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原名承天门，寓“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意。。城门五阙，重楼九楹，通高33.7米。在2000余平方米雕刻精美的汉白玉须弥基座上，是高10余米的红白墩台，墩台上是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城楼下是碧波粼粼的金水河，河上有5座雕琢精美的汉白玉金水桥。城楼前两对雄健的石狮和挺秀的华表巧妙地相配合，使天安门成为一座完美的建筑艺术杰作。
天安门建筑不但经过了多次重建，而且它的称谓在不同时代也是不同的。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天安门建成时，称“承天门”，但在黄瓦飞檐三层楼式五座木牌坊的承天门正中，挂的却是“承天之门”匾额。清顺治八年(1651年)那次大规模的重建，10月30日将承天门更名为天安门，但天安门上悬挂的却是“天安之门”字样的匾额。
据考证，天安门匾额在清初刻有满、汉、蒙三种文字，并按满语语法直译为“天安之门”。后来不知何故又将匾额上三种文字改为满汉两种文字，汉字改成用楷书书写的“天安门”三字，去掉了“之”字，字体也相应扩大。如汉文“天安门”中的“天”字，由原来的200毫米增加到380毫米，几乎增大了一倍。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后，匾额上的满文被除掉，只剩下“天安门”三字。1987年，在北京市房管一公司木材厂露天仓库中，发现一块有刀痕字迹与木质裂纹的“天安门”匾额。据考证，该匾可能是自清顺治八年（1651年）重建天安门时挂上至1949年北京解放，其间，匾额字体虽几经变化，但木匾并未更换。
清朝为什么要把“承天门”改称“天安门”呢?原来，满清封建贵族入主中原后，为了达到其长期统治目的，除采用其它措施外，还在城门的名称上大作文章。由于当时接连不断的反清斗争危及着满清封建贵族的统治，清代统治者特别注重“安”与“和”的策略，以求得清朝统治的“长治久安”。如清代紫禁城内“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改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即取内宫平稳之意。“承天门”更名为“天安门”，既涵盖了“承天启运”的命名意旨，又纳入了“安邦治国、国泰民安”的思想，还有皇城的“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三个门，都突出了一个“安”字，以示外安内和。但在清代封建王朝统治的中国，宫廷内外并不安定。可见，这种以更改城门名称来祈求长期统治的作法，只是封建统治者一种聊以自慰的愿望而已。
“金凤颁诏”是明清时期，皇帝登基、册立皇后等重大庆典时在天安门举行的颁诏仪式。据《日下旧闻考》记载：“凡国家大庆，覃恩，宣诏书于门楼上，由垛口正中，承以朵云，设金凤衔而下焉。”就是说，皇帝发布的重大命令(诏书)，要在天安门上进行一套隆重繁琐的仪式，才能向全国各地颁发。这表明天安门在封建统治者心目中具有显赫的政治地位。
在进行颁诏仪式时，工部要预先在天安门正中垛口设置备有黄案的宣诏台，并准备好“金凤朵云”(漆成金黄色的木雕凤凰和雕成云朵状的木盘)。奉诏官(捧接诏书的官员)和宣诏员(宣读诏书的官员)等人衣冠楚楚，早已恭候在那里。诏书放在太和殿黄案上，皇帝盖上御玺后，经过一套繁琐的礼仪，由礼部尚书用云盘承接诏书，捧出太和殿，暂放到午门外的龙亭里，然后在鼓乐仪仗的引导下抬到天安门城楼上，再将诏书放在宣诏台的黄案上。
宣诏官登台面西而立，宣读诏书。这时，只见天安门下金水桥南，文武百官和耆老按官位序列依次面北而行三跪九叩大礼。诏书读完，由奉诏官把诏书卷起，衔放在木雕的金凤嘴里，再用彩绳悬吊“金凤”从天安门垛口正中徐徐放下。城楼下早有礼部官员双手捧着“朵云”等在那里，这样，“金凤”嘴中的诏书也就落在“云盘”中了，此举称为“云盘接诏”。
接诏后，诏书仍要放回天安门前的龙亭内，然后由黄盖(黄色伞盖)、仪仗、鼓乐为前导，浩浩荡荡抬出大清门，送往礼部衙门。这时，礼部尚书早已从长安左门快步回到礼部衙署门前跪迎诏书，并将诏书恭放在大堂内，行三跪九叩礼。随后，用黄纸誊写若干份，分送各地，颁告天下。天安门最后一次举行“颁诏”是清宣统三年(1911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太后颁布溥仪退位的诏书。
皇帝大婚可不是小事，也有一套繁琐的程序。要先派使者到女家行聘礼，再迎新皇后，由大清门人天安门进后宫。这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体现。据说，连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因为是以嫔妃的身份选人宫中，也没能从天安门抬进来。慈禧尽管执政40余年，权力虽然很大，天安门也有双凤和玺彩绘，却始终未敢涉足天安门。这是因为天安门是帝王权力的象征，慈禧不管怎样专横跋扈，也只能是“垂帘听政”，而不是明正言顺的皇帝。与慈禧不和的同治皇后阿鲁特氏，有一次和慈禧争吵时，就说自己是从大清门人天安门抬进来的，而慈禧却不是，气得慈禧咬牙切齿。
天安门又是进喜不进丧的地方，就连皇帝以及皇帝父母的灵柩都不能从天安门出入。不过清朝灭亡后，天安门还真有过一次灵柩通过的事。这就是未敢正式举行登基大典，只作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袁世凯生前未敢龙袍加身，死后却身着龙袍躺在棺材里从天安门前的中心御道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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