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看历史》综合

孙中山探寻道路的故事(故事孙中山与粤海关事件)(1)

1917年7月1日晨,北京。警察挨家挨户地发布命令,悬挂黄龙旗。几天后,南苑航空学校派飞机向紫禁城投下3枚炸弹,宫中就像炸了锅,从太妃到太监,乱成一团。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击败张勋的“辫子军”,进入北京。“辫帅”张勋逃往荷兰公使馆。

历时12天的张勋兵变、溥仪复辟的闹剧结束了。

南北之争,剩余关税怎么分

1917年6月,安徽督军张勋以调解“府院之争”为名率“辫子军”入京,解散国会,并将黎元洪赶出总统府,公然拥废帝溥仪复辟。段祺瑞闻讯旋即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并于天津马厂誓师“讨逆”,将六千“辫子军”杀得片甲不留。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召集在沪陆海军及国民党要人,讨论拥护共和、出师讨逆大计,决定率海军舰队南下,发起护法运动。

段祺瑞为把持朝政,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

孙中山将自己主持制定的这部《临时约法》视若生命,因为它是共和的象征,是被迫让出政权后的底线。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与北洋军阀对峙的护法军政府,任海陆军大元帅,南北战事重开。

南京政府时期 “金库仅存十洋”的财政窘况令孙中山记忆犹新,但广州政府的情形比5年前的南京政府更糟,“政令不出士敏土厂”(士敏土即水泥)。这厢帅府办公,那边生产水泥,就连3个平方大的卫生间墙壁上,也挂着一幅世界地图。如此窘迫的处境并没有动摇他东山再起的意志。

中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万华工从天津大沽运往欧洲战场。这些埋骨异乡的华工冤魂,换来了德、奥两国的赔款取消。再加上银价上涨,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致使关余数目大大增加。

什么是“关余”?

原来,列强剥夺海关税款保管权的最大理由,就是用来拨付外债和赔款。到了1917年,因为关税征收激增,所以除了偿还当年应付的债、赔两款份额以外,尚有剩余,这就是所谓的“关余”。

由于关余不在担保债、赔范围之内,“总税务司乃于1917年以关余规元1000万两,提供北洋政府作为普通行政费用。”这一举动引起了孙中山的异议。他认定,护法军政府也应该堂堂正正地索要中国海关收入——关余。

1918年9月,徐世昌就任总统,主张南北休战。在此背景下,广州军政府向公使团提出分享“关余”显得合情合理。于是,军政府财政总长伍廷芳通令安格联(这个人的身份?),表明必得此款之决心。

这是自有海关以来,总税务司第一次收到严厉命令。时值巴黎和会召开前夕,到处都弥漫着一团和气,列强借机敦促中国南北方举行和谈。安格联迫于压力,不得不进行疏通。

而北京政府面对列强的施压,被迫同意南方政府有权摊分关余,经双方博弈,军政府分得13.7%的关余。截至1920年3月,广州军政府先后6次收到“共规平银三百九万五千六百一两”。

但由于西南军阀和直系军阀勾连挤兑,迫使孙中山离粤赴沪。1920年3月,军政府发生分裂,伍廷芳携“应用文件、印信及关税余款”步孙后尘。见此情形,北京政府请求安格联停止给南方拨付关余。公使团也借口南方政府内部分裂,权力所及仅广东一隅,不能代表西南诸省,为此停止拨付关余,交由总税务司暂代保管。

10月,盘踞广州的桂系军阀被粤军所败,孙中山从上海返回广州,重组广州军政府。为完成北伐大业,遂向公使团提出继续依前例拨付关余,并要求发还积欠的250万两关平银,以解燃眉。但这一要求遭到公使团断然拒绝,还将应当拨付给南方政府的关余全部划给北京政府。

孙中山获此消息,愤懑异常,决心尽快在广东建立正式之民国政府,以利于对外交涉。次年5月5日,孙就任广东革命政府非常大总统,但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广东政局混乱,争拨关余问题暂时搁浅。

