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西地区的唐代古城
龟兹是汉唐时期西域的大国，北据天山，南临大漠，是沿塔里木盆地北缘东西往来的交通必经之地。龟兹“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1】，“城有三重，外城与长安城等，室屋壮丽，饰以琅玕金玉。”【2】“王宫壮丽，焕若神居”【3】。
由龟兹向北，可以越过天山的一些山口，通向天山北麓的草原游牧地区。公元7世纪前半，龟兹附属于天山北麓的西突厥汗国。显庆三年（658），唐朝灭西突厥汗国，将安西都护府从西州交河城迁至龟兹王城，下辖安西（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镇，龟兹成为唐朝统治西域地区的军政中心。此后一段时间里，唐朝与吐蕃及西突厥余部曾在西域地区展开拉锯战，安西都护府曾撤回西州。但是到了长寿二年（692），唐将王孝杰率军从吐蕃手中收复安西四镇，唐廷征发汉兵三万人镇守西域。
开元十五年（727）经过安西地区的新罗僧人慧超，在其所撰《往五天竺国传》中说：“从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处。……从此已东，并是大唐境界，诸人共知，不言可悉。”由于有唐朝军队的驻守，不仅抵御了吐蕃军队和西突厥余部对西域地区的进攻，维持了西域地区长期的稳定，而且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唐朝将安西都护府移驻龟兹，对于丝路畅通和贸易繁盛，都提供了重要保障。以下仅从两个方面，对此加以论证和阐述。
一、馆驿系统的建立
《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条记：“显庆二年十一月，伊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大破贺鲁于金牙山，尽收其所据之地，西域悉平。定方悉命诸部，归其所居。开通道路，别置馆驿。”【4】这里虽然说的是西突厥阿史那贺鲁所属诸部的地方，其实在整个安西地区，唐朝都做了“开通道路，别（列）置馆驿”的工作。
唐代安西大都护府府城内的烽燧
在调露元年（679）以碎叶代焉耆为安西四镇之一，以及长安二年（702）在天山北麓设置北庭都护府以后，“开通道路，别（列）置馆驿”的工作也延续到这些地区。人们从《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安西入西域道”条以及卷四十《地理志》西州、北庭条保存的道路记载，可以看出这种“开通道路”的情形。现将《新唐书·地理志》保存的片段内容，以安西（龟兹）所在为中心，按道路走向分段择要于后：
①自〔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两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经礌石碛，二百二十里至银山碛，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吕光馆。又经磐石百里，有张三城守捉。又西南百四十五里经新城馆，渡淡河，至焉耆镇城。【5】
②自焉耆西〔百〕五十里过铁门关，又二十里至于术守捉城，又二百里至榆林守捉，又五十里至龙泉守捉，又六十里至东夷僻守捉，又七十里至西夷僻守捉，又六十里至赤岸守捉，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护府。【6】
③安西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罗碛。经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罗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拨换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南临思浑河。
④乃西北渡拨换河、中河，距思浑河百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阗（祝之误）境之葫芦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温肃州。又西北三十里至粟楼烽。又四十里度拔达岭。又五十里至顿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渡真珠河，又西北度乏驿岭，五十里渡雪海，又三十里至碎卜戍，傍碎卜水五十里至热海。又四十里至冻城，又百一十里至贺猎城，又三十里至叶支城，出谷至碎叶川口，八十里至裴罗将军城。又西二十里至碎叶城，城北有碎叶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长于此。自碎叶西十里至米国城，又三十里至新城，又六十里至顿建城，又五十里至阿史不来城，又七十里至俱兰城，又十里至税建城，又五十里至怛罗斯城。
