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距今三千年前后诗歌创作的结集。在情思内涵上，它那纯真的情思以及折射出来的上古生活状貌，总能引起后人对诚朴的遐思；在艺术表现上，它那朴实的语言，比较稳定一致的诗章结构，以及惯用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自然天成的韵律等，在当时无不具有开拓意义，而在今天看来，就显得比较者古拙。《诗经》在整体上呈现出来的这种古朴的美，是后世无法重复的，因而弥足珍贵。
一、抒情与写实的统一
《诗经》的作品基本是抒情诗和叙事诗，而以抒情诗占多数。质实率真的抒情，和情感化的叙事，形成了抒情与写实的统一。
首先，抒情诗所抒发的情感是真实的。像《魏风》的《伐檀》、《硕鼠》一类对分配不平等、不劳而获现象表示不满的诗，《陟岵》、《鸨羽》一类对繁重徭役予以控诉的诗，《新台》、《墙有茨》一类讥讽统治者德行污秽的诗，都是作为下层民众所能感受的事情，是他们的所见、所闻或亲历，是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取向。
其次，抒发情感的方式是坦率直白的。表达相思，就直说“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周南·关雎》），“惟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郑风·狡童》）。
再次，叙事性的诗作中也饱含着作者的真挚感情。如《七月》，按照月令顺序，叙述农夫一年四季辛勤繁忙地劳作，但是其中不时穿插如“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这样的诗句，哀叹农夫穷困微贱的生存状况；又在衣、食、住方面对比贵族和农夫的悬殊差距。虽是平实的叙事，内里却涌动着一股浓郁的不平之气。
二、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赋、比、兴与风、雅、颂原本合称为“六诗”（《周礼·春官·大师》）或“六义”（《毛诗大序》）。唐人孔颖达加以区别，认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毛诗正义》卷一），依体用关系，把赋、比、兴从“六诗”或“六义”中剥离出来，认定为《诗经》的艺术表现方式。这一认识得到后人的普遍认同。
赋、比、兴含义，历来解释不一，其中南宋人的两种说法值得注意。一个是朱熹的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卷一）另一个是李仲蒙的解释：“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南宋胡寅《斐然集》卷十八《致李叔易》引）朱熹的说法比较平实恰切，为后世普遍接受，但它对诗歌传达情感的特点未予重视。李仲蒙从情、物关系的角度解说，突出了诗歌的情感特征，可以弥补朱说的不足。赋是《诗经》中运用最多的表现手法。它可以是直接叙事，也可以是直接的刻画描写，还可以是直言其志或直抒胸臆。直接叙事的诗，如大部分《颂》诗，《大雅》中的史诗，《小雅》中的宴饮诗，以及《国风》中的《七月》、《谷风》、《氓》、《定之方中》等等。这类作品，往往在叙事中熔铸着浓厚的情感。直接刻画描写的诗，如《国风》中的《芣苢》、《羔羊》、《溱洧》、《卢令》、《猗嗟》、《十亩之间》等。这些诗作，没有刻意修饰，只是平实客观地描写场面或人物，而情感自然见出。直言其志和直抒胸臆的诗就更多，前面所分析的人生感慨诗、政治讽喻诗、婚恋诗中的大多数，都是例证。
比，一般说就是比喻。如《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接连以六个比喻描摹卫庄公夫人庄姜的美丽。这样的“比”，基本是修辞意义上的手法，是《诗经》用“比”最常见的一种情形。另一种情形是整首诗用“比”，如《魏风·硕鼠》和《豳风·鸱枭》。前者借用大老鼠比喻不劳而获、脑满肠肥的贵族；后者是一首禽言诗，描写遭受劫掠而痛失鸟子的鸱枭。借以比喻曾经痛苦磨难、忧心忡忡的人。它们都是用借喻手法塑造完整艺术形象的例子。同样是使用借喻，《小雅·鹤鸣》则是用一系列的物象作比，而不是塑造完整的，形象：“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爱有树檀，其下维萚。它山之石，可以为错。”鸣于九皋的鹤、深潜在渊的鱼、园中高大的檀树等，都是比喻人才的可贵。
