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极少主动给我打电话，今年不同了，他连续3次给我打电话。1月20号第一个电话父亲问：“你今年春节不回家过年了吗？小王（我爱人）回来过年吗？”我说：“今年情况特殊，我把回家过春节的车票退了。她回去陪你们过年。”他说：“知道了，在单位上班要注意做好防护啊！” 我说：“知道了，不用担心的。”
1月28日父亲第二个电话说：这个疫情很厉害啊，你没有去武汉吧？我答到：“没有去啊！在医院上班呢。”他说：“那我就放心了。”
2月3日父亲第三个电话问：“你和小王都在上海上班吗？你们科里有没有这样的病人啊？”我说：“我们都在上海，都在医院上班的，我们科里还没有确诊的病人。”父亲说：“我总是担心啊，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我说：上海管得严，你放心吧。”在援鄂抗疫第一线，我第一次对父亲撒了谎，内心感到无比的愧疚。
我的父亲是一位农民，今年已经75岁高龄，身患高血压及颈动脉硬化，需常年服药，4年前因眼部动脉栓塞导致右眼几近失明。2012年12月母亲病逝后，为了不给儿女们添麻烦，他依然要独自生活。他生活能不能自理？能不能照顾好自己？我兄妹三个都很担心他、也多了一份牵挂，因为母亲在世的时候家务事他基本不做的。然而，倔强的父亲如今竟自己学会了做饭、洗衣服等家务活，着实让我们惊讶！他爱好毛笔字，平素喜欢写地书借以锻炼身体，偶尔拉一下二胡弦琴，爱热闹的他经常会找几个老朋友聊聊家常喝喝茶。
其实现在想来，我父亲并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干庄稼活的农民。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小时候写石板字，四外八庄的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我。”他每说起这个事情总是很自豪的样子。他17岁就开始担任拥有900口人村庄的大队会计，打算盘是他的绝活。他带的徒弟跟着他算村里的各种出纳账。儿时，每当我看到这个场景的父亲，就觉得他特别厉害！
改革开放初期，他响应党的号召，辞掉了大队会计的职务，开始做小生意了。风里来雨里去，实属不易。后来为了照顾家人，他在村里开始创业了，他承包了村里的矿山，带领村民们发家致富，也成为了我们当地的首个万元户。记得1982年，他联系了济南电视机厂，拉了一大卡车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分发给村民。当时我们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电视村，他也由此成了我们那里的风云人物。
父亲是节俭的，家具用品旧了他也舍不得扔掉；但他又是大方的，他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来供养我们读书。
常言道：“知子莫如父”，儿时因母亲要照顾小我2岁的妹妹，我的童年几乎是在父亲的背上度过的，他走到哪里把我也带到哪里，也许是因为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兄妹三人中，父亲更加偏爱我。在他眼里我很为他争气，我12岁小学毕业后就考入了当地最好的初中。高中考入医学院校，同时也是整个初中同学里唯一的一个本科生。毕业后，我成为一名医生，一边工作一边考研，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硕博连读班就读，再到后来去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一路走来，我是他最听话，最孝顺，最让他不操心的孩子。这几天内心的忐忑与不安一直在我心里，父亲的牵挂和疼惜让我不知所措。
父亲，从武汉归来，我回乡给你老人家炒几个菜，咱爷两个喝几盅，也算是给你老人家道个歉。我想对你老人家说的是：你一生没有赚过大钱，但你一直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人。
作者为松江区中心医院高得勇，第三批援鄂医疗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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