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勒姆法庭审判“女巫”的情景。共有十四个女人、五个男人和两条狗因为巫术被处死。 （受访者供图/图）
1692年，在北美洲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十四个女人、五个男人和两条狗，因为巫术被处死。
那年冬天，在波士顿附近的塞勒姆村，一位牧师的外甥女阿比盖尔·威廉姆斯突然开始抽搐尖叫，随后他的女儿贝蒂·帕里斯也陷入同样的状态，扭曲，颤抖，打滚，吐白沫。医生闻讯赶来，牧师查阅卷宗，邻家妇人占卜，都指向一桩古老的罪行——巫术。
恐慌很快蔓延至整个马萨诸塞殖民地，所有人都被卷入声势浩大的猎巫行动，名人之间互相指控，亲子之间彼此出卖。牧师、富绅、高官也难逃一劫。这场猎巫行动历时九个月，有近200人被指控为巫师，55人承认自己施行了巫术。风浪平息之后，塞勒姆仿佛失忆了一般，陷入长达一个世纪的沉默。
1953年，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出版了根据此事改编的舞台剧《塞勒姆的女巫》（The Crucible）。当时正值麦卡锡主义肆虐，排外浪潮席卷美国，指控、监禁、驱逐成为家常便饭，米勒的剧作讽刺了当时针对左翼的迫害，也使塞勒姆事件更加深入民众的内心。此后，“猎巫”（witch hunt）一词便频频见诸报端，成为政治迫害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因包含诸如巫术、预言等神秘元素，塞勒姆变得深受流行文化追捧，为诸多电视剧、电影、游戏提供了素材和灵感。
虽然塞勒姆事件已经深刻融入美国流行文化，但是关于塞勒姆事件本身的史料在很多方面都并不完整，比如当时清教徒女性的日记没有保存下来，使得考察受害人的内心活动变得十分困难（大部分被指控的受害者是女性）。
美国作家斯泰西·希夫（Stacy Schiff）的《猎巫：塞勒姆1692》（The Witches Salem 1692），利用17世纪的档案、文献、日记、法庭记录，结合二手文献，重访了这段往事。在书中，希夫试图去重构历史现场，还原当时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展现猎巫运动的全过程。“在写塞勒姆时，你得让疯狂的事情显得合理。因此在叙事上你先得接受这个满是幻象的事件。如果有人供认曾在空中飞行，无论多么难以置信，你都得买账。”希夫说。
沉默的村民
1752年，塞勒姆猎巫案发生60年后，塞勒姆村在行政区划上从塞勒姆镇独立，更名为今天的丹弗斯。更名也许是为了遗忘。甚至直到1995年，“一位记者发现，镇上的居民不愿谈论过去，一旦提及此事，他们就声称没有杀死过一个女巫。”希夫说。
阿瑟·米勒在为创作《塞勒姆女巫》做研究时，遇到了同样的沉默。“我无法让任何人谈论此事，关于1692年。”他如是抱怨，“1970年，当丹弗斯的档案管理员开始挖掘牧师住宅旧址时，两名年长的修女从马路对面向她挥动拳头。如果在另一个时代，这种行为就会引起无数指控。”希夫在书中惊讶于这种漫长的沉默。
与此同时，塞勒姆的女巫形象被选择为商业化的符号。“这种行为更加容易。”当地体育队的吉祥物是骑在扫帚上的女巫，该形象也出现在当地的报刊头条、警车门边上，以及镇上最好的面包房里，希夫说，“在塞勒姆很容易就能买到一把扫帚。人们正在为下一个万圣节预订酒店。”
在沉默与商业化消解的背后，是希夫挖掘出的关于人性的惊骇历史。一开始，行为怪异且地位低下的三个女人被发病的女孩指认为女巫，随后，“罪犯”被要求指认同伙，书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女儿指控母亲，母亲转而指控外祖母，外祖母控告邻居和牧师，妻子告发丈夫，……女婿连累岳母，兄弟姐妹亦互相构陷。几个人发展到十几个，然后变成一百来个。从普通村民、牧师，到审案的法官，最年幼的“女巫”仅五岁，最老的近八十岁，当地人口几乎都被裹挟在内，并牵连异地亲属。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在谈到塞勒姆时，称它为“这个国家的污点”。在希夫看来，这个“污点”应该不停地被书写，以防它被商业化的尘埃所遮蔽。“如何将真实的历史与万圣节的庆祝活动分开？这些庆祝活动诡异地附着在这个地区，在这个过程中埋葬了真相。”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为女巫“平反”的过程也伴随着美国人对其的反思而展开。1697年，马萨诸塞殖民地当局宣布塞勒姆巫术审判为冤案。到1710年，马萨诸塞宣布塞勒姆受害者无罪，却忽视了其中六位女性。历史从此进入了漫长的遗忘期，她们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仍然未能洗雪冤屈。“联邦曾考虑过赦免，但似乎无法在立法上作出决定，一些立法者害怕赔偿诉讼带来的高昂损失，也有人暗示赦免可能会让由骑着扫帚飞行的女巫形象引领的塞勒姆旅游业受到影响。”希夫说。
