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盆 作家。1983年生于山东，从事广告行业，业余一直在探索无文体的写作，2020年11月出版作品集 《羊呆住了》 图/本刊记者 梁辰
当你看到“♩”时会默念什么
李盆，男，38岁，擅长横穿马路，最烦吃火锅的时候，有人骑着羊在旁边乱跑。在广告公司坐了超过十年后，过劳的颈椎时常引发头痛，除了吃布洛芬，他一周三次地跑10公里以作缓解。
跑着跑着，想到一个什么东西，马上停下来，将关键词敲在备忘录上。“如果想写，就直接在胃里开始写，在脑子里也可以。在地铁上、会议室里、大中电器门口、交电费的时候、超市二层的膨化食品区，都没有什么妨碍。”回到家再将零碎的想法腾挪到电脑里，“除了母语，和自己头上的一小块寂静，别的什么都不需要。用不着什么山和地平线，也用不着喝酒抽烟。”
他睡得晚，早上起不来，一年300天工作日，有250天都在迟到。迟到的上午地铁里人少，他慢悠悠地完成换乘，在车站里看着列车员似乎同样无所事事，走来走去，一个无聊的想法在他脑海里冒泡——“地铁呼啸着进站的时候，呼家楼地铁站里的人们，忽然一起想起了孔雀。”
不是猫，也不是熊猫，就是孔雀，不由分说。非要寻根问底的话，是因为他那阵去天津动物园看到了孔雀，留下了孔雀很不老实的印象；过不久一家三口去上海，酒店里碰巧也有两只孔雀，吃饭的时候径直走了过来。他心想，我靠，还有这么脸大的鸟了。“它一点都不害羞，就蹭着你的腿。而且很肥，感觉热乎乎的。”
将日常生活用联想进行粘合，形成一种稍微陌生的质地或光泽，这基本构成了他的写作。在写字楼里生产了太多提都不愿再提起的文案后，面对不受客户控制的业余写作，他感到了莫大的自由，并在其中倾注了强烈的逆反心理，“写广告好像老要渲染、要打动人，自己写的时候就想反着来。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打动你，这是我自己的事情，看就看，不看拉倒。”
放在宫崎骏的电影里，他也许会被画成形似无脸男的角色，灰黑一团，平头方脸，没有攻击性但脾气也不太好。每天早上，他背着双肩包，从东南四环外的垡头出发（这里挨着欢乐谷，被他形容为“北京深处的一个孟买”），在金蝉南里宽阔的马路前对准时“哗”地驶过、绝不礼让行人的8路公交车抛一个没人看见的白眼。
每当想到要替父亲拍个短片，李盆脑袋里第一个出现的画面总是这条金蝉西路。在欢乐谷的蒿草气味中，父亲像幼儿一样小心翼翼地迈出去，学习如何在一个绿灯的时间内走完覆盖了四条车道的斑马线。即便这里交通混乱，白天有不礼让的公交车，晚上有人骑着从隔壁改装车场改好的摩托车呜呼而过，时不时还遇上家里有老人去世的回迁户邻居，按照村里习俗直接就在马路中间出殡、在路边的麦当劳门口烧纸钱的奇观。
但金蝉南里（住久了你会突然发现12号楼某天正在拷贝它自己），这个如同家乡山东德州般“不光荒凉，还平庸、沉闷、乏善可陈”的“破地方”，“久了之后还是有感情的。”这种嫌弃又珍惜的情绪也贯穿了他对现实生活的态度，“比较乱比较累，其实是乏善可陈的生活，但是这就是你自己的生活，还是会有点感觉。”
这感觉来之不易，是在重复的通勤与咖啡交替的生活中，深夜加班回到一个人的书房后，离不开股票、房子、投资、生意的社交话题里，奋力挤出的一丝私人感受与陌生趣味。“必须在地上扶起日常事物，只有关注日常事物才能让自己正视这个可能的结果，并为自己的一生寻找一个自洽的状态。不要慢慢地都进入到社会生活里面去，”他将周围人挤压自我空间的过程视作“社会意义上的成长，个人意义上的死亡”。
穿过燃起的黑烟与哭丧的人群，李盆逐渐明白自己是一个算法，一个七十多公斤的肉函数。而生命伸不开腿，只是一个湿着脚穿秋裤的过程。他对事物积极地秉持着悲观的看法，本职工作得到认可并不代表什么，毕竟“在（广告）这个行业里面你做得越不错，对自己的（身心）伤害就越大”；写作不是为了文学梦，只是由于害怕到死都忙于养家糊口不自由或一事无成，在这种恐惧的反向推动下不得已必须写；业余的尝试集结成了书也无需庆贺，“不是为了出名赚钱，因为根本赚不了钱。只是自证存在，以及提供一种必要的自由幻觉。”
