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黄霁洁
【编者按】
《离题》是澎湃人物的记者手记栏目。所谓“离题”，是写在报道之外，也是记录报道未能穷尽之处。有一篇报道从0到1的过程，也有故事背后的故事，还有报道者的一些沉思。
这篇手记来自《姚策：不要告别》的作者黄霁洁。在她看来，姚策的故事或许让我们有一个重新看待和理解亲情的视角，什么是亲情，什么又是家人？
【一】
10月中旬第一次见到姚策，是在上海东方肝胆医院旁边的出租屋里，他和妻子、亲生父母住在一起，在一间50平方米不到的两室一厅，190块一晚，是合租的旧房子，对面也住着罹患肝癌的人。
姚策10月中旬在上海治疗时租住的老房子。澎湃新闻记者 黄霁洁 图
姚策的亲生母亲杜新枝在闲聊时跟我说，她不敢多买东西，烧了菜，放在盘子里只有一小坨，因为一个小小的冰箱里挤不下两家这么多菜；也因为房子只预订了一周，等待姚策检查结果下来，他们可能离开，可能留下。这是一个癌症晚期病人和家人临时的生活。
最初，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姚策，也担心深度的采访会影响他的身体状况，感到多少有些残忍。但事实证明我多虑了，“你毕业了吗？你还挺显年轻的”，一见面，他就主动招呼我。
姚策健谈，简直是个话痨，闲聊时，能从教育体制谈到结婚后身材发福的心理学原理，聊到尽兴时，还直接催起我的婚。除了没有食欲而好几次拒绝了爸妈喊吃饭的要求，几乎看不出是个病人。因为不用出镜，他愉快地没洗头，就坐在被窝里和我聊天，我也自然地直接盘腿坐在床边。
但聊了几个小时下来，我开始意识到有什么不太一样。
我先遵循着可能是重要的节点作为提问和聊天的线索，例如国庆时两家的相聚、9月底回到河南故乡的旅行、6月份他和哥哥郭威的生日会。爆炸性的消息过去了，而在聚光灯照到的景象背后，我想知道，他和两边的父母是怎么生活、相处的，会有什么样细微的感受？之前的媒体采访中，他似乎把这段时光当成是最后的日子，那些平常的时刻，对他来说，会变得更加特别吗？
姚策给出的说法大多书面而含糊，日程的安排、哪些亲戚朋友到场、准备的特产，他记得很清楚，但在这其中，我听不到他内心的声音和自己视角的体验。
后来我整理录音时，发现姚策常常说，“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正常”，即使在我没有发出质疑的情况下。比如谈到自己和亲生父母相处的磨合、母亲许敏去河南找亲生儿子等等，他也会随之给出一大堆解释，说明这些为何“正常”。我觉得特别苦恼和纠结，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想的，也着急，文章缺乏细节和感受。
采访到第三天，我和他聊起养育他28年的父母，聊着聊着，姚策慢慢提到，担心和爸妈之间会有一个熟悉到客气的过程。我当时意识到，这或许是他偶尔冒出来的内心想法。但这些也转瞬而过，他马上说，“不过这跟熟悉不熟悉没有关系啊，你要为未来考虑。”
在这天，他谈的更多是“我希望”：“我就希望他们更多地能够投入到自己正常的生活当中”，“我希望他们都能够更加的开心”，“希望大家能够走出来，因为未来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在等着他们。”
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我聊到妈妈许敏在生日会时第一次说，担心以后会“孤独终老”（原话为“何去何从”，姚策在自述中记成了“孤独终老”），姚策沉默了，气氛有些低沉，他很快聊起其他的微信语音，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回避这个话题。
这给了我一些触动。我们之前聊天，他就多次提及死亡，当然，是以开玩笑的方式。我隐约意识到，他在谈论“未来”时，似乎没有把自己包括进去。很多媒体概括他的个性，“乐观”、“坚强”，那是他想留下的形象，给网民和自己的孩子。但更多的痛苦，他自己包裹起来。那天，我没有把这些想法告诉他，离开他家走去地铁站的路上，一直如鲠在喉，我想，采访是否完成不那么重要了。无论如何，我想靠近和打开他的心。
【二】
11月初，我和姚策在杭州再次见面，他的病情不如从前。坐在病床边，我和他絮絮叨叨地聊着。姚策提到，网络舆论越来越凶猛，横在他和妈妈许敏中间，隔离了他们本来就微妙的交流。
事实上，舆论也一度影响到了这个家的每个人。不只是文章中提到的他俩，杜新枝和姚策妻子谈起这些，都有难言的怨气，“那个xxxx又发了xxxx”，他们都受到了这些外界信息的伤害。