欲强行占领粤海关

1923年2 月,孙中山命滇桂联军合力击溃盘据广州的陈军,第三度入粤,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搁置的收回关余问题再度提上议事日程。

8月,孙中山敬告安格联和广东税务司,要将广东税务司隶属于广东政府,但没有收到回音。

9月5日,孙中山令大本营外交部长伍朝枢,通过英国驻广州领袖领事真密孙,正式照会北京公使团展开关余交涉。不久,再次照会公使团,郑重声明北洋政府在1921年3月做出的“停拨广州政府关余之命令”无效。

面对孙中山接踵而至的攻势,公使团一方面致电广州领袖领事进行外交活动,一方面组织炮舰,美、英、法、日、意、葡等国二十几艘军舰,迅速集结黄埔,进入临战状态。

在孙中山亲笔拟定的照会里,出现了“强行占领海关”6字。支撑这六个字的后盾是什么呢?

就是苏联将援助国民党组织培养军队、实行经济援助以及中国共产党和广大民众的支持,这给了孙中山前所未有的底气和决心。

在随时有可能擦枪走火的担忧下,粤海关开始转移海关仓库的银元,将机密文件运至炮舰保管。但洋员们对他们引以为傲的坚船利炮满怀憧憬,坚信孙中山无非是虚张声势而已。

这种念头被12月13日《申报》上的一纸宣言所击破。

在《孙中山扣留粤海关之宣言》中,他们读到“为使广东地方安靖,付与直派(北洋政府)之税款以后应即停止。总税务司及粤税务司,均为中国公仆。……盖海关始终为中国政府之机关,即列强固亦承认关税余款之支配与使用,纯属中国内政问题也!”

南中国海风起云涌,争拨关余的交涉已发展为收回粤海关事件,考验着列强们的神经。面对孙中山的强硬态度,他们终于意识到武力恫吓并未奏效。于是,美国公使舒尔曼肩负起赴粤调停的使命。

1924年1月4日,舒尔曼搭乘“墨黎纳”号美舰自香港抵广州,与该处领事团及各国海军官员会议,讨论粤海关问题。5日,舒尔曼在广州与大本营外交部长伍朝枢先行会晤。6日,他拜谒了孙中山,双方倾谈2个小时。

此时的孙中山正忙于国民党改组,见公使团愿意调和,他也不愿树敌太多。尽管美国是参与示威行动中派出军舰最多的国家,但孙中山考虑到北伐大业,同意对话解决。

舒尔曼微笑着答应将竭尽所能,友好解决向广州政府转交关余的问题,只要将关余用于改善内河航行和改善航道而不是用于军事需要。

舒尔曼的的折中建议使弥漫在粤海关上方的紧张空气大为缓和,列强在广州外海停泊了近一个月的军舰也开始撤离。4月25日,停留在广州白鹅潭的最后一批英、美、日军舰全部撤离,列强的海军示威宣告结束。

审时度势,主张收回海关

尽管孙中山20年前曾在旧金山海关蒙受羞辱,但他始终对美国抱持热切期待, 但美国政府却始终对孙中山不予理睬,孙中山只好“以俄为师”。

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和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鲍罗庭亲自起草了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成为亮点。而在《对外问题态度案》中,不仅提出收回关余,还主张“本党尤当更进一步,主张收回海关”。

从1月27日起,孙中山不顾疲累,每周一次在广州国立高等院校礼堂宣讲《三民主义》,粤海关事件这一最新热点自然成为鲜活的案例。

此次广东和外国争关余,关税余款本该是我们的,为什么要争呢?因为中国的海关被各国拿去了。弄到现在,全国海关都在外人的手内。中国同外国每立一回条约,就多一回损失,条约中的权利总是不平等,故海关则都是由外国所定,中国不能自由更改。中国的关税,中国人不能自收自用,所以我们便要争!