就连日常使用的语言在他看来也充满缺陷，像盖不住灰烬的薄雪。“汉语太古老，而白话中文的书写又太年轻”，字典躺着五万多个汉字，但输入法常用的只有两千，你没法打出“pia”，也没法形容铁的味道，更别提还有“妊娠”这种只有组合在一起才有意义、拆开后就没用了的词语，拉低效率，导致用户捉襟见肘，“不好使”。
biáng这类笨重的汉字在他看来应该尽快被取缔，一些反语法的游戏词汇则令他眼前一亮。比如使用道具时选择“一个寂静”，又或是“释放绿色”，他从与日常使用相悖的搭配中嗅到一丝文学性，并试图进一步打破字符间的规则，“当我们环顾四周，不应该感到自卑和沮丧，而是应该感到一种非常幼稚的狂喜。所有人都应该在白话文这块地上下手，一边偷笑，一边七手八脚地开垦起来。”
给女儿起名时，李盆设想过，能不能在她的名字后面加一个逗号，写出来就是“李约，”，理论上他认为是可行的，但为防给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最终还是放弃了。和热衷于新造词汇的怪咖导演大卫·林奇一样，语言在李盆那里，很多时候就是一种声音效果。
他在传达一位牙齿掉光的老人说的话时，由于听不懂便使用整段乱码；他还曾得意地给笔下的一个人物起名为“小♩”，兴致盎然地猜想不同的读者看到这个符号时会在心中默念成什么（李盆下意识会读“weng”），“如果我们习惯的那些文学作品可以让所有人找到共鸣，而接下来的文学，则应该让每一个人找到‘♩’的一声，这一声只有自己才能听到，并且每个人找到的那一声‘♩’，可能会完全不同。”
“不是人人都要做陀思妥耶夫斯基”
进入冬天，华北平原漫起大雾。20年前，李盆在济南读大学，学校新搬到了郊区，在后来印象中空白得像白噪音一样的大学时光里，他记忆最深的便是校外驶过的卡车声、山上开采石头的叮当声，以及好多天都不散的大雾。
目睹了中年教师在课堂上精神崩溃、摔书大哭的场景后，他更加厌恶所待的环境。逃课也不是为了打游戏，好像只是晃悠而已，吃完饭就独自在操场上一圈圈地转。有时自觉浪费了太多时间，也会去图书馆，内疚地找来《西方哲学史》等特别厚的书，一晚上猛看300页，这样心里会好受些。
也是在图书馆，他读到了麦尔维尔的《白鲸》，记得其中一句话：“我们扬帆出海，风向东北。”“我觉得接下来应该很有感觉，我想接下来我会写点什么。因为无所事事，心里又没有着落，又比较贫穷，人际关系也不好，然后就觉得有各种冲动想写任何东西，但是始终也没有写出来。”
2002年他大二的时候，在《经济观察报》上每周追着看邹波、覃里雯、许知远等人的文章，厚厚一摞“生活方式”副刊订在一起，至今还保存在德州老家。纸张虽已发黄，但那些语句给他带来的冲击感却未曾退减。他说起邹波写武汉发大水的时候，稻田里虫子特别多，虫子会以四拍子的节奏飞过他的胳膊。“我就觉得他当时好像是在写实，因为他在记录自己的记忆和经历，但是中间有一种很神的感觉，那种模糊的、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气质，强烈地影响了我。我觉得这个人对汉语太敏锐了，我也想有这样的能力。但我那时候完全没有。”
受其影响，毕业后李盆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山东邮报》担任经济类专刊的编辑。短暂的媒体经历后，他离开山东、来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当年在济南找了三年都没有找到的邹波的《书与画像》。多年后，他在微博上将这个小插曲告诉作者，告诉对方曾经报纸上的那些小小文章对自己的启蒙，以及那本书是如何重要。对话框另一头的回复似乎并不热烈，大意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就不要刻舟求剑了。