“兴”比较复杂，历来众说纷纭。大体说来，兴就是起兴或发端，一般处在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位置。就其与诗歌情思的关系来看，基本有相关和不相关两种情形。它与诗歌情思相关时，一般会起到烘托氛围或与诗歌意义发生某种联系的作用；与诗歌情思没有意义相关时，其作用则往往是起韵。意义相关的例子，如《溱洧》，全诗两章，分别以“溱与洧，方涣涣兮”、“溱与洧，浏其清兮”起兴，描绘青年恋人群游嬉戏的背景，烘托美好温馨的气氛。而当“兴”与诗歌情思发生某种意义联系时，它的作用就和“比”相近了。《关雎》的起兴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以此伏彼起的水鸟的和鸣，比喻青年男女的求偶。《周南·桃夭》首章的起兴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以盛开的鲜艳桃花象征美丽的新娘，同时也渲染了出嫁的热烈气氛。这一类“兴”，都和“比”难以截然区分。
三、四言诗的典范
四言诗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根据现存史料，比《诗经》更为古老的远古歌谣，往往采用二言的句式。例如相传黄帝时期的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周易·贲·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二言歌谣节奏感很强但是单一，也不利于思想情感的充分表达。随着初民思想能力、语言能力的丰富和发展，歌谣的句式趋向复杂，就势所必然。把二言诗的两句叠加起来成为一句，是最自然的发展趋向，四言诗由此诞生。与二言相比，四言诗表达功能极大地增强了，节奏也有了变化，更具音乐性，于是，成为了春秋至汉代大约八九个世纪的主要诗歌样式。《诗经》就是其典范。据统计，《诗经》中纯是四言的诗章有140篇，四言间杂二、三、五、六、七、八言的诗章有159篇，通篇不用四言的只有6篇（参见许德政《（诗经）三题》，《文学评论丛刊》第七辑）。这说明：《诗经》是以四言为基本句式，同时又参差变化，比较灵活，间杂二言句到八言句。这种以四言为主又不拘四言、长短参差韵句法，带有明显的民歌风味。
《诗经》的四言诗节奏鲜明，音韵谐洽，有天然的音乐美感。《诗经》时代的作者，并不知晓音韵的规律，其歌唱的声韵谐调，乃是出于天籁自然。但是，其中似也有规律可寻，后人多有总结。以清人顾炎武的说法最受推重。
古诗用韵之法，大约有三：首句次句连用韵，隔第三句而于第四句用韵者，《关雎》之首章是也。……一起即隔句用韵者，《卷耳》之首章是也。……自首至束句句用韵者，若《考槃》、《清人》、《还》、《著》、《十亩之间》、《月出》、《素冠》诸篇。……
四、章法结构和语言的特点
重章复沓，是《诗经》的基本章法结构。据统计，《诗经》中不分章的作品只有34篇，其余271篇都分章。分为三章的最多，有110篇以上，其中重章者有近70%；分为两章的约40篇，绝大多数重章，不重章者仅有两三篇；其余分为多章的也不时出现重章。
所谓重章，并不是把完全相同的字句再罗列一遍，而是改变或替换一些字词后的复唱。这就产生了两种情况，一是字词虽变而意义相同。《诗经》中这类同义复沓的重章之歌较多，其回环往复的咏唱，加强了抒情效果。第二种情况是改变字词后使诗章间形成意义上的层递关系。
《诗经》的语言表现很有特色。一是质朴畅达。《风》、《雅》、《颂》各部分的语言风格虽然不同，也有少数篇章比较古奥（一般在《大雅》、《颂》之中），但整体看来大都明白晓畅，与之前的远古歌谣和之后的楚辞都不同。二是词汇丰富。据清人陈奂《诗毛氏传疏》统计，有关建筑的名称82种，草名104种，虫名23种，鸟名35种，马名28种。而据今人吴厚炎《<诗经>草木汇考》统计，仅草木即有近140种。三是双声叠韵的联绵词和叠字的大量运用。如“窈窕”、“参差”、“辗转”、“崔嵬”等等，不但增加了诗歌的韵律美，更细腻地传达出诗人曲折细微的情感和物象的活泼情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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