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炽热的阳光里，空气中仍然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死尸恶臭，秦淮河畔的六朝烟雨，雕梁画栋的千年帝都，在炮火硝烟中化作了一片狼藉。
同治三年（1864）六月廿五日，距离吉字营攻破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刚刚过去十日，坐镇安庆大本营的湘军主帅曾国藩乘船抵达江宁下关码头。
站在天京城的废墟之上，审视着这座满目疮痍、哀鸿遍野的巨大城市，五十四岁的湘军主帅却无法抑制内心的阵阵喜悦，墨绖从戎至今，尘满面鬓如霜，血染征衣十余载，如今终是功成名就。
很快，克复天京的报功奏折就摆在了紫禁城的御案之上，只是其中的某些内容，却让两宫皇太后在兴奋之余又难免有些失望，甚至对奏折所指的真实性都产生了怀疑。
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
是的，根据曾国藩的奏报，太平天国定都十一年的煌煌天京城，洪秀全倾尽所有营造的“人间小天堂”，却是座一无所有的空城。
那么，1864年被攻破前夕的天京城，是否如传闻所言，蕴藏了巨额的财富，而在这场最终的决战之后，曾氏兄弟又到底获得了多少好处？
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文章。
非议因何而起天京城破，与清朝分庭抗礼十余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湘军这一堪比清初平定“三藩之乱”的不世奇功，为曾国藩和曾国荃等人带来了巨大的声望和荣耀。
但因为“发匪老巢”的巨额“贼脏”去向不明、交代不清，也让曾氏兄弟在战争结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深陷在巨大的舆论漩涡之中。
尤其是吉字营主帅曾国荃，身为前敌总指挥，直接指挥和参与了天京战役的全过程，战后一度传言其“获资数千万”。
流言虽无真凭实据，但也绝非捕风捉影，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非议，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原因:
首先是不合逻辑
按照历史记载和实战经验，一座城池尤其是一个国家的都城被攻破时，多少都会留存一定数量的金银财物。
1127年靖康之变时，东京汴梁告破，金国人劫掠的北宋府库和禁宫珍宝不算，光是两次兵临城下，强迫徽、钦二宗交纳的战争赔偿款就高达黄金一百三十七万八千两，白银一千二百四十万两，帛一千一百零四万匹。
1644年李自成攻破明朝首都，闯王在北京城内也强制性“募捐”了超过七千七百万两白银的军费。
太平天国虽然不能和宋、明两朝相比，但作为一个统辖当时中国最富庶区域、存续时间又长达十一年的割据政权，若真如曾国藩所言，其都城之内全无资财，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其次，曾国荃对天京采取的是长围久困的铁桶战术，几乎在城破前一年，也就是1863年秋天时，天京就已经完全断绝了与外界的交通联系，基本上不存在大批量向外转移财物的可能。
战役的全过程只有湘军参与，战后整个天京城又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包括天王府、忠王府等可能存在巨额财富的地点，均被付之一炬。
这种事前秘不示人、事后死无对证的做法，如何能使人主满意、如何能令朝臣不生疑，又更如何能堵得住天下悠悠之口？
最后，曾国荃做不到如胞兄曾国藩那般近乎刻薄式的清廉自守。
所谓财不外露，但曾国荃不仅在战后一掷千金，遣专人到北京求购笺纸，弄得京城沸然，更在湖南老家大兴土木，一副陡然而富还深怕旁人无从知晓的做派
甚至其侄女曾纪芬都亲口承认，九叔“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捷，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
而这样的行事作风，也让人们对他贪墨之事的指控，有了合理的想象空间。
太平天国神秘的“圣库”当然，对曾国荃贪赃枉法的猜测，首先要建立在天京城确实存在数额惊人的财富这一基本前提之上。
正如前文所述，天京被围日久，其中所藏金银多少，外界很难得知，关于金陵城中“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传闻，多半也只是根据过往经验而得出的一种推断。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即太平天国从1850年金田团营开始，便采取了财产归公、生活必需品平均分配的“圣库”制度。