直到2001年的万圣节，马萨诸塞州终于赦免了最后的六名“女巫”。她们曾经被宣判的理由是“干扰了男人们的睡眠”。
《猎巫:塞勒姆1692》作者，美国作家斯泰西·希夫。 （受访者供图/图）
匿名写作的英雄
猎巫的策源地，是中世纪晚期被黑死病所缠绕的欧洲。1484年，教宗英诺森八世发布谕告，称女巫“十恶不赦、荒淫无耻”，所有的教徒需要对女巫进行镇压。这是欧洲猎巫行动走向高潮的标志。1486年，天主教修士兼宗教裁判官克雷默（Heinrich Kramer）与司布伦格（Jacob Sprenger）炮制了《女巫之槌（Malleus Maleficarum）》，用于指导教徒如何分辨女巫。这是一本集理论阐述、鉴巫方法与审判程序于一身的实用手册，是当时的“权威猎巫指南”。
欧洲的猎巫随着启蒙运动的来临而渐渐销声匿迹，但它的尾声却在北美的殖民地持续回荡。“新英格兰的牧师为了维护信仰，特别热衷于收集一些关于超自然事物的证据，以抵挡理性主义的汹涌力量。”在希夫看来，殖民地浓厚的宗教氛围阻挡了来自欧洲的理性之光，塞姆勒当地的牧师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对巫术的深信不疑，成为猎巫的重要推动力。
与欧洲狂热的猎巫行动所导致的上万人死亡的悲剧相比，塞勒姆似乎是“小巫见大巫”。让塞勒姆悬崖勒马的因素有很多，希夫在接受采访时特地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了一个敢于怀疑巫术的个体的重要性。“目前还不清楚是谁第一个发言反对猎巫，但在第一批人中，有一位名叫托马斯·布拉特尔（Thomas Brattle）的34岁商人。”
布拉特尔是马萨诸塞殖民地一个富翁的儿子，在伦敦待了几年，比大多数新英格兰人见过更大的世界。他精通科学，也认识所有掌权的人，但与他们没有姻亲关系。“他没有选民，但他有良知。”希夫说。
布拉特尔默默观察着审判，匿名写下了自己对审判的反对意见。他匿名是有充分理由的——那些曾对审判提出质疑的人，都遭到巫术指控，至少有一个人为自己的怀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位与巫术法庭的几位法官关系密切的牧师，因为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也遭到了“虐待和指责”。“布拉特尔的手稿生前从未印刷过，他书写的散页在私下里流传着。”在希夫挖掘它们之前，原手稿从未浮出水面。
布拉特尔没有什么理论武器，他所拥有的只是常识。“不需要任何光学教育就能明白，闭着眼睛是不可能看到东西的。但塞勒姆的指控者却无视了这一点。这不是视觉，而是想象。如果幻想的指控被法庭接受，自由岂不是一夜之间就蒸发了？”希夫在给《纽约时报》投稿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道，“我们今天要问，是什么让1692年那届仁慈的政府着了魔？他们事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寒而栗，内疚感让人崩溃。你可以胆小地走进历史，跟在一个被蒙蔽的人后面，紧紧抓住一个荒谬的叙事。或者你可以效仿托马斯·布拉特尔的做法。这样的话，三百多年后就会有人颂扬你的英雄主义。”
2020年9月，斯泰西·希夫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以下为访谈。
女奴提图芭(右)被指控为女巫，最终承认自己施了巫术。 （受访者供图/图）
“恼怒、恐惧、怨恨都有了出口”
南方周末：猎巫案一开始的指控几乎全部指向了低下阶层的女性，女乞丐、印第安女佣、女流浪者。发病少女们的指控为什么会指向她们？
希夫：姑娘们说出了最有可能首先被赶出社区的三个人的名字，她们都是弱势妇女，没有什么家庭成员，也没有什么代言人。女孩们完全有理由害怕那个定期出现在她们家门口的女乞丐，她可能确实让她们害怕，原因与巫术无关。她们知道社区不喜欢那个多次将邻居告上法庭的寡妇。她们知道，那个黑皮肤的女佣——尽管她和她们一起睡觉，一起吃饭——实际上并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甚至不是社区的成员。即使没有大人的指导，她们也会直觉地认为，这些都是最无力反抗的人选。