那一时期，李盆也逐渐摆脱了年轻时对修辞的执迷，“我就告诉自己，不要再这么计较用的字词对不对了，要不然你一辈子也想不出来。”2010年左右，他开始在QQ空间“瞎写”些只对自己可见的小说，网络写手里八神的一些小文章（最出名是《沙县小吃，一曲忠诚的赞歌》）进一步给了他启发，“我就觉得要直白一些、通畅一些，像他那样，特别直白，都是对话的风格。”
到了2013年，李盆在一位真名叫成长的同事的鼓励下，将业余写作实验公开在知乎平台，兼容了一本正经与胡扯、伤感与科幻：
Q：有没有哪一瞬间你觉得世界真的很美好？
A：觉得这个世界好，是在闻到新鲜的地球味的时候。我回忆了很久，后来想起来了，这应该是我作为鱼类第一次上岸的时候，肺部刚张开时感受到的气息。那是一个泥盆纪末尾的傍晚，在水边，我头朝西。
Q：如何抓住一只狂奔的鸡？
A：有时候鸡和爱情一样，是盲的。
Q：学了冷门专业不好就业怎么办？
A：如果你学的是冷门专业，不要担心，因为热门专业也不会更有用。知识本来都是一样的，那些把知识和谋生绑在一起的做法，是我国教育的巨大失败。我大学时的专业是横穿，横穿系05届毕业生，毕业论文是《如何横穿一个郊区》，沿着直线从铁西走到水泥厂，中途摔破了皮，但是有什么关系呢。“不一定要有用，不一定要有目的。”后来我觉得老师说得对，这句话是大学期间最大的收获。
圆滚滚、戴着眼镜的成长对他说，你应该认真写，我觉得你五年之后能当一个作家。之后几年，他在反复纠结的状态下完成了近百篇作品——想像马蒂斯的素描一样，让自己的文字更洗练，变成一条线；但那些稠密的修辞依然会顽强地回来，无法完全甩开。“每一次都写得很纠结，不想要太长，如果有附句的话，一般会把它拆开，但如果特别短也很作，刻意得有些像古文，比如说以前老舍写的那种，特别脆特别短的也很作。”
以前不喜欢的海明威也开始感兴趣了。他很想知道海明威用英文写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但苦于英文不好，“看不懂它原本到底是一种什么节奏和氛围”。纠结到无法动笔的时候，就只好顺服本能，“我此时此刻喜欢怎么着我就怎么着，所以有时候写的东西会来回摇摆，有些文章会比较简单通畅，有些修辞就很稠密。”
这些文章连同几篇知乎上的回答，共89篇类似小说的作品被收进了《羊呆住了》这本书里，2020年11月27日，书出版当天，李盆的粉丝、二手书交易平台多抓鱼的创始人猫助在订阅数量超百万的多抓鱼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题为《我也嫉妒他的才华》的新书推荐，评价其作品“超现实、高度自由、充满诗性”。
文章下方的评论区吵得不可开交，有人质疑这番大张旗鼓的“追捧”，指摘这些文章只有叙述，没有思想，不过是卖弄词汇，所谓的“想象力”也没有脱离现实，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开山之作；也有人表示认可，感慨读到了美好的中文，并沉醉于作者构建的充满意象、隐喻、暗示的世界。作者本人则摇摇头：“没有那些代表。纯粹就是因为我们那老头都放羊，我从小见太多，不像基督教里边有好多小画里基督在放羊，羊代表人。我这个是完全没有，羊就是羊。”
12月6日，多抓鱼的线下书店举办《羊呆住了》的新书分享会，猫助自嘲式地分享，早在李盆出书之前，她便将他一篇较长的小说《最大的静物》单独印刷成册，免费派送给会员，当时就有人投诉：“以后别再寄这种东西过来了！”
质疑或因不明所以而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豆瓣上有人评论说这些东西没意义，“不是用血写成的”，李盆想不通，“为什么要用血写东西？不是说人人都要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因为我性格里有比较顽皮的一面，比较儿童化的一面，有那一面的话，尊重你的天性就好了，不要去学那些大师。学不了。”
李盆（中）在多抓鱼书店的新书发布会上
既熟悉又陌生
