里。有时候，刘耀华到家里找他，发现人在房顶上拍晚霞，一群鸽子呼啦啦飞过，陆庆屹能在上面待上好久。
“生活中的诗”
在陆庆屹拿起相机拍《四个春天》之前，保留影像一直都是陆庆屹的家庭传统。1963年，父母结婚，两人在县城的照相馆拍了结婚照。从那时开始，每年拍照的习惯一直保持了下来。
每年春节，陆家一家人都会聚在一起翻看老照片，看到照片里出现的人，聊聊各自和他之间的交集，发现有很多彼此不知道的故事，“互相印证和填补空缺的时光，特别让人珍惜。”
陆家从60年代起就有保留影像的习惯，每年春节，一家人都会聚在一起翻看老照片。受访者供图
1997年，姐姐买了一台小摄像机，家里有了新的记录方式。父母用这台机器拍下了七只春暖回巢的小燕子，拍下了父亲教学生涯的最后一堂物理课，拍下了全家人聚在一起看春晚的时光，拍下了祭祖、出行和登山。陆庆屹把这些影像放到了自己的纪录片中。
变故发生在1999年年底，突如其来的火灾烧毁了家中的大部分物品，多年积攒的照片只剩五分之一左右，只有陆庆屹和父亲在家，看着焦黑的房间手足无措。
父亲从房间里翻出了一个盒子，是他的小提琴，背板几乎成了炭，父亲一边吹着灰一边下了楼。没多久，陆庆屹听到不怎么悦耳的琴声，跑去围栏边张望，发现父亲正坐在天井的井台上，拉琴。
第二天，母亲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冲上楼，去看老照片还在不在。
1997年春节在独山，和爸爸哥哥。受访者供图
陆庆屹不是科班出身，在拍摄《四个春天》前，只会摄影，没有任何摄像基础。1500元的三脚架是唯一新添置的设备，后期剪辑全靠买书自学。直到2016年5月，他才开始学习视频剪辑。
原本只想作为礼物送给父母，没想到拿到了龙标。制片方开始搭建团队，声音指导发现，陆庆屹的拍摄过程中没有带过话筒，全部声音都靠相机的自带系统，动效全无、风声巨大；而且，有经验的导演都会用24/25帧拍摄，但陆庆屹用了29.97帧，解决降帧率后面临的变调问题又花费团队不少时间。
“我录的时候实在太不专业了。受过训练的（拍摄者）在这些方面会便利一点，基础不会错，我没有这些基础，慢慢学吧。”陆庆屹说。他停顿了一会，又说，“除了这个没什么问题了，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
制作完成后，《四个春天》在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纪录片奖，不久后，又在第55届金马奖上获得最佳纪录片提名和最佳剪辑提名。
聚光灯投射到身上，陆庆屹被不停问及 “片子是如何架构的”，他一直没能给出教科书式的标准答案，“说实话没有什么架构，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2017年12月30日，刘耀华帮忙联系了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进行《四个春天》的第一场放映，陆庆屹回贵州接来了父母。
“早知道你真的在拍电影，我就穿得好看点了。”母亲说，“祝你梦想成真。”
父亲在观众席上站起身，转身，摘下帽子，鞠躬；回过身，摘下帽子，再次鞠躬。“我想这个片子是献给我们老人的。”头发和牙齿一样白。
陆庆屹控制不住，哭了。
他泪点低，最近一年不知道哭了多少次。演讲中，谈到父母的衰老和自己的无力感，陆庆屹微微握着右手，放在嘴前，哽咽了；路演第一站安排在故乡贵阳，同事偷偷请来了陆庆屹的父母，站在蛋糕和烛光后，他抱着胳膊、遮着脸，哭了；还有无数次放映过后，看到观众安静地坐着，“对我的作品和我的人本身有一种关爱在里边，拥有那么多关爱的时候很容易感动”，眼眶湿了。
12月20日路演首站贵阳，父母到场为陆庆屹庆生，陆庆屹落泪。受访者供图
刘耀华觉得，《四个春天》在表现最普通的部分，又在普通中藏有巨大的不普通。
“很多观众在片子中看到了现实，但是我在里面看到了生活中的诗。那些超越日常的东西，有诗性在其中。”陆庆屹说。
从家庭成员转换到纪录片的拍摄者、制作者，陆庆屹将自己从原本的身份中抽离出来，眺望和感知自己的父母。他说，子女和父母太熟悉了，人对最熟悉的事物会熟视无睹，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比如说只剩一块肉，他们会想着给你留着，那你可能平时也不会去想这件事情。但当这个事情被镜头放大，那个情感也跟着放大了，你会体会到他们的苦心，这个时候也会牵动你自己，为他们多做点什么，产生一种更加紧密的联系。”
纪录片停留在第四个春天，但生活还在一个春天一个春天地继续下去。2018年快要来时，陆庆屹带父母到大理和丽江旅行，霞光铺在水面上，老人坐着花马车笑了一路。陆庆屹举起相机，拍了好多张。
转眼就是2019。
1月2日，陆庆屹中止路演，回到北京参加《四个春天》的首映礼，结束后，他还要继续赶往上海、南京、合肥等城市，为路演收尾。
以往的这个时候，恐怕早就回了故乡独山，父母一准站在门口等待：“哈哈哈哈，欢迎欢迎！”
新京报记者 王双兴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李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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