南方周末：书中提到，当时很多少女会遭受到性侵，这几乎是普遍的现象。多位少女的发病是否与当时对女性的性压迫与剥削有关？
希夫：合法记录中充斥着关于虐待和骚扰的故事，尽管在塞勒姆案中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肯定的是，每当一个年轻女子回想或直面她不愿讨论的一些东西，就会触发一种在当时被叫做“情绪性喉头炎”的病，结巴、抽搐、呲牙咧嘴，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些症状在各方面都符合19世纪神经学家先驱让-马丁·夏科（Jean Martin Charcot）所说的歇斯底里症。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所有被指控的女孩都生活在非亲生父亲的家庭中，然而我们只有非常微弱的关于性虐待的证据。还有人（从侧面）补充指出，一桩巫术案可以让女孩免去所有的家务，受害者尽管受到折磨，但体重却经常增加。
南方周末：猎巫开始之后，村民们互相攻击，有些事情其实已经脱离了对巫术的惩罚，变成了对人性的考验。如果再次发生猎巫事件，这些掠夺与攻击是否必然会再次发生？
希夫：巫术指控或任何关于某人正在从事某种邪恶活动的指控，对每一种恼怒、恐惧、怨恨、怪癖、冒犯和破碎的心均有某种磁铁般的吸引力。它使它们都有了一个出口。1692年的塞勒姆案中，误入歧途的憎恶和敌意，就像豺狼虎豹一样可怕。
巫术复活了每一个古老的谣言、肮脏的家庭怨恨，纠缠不清的罪恶和内疚（倒是没有对财产的劫掠。警长没收了一些被指控者的财产，尽管他用这笔钱做了些好事）。似乎每个人都会对某人有异议——往往是和自己家里的某个成员发生争执。还要记住，这种过度狂热的情况下，在别人对你指指点点之前，先指点一下别人比较安全。侮辱行为是一贯的，但指控却没有什么明显的模式，许多指控都是几十年前的旧事重提。
南方周末：当地牧师科顿·马瑟在当时写的《未知世界的困惑》（Wonder of the invisible world），以及他之前写的《难忘的冒险——关于巫术与支配》（Memorable Providences, elating to Witchcrafts and Possessions），都对巫术迷信的传播推波助澜。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他需要为塞勒姆事件负责，你是怎么看的？
希夫：无论是在最初的事件框架的设置、鼓励起诉、宣传女孩的症状、向法官提供建议，还是试图控制叙事方面，没有哪个人比他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最初的案件之所以被称为巫术，首先是因为它们与科顿·马瑟对之前一种瑞典巫术的描述相吻合。他对这些审判毫无良心的自责。在1693年的一份不打算公开的文件中，他吹嘘说，“地狱的活生生的展示”已经占满了教堂的长凳。“魔鬼一无所获”，马瑟推论道，“但上帝得到了赞美，基督得到了臣民，圣灵得到了殿堂，教会得到了增固，而人的灵魂得到了永远的益处。”他没有提到那些被绞死的无辜者或被摧毁的家庭。他甚至有些洋洋得意，“我并不虚伪地说我的智慧和美德对这一良好的秩序有所贡献，但我也可以说我没有妨碍这一良好秩序。”他说。
南方周末：塞勒姆猎巫行动的停止看起来很突然，使得这一切停下来的关键转折事件是什么？是马萨诸塞新的行政首长威廉·菲普斯（William Phips）的个人意志吗？
希夫：有很多因素共同导致了审判的结束，但如此之大的规模是最大的因素之一。马萨诸塞真的有那么多女巫吗？指控的广度如此之大，当它蔓延到社会的最高层时，当有人惨死、伤亡人数堆积起来时，怀疑论者说话就变得容易一点了。慢慢地，到了10月，小心翼翼的、匿名的、理智的人开始权衡。神秘化将屈服于耻辱。至于菲普斯政府，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这一点有帮助。与牧师们不同，他似乎并不特别顽固地抱持巫术的想法。
阿比盖尔·威廉姆斯的证词，她的突然发病和指控，是1692年塞勒姆猎巫运动的开端。 （受访者供图/图）
悲剧重演
