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氏小传
朴赞郁，1963年出生在韩国首尔，自幼喜爱电影，而高中毕业后却选择了哲学专业加以研读，原因则是感觉电影导演需要粗犷的男人才能胜任，而自己的性格比较温和，文字工作相对更为适合。但他并没有抛弃对于电影的热爱，在看过希区柯克的《眩晕》后开始研习创作电影剧本，大学期间更是阅片无数。
其后，朴赞郁为郭在容等韩国电影导演担当助理等职务，凭借在片场学习到的经验，朴赞郁在1992年有了独立指导电影的机会，处女作为一部小成本电影《月亮是太阳的梦想》，因为风格另类并没有得到广泛好评。真正让他开始引起众多关注的则是2000年上映的作品《共同警备区》，随后朴赞郁推出的“复仇三部曲”：《我要复仇》（2002年）、《老男孩》（2003年）、《亲切的金子》（2005年）逐步奠定了他在影坛中的地位。时至今日，朴赞郁毫无疑问地可称得上是当今韩国最具风格化和最优秀的导演之一，在作品中他以独特的角度审视人生和社会。
悲剧精神与复仇主题
朴赞郁阅读过大量文学著作，受到诸多文学家、思想家的影响，其中包括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而希腊悲剧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其人物受命运影响摆布，饱受了层层折磨后走到终点，并不是出于自我选择的结果，而是皆由一切不可控因素层出不穷地造成戏剧性的起承转合。朱光潜先生认为“悲剧往往使我们觉得，宇宙之间有一种人的意识无法控制、人的理性也无法理解的力量，这种力量不问善恶是非的区别，把好人和坏人一概摧毁。我们这种印象通常被描述为命运感。”①朴赞郁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也是如此，《我要复仇》中皆是善良的人，而他们彼此却反戈相击；《老男孩》中的主人公被囚禁长达15年，而自己并不知为何落入这般境地；《亲切的金子》中，金子锒铛入狱时正值花样年纪，遭人陷害却只得含恨等待。强烈的悲剧感充斥在影片之中，无论镜头中表现出怎样五彩斑斓的景象，却不可避免内核中孤冷的黑色绝望。
《我要复仇》讲述的是几个好人的故事，多重悲剧倾倒的姿态仿佛多米诺骨牌一样覆水难收，Ryu对器官黑市的复仇、工厂老板对于Ryu的复仇、Ryu女友同党对于工厂老板的复仇……我们看到的是这些本质善良的人，因为命运巧合而变成必须夺取对方性命才能平愤的仇人，而这些仇恨背后是对于社会的深刻职责和对于人性的彻底反思。
在《老男孩》中，对两次乱伦的道德审视成为电影的关键点，吴大秀仿佛基督山伯爵一般艰难地逃出囚禁，却并不知道为何要承受15年的非人待遇，他绞尽脑汁的反思，想起无数与他有过节的姓名，然而却没有猜到真相。在几乎绝望的囚牢中，吴大秀与外界的沟通只有一台电视，他从电视节目里了解世界，得知妻子被杀，女儿失踪的消息，他悲痛异常，为复仇做准备，而他当下并不知道自己早已成为了他人复仇对象。对方倾尽财力和几乎生命，精心策划将吴大秀逼到崩溃边缘。
《亲切的金子》几乎成为了朴赞郁的炫技之作，镜头华丽，叙事流畅，而主角这次换成了女性，年轻貌美可是无知贪玩，嗯，忘了说，这是她入狱前的摸样，经过13年牢狱洗礼，金子成长为了成熟女性，她被歌颂为天使般的存在，可是附庸者则忘记了天使只穿梭于云端的事实。监狱中的岁月磨练了她的心性，学会无数害人于无形的方法，而她的仇人则是逍遥法外的白老师，当初以金子的女儿为要挟导致这个年轻的母亲只得顶替入狱，而白老师则道貌岸然的活的逍遥，为了匪夷所思的理由杀死了一个又一个的幼童。王小波说人生是为某个主题而存在，金子接下来的人生主题就剩下了复仇。她漂洋过海见到女儿了却心愿，自行断指希望得到已故孩童亲人的原谅，然后开足马力，用尽方法去矫正道德天平。金子是真正含冤之人，而她的牢狱生涯和复仇计划又必定让双手沾染鲜血。美貌未曾离她远去，而心智却如困兽般焦躁，用全部的理智自我压制，才能实现一步步的计划。