⑤自拨换碎叶（后二字衍文）西南渡〔思〕浑河，百八十里有济浊馆，故和平铺也。又经故达干城，百二十里至谒者馆。又六十里至据史德城，龟兹境也，一曰郁头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渡赤河，经岐山，三百四十里至葭芦馆。又经达漫城，百四十里至疏勒镇。
⑥自拨换南而东，经昆岗，渡赤河，又西南经神山、睢阳、咸泊，又南经疎树，九百三十里至于阗镇城。
⑦于阗西五十里有苇关，又西经勃野，西北渡系馆河，六百二十里至郅支满城，一曰碛南州。又西北经苦井、黄渠，三百二十里至双渠，故羯饭馆也。又西北经半城，百六十里至演渡州，又北八十里至疏勒镇。自疏勒西南入剑末谷、青山岭、青岭、不忍岭，六百里至葱岭守捉，故羯盘陀国，开元中置守捉，安西极边之戍。
⑧于阗东三百里有坎城镇，东六百里有兰城镇。于阗东距且末镇千六百里。
⑨又一路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修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谓之弩支城，艳典所筑。又西经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镇，故且末城也，高宗上元中更名。又西经悉利支井、祅井、勿遮水，五百里至于阗东兰城守捉。又西经移杜堡、彭怀堡、坎城守捉，三百里至于阗。【7】
⑩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又有冯洛守捉，又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八十里有俱六城守捉，又百里至轮台县，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城守捉，又渡里移得建河，七十里有乌宰守捉，又渡白杨河，七十里有清镇军城，又渡叶叶河，七十里有叶河守捉，又渡黑水，七十里有黑水守捉，又七十里有东林守捉，又七十里有西林守捉。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碛，渡石漆河，踰车岭，至弓月城。过思浑川、蛰失蜜城，渡伊丽河，一名帝帝河，至碎叶界。又西行千里至碎叶城，水皆北流入碛及入夷播海。【8】
上面《新唐书·地理志》的文字，据考为贞元年间（785－805）的宰相贾耽所撰《皇华四达记》的片段，而《皇华四达记》依据的应当是唐朝中央政府保存的文书档案。我这里把这些片段记录按照道路的顺序略做调整，可以清楚地把道路的走向区分为若干段落：①西州至焉耆，②焉耆至安西（龟兹），③安西至拨换，④拨换至碎叶，更西到怛罗斯城，⑤拨换至疏勒，⑥拨换至于阗，⑦于阗至疏勒，疏勒至葱岭，⑧于阗至兰城、且末，⑨沙州至兰城乃至于阗，⑩北庭至碎叶【9】。至于沙州经伊州而至西州的道路，和西州通北庭的道路，都是唐朝直辖州之间的道路，所以不在《皇华四达记》所载范围，我们可以通过敦煌写本《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清楚地知道这两处道路的走向。由此可见，《皇华四达记》所载道路，正好覆盖了唐朝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直辖的范围。
上述《皇华四达记》所记道路上主要的“城”，大多数在中国传统的名称之外，又有了唐朝羁縻州的名称，其他则是唐朝军事系统的镇、守捉、戍、堡、烽、铺，也有馆驿系统的馆（我们在此类唐朝命名的行政单位名称下用专名线以提示），说明这是显庆三年后唐朝在西域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建立镇戍守捉等军事防御体系的结果，而连接这些府州、镇戍的道路，则是所谓“开通道路”的结果。这个“道路”不再是普通的道路，而是唐朝具有法令意义的“官道”或叫“驿路”了。
“别（列）置馆驿”也是唐朝灭西突厥汗国、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后的一项重要措施。按唐制，官道上三十里置一驿，非通途大道则立馆。在上述《皇华四达记》中，记录有西州、焉耆间的吕光、新城馆；拨换、疏勒间的济浊、谒者、葭芦馆和疏勒、于阗间的羯饭馆，总计六所。这里没有记录到“驿”，究其原因，一种可能是西域道路多非坦途，所以馆多驿少；另一可能是《皇华四达记》主要依据的是开元天宝时的材料。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来看，唐高宗、武周时期的西州馆驿多称为“驿”，到玄宗朝似乎都改称为“馆”了【10】。但西域地区并非没有驿。《资治通鉴》卷二〇九记景龙二年（708）突骑施酋长娑葛攻四镇，“生擒〔阙啜〕忠节，杀〔唐御史中丞冯〕嘉宾，擒〔侍御史〕吕守素于僻城，缚于驿柱，冎而杀之。”【11】岑仲勉先生疑这里的“僻城”或为焉耆、龟兹间的东、西夷僻守捉城之一【12】，可备一说。无论如何，这件发生在西域的事件，表明西域僻城内，设有驿站。