我意识到，姚策当时总是提到的关于“正常”的解释，是在替家人和自己辩解，努力完成妈妈许敏的期待，他在对着网友说话；他说，“希望大家都能走出来”，是在通过我，告诉妈妈和更多的家人，不要再沉浸在这些恶意中。
这种曲折、中介化了的表达，不是姚策一个人的表达方式。10月底，我在九江的酒店见到许敏，坐定不久，她就问，“姚策现在怎么想的呢？”我跟她聊了很多，姚策对爸妈的理解和深厚的感情，他对妈妈和家的回忆，对未来的希望。许敏后来也直接说，有些话她不好说了，“只好通过你们外人来磨合。”许敏对姚策在过去媒体访谈中说的话记忆深刻，一下子就能讲出来。
姚策小时候和妈妈许敏。受访者供图
10月中旬在上海的出租屋呆了两天下来，我也有隐隐的感觉，我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种出口。
姚策和亲生父母住在一间房，两张木床隔着一米左右的距离，而实际上，他们才刚刚成为亲人7个月。姚策偷偷告诉我，他特意把老婆抓过来，因为要换药，不方便。
日常生活中，姚策和亲生父母之间，还没有那么多话要说，关于他的疾病，家人也不会直接提起。
第一天晚上，我和姚策的亲生母亲杜新枝坐在一起吃饭，不等我开口，她就倾诉了很多，那天她刚去医院帮刚姚策拿最新的报告结果，发现病情又恶化了，走在上海秋天漆黑的路上，她说，“走着走着不想回去”，不想告诉姚策这个结果。
姚策和妈妈杜新枝、爸爸郭希宽。 受访者供图
我终于发现，我之前一直忽视了网络、媒体，忘了他们也是在和这些力量的互动中生活的。过去的采访中，姚策对着镜头，留了很多眼泪，但不会袒露给家人。姚策说，哪怕是疼痛，哼唧一声能让他舒服一点，也得等家人都走了。这样的观察，我最后写在报道里，“他们互相沉默，隐忍，猜虑，关心，从故事的一开始，他们就是这样保护彼此的。”这因为病，也因为他们特殊的关系。
我想，这或许也是一种中国式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其中情感的流露靠的不是言语，是行为。那些行为，也是很琐碎的行为，比如杜新枝刚成为姚策的母亲，她会在每天早上把姚策的床头的一杯凉水倒掉，再倒上热水，简单到可以忽略的一件小事。
采访过程中，我倾听和理解他们的关系，偶尔也安慰、调和，但仍不知道该怎么去介入、劝解，我害怕这超出了一个记者该做的事，最终伤害到他们，至今我也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正确。
【三】
采访结束后，我翻找过去的录音记录，也发现一些姚策在当时说起、但被我略过的心迹。说到若是父母不管他，他还是会难过，但是“长痛不如短痛”；说到错换事件后，和亲人的多次相聚时，他形容，“我就喜欢习惯性地戴着面具去处理一些事情，去张罗一些事情”、“其实你一个很小的动作会让别人很开心，你为什么不让别人开心？”
这让我越发明白，之前在说到真挚的话题时，他的语言弯弯绕绕，可能是下意识的语言，这或许就是他的矛盾和挣扎。他给通往内心设置了很多屏障，不让其他人走到这个地方，也对自己暂时关闭了。当时，他记不起来那些聚会场合发生了什么让他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许就是因为他只顾着安排各项事宜，平衡各种关系。
我想起有一次，姚策躺在杭州树兰医院的病床上笑着问我，“有时候你会不会想，像我们年龄相仿，活着（想这么复杂）。”
姚策在杭州治疗，给网友回复消息。澎湃新闻记者 黄霁洁 图
报道中，我加入了两位妈妈的思路，不只因为她们也是这个事件里重要的人物，也因为知道了她们的位置，她们的期待和失落，我更了解了姚策的处境，也让读者在这种动态的关系中理解各方。
其中，叙述更多的是许敏和姚策之间的经历。采访中，我能真切地感受到，许敏和姚策见证了彼此28年的人生变化，有着难以割舍之情，这在杜新枝和儿子郭威身上也是同样，他们是互相的镜子。杜新枝形容郭威，是“刻在骨子里的亲”，她说了两件事，因为篇幅原因我没有写在报道中：
杜新枝10月回开封处理官司的时候，回了一趟驻马店的家。按过去，郭威总会早早来接，杜新枝和丈夫在火车上，一路没有打电话。到出站口，望着很多举牌的人，她想，郭威会不会来给我个惊喜？但是儿子没有出现，即使知道他可能在忙，也说好让他们打车，杜新枝还是失落。
七夕时，郭威给爸爸郭希宽打电话，“爸，你给妈买礼物了吗？”杜新枝听到了，嫌弃地说，老夫老妻过那干啥，让她感触的不是节日，她最后发短信给儿子：今天收到最好的礼物就是你打的这个电话。
可以看得出来，一点亲情的影子就能让她安慰。但杜新枝也跟我说，“如果孩子选择回家，这是我的命，应该如此，因为我们只有这28年的缘分，没办法”，她听起来坦诚、直白，“回家对于他的母亲来说是一种安慰，不属于我的，强求不来。”我能想象，这样的话，她应该早就一遍又一遍告慰和说服过自己了。