儿时拉着吸铁石在街上瞎逛的感觉至今附着在他身上。偶尔吸到的螺丝钉算是大件，大部分都是一些小黑沙子，这些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一些与此相关的场景反复浮现，以至他彻底被迷乱，分不清究竟是记忆中的现实还是梦境——总是在阳光明媚的春天，他独自走在空无一人的街上，两旁有很多安静的槐树，他感到有些害怕，越走越快。
这样一个“哐当”巡街的小孩，不能说看破红尘，但最起码是看破了所有河北平原的大爷，“西北的老头子们都那样，浑身都是毛病，但永远不去看医生。”和家乡有关的意象多次被写进文章，比如黄河和白墙。“我大爷是U形的，像一块马蹄铁，但是没走过太远的路。他最远就到过黄河大堤那边”；“黄河的末梢是一个老李，他坐在北方的白墙下，驼峰差点擦过他。”
前些年李盆去洛阳玩，看到古墓博物馆里有好多面装饰性的白墙，墙角长了许多青苔，树底下有清洁工用扫帚聚起来的沙土堆和小木棍，伴随着一些雨后的泥土气息，让他感到格外放松。平日去南方出差，比如上海或杭州一带，看见有青苔的白墙，他同样有相似的感觉，甚至觉得自己是在放假。后来他想，这些反应可能都跟小时候的记忆有关。“
我的家乡很小，只有一平米多。”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家乡在他心中意味着空气差劲、民风落后，出差河北，一坐上火车看到周围的样子，“觉得这就是我们这种破地方，多少年没变过。”年纪渐长后，他收敛了一些脾性，或者说是一些脾性远离了他。“我觉得我们（和家乡之间）已经和解了。”
对自我“狂妄”的记忆可以追溯到初中，那时写完作文，他先打上满分交上去。老师在后面批示减一，理由是字太潦草。到了高中，从一本集结了众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的短文的盗版书里得到许多灵感，同时模仿加缪。老师常常公开说，李盆同学写的东西，我已经不能评价了。工作后有一回请假，去病床前见八十多岁的二大爷最后一面，他在书里写，“我想告诉他我已经洞悉了世界的秘密，但当着长辈的面并不能这么说，这基本等于在病重的老人面前表演背着手吃面条。”
明显的转折点发生在2018年，一连串强度很大的加班之后，脑袋像宕机一样，休息得再好也无法重启。创伤后遗症是不想坐在办公室里面，也不想打开电脑，看到图标里Word的蓝色和PPT的红色就想吐。这之后，他明显察觉到自己精力不足，敏锐度下降，不太会有年轻时那种莽撞、一瞬间特别兴奋的状态和天马行空的想法，开始变得包容、平静，不再有情绪冲动。
写作从那时变得困难起来，他开了很多头，却不知如何继续，闯迷宫一般到处乱试，攒了很多资料。再后来攒资料的方向聚焦在了两个地方，一个是甘肃那边的一个明城墙遗址，由于没有得到保护，当地人依然会在附近放羊，连年失修，远看就是一座被土墙围在中间的城楼。他把从网上找到的当地图片拖放在一起，看看能有些什么感觉。选中它的原因是“那地方有北方的特质，但又离我远一些。既熟悉又陌生”。
另一个搜索对象是位于山东、河北交界处的表白寺镇，他听说自己在那个地方出生，但至今没去过，那种可能存在的某些联系吸引了他。他不间断地关注着这个小镇，但凡与之相关的，党委书记参与了什么活动、当地果园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被他收入文档中。
他目前的写作计划是，用网上的资料来模拟这两个地方现实的样子。“不完全的写实，也不是纯虚构，很难说清楚。我并没有想纪实地去了解它，目前看来就是很乏味的北方小破地方，但具体的特质和发生的事情都要靠我自己想。到底能不能写成以及这种形式有没有意思？谁知道呢？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孙凌宇 实习记者 方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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