对于《皇华四达记》所在的道路标识而言，馆驿是最小的行政单位，所以记录较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上，西域地区的馆驿绝不止上面提到的六座。吐鲁番阿斯塔纳506号墓出土文书有《唐天宝十三载（754）礌石馆具七至闰十一月帖马食历上郡长行坊状》和《唐天宝十三载天山县具银山馆闰十一月郡坊帖马食历上郡长行坊状》【13】，是上述西州至焉耆路上的馆驿，行政系统上应当属于西州天山县。岑参有诗，题《银山碛西馆》、《宿铁关西馆》【14】，这两个馆应当都在焉耆界内。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库车西都勒都尔－阿护尔（Douldour-aqour）所得文书（大谷1508）中，有“大井馆”之名【15】，当为安西地区的馆驿名称。伯希和（P. Pelliot）在同一地点所获文书D. a. 41号中，有“馆马三匹送赴军事”的记录【16】，虽然没有馆的名字，但表明馆的存在。这样的文书还有大谷探险队库车所获《烽子阎敬元状》（大谷8071），其中提到“烽馆之人”【17】。从敦煌、吐鲁番文书可知，唐朝的烽铺和馆驿往往同设在一处，所以兼有防御和交通功用。
另外，上述《皇华四达记》提到拨换、于阗间的神山等地名，没有说到它们的行政单位。但现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和田出土汉文文书《唐于阗诸馆人马给粮历》（编号MIK III-7587）提到草泽馆、欣衡馆、连衡馆、谋常馆四个馆名，总名之为“神山已北四馆”（图1）【18】。据Hedin 24号文书，神山称“堡”【19】，这里是扼守和田河路的主要据点，作为军事堡垒之外，也应当有馆驿之设。谋常馆又见于斯坦因（A. Stein）在麻札塔格发掘到的M.T.0628号文书，有“谋常监馆二人粮（下残）”字样【20】，说明从拨换到于阗沿和田河的道路上都设有馆。另外，斯文·赫定（SvenHedin）探险队在和田策勒老达玛沟地区所获文书中有《永泰三年（767）正月五日于阗百姓纳馆家草条记》【21】，斯坦因所获文书M.T.0634号为《贞元六年（790）十月四日馆子王仵□抄于阗善政等坊百姓纳租税条记》【22】，前者属于于阗王国的六城地区，后者可能是在于阗都城一带，说明馆在于阗地区的普遍存在。
这些当地出土文书记载的馆驿名称以及与馆驿有关的赋税记录，证明了唐安西四镇地区馆驿的广泛存在，而且说明显庆三年以后唐在西域地区“列置馆驿”的措施的确得到实行。安西都护府的落户龟兹，意味着唐朝一系列政治、军事、交通、运输体制的直接导入，其中唐朝的馆驿制度有一整套促进交通往来，提供食宿、马匹等交通运输的功能，这些隐含在馆驿名称背后的内涵是可以根据唐朝的制度推导出来的。
唐朝以安西为中心的驿路系统的开通，以及馆驿制度在西域地区的建立，成为唐朝军政人员、公文、物资往来的途径与支撑【23】，同时也为丝绸之路上兴贩贸易的商人，提供了有安全保障的通畅道路【24】。而反观此前西域王国分立状态时，商旅往来有诸多不便，如高昌王国与焉耆为争商道甚至兵戎相见，对于东西往来贸易十分不利。唐安西都护府的建立和对四镇地区的稳固统治，加之北庭都护府的建立，使得分立的西域绿洲王国及天山北路草原游牧部族成为一体，各自之间的道路通畅无阻，又有馆驿传递制度的保障，这为唐朝开元天宝兴盛的时代维持了一个东西交通的辉煌阶段。
二、商业贸易的管理
龟兹位于丝绸之路中道上的交通要冲，这决定了它对东西方贸易一定起着重要的作用。龟兹地区气候温热，盛产麻、麦、葡萄、梨、桃等；傍山处宜牧，出良马、封牛；山中有矿，故黄金、铜、铁等冶铸业闻名西域。史书中有一些龟兹王国向中原王朝进贡方物的记载，如北魏太和二年（478）七月献名驼七十头；九月献大马、名驼、珍宝【25】。隋大业中（605－617）贡方物【26】。唐高宗上元二年（675）献银颇罗【27】。这些物品有的是龟兹本地的特产，有的则是外来品，由龟兹转手进入中原。吐鲁番出土北凉承平八年（450）文书提到龟兹所制的“丘慈锦”【28】。《旧唐书》提到龟兹有葡萄酒【29】。这些只是极其简略的提示，说明龟兹和其他丝路上的绿洲城市一样，有自己的特产，也有大量的转手贸易商品。安西都护府的迁入龟兹，拉近了首都长安与龟兹之间的距离，交通的通畅给经龟兹地区的丝路贸易带来巨大的变化。
但是，由于传世文献记载和龟兹地区出土文书的相对缺乏，有关唐朝安西都护府在丝绸之路商业贸易上的重要性，学界似乎远没有对高昌、敦煌那样深入的了解。有幸在丰富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也有涉及到往来安西地区的胡汉商人的记录，为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提供了素材。