姚策的故事原本是一件看似狗血猎奇的事，但我觉得，能让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或许是，它提供了一个看待和理解亲情的视角。什么是亲情？什么又是家人呢？事件发生以来，有一些声音特别喧嚣，例如“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我觉得这样的声音用简单粗暴的逻辑割裂了人和人，也忽视了父母和孩子因为时间而创造的情感和陪伴。
我们的社会新闻中，一面是亲生父母对孩子的虐待、儿女对老人的弃养，另一面，是看起来“新型”或者“非主流”的感情关系，例如这几年有不少讨论的意定监护、伴侣动物，包括今年受到很多关注的国产剧《以家人之名》，讲述的是原生家庭各有问题的几个大人孩子重组家庭，搭伙过日子。
这些都是在血缘为纽带的单一家庭结构之外，探寻新的关系。
在采访的间隙，我也去看了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电影《如父如子》，电影讲述的就是一个错换的故事。
主线的剧情是，一个全身心顾着工作赚钱而忽视家庭的男人良多，有一天发现6岁的儿子庆多并非亲生，而亲生的孩子琉晴性格更刚硬，不似庆多那般柔弱，更符合他对“儿子”的想象。于是他千方百计把孩子换到对方家庭生活，把亲儿子接过来。但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琉晴对这个各方面严苛要求他的亲生爸爸良多并不买账，即使良多的家境更优，琉晴还是更想念养育他的、愿意陪伴他玩耍的那个父亲。而良多也慢慢发现庆多之于他的意义，在离开爸爸良多时，庆多留下了一部相机，很久之后良多打开，里面都是儿子拍的自己的照片，睡觉的爸爸、工作的爸爸、偶尔陪他荡秋千的爸爸，良多被触动了，他决定找回儿子庆多。
虽然片名是《如父如子》，但实际的日文原片名含义是“就这样成为父亲”。影片想表达的意思是，父亲、母亲、儿女都不是天职，而是一个“成为”的过程，是儿子让父亲成为父亲，是父亲让儿子成为儿子。
这不是说血亲不重要，在我看来，姚策与杜新枝、郭威和许敏的感情，也不仅仅是靠血缘创造的。他们都提到了一起生活时的点滴，比如许敏回忆，郭威带着自拍杆带他们去山里吃农家饭，拍了好多照片；杜新枝记得，她发现姚策虽然不说疼痛的事，但会用手撑着膝盖，她料想这个时候他其实很疼。我想，应该是这些创造了回忆，而回忆产生了新的联结。
【四】
采访中，我更深的一个感受是，他们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母亲和儿子。跟所有母子一样，他们之间有代际的差异，错位的爱和理解。
比如，姚策高中喜欢文学，写了厚厚一本诗集，但爸妈希望他读理科，大学也在父母的期望下读了医，因为好找工作，爸爸妈妈也希望他学习医学知识保护自己的肝。
毕业后，姚策原来在医保局工作，但还是想去闯荡一番，做了电商创业，从体力活干起，扛货、送货、卸车、装车，再后来做运营，睁开眼睛就是在工作。而对许敏来说，儿子不在身边，她更煎熬的是，他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在外面有没有喝酒抽烟，会不会太累。
母子间对一件事情的叙述和理解也会有细微的差别，许敏去河南看姚策姥姥，她特意打电话跟姚策解释，是怕孩子误会她去找郭威；但姚策更介意的是，“她总觉得好像我很脆弱，是个孩子。”这让我联想到，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误会往往来源于，父母一方过度的关注、保护和期待，子女一方则迫切想证明，自己已经是一个可以和他们比肩的大人了，有自我的感受、理想。亲子关系从来就不是一个平等的天平。
但许敏和杜新枝，两个妈妈不经意说的话都很打动我，不只是因为付出，还因为他们都说，和孩子在一起“很有意思”。许敏说起带姚策的童年，带他上奥数班、萨克斯，她用的词是“很有意思的”，姚策是家里的开心果；杜新枝也感叹，“我觉得，在抚养儿子的期间，你也得到了很多，从他的牙牙学语，到他走路，说一些很调皮的话，觉得生活很有趣”，她说生活的干劲都来源于儿子。
等孩子长大后，原来的天平倾斜了，父母从照料者，成了被照顾的那一方，这是亲子间权力关系的变化，父母把权力交给了儿女，我感到很残酷。在“错换人生”的故事里，这一点就显得更加突出，两边的父母在跟我闲聊时，都透露出很关注儿子未来选择在哪里生活的意思，因为他们不可能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故土、生活圈子，付出了一辈子，希望换来回报，是人之常情。但现在，这个答案变得摇摇欲坠，父母的内心都是不安的。
