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成立以来，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而1976年注定是最令人无法忘怀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时刻笼罩着悲伤的气氛，除了多位伟人的离世之外，我国还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惨烈的唐山大地震也是在这一年发生的。
1976年7月28日凌晨，剧烈的震感传来，上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顷刻之间便化为了废墟。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在距地面16公里深处的地球外壳发生了猛烈爆炸，这直接导致中国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一带发生了大地震，震中烈度11度，震源深度12千米。
地震持续约23秒后，唐山被夷成废墟，656136间民用建筑倒塌和受到严重破坏，重伤16.4万人，死亡242769人，4204个孩子成了孤儿，位列20世纪世界地震史死亡人数第二，仅次于海原地震，现场惨烈无比，世界罕见。
灾难发生的同时，世界各地的天文台，气象局也纷纷发出预警，在凌晨四点左右，中国国家地震局就收到了南京、兰州、昆明等十个台的报震急电，其中六个台给出震级，但数据彼此悬殊甚大，有的定在八级以上，有的定在七级以下，至于震中只有粗略的“北京附近”的估计。
当天早上六点，中国电信局报告，在与全国各地联络中，唯独唐山地区电话通信中断，呼叫若干次，均无回音。
中国新华通讯社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向全世界播发了以下消息：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7月28日3时42分发生强烈地震，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在几天之后才最终确定震级为7.8级。
沉浸在睡梦中的唐山人民，在一阵突如其来的摇晃中，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已被压在了瓦砾之中，顷刻之间，一座座大楼就化为了废墟，几十万居民就这样被埋在了废墟里，这场7.8级的地震短短几十秒就毁掉了这个城市，有人侥幸存活，在缝隙中苦苦支撑，也有人一夜之间就家破人亡，在自然的力量面前，人类显得那么的脆弱和渺小。
地震发生的同时，首都北京也“感同身受”，天安门城楼上的梁柱也在疯狂的晃动着，发出阵阵声响，地震迅速的蔓延开来，华夏大地的人们都感到了异乎寻常的摇撼，一片惊惧。
在地震发生后，华国锋立即组织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救灾的整体方向，并且在会议之后，他立即找来了张宗逊，忍住悲痛的同时，下达了指令，让他奔赴一线，全面负责此次的救灾以及灾民的生活保障。
而作为总后勤部部长的张宗逊，也深知此次任务的重要性，他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指挥协调全军各大单位后勤紧急投入抗震救灾工作中，并跟随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第一时间赴灾区现场指挥，在人力、物力上给予灾区人民大力的支援。
张宗逊除了一身军功之外，值得称赞的还有他的人格魅力，在地震发生之后，他不顾自身安危，第一时间奔赴在抗震救灾的前线，制定救援计划，争分夺秒，在死神的手中抢人，救出并安抚了了一批又一批的灾民，同时妥善安顿好了他们。
而且张宗逊多次视察地震灾区，了解灾后居民住房生活等情况，调动各方面因素加快灾后重建步伐，正确的领导，周密的部署，使抗震救灾工作迅速高效进行，在党和国家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对稳定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唐山人对解放军的感情，也是由此已经深深地融入血液、浸入骨髓，在地震发生后，10万多名人民子弟兵星夜兼程，舍生忘死，挽救了唐山1.64万人的生命。
震后初期，人们自己动手撑起各式各样的窝棚，后来，在各路部队官兵帮助下，先后修建近200万间简易房屋，历经大地震灾难的唐山人温暖越冬。
“部队来了一个连，为我们盖简易房，与一般的砖头压油毡不同，我们是‘小洋房’式的，当时觉得很漂亮呢。”
“看我们家没柴火烧了，部队把劈好的柴送来；一看水缸空了，战士们给挑满水……”
震后唐山亟待救治的伤员达60多万人，其中市区40多万，危急关头，中央从各地派来200多支医疗队、万余名医护人员，把许多人的生命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同时10万多名伤员通过飞机、火车，被陆续运送到11个省市和河北省内的石家庄、邢台、保定等地。
1978年2月，张宗逊退休了，可是他还是心系百姓，时刻想着灾区人民，自己勤俭节约，为灾区捐财捐物，还为重建小学资助经费，他把自己地一切都献给了他深爱的这片土地，在1988年7月，他再次获得了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历经十年，顽强的中国人民又重新建起了一座城市，灾后搭建的简易城市存在了10年，截止1986年7月，市区大部分都搬进了建好的新房里。