太平天国官方也对圣库的管理，有过明确的规定。咸丰元年，洪秀全曾专门下诏：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
如果严格按照这一制度执行，那么太平天国在十几年的战争中所得，以及治下亿万臣民缴纳充公的财物，确实是一笔难以估算的财富。
但“圣库”制度实际上仅仅存在了六年，在1856年天京事变爆发后，便遭到了严重破坏，业已名存实亡。
内乱结束之后，洪秀全大权独揽，随着石达开出走，其洪氏嫡系又全面把持了朝政。
权力不受监管，必然滋生腐败，洪秀全并没有将圣库的钱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是随意地支取用于大肆建造亭台楼阁，和满足自己的挥霍。
“圣库”的性质已经由“公帑”变为“私藏”，天王洪秀全带头破坏了这一制度，太平军中大小将领纷纷上行下效。
先是把战争中获得的金银财宝等硬通货悉数截留，而将谷米牛羊等寻常之物缴纳入圣库。
太平天国连年征战，圣库既要应付战争的庞大消耗，又要维持天京的日常开支，真金白银的收入在减少，而开支却不断增加，长期的入不敷出，必然导致国库的逐渐干涸。
李自成当年打进北京时，即使得国276年，家大业大的明朝，为应对农民起义和北方的女真入侵，其国库存银最后也不过只有37万两而已，以此类推，太平天国的圣库又怎么可能充盈？
天京被围最困难的时候，忠王李秀成曾苦口婆心地劝告“合朝文武”，“切勿存留银两”，“概行要买米粮”。
也说明在当时的太平军将领中，私藏银钱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而圣库空虚，甚至连基本的粮食储备也无法得到保障。
1863年9月，天京被围日久，境况日趋艰难，同时李秀成的大本营苏州又正遭受淮军的围攻，忠王恳请离京赴援，但洪秀全却以“国库无存银米”为由，要其“助饷银十万”，方能放行。
试想如果不是“圣库”已捉襟见肘、无以为继，洪秀全即便是再利令智昏，也断然不会因为区区十万两白银，而允许天京保卫战的总指挥，在帝国生死存亡的最紧要关头离开的。
所以，圣库曾经“金银如海”不假，但城破之时，“全无货财”看来也是实情。
曾国藩并未道尽实情当然，曾国藩在奏折之中也并没有完全说实话，圣库枯竭不假，这只是反映出了太平天国这个政权，在国家层面的财务状况。
而实际上整个天京城中，大小王府林立，军民更有十万之众，这其中暗含了多少财富，湘军又从中发了多少横财，曾大人比谁都清楚，却在奏折中对此刻意的保持了沉默。
据曾国荃幕僚赵烈文事后在其《能静居日记》中记载，“城破之日，全军掠夺，无一人顾全大局”。
在天京城内“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心理暗示之下，贪欲让湘军集体陷入了疯狂，“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
地面之上被劫掠一空，众人又开始挖地三尺，刨坟掘墓、破棺毁尸，为了尽可能地搜刮干净，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天京城渐渐沦为焦土废墟，而临江的水西门却热闹非常，大量抢夺而来的木材、器具，日夜不停地由城头吊下，然后经由停泊在岸边的船只，溯江而上，源源不断地运回湖南。
以上见闻，均出自《能静居日记》，作为曾国荃的高级幕僚，赵烈文亲历了天京陷落的全过程，其真实性不用怀疑。
湘军入城，并不是一种正常的政权更迭和城防交接，而是对南京这座千年古都从上至下，由内而外的洗劫。
所以无论太平天国的国库是否空虚，湘军上下，肯定都通过对天京的劫掠大发了一笔横财。
当然，湘军上下这种疯狂的举动，曾国藩兄弟不仅知道，而且是默许的，湘军这种地方武装，得不到中央的财政支持，军费给养几乎全靠自筹，因此，城破之后，大索三日，已经是其内部不成文的规定。
行文至此，有两个问题大致可以得出答案，第一，天京城破之前，太平天国的中央财政系统已经崩溃，至少圣库之中没有传言和想象中的巨额财产。
第二，来自各王府宫殿中的奇珍异宝，以及百姓家中的民间财富，数量惊人，同时尽数为湘军所得。
那么，最后关键的问题来了，作为湘军主帅的曾国藩和前敌总指挥的曾国荃，到底有没有在天京战役中获得数量惊人的财富？
曾氏兄弟的不在场证明曾国藩的嫌疑很好解除，因为从天京战役打响，此人就一直坐镇安庆大本营遥控指挥，直到天京城破的第十天，才抵达南京，此时金陵城已被洗劫殆尽，所以湘军主帅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况且曾文正公时时以圣人的标准为言行准则，克己守礼，清廉奉公，在战乱之中借机贪赃枉法不太可能。