三部电影有着同样的复仇主题，但有趣的是，与我们熟悉的那种受辱含冤、历经艰险→磨刀霍霍、苦练数年→一朝出手、血刃仇人的模式并不相同，并不是单方面的实施过程，而是如宿命轮回般的循环反复。如《我要复仇》中形成了连环式复仇，其中掺杂着各种机缘巧合和社会背景；《老男孩》中的吴大秀与李右真互为复仇对象，一明一暗，剧情架构松弛得当；而《亲切的金子》中虽有鲜明的恶人形象，但导演并没有将这个故事简单的表达出来，指出恶人被惩罚并不等于内心得到救赎。
游离在社会边缘的人物和充满黑色味道的复仇故事，在朴赞郁的驾驭下有着特殊的美学倾向。在他的镜头下，所谓法律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故事中的主人公只能依靠自身力量来杀出一条生存之路。《亲切的金子》中更是明显，蔡警官这个人物的设置可以说意味深长，他内心存在着良知，知道金子是被冤枉但迫于结案压力只能任由这个年轻女孩蒙冤入狱，他的良心多年来受着煎熬，当金子重见天日并卧薪尝胆准备复仇时，蔡警官不遗余力的帮助金子实施计划。一间郊外荒废的学校中，集合了当年受害儿童的家长，电视中播放的是白老师用以要挟赎金的录像，面对早已不在人世的孩子们的影像，家长们唏嘘落泪、痛苦不已，而这时蔡警官则是默默地给每个人倒茶。恶人的威胁嫁祸让金子成为众矢之的，而法律亦没有给她一个正义的结果，明知证据不足，但仍将这个当时几乎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送入牢房，警方让金子重现案发现场，金子在儿童模型身上五花大绑，最终挽出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暴力美学与叙事策略
暴力一直是人类实现征服欲的最好工具，即使拥有了高层次的智慧和文明依然无法放弃，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曾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暴力的历史……应用暴力的智慧和暴力的知识一直是建立文明社会的核心力量。文明改变的，仅仅只是施暴的方式。”②暴力也成为了人类文学艺术中的一个重要表达形式，并逐步演化出了“暴力美学”。
单纯就电影来说，这种审美取向通常弱化了道德教化和社会责任，而是以枪战、搏击等方式将形式化的美感发挥到极致，将暴力血腥的行为用炫美夺目的镜头语言展现在观众面前，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观影快感。在韩国撤销了电影审查并实行了电影分级制度后，暴力美学开始出现在银幕之上，并涌现出金基德、金之云、朴赞郁等一批擅长这种叙事方式的导演。
然而朴赞郁并不是单纯的为美化暴力而拍摄暴力，他并不热衷于眼花缭乱的打斗场面或者风格诡异的剪辑手法。的确，在他的作品中充斥着大量血腥、残酷的内容，但朴赞郁从未放弃道德审视，将所想表达的东西藏在了暴力之后。通过让人毛发倒竖的冷静叙述，让观众体会到了世界的冷酷或者温暖，人性的坚韧或者薄弱。朴赞郁有时乐于使用长镜头来展现情节发展的态势，似乎是个冷静客观的记录者，如《老男孩》中表现吴大秀被囚禁的生活的场面。有时则通过弱化音响，减缓镜头速度的方式来突出表现人物内心的挣扎，如《亲切的金子》中，金子执意使用短射程手枪，步步紧逼，面面相对，将人物心理刻画得深刻入骨、细致入微。可以说，在朴赞郁的手中，暴力只是一个表现工具，在夺人耳目的外壳下，是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是对人性的不断探寻和对社会现象的不断挖掘。朴赞郁从未将影片的重心移交给暴力血腥所营造出的感官刺激，而是旨在通过凌厉的讲述引起观众的深刻反思。