等到1988年10月的时候，就已经全部迁入了新居，而在这10年里，人们就是居住在这简易的房子里，并且亲眼见证了唐山的重建，看着在各大领导的指挥下，让这座城市慢慢的恢复生机。
1977年5月14日，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技术人员纷纷聚集在一起，研究唐山市灾后的城市建设规划，在经过两次的调整之后，经过一些试点，最终在1979年的下半年开始了大规模的重建。
那时候的唐山人民，心中充满了希望，一个个都干劲十足，整天都在施工，沉浸在建设家园的喜悦当中。
在建设过程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上百家的援建单位，大家都在一起用心的帮助唐山度过这次的难关，重建家园。
当时施工现场投入的大塔吊200多台，载重车辆2500多辆，建设最快的是1985年建成的龙华小区，1984年4月28日开业的百货大楼是新华道上比较早完工的商业大楼。
而唐山重建主要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在1978年初至1979年7月这期间，主要是进行试点和全方面的规划；而1979年下半年至1984年底，则是正式开始大规模施工建设；1985年之后，完成扫尾工程。
1986年7月28日，1万多名唐山各界人士聚集在纪念碑广场举行唐山抗震10周年纪念大会，同时宣告唐山重建基本结束。
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军民的无私援助下，唐山依靠这种精神支撑，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了灾区生产生活。
震后不到一周，数十万群众衣食、饮水得到解决；震后不到一个月，灾区供电、供水、交通、电信等生命线工程初步恢复；震后第一个冬天，解决了灾民的住房问题，全部都住进了简易房中。
震后一年左右，经济生产复苏，开始全面恢复；震后10年里，唐山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夺取了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巨大胜利；又一个10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第三个10年，跨入了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的新阶段。
虽然后期建设给力，城市发展迅速，但是唐山大地震依旧还是让人心有余悸，为了避免再次发生，造成如此巨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在之后的时间里，各地的地震研究者们都纷纷来到唐山，研究地震产生的规律，想要为之后战胜地震灾害提供理论和指导。
也是在唐山的抗震实践中，中国诞生了“地震社会学”，为解决全球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灾害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成功的防灾减灾范例。
几十年来致力于地震社会学研究的王子平教授，也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对于一个地区人们的地震灾害观念问题，他一直在观察和思考。
研究表明，在经历了造成巨大灾难的地震后，唐山人逐渐形成了科学的地震灾害观，那就是“地震是可怕的灾害”“地震发生时人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减轻地震时人员伤亡的关键是用科学知识武装人们”。
以往人们认为，在地震面前人是完全被动的、只能消极承受，几乎失去了任何保护自己的可能和机会。
但是王子平经过对大量的地震幸存者调查研究发现：即使在地震发生、房倒屋塌的情况下，人依然有着生存空间，有着防卫和保护自己的可能，尽管这“空间”极小，“可能”极少，但的确存在着。
而这关键在于人们拥有一定的地震科学知识，在地震前、地震发生时、地震发生后能否采取及时、适当、合理的避险与自救行为，这是在牺牲了数以十万计的生命之后得出的珍贵历史经验。
沿着这个方向，王子平与其他几位专家在研究唐山地震时，逐渐转向了地震社会学，而事实证明，在地震发生之后，也确实会产生相应的一系列问题，因此，他们把灾害、灾害后果及灾害的预防与救治等纳入研究对象，提出了“大防御战略”。
并且在总结历次抗震救灾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把经验性认识推向理性化。
将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与地震学进行有机结合形成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出版了我国这一领域的第一部专著《地震社会学初探》及大量有关专著，不仅奠定了我国地震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基础，确立了地震社会学的结构框架，而且具有直接的实用性。
除了张宗逊之外，华国锋也是一样的为国为民。