而曾国荃作为围困天京的主力，吉字营的主帅，确实全程都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看似很难逃脱干系。
但城池何时告破，对于攻守双方而言，显然都是不确定的，恰好在城破当日，也就是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却是在天京近郊的雨花台湘军大营。
关于曾国荃的形迹，《能静居日记》中曾有专门说明，城破之时，赵烈文目睹湘军烧杀抢掠，愤而奔赴雨花台大营，请求吉字营主帅曾国荃出面主持大局，
但一来“大索三日”本就是湘军破城之后的潜规则，二来曾国荃在这场决战中，可谓殚精竭虑，陡然闻听天京告破，精神和肉体松懈之后，疲惫因此根本就没有理会赵烈文，倒头便酣然入睡了。
而且曾国荃在给朝廷的第一封报功奏折中，大致交代了攻破天京的相关情况，也正是因为“大势粗定，遽回老营”而遭到了清廷的斥责。
直到三日之后，吉字营主帅才姗姗入城，此时，针对天京洗劫的高潮已过，连天王府都已经被曾国荃麾下悍将肖孚泗在劫掠之后放火付之一炬了。
所以，曾国荃在天京城破的第一时间，肯定没有直接参与洗劫，至于其有没有指使下属参与，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无法妄加揣测。
但《能静居日记》中曾反复强调，“沅帅（曾国荃字沅甫）已实无所沾，但前后左右无一人对得住沅帅耳”，“沅帅坐左右之人累之耳！其实，子女玉帛，无所与也。”
身为湘军一员，赵烈文能够如实地记载湘军入城后大肆搜刮抢掠、杀人放火的罪恶行径，这个秉笔直书者的史德还是值得信任的。
但如果曾国荃是清白的，那其“获资数千万”的谣言因何而起，其战后大兴土木的资金又究竟从何而来呢？
用数据为曾国荃辟谣认定曾国荃私吞太平天国巨额财物的清末史料笔记，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李伯元的《南亭笔记》。
此书对曾国荃的贪墨行为，言之凿凿，有如目睹，其中就详细描绘了湘军主帅在天王府正殿之中获得元代大顶灯四个、大如指顶的极品东珠一挂以及一个来自于圆明园的旧藏、堪称稀世珍宝的“翡翠西瓜”，并进而推断出“忠襄（曾国荃谥号）于此中获资数千万”。
此文一出，后世跟风者众，加之曾国荃行事高调又毫不掩饰，因此其“老饕”之名不胫而走。
事实上《南亭笔记》只能算是野史演义一类的读本，其史料的真实性也被后世学者诟病甚多。甚至其开篇第一句，“金陵既破，曾国荃入天王府”，就与事实真相有较大出入。
而关于曾国荃“获资数千万”是个怎样的概念，这里用几组数据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嘉庆十九年，户部库存银为1240万两；道光三十年，库存800余万两；咸丰元年，国库尚有700多万两银子，但因为要应付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农民起义，到咸丰三年，大清的家底便只有区区169万两了。
实在很难想象，曾国荃通过一场战争的掠夺，可以收获超过国库十倍、甚至几十倍的财富，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
那么曾国荃在老家置办田产、购买宅邸的资金究竟从何而来呢？
先看看曾国荃实际拥有的资产情况，其长孙媳杏文曾透露“忠襄身后，仅有田六千亩，长沙屋二所，湘乡屋一所。
这些财产折合成现银，大概有上百万两，比照一般升斗小民，当然堪称巨富，但离富可敌国还相去甚远。尤其是曾国荃还做了十几年省部级的封疆大吏，攒下这点身家并非难事。
而田不过百顷，宅不过三处，也实在很难和传言中贪墨太平天国数千万资财产生的“老饕”产生联系。
曾国荃确实在湖南老家修建了气势恢宏、威风八面的“大夫第”，但实际上此宅并非始建于打下天京之后，也不是一次性投资，最初动工于1859年，此后陆续添砖加瓦，扩大改建，前后历经八年才告竣工。
战后曾氏兄弟功成名就、加官进爵，而曾国荃又是挥金如土、性格张扬之人，衣锦还乡就更是理所当然的要大兴土木来光耀门楣，但如此举动也难免引起了他人的猜测和非议。
实际上曾国荃从军多年，后来又位列封疆，有人做过统计，其出任湘军统领六年，饷银12万余两，后又历任巡抚、总督，俸禄更高达两百余万，即使不算灰色收入，他的官俸足也以支撑他购置田产，建造房舍的费用。
至此，我们应该可以认定，打下天京，曾国荃并未曾参与过战后的劫掠，也没有从战争中获得外界传言的巨额财产。
但至于其麾下将领是否在盆满钵满之余对这个主帅有所报效、回馈，我想应该是有的，但这些意外之财，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达到数千万这个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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