由唐长孺先生领导的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定名为《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残存八个断片，内容是官府审讯一个案件时双方辩词的记录【30】。学者们对其年代、地理、胡人贸易等问题做过详细的探讨，内容基本明了，但有些方面还有不同看法【31】。根据双方的辩词，大体可以按照时间顺序，将内容摘要如下（相关文句后括注残片编号和行数）：
咸亨二年（671）某月，粟特胡人曹禄山在高昌县状告京师人李绍谨（又名李三），说乾封二年（667）禄山兄曹炎延与汉商李绍谨等自京师出发，经安西，至弓月城做买卖。同行的还有曹果毅及曹二（又名曹毕娑）等胡商以及炎延外甥居者（II/2-4）。李绍谨承认“向弓月城去时，从安〔西逐兴〕生胡向弓月城去”（III/12-14）。总章三年（670）年初，李绍谨在弓月城举借曹炎延练“二百七十五匹绢”（I/6-7），“付练之日，有曹毕娑及曹果毅知见”（VII/2-3）。二月或稍前，李绍谨与曹炎延“两个相共从弓月城向龟兹”（I/8-12），“从弓月城行百里许，即逢安西有使四人”向玉河军（IV2-3），但曹炎延未达龟兹。随后，曹禄山及外甥也追逐李绍谨之后去了龟兹（II/8-10），而曹果毅及曹二则留住在弓月城（II/2-4）。以后，他们二人更向西去，不知见在何处（VII/3-4）。总章三年三月改元咸亨元年（670），四月安西陷蕃，曹禄山等和李绍谨一同随安西都护府从龟兹撤回高昌（III/1-2）。咸亨二年（671），曹禄山因不见其兄，故于高昌县状告李绍谨，请求官府牒安西，检去年从龟兹向弓月的使人，问是否有胡人相逐共李绍谨同行，以定李绍谨口供的虚实。（IV-VI）
这件文书讲到曹炎延、曹果毅、曹毕娑等粟特商人从长安出发，与汉商李绍谨同行，经安西（龟兹）到弓月城，李向曹炎延借275匹绢，炎延的兄弟曹禄山和外甥随后而到。以后李绍谨到龟兹，曹禄山随后赶到，发现兄长不在，但他在弓月从曹果毅和曹毕娑处得知兄长借练给李三的事实，所以当两人都到达高昌后，即向官府提出诉讼。因为曹禄山知道李绍谨等从弓月往龟兹途中见到唐朝的使人，所以请高昌县行文安西都护府，了解唐朝使人是否见到曹炎延、李绍谨等胡汉商人一行。由此可见，安西对于这些从长安出发、前往北疆的弓月城甚至更西贩易的胡汉商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他们来去都要经过这里，取得接济。也可以说，以安西为中心，北通弓月，东向高昌，是当时胡人经商的常用道路。由于咸亨元年吐蕃入侵，这些胡汉商人退回到西州，所以，曹禄山的报告是从高昌县递交上去的。
沙漠丝路中的商队
从诉状请求安西都护府查找两年前唐朝使者及胡汉商人的行踪，也可见安西都护府的功能强大，因为安西都护府办案的范围，可以覆盖到弓月城以西直到碎叶、怛罗斯等地。而安西都护府之所以可以追踪到这些粟特商人，是因为按照唐朝制度的规定，他们在经过唐朝的关隘、守捉、馆驿的时候，都要登记，包括他们随从人员和随身携带的牲畜，都有案可查。斯坦因在麻札塔格所得《唐别奏康云汉文书》（M. Tagh. 092背，现编号Or.8212/1557）文字如下（图2）：
（前缺）
1 别奉（奏）康云汉 作人石者羯 都多 [
2 奴伊礼然 奴伏浑 马一匹 驴[
3 牛叁头 揄论都督首领弓弩[
4 ]左右觅战 胡数浑 马[
5 ] 连衡监官王瓒 欣衡监官□□[
（后缺）【32】
“连衡”、“欣衡”均见于德藏和田文书《唐于阗诸馆人马给粮历》中，是沿和田河所设的馆名。“监官”可能是“监馆”的误写，上举同一遗址出土的M.T.0628号文书有“谋常监馆”的写法，可以为证。这件文书正是一个粟特商人康云汉带着随从作人和奴隶，以及牲畜等经过拨换到于阗间的馆驿时的记录。
《唐于阗诸馆人马给粮历》残片
可见，安西都护府作为整个西域地区的最高军政机构，保障了其辖区内商人的往来和正当的贸易活动，如有违规的行为，将受到追究。
正是由于安西都护府下羁縻州体制的建立，使得羁縻州内的胡人也成为唐朝的百姓，得到合法的身份，可以在唐朝控制的范围内自由往来。
吐鲁番出土的《唐开元二十年（732）石染典过所》记载，该年三月十四日，粟特商人石染典在河西的瓜州请过所，希望在此市易结束后，前往安西。除他本人之外，随从只有作人康禄山、石怒忿和家生奴移多地四人而已【33】。而在动乱的年代，粟特商人是不敢单独行动的，一般都是几十人、上百人组成庞大的商队，一同行动，以免被强盗或敌对的军队打劫【34】。从中我们看到，在唐朝统治西域期间，因为西域和内地都在统一的管理体制下，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可以比较方便地往来贸易，我们从石染典过所可以看到他的商队规模不大，表明在和平的环境下，丝路上的商人有时是不需要成群结队地行走了。