华国锋始终认为，作为一个领导，更加需要深入一线去了解百姓最真实的情况，而他自己除了在唐山大地震发生时，心系一线，他在湖南省任职的时候，也是经常切身实地的去体会百姓的需求，从而解决问题，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在1949年8月，华国锋率领工作团接管湘阴，可是因为洪水的侵袭，导致湘阴田园损毁严重，灾民众多，他就和警卫员一起前去和丰垸查看灾后情况。
借着帮村民烧火的功夫了解了当地水灾的情况，比如堤垸目前的倒溃情况，又有多少人已经逃荒去了，有多少人缺粮之类的问题，华国锋的亲自走访，极大的拉近了干部与群众的距离。
1965年10月，华国锋正在为湖南水利安排指挥修建韶山灌区，而这工程最难的地方在于地质不行，支撑力差，一不小心就会造成塌方，在华国锋想要亲自下井前去查看情况的时候却被负责人以危险为由进行劝阻，这让华国锋心里很是气愤。
“有危险！工人天天在井下做事怎么办？当领导的难道就不要深入一线了吗？”华国锋火了，愤怒的说，也正是他的这一片用心，让他赢得了百姓的信任。
1976年4月，华国锋一跃成为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对于唐山大地震的发生，他深感痛心，不论他的职位到了什么级别，始终不忘听听百姓的心声，了解他们的需求，他先后三次来到唐山指导工作，时刻关注并贴近百姓的生活。
在1976年8月4日，华国锋带着慰问团来到了唐山，机场气温高达40多摄氏度，在附近临时搭建的帐篷里，他听取了地方领导的汇报，然后就驱车赶赴了40公里外的吕家坨矿，第一时间关心井下工人的安全，在得知没有伤亡后也是松了一口气。
随即开始在井口和洗煤厂查看灾情，在得知正在盖简易抗震房时，也是细心提醒余震依旧存在，要远离之前的老房子，就算是简易的房子也要盖牢盖好。
后来一阵余震袭来，大地不停的抖动，华国锋还是坚持着查看了洗煤厂原煤仓倒塌的情况，接下来华国锋去了唐山钢铁公司，下午六点多，华国锋在桌前讲着话，余震又来了，他一直提醒着大家要注意安全，搭的棚子要坚固些要能防雨，远离高大建筑，远离高压线这些。
即使他回到了北京，他依旧十分关心唐山的抢险救灾，多次就恢复煤矿作出重要指标，并亲自调集各路人马，让其恢复生产水平，在同年年底就让原煤生产达到了震前水平。
1977年4月26日，华国锋再次来到了唐山，他在参加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途中来唐山视察，接见了来自基层、一线的正在唐山召开的河北省唐山、丰南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对唐山的恢复生产作出具体指示。
在1978年元旦，华国锋第三次来到了唐山，看望唐山的广大工人和干部，当天上午他执意冒险下到唐山矿600多米深的采矿六区，与矿工们一起过元旦节，在关心生产建设的同时，也关心着职工的生活，还问起了地震后矿上职工的生活安排情况。
地震发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地震的恐怖，而周福霖在隔震技术的发现，也大大的为人民的安全提供了一部分的保障。
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的第3天，周福霖来到了现场进行调查，他在被毁废墟中发现有两栋4层砖楼屹立未倒、仅沿地面滑动约0.4米，而这个竟是因为墙体下面一层柔软的防水油毛毡。
周福霖从滑动的房屋中找到灵感，从给建筑做硬抗地震转向了让房屋变“柔软”，从在地震发生时，不会造成大面积的倒塌，而是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使房子发生一定的滑动，减缓震感。
后来出国留学的他，在1982年与导师一起做了隔震房屋地震震动台模拟试验，把安装隔震层的四层楼房屋模型放在震动台上，发现不隔震的房屋遇强震就被破坏，隔震的房屋却能承受9级或更强的地震，周福霖带着隔震减震新技术回国。
1993年，在广东汕头市建成我国第一栋橡胶支座的8层隔震住宅，这也是当年世界最高的隔震住宅楼。
在1994年台湾海峡的6.4级地震影响中，隔震楼在橡胶隔震层上缓慢摇摆，房屋结构在地震中保持弹性，没有出现想象中的损毁，只是有细微的滑动。
而这一技术面世，就开始向世界各国推广，也被称之为“世界隔震技术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在我国，地震频发的省份，也都已经逐渐开始运用了建筑减隔震技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更是包括住宅、学校和医院，也应用于桥梁、隧道、铁路、工业设备、核电站、古建筑和历史文物保护、农村民房和旧房屋加固等。
使中国地震区的防震技术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从单一采用传统抗震技术改变为可采用更安全有效和经济的隔震减震控制技术，也开辟了中国防震减灾新途径。
如今地震已经过去很久了，城市也逐渐繁荣，张宗逊和华国锋两位同志也分别于1998年和2008年离我们而去，但是所有人的付出我们都看到了，这一切也终将被历史铭记，大家所期望的美好社会，百姓们的美好生活，也在一一实现，一切终将越来越好。
《华国锋》：中国政府网
《华国锋：“当领导的难道就不要深入一线了吗？”》：人民网
《毛主席“首任卫士长”张宗逊：曾为黄埔军校学生》：中国新闻网
《唐山大地震40周年：在巨灾中挺立，在毁灭中新生》：中国新闻网
《周福霖》：中国工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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