孙中山用一个坚定的手势结束了演讲,但粤海关事件并没有画上句号。舒尔曼返回北京后,随即向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建议,由北洋政府拨出部分关余给广州,供疏浚西江之用。

安格联以海关行政完整性为由,表示关余提支会动摇债信,拒绝拨付关余,但抛出了在粤海关和常关中每月收取一笔固定款项用于治河的方案。

北洋政府主管各机关经认真考查“粤省要求分得关余经驻京美使提议拨款修浚西江以资调停一案”后,6月19日,命令安格联拨款给广州。

粤海关关余充作西江疏浚费用,每年不过16.8万两,但无论如何,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广州政府的经济困难,也意味着列强炮舰政策在中国第一次失败。

而广东仍是山雨欲来,危机四伏。盘踞东江的陈炯明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反攻”;商团团长陈廉伯蠢蠢欲动,叛乱蓄势待发;而挂着国民党招牌的各路军阀和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亦是甚嚣尘上。

孙中山暂停在粤海关问题上纠结,即派大本营建设部长林森为广东水利督办,兼理广东治河事宜 。

壮志难酬,中山与世长辞

1924年8月10日,“商团团长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与陈炯明相结,英人助之,由挪威轮‘哈佛’(Harvard)将所购军械运至广州,谋危害广州政府”。孙中山即命蒋介石扣留军械,广州商团因此举行全省大罢市,并电请北京外交团及总税务司援助。英国代理总领事翟比南(Bertram Giles)向广州政府发出警告,如干涉,“英海军即以全力对待之”。

9月4日,报纸刊登了孙中山措词激烈的反英宣言:“自广州汇丰银行买办公开反叛政府之始,余即疑其此种反国民运动,必有英国帝国主义做后盾。”

10月10日,游行群众“被商团击毙数十人”,“孙文下野”的口号响彻广州,以“扣械事件”而引发的“商团事变”,将孙中山推向入粤以来的生死关头。

广东军事形势的变幻无常,迅速加深的财政危机,加上英帝奉行炮舰政策思维在商团叛乱中表现“不俗”,这一切引发了南方政府的强势反弹,收回粤海关的号角再次吹响。

孙中山命令外长伍朝枢训令税务司,收回粤海关。10月17日,任命罗桂芳为粤海关监督;23日,罗桂芳接任海关监督,准备接管海关。

广州领事团见事态严重,立即派英海军陆战队在沙面登陆,英印水兵50名前往布防;24日,沙面续到印度兵数百人,实行戒严,沿岸堆沙包作炮垒,海关文件送入沙面,与此同时,白鹅潭再次响起列强的集结号,英、法、美、葡等国8艘军舰陆续开进,武力护关。

炮衣卸下,露出黑洞洞的炮管,齐齐指向士敏土厂元帅府。

空气仿佛凝固。然而,南方政府突然宣布停止接收海关,“一阵轰轰烈烈收回粤海关的运动,就这样偃旗息鼓了”。

原来,就在罗桂芳号称“予我士兵十人,驳壳枪10支”,就可收回粤海关的当天,发生了“北京政变”。

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影响下率师回京,于10月23日发动政变,接管北京全城防务,软禁贿选总统曹锟,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吴佩孚无力回天,大哭一场,在英国军舰掩护下,落荒南逃。

24日,冯玉祥等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相较而言,解决“时局”问题上升为目前最为迫切、最为紧要的关键。

27日,经过紧急“商讨应付北方时局办法”,孙中山认定此时乃“和平统一之良好机会”,毅然决定北上。而此时与列强大动干戈,又怎能“冀与北方当局合作”?在这非常时刻,孙中山果断下令鸣金收兵,停止接管粤海关事宜,11月1日,广东军政府第31号《大本营公报》对外宣布:撤消罗桂芳粤海关监督的任命。

孙中山这一年已58岁,由于长期奔走革命,积劳成疾。临行前,他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必须打倒军阀及其赖以存在的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谁也没有料到,这居然是他最后的宣言。

1925年初,孙中山在

北京确诊为“最烈肝病”。3月12日晨,孙中山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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