此外，安西都护府成立后，特别是长寿元年（692）再复四镇后，大量内地驻军以及随军而来的家属、服务人员、僧尼大众等，在唐朝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下，移住西域地区。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可以用作钱币的布帛，需要从凉州、秦州等地调运到西域地区，此即人们常常引用的张籍《凉州词》所诵：“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吐鲁番出土文书《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所记京兆府华源县人王奉仙，就是开元二十年前往安西运送兵赐的雇佣人，他回到西州时，因为见到欠负他三千文钱的张思忠，随后追赶，到西州酸枣戍的时候，被守酸枣的兵士捉住，因为他没有向北庭去的过所，却一路向北而去【35】。这个事例一方面证明了大量物资运送到了安西地区，也同时说明唐朝官府对于往来人物管理的严格【36】。唐朝的这一物资调运，也推动了以龟兹为中心的商品贸易和货币经济的发展。
王奉仙这样远行到安西的人，被称作“行客”，从张思忠欠负他三千文钱的事实，似乎可以看出这些行客在旅途中也从事放贷或买卖。伯希和在库车都勒都尔·阿护尔发掘的文书中，就有一些行客的记载，如D. a. 58和D. a. 115都有“行客营”字样，据姜伯勤研究，“龟兹‘行客’已如土户一样负担‘掏拓’等差科，可知龟兹地区‘行客’一色已作为一般差役征发对象。”“由行客组建的营队，故有‘行客营’之称”。他还指出，行客也包括远行商客[37]。总之可以说，由于物资运输的量非常之大，所以从事运送的行客人数众多，他们中间也有些人间代做些小本生意，有的则留下来，作为安西地区的劳动力，推动当地的军政建设。
综上所述，盛唐时期是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最为繁盛的时代，安西都护府驻足龟兹，更使得经过龟兹的丝绸之路成为西域地区最主要的东西往来道路，所以，不论是西行求法东归的慧超，还是由东向西兴贩贸易的粟特商人石染典，都采用经过龟兹的道路，就不足为奇了。
[1]玄奘、辩机撰，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54页。
[2]《梁书》卷五四《诸夷·龟兹国传》，中华书局，1973年，813页。
[3]《晋书》卷九七《四夷传》，中华书局，1974年，2543页。
[4]《唐会要》卷七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567页。从文意上看，“别”字作“列”字更佳，两字书体相近，或许原文为“列”字。
[5]《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西州条，中华书局，1975年，1046页。
[6]《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安西入西域道”条，1151页。
[7]《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安西入西域道”条，1149－1151页。
[8]《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北庭大都护府条，1047页。
[9]有关这些道路的考证，参看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70－82页；陈戈《新疆古代交通路线综述》，《新疆文物》1990年第3期，55－92页；王炳华《唐置轮台县与丝绸之路北道交通》，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51－168页。
[10]参看陈国灿《唐西州蒲昌府防区内的镇戍与馆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7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95页。
[11]《资治通鉴》卷二〇九，中华书局，1956年，6628页。
[12]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78页。
[13]《吐鲁番出土文书》肆，文物出版社，1992年，447、462页。
[14]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1995年，179、181－182页。
[15]小田义久编《大谷文书集成》第1卷，法藏馆，1984年，73页。
[16] 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Koutcha. Fonds Pelliot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de France, par E. Trombert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Ikeda On et ZhangGuangda, Paris: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de Collège deFrance,2000, p.66.