南方周末：17世纪末欧洲的猎巫行动已经接近尾声，它在美洲殖民地的回响却还在延续，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希夫：在波义耳、牛顿和洛克（他们都相信巫术）的时代，全欧洲的女巫起诉已经告一段落。但在波士顿，几乎所有的讨论巫术的文本都还存在，在1692年之前，你读不到一页关于这个问题的怀疑论（指怀疑巫术的存在）。坚定的信仰和被严格控制的新闻界使马萨诸塞州的居民与怀疑论绝缘。到了1692年，新英格兰女巫与英国同行的区别主要在于她更真实。新英格兰的牧师们用各种文字扼杀了怀疑论者，就像有人研究狂热的神创论文学，却不知道达尔文曾经活过一样。由此，科顿·马瑟把早先马萨诸塞州的案例明确详细地摆出来，他只将那些他亲自观察到的或他能明确担保的细节收纳进来——这些细节都是确凿无疑的，他不允许任何人否认巫术。
南方周末：从长时间跨度来看，塞勒姆猎巫事件是否是某种宗教文化转型的转折点？在它之前与之后，美国的宗教文化有何变化？
希夫：塞勒姆审判并没有破坏教会，但它确实极大地侵蚀了它的基础。试图证明某件事的清教徒的正统观念，最后却证明了另一件事。对教会如此重要的“忏悔”观念已经被污染了。权威性受到了质疑。到18世纪，人们还是会指控某人是巫师，但马萨诸塞州已经不会再处死一个巫师了。1712年，一个女孩试图指控她的母亲是女巫，结果她被判定违反了三条行政命令。
南方周末：欧洲的猎巫行动为启蒙运动提供了反思的镜鉴，美国对塞勒姆事件的反思，给后世提供了什么样的思想资源？
希夫：一般来说，在美国，塞勒姆起到了一种防护栏的作用。这种耻辱阻止我们再次跨过那条界限。当恐惧麻痹了我们的理智，当我们反应过度或过度正确，当我们对异己者或煽动者穷追猛打，当我们的妄想压倒了我们，塞勒姆的怒视就会看向我们。随着1954年麦卡锡听证会的召开，夜以继日的警惕、国家的监视塔，以及不计后果的残酷，都回归了——你知道我们今天对“猎巫”一词的使用。
南方周末：类似猎巫的事件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人类的理性为何会在这些时刻溃败？从塞勒姆事件的个案来说，阻止了理性在其中起作用的因素有哪些？
希夫：塞勒姆案提醒我们，有时所有的制度都会失败，出于自身的原因，每个人都可能会参与到大规模的愚蠢行动中来。大多数17世纪的村民、神职人员、法官和控告者都相信巫术，但许多人也知道他们参与了一场虚构活动，他们出于一系列的原因而接受了这场虚构活动——因为他们曾遭受过折磨，他们为了取悦，为了复仇，为了自我保护，出于内疚或自我欺骗，或者由于社会压力，这些原因结合在一起，造成了巨大的后果。马萨诸塞州以前也有过巫术指控，但从未发生过像这样的巫术大流行。1692年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指控，而在于起诉。当时的殖民地当局是一个新的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他们要努力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神职人员和法官们步调一致。首席检察官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意识到，在伦敦看来，殖民地显得松懈、无礼、无序。在起诉女巫的过程中，大法官意图向海外传达新英格兰的行政效率,以及他们可以用一种有序的、旧世界的方式来管理自己。
南方周末：塞勒姆事件结束之后，当地人有意地抹除了这部分的记忆，这是一种创伤性应激反应吗？
希夫：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误判，但塞勒姆不是。发生事件的几代人之后，对此事的沉默才变得普遍。事实上，塞勒姆的情况更糟糕。即使在20世纪，要让当地人讨论这些审判也是很困难的。在18世纪初，当要求对被杀害的亲属进行赔偿时，这个话题还是过于敏感以至于人们会避免使用“巫术”这个词。耻辱、遗憾、内疚感非常深，社区里几乎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没有人有勇气说出来。但为了对抗遗忘，我们应该不停地书写它们。
南方周末：就你的研究来看，是否存在一个较普遍的规律，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氛围或者什么样的现实政治状况，会更有可能酝酿这样的悲剧？
希夫：焦虑的时代滋生了各种妄想、阴谋、指手画脚，我们今天看新闻都知道。恐惧就像是一根避雷针，吸引着各种歪理邪说。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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