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在漫长的发展演变中有许多“迷之称谓”，除了最为人知的乐府诗歌外，有时还被古人视为流行歌曲，有时也被当作曲子词、元杂剧、元散曲的代称，甚至近代人物杨镇华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故事》时还沿用了“乐府”一词，将其译作《莎氏乐府本事》。
再加上就算是汉乐府，又有曲辞、歌辞、鼓吹曲、横吹曲、铙[náo]歌等等纷繁的分类和称谓，让人眼花缭乱。
实际上，乐府是一种特殊类别的诗，一般被视为古诗中的一个体裁。乐府诗具有重要地位，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自古至今关于乐府的研究也掀起过许多高潮。
今天我们通过梳理乐府诗在诗歌史上的发展来认识它的全貌（上篇汉乐府，下篇汉代以后）。
乐府最初是指主管音乐的官府机构，班固记载建立于汉武帝时期。1977年，西安秦陵附近出土的编钟上铸有“乐府”二字，不少学者认为乐府机构由秦代开始设置；但也有很多人认为秦代乐府只是太乐或太乐令的统称一类，仍支持班固的记录。目前关于乐府最早建立于何时，学界仍没有一致的看法。
汉武帝时期乐府机构的主要任务包括：制定乐谱、训练乐工、搜集民歌、制作歌词，注重吸收民间和西域的“新声变曲”。
民间歌谣因此受到重视，武帝派专人到全国各地，摇着铃铛(木铎) 采集民间的诗歌、歌谣和音乐。这些音乐和文学的素材被采集上来，经乐工和文人的润色、加工，成为乐府诗。
所以在乐府诗中，如果是采集来的民间歌谣再配以音乐的就叫“乐府民歌”，如果是以文人创作的诗歌再配以音乐的就叫“乐府歌辞”。不论是乐府民歌还是乐府歌辞，早期乐府都是配乐演唱的，属于音乐文学品种，汉代人也称乐府诗为“歌诗”。
到西汉末，乐府规模发展到800多人，即使汉哀帝罢乐府，仍有300多人。
早期乐府涉及宗庙乐章，兼及民间歌谣，逐渐发展出芜杂丰富的内容，有为他人歌唱的，有为自己歌唱的，有的属于庙堂，有的也反映士大夫的心灵之光。
宋朝郭茂倩整理了从尧舜禹时代到五代这一漫长历史期间的乐府诗，编成《乐府诗集》十二类共一百卷，他根据音乐来源和用途的不同，把乐府进行分类。汉乐府中主要的有以下几类：
一是郊庙歌辞。郊，是祭祀天地；庙，是祭祀祖先，《郊庙歌辞》属于高高在上、歌功颂德的庙堂文学，在朝廷郊庙祭祀的正式场合使用。
刘邦建天下后命令叔孙通建立了一整套郊庙乐，文帝、景帝、武帝也陆续创作一些，形成比较完备的宗庙雅乐。
郊庙歌辞大多辞义难懂、庄重深奥，在祭祀、巡幸、出行时使用，主要是美化臣王德行和业绩。
二是鼓吹曲辞，又称“鼓吹铙[náo]歌”、“短箫铙歌”，是天子宴乐君臣、赏赐有功臣下、皇后册封等重要仪式中使用的音乐，也是军队向朝廷献功的军乐。它用以伴奏的有箫、有笳[jiā]，有时还打铙，效果上热烈高扬。
其中比较经典的有哀悼阵亡将士的《战城南》：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
意思是说，在城南城北作战，没人埋葬的尸体都成了乌鸦的食物，我对乌鸦说，你暂且不要吃，用你那呜咽的声音且为亡者哀嚎吧！没人为他们下葬，腐烂的肉还能逃得出你的口吗？
诗中直面死亡的惊心动魄，充满军人的悲壮和悲剧的力量。
三是横吹曲辞。纯用于军中，来源自北方的胡乐，乐器使用鼓、角，常常在马上演奏。
乐器：笳
乐器：角
四是相和歌辞。是中国最古老的歌唱方式之一，最受汉代及魏晋人士喜爱的音乐类型，歌辞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宝贵遗产，对后代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相和歌辞演奏时以丝竹乐器伴奏，有五种不同的调，可活泼、可古雅，歌者一边歌唱一边打节拍。
汉相和歌绝大部分采自民间，我们所熟悉的《陌上桑》就属于这种。
五是清商曲辞。以清调、商调为主音得名，是相和歌的直接继续和发展。清商乐在三国、两晋兴起，又与南方的“吴声”、“西曲”相结合，在南朝兴盛发达，成为音乐中的主导。因此，南朝乐府，绝大部分属于清商曲辞。
六是舞曲歌辞。既包括郊庙舞曲“雅舞”，也包括宴会舞曲，即非雅舞的“杂舞”。曲辞大多难辨其义，问津的学者不多。其中《徘歌辞》是汉代宫廷里喜欢上演的节目——徘戏的曲辞，演员一般为侏儒。
此外，还有琴曲歌辞，现仅有司马相如琴歌二首；杂曲歌辞，没有确切分类杂而收之的；杂歌谣辞，类似歌谣，包括汉武帝刘彻的《秋风辞》。
汉乐府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甚至有人说乐府与《诗经》《楚辞》并称中国诗歌三大源头，但它在汉代仍有三个不容忽视的特点：
一是汉乐府具有音乐作品与文学作品的双重身份，还不是独立的文学文本；
二是汉乐府在两汉时期不是主流，文人的主力仍是创作辞赋，所作乐府诗数量极少；
三是不能简单地将汉乐府等同于民歌，不少乐府诗歌虽然采自民间，但已经过知识阶层的雕琢和打磨后，已经是精致化、深加工的文艺作品了。
汉代乐府诗现存270首，具有音乐作品与文学作品的双重身份，它以浓厚的生活气息、生动活泼的想象力、激烈直露的丰富感情、杂言体与五言体的新诗型，成为后世诗歌创作中极为重要的一种特殊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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