[17]《沙州文录·附录》，上虞罗氏印本，1924年，叶2；小田义久编《大谷文书集成》第3卷，法藏馆，2003年，227页。
[18]见《吐鲁番古写本展图录》，朝日新闻社，1991年，图版7及解说（池田温执笔）。
[19]见张广达、荣新江《八世纪下半至九世纪初的于阗》，作者《于阗史丛考》（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242页。
[20]沙知、吴芳思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卷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187页。
[21]吉田豊《コータン出土8－9世紀のコータン语世俗文书に关する觉え书き》，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外国学研究所，2006年，27页。
[22]沙知、吴芳思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卷一，188页。
[23]严耕望称从长安经河西走廊越西州、焉耆到龟兹的道路，“即为唐代长安西通西域中亚之大孔道也。全线行程皆置驿。……使骑较急之文书，约一月可达。”见《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中研院史语所，1985年，488页。
[24]参看程喜霖《从唐代过所文书所见通“西域”的中道》，《敦煌研究》1988年第1期，58－67页；又《唐代过所与胡汉商人贸易》，《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97－103页；又《唐代过所研究》第5章《唐代公验过所与交通贸易》，中华书局，2000年，219－265页。
[25]《魏书》卷七《高祖纪》，中华书局，1974年，146页。
[26]《隋书》卷八三《西域传》，中华书局，1973年，1852页。
[27]《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100页。
[28]《吐鲁番出土文书》壹，文物出版社，1992年，92－93页。
[29]《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5303页。
[30]《吐鲁番出土文书》叁，文物出版社，1992年，242－247页。
[31]相关的主要研究有王明哲《吐鲁番出土有关弓月城文书初析》，《西域史论丛》第1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171－181页；黄惠贤《〈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释》，唐长孺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344－363页；朱英荣《龟兹经济与龟兹文化》，《新疆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72－73页；荒川正晴《唐帝国とソグド人の交易活动》，《东洋史研究》第56卷第3号，1997年，185－188页；又“The Transit PermitSystem of the Tang Empire and the Passage of Merchants”, The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59, 2002,pp. 7-18；又《唐代粟特商人与汉族商人》，荣新江等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05年，101－109页。
[32]沙知、吴芳思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卷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217页。文字根据2010年下半年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西域文书读书班”会读结果有所订正和补充。
[33]《吐鲁番出土文书》肆，275－276页。
[34]参看荣新江《北周史君墓石椁所见之粟特商队》，《文物》2005年第3期，47－56页。
[35]《吐鲁番出土文书》肆，290页。
[36]郭平梁《唐朝王奉仙被捉案文书考释——唐代西域陆路交通运输初探》，《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136－145页：荒川正晴《唐の对西域布帛输送と客商の活动について》，《东洋学报》73卷3、4号，1992年，31－63页；王忻译文，《敦煌学辑刊》1993年2期，108－118页；乐胜奎译文，《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6期，1998年，342－353页；荒川正晴《唐代前半の胡汉商人と帛练の流通》，《唐代史研究》7，2004年，17－59页。
[37]姜伯勤《敦煌新疆文书所记的唐代“行客”》，《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277－290页。
原载新疆龟兹学会编《龟兹学研究》第5辑，新疆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154－166页
（来源： 在土星的标志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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