10月份，和许敏在九江见面那天，我原本期待能听她说一些她和姚策相处的日常，但她一提起这些，讲的更多是作为母亲的心血，提供的条件，“无怨无悔”，再说到网友对她的攻击，情绪有些激动，话又多又密。我很难打断她，最后所幸慢慢听她说，也渐渐地理解了，这可能是一个母亲患得患失的心理。
姚策小时候在甘塘公园骑旋转木马。受访者供图
第三天，我去了一趟姚策从小长大的地方，甘塘公园，这里也是他知道身世的场所。一个很小的园子，有各种彩色的游乐设施，空气里飘着棉花糖的香味，很多年轻夫妇推车婴儿车，节奏慢悠悠的。门口有一个抓着熊气球的小孩，妈妈给他擦鼻涕、掖衣领，我出神地望了很久。我想到过去，姚策和爸爸妈妈也是在这里这样生活的，而这样的生活成为了过往，这些过往可能暂时很难再以快乐的方式被忆起。
如今甘塘公园的旋转木马。澎湃新闻记者 黄霁洁 图
距离公园没几百米，就是姚策读的中学，他们家过去的老房子就在公园对面，九江这座小城很宁静。这些信息对于读者和大众并不重要，我没有在稿子里多写。但到达这里，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他们的生活面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撕裂和冲击。
【五】
姚策的经历里最让人难受的部分，还是他的疾病。
病情的变化很迅速，是肉眼可见的。10月中旬我在上海见到姚策，我们还在小区里绕了好几圈，边走边聊，到了11月初，在树兰医院的住院部里，他去对面的大楼做检查，就需要坐着轮椅。我见证了一部分时光里他身体的变化，我不知道他自己、他的家人看着整个过程，又是什么感受？
杜新枝第一天进入树兰医院的病房，我注意到她在坐在另一张床上呆了很久，也没有跟姚策说话。后来她告诉我，她说不出话来，“因为我看不见他了。”她刚到门口，看到姚策睡的床架高高的，他窝在被子里，瘦了很多，杜新枝第一眼没看到他的人。走出病房，她哭了一阵，才再次进门。
她记得，5个月前，姚策在上海放疗，他带自己和妻子去公园，家里几个兄弟姐妹也一起来了，年轻人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她听不懂，但能感觉到儿子的快乐。他们租了几辆大轮子车，姚策哼着歌，在风里说说笑笑。
现在，姚策的心态也和当时很不一样，既是因为病情的恶化，也是因为那些网络的舆论还在困扰着他。
姚策说，他有段时间在看季羡林的《活着自在》，也想过，病情要是不严重，就想一个人去云贵川当赤脚医生，谁也不知道他是谁。他还跟我开玩笑，“活到三五年，都没死，哪天媒体忽然想起我来了，好像当年有个新闻当事人，已经成为当地一方神医。”
但他没法不操心很多事情，比如治疗的费用，比如家人的生活。
10月底，我和许敏在一起时，听她说，姚策有天在病房里跟家里人说，你们都回去，都去做事（上班）。她觉得揪心，不知道姚策是不是因为病情变化心情不好。在杭州我和姚策见面，他也好几次强调了不需要很多人陪护。
他想过最低限度的治疗生活，自给自足，他在医院订了餐，买了输液警报器，希望家人都“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在病床旁边，家人为他多做了一点事情，他就马上制止。
他身上还有很沉重的负担，当时我即使是坐在旁边，也能感受到这样的低气压，有时候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跟他开口说话。更多的时候，我依靠观察，他在做什么，他的家人做什么。
我早就做好准备，这不可能是一次信息密度很高的采访；我也不像是一个记者，而更像一个来探望的朋友，接开水，拿外卖、拿药，推轮椅，摁着留置针口的创可贴，有一回差点被当成家属签字。
有时候采访聊天到实在疲惫，姚策会说睡一觉，就留我一个人听着病房里的电视机播放电视剧。在这个时候，我总会不知所措，但也感到，这是采访中才能体会到的，采访对象所交付的信任。
到最后，我不知道该何时离开，既是因为不舍，也是因为我明白，他的内心始终被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压抑着，这扇门在慢慢关闭，我也只是站在门口的缝隙短暂地望了一眼。
采访完，我从杭州回到家，感觉很不真实，似乎已经习惯了那个病房。我想，这或许就是浸泡在现场吧？可我终究会离开，我所逃离的那个“现场”，是他还要继续过下去的人生。
责任编辑：黄芳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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