《我要复仇》中的Ryu被塑造成了一个聋哑青年，身处失聪、失语的逆境之中，他不能释放出振聋发聩的呼喊，只能用自身仅存的力量来争取命运之神的一点点垂怜。同样外部环境也难逃其责，社会的不公正待遇和经济危机正是悲剧产生的巨大推手，Ryu起初只是想为姐姐治病，但贫乏之人在乱世之中的待遇就与失语无异，即使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想法，疾呼出自己的渴望，仍是沧海一粟，得不到任何帮助。
割断脚筋，剪断舌头，十余年的失去自由……我们被朴赞旭电影中种种残忍的刑囚而感到心底发寒，而导演却并不期待于正义与邪恶的评鉴，并不单纯追求一个结果的落实。对于人物的塑造同样也由碎片式的描述到羽翼渐丰的全面展现，我们跟随着他所塑造出的奇观式影像，走入人物的内心，体会着看似离经叛道的复仇与审判。无法公之于众的苦痛和备受煎熬的心灵，朴赞郁从未放弃用极端的故事来引起观众的共鸣，通过独到的暴力美学渲染下，将观影时的感官刺激、心理体验与人性反思做到统一，并加以调和，激起最刺激的味道冲击着观众的每一寸神经。
朴赞郁的“复仇三部曲”都避免了单刀直入式的线性叙事，有着独特的戏剧张力。影片中所铺陈的悬念引发起观众的观影兴趣，随着剧情层层深入到主题之中。作为希区柯克的崇拜者，朴赞郁却没有亦步亦趋的忠诚效仿，他所设置的悬念精巧隐并不过多透露，但也不是自作聪明式的旁敲侧击，而是尽可能的将情节的高潮保留到最后，在观众心理渴求达到最高点时候揭露故事的终极答案，一般采取通过主人公回忆的闪回片段达到完整剧情的功能。三部曲中相比而言，《亲切的金子》算是最为简洁的叙事模式，观众知道金子为何入狱，也知道她出狱后要找谁复仇，但电影却话锋一转，插叙了金子的狱友们的曾经的生活经历和狱中生活，以类似戏剧理论中的“群像式叙事”描绘出几个在狱中受过金子恩惠的女人在出狱后不遗余力的帮助金子实施复仇计划的步骤，以接近女权主义的视角讲述这个复仇故事。
《我要复仇》中的食物链式复仇，则会让人产生一种无法避免的压抑感，观众不可避免的要去思索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这万劫不复境地的产生，亦会自然地将视角从人物身上跳转到社会大环境之中。《老男孩》在一开始表现啊的就是吴大秀被莫名奇妙的囚禁在一个封闭公寓中，陷入与世界接近绝缘的环境中。让人对他为何会受此遭遇充满兴趣，而我们的主人公此时同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困兽般焦灼的反思。
在《我要复仇》之后，朴赞郁还加强丰富了其他叙事元素的功能，他与韩国音乐大师曹英沃达成合作，无论是《老男孩》中的黑管独奏，还是《亲切的金子》中的巴洛克曲式，都相对完美的暗合主题，渲染气氛。在朴赞郁的电影中连颜色都被赋予意义，比如《亲切的金子》中比喻纯洁的白色豆腐，表明成熟的红色眼影，暗示杀意的黑色皮衣，尽管有些事约定俗成的色彩语言符号，但在朴赞郁的影像中亦得到升华或者新解。曾经有人将朴赞郁比为绽放在韩国影坛的恶之花，所以最后用波德莱尔的诗句结束，而这似乎与这位另类导演所要表达的终极主题很是贴切——
我们的罪顽固，我们的悔怯懦；
我们为坦白要求巨大的酬劳，
我们高兴地走上泥泞的大道，
以为不值钱的泪能洗掉污浊。
参考文献：
① 朱光潜 著,张隆溪 译.悲剧心理学.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
② 范志忠.世界电影思潮.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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