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亚当·拉姆齐 (Adam Ramsay);译/安羽扬

译者按:2021年12月16日,自由民主党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候选人海伦·摩根(Helen Morgan)在英国下议院北什罗普选区(North Shropshire constituency)的补选中以极大优势(自民 47%,保守32%)击败了保守党候选人,成为该乡村地区120年以来的首位非保守党籍议员。考虑到该地区属于全英最偏向保守党的选区之一,自由民主党的胜利令许多人感到意外。然而,正是保守党的诸多问题与腐败,导致了这场选举“看似意外”的结局。2021年,英国媒体披露了北什罗普选区的前任保守党议员欧文·派特森(Owen Paterson)的腐败行为,英国下议院的道德操守标准委员会建议针对派特森进行停职调查。在此期间,以鲍里斯·约翰逊为首的多位保守党议员发表抗议,反对停职,并要求整顿道德操守标准委员会,建立新的标准体系。在2021年11月,派特森迫于压力宣布辞职,他的离任触发了该选区的补选。这一事件引发了巨大舆论,此后英国媒体也揭露了多起约翰逊政府的丑闻,矛头直指约翰逊政府的虚伪、无能以及其蔑视规则的行径。派特森的丑闻进而成为了本届保守党政府腐败无能的标志,导致约翰逊政府的公众信誉大幅下降。在补选前夕,本文作者亚当·拉姆齐(Adam Ramsay)以“文化的冲突:为什么英格兰乡村投保守党”(Culture wars: why does rural England vote Tory?)为题,探索了英格兰乡村选区对保守党如此忠诚的原因。)拉姆齐在本文中主要针对英格兰农村中的两类住民,即农民以及非农民,通过经济、文化、历史、政治等角度,以及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对比,得出分析来剖析了英格兰农村的本质,以及其成为保守党“阵地”背后的深层原因。在文章最后,拉姆齐向读者阐述了英格兰农村在今天经历的变化,并简单展望了改变的可能性。

苏格兰公投支持率下降(北什罗普郡补选风波背后)(1)

2021年12月17日,自由民主党的海伦·摩根在英格兰北什罗普郡补选中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

关于自由民主党能否在2021年12月16日的补选中拿下北什罗普郡选区,引发了人们的大量讨论。但更让人感到惊奇的是,保守党仍有保住这个选区的可能。

从被媒体披露在2020年疫情期间举行圣诞派对,到党内存在的严重腐败,约翰逊政府已然是丑闻缠身,而这些丑闻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本选区的离任议员欧文·派特森的可疑行为所引发的。所以,为什么人们还在讨论“保守党是否将会落选”呢?

其中更深层的问题是:为什么英格兰农村会如此偏向保守党呢?

于我而言,我很难不把什罗普郡的北部和我长大的珀斯郡(Perthshire)北部进行比较。首先,就像介绍我的家乡一样,我得不停地向英格兰人解释什罗普郡到底在哪里(从南向北沿走四分之三的英格兰—威尔士边境,右手边就是什罗普郡)。

这两个郡都是典型的英国乡村,他们那极富历史的郡府都分别坐落在英国最为壮观的两条河流:泰河和赛文河边上。这两个郡分别距离他们附近的大城市,爱丁堡和伯明翰,一到两小时的车程。人们可以来回通勤,但称不上是非常方便。此外,两地也被视作通往更偏远地区,苏格兰高地和北威尔士的大门。

诚然,珀斯郡要比什罗普郡更富有一点:前者的人口仅为后者的一半,房价也更便宜一些。但在我印象中,什罗普郡已经是最接近我老家的英格兰郡县了。

但是,什罗普郡的政治立场与珀斯郡完全不同。以伦敦为中心的媒体对此却报道甚少。如果我们希望对英格兰整体的投票方式有更深入的了解,那么我们必须更努力地去理解像什罗普郡这样的地方。

除了自由党(Liberal Party)曾在1904年的一场补选中昙花一现外,自1832年改革法令后(Great Reform Act of 1832),什罗普郡北部在不同形式的选举中都对保守党保持忠诚。在同一时段,自由党在珀斯郡北部的主导地位逐渐减弱,并在上世纪20年代开始让位于保守党;到90年代时,这片地区又转变为由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主导。

在珀斯和金罗斯地方议会区(Perth & Kinross council area),61%的选民在2016年的脱欧公投中选择留欧;而在什罗普郡,56%的选民支持脱欧。自2001年上任以来,珀斯郡北部的下议院议员皮特·威沙特(Pete Wishart)对于从企业税到LGBTQ的权力等问题一直都抱有进步主义观念。与威沙特对应的,是因为丑闻缠身而辞职的欧文·派特森,他的离任引发了什罗普郡的补选。身为保守党议员的派特森支持脱欧、杀獾、反平等婚姻等一系列保守主义主张。

这两个郡的情况并非特例。一般来说,苏格兰乡村在大选中一直都是各党的“必争之地”。两个世纪以来,除主要城市外的选区,一直都是保守党与敌人之间的政治战场。然而,大多数英格兰乡村对保守党的忠诚是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企及的。

简而言之,这种差异导致了为什么英格兰更倾向于选出保守党政府,而苏格兰则倾向于投给左翼政党。毕竟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大城市都更支持进步派,城市与乡村的政治倾向区别不是特例。虽然整个西方世界的乡村普遍都偏向于投给右翼党派,但西班牙、瑞典、挪威和德国一些人口最为稀疏的地区在最近的大选中纷纷为左翼党派投票,没有哪个地方像英格兰乡村那样如此忠于右翼政党。

与农民无关

“这真的很奇怪,不是吗。”北什罗普有机食物种植者苏菲·帕吉特(Sophie Padgett)说道。

在乡村地区,从农场的角度来找寻答案是很自然的选择。她补充道:“我感觉这在很大程度上和你是否是个佃农有关;如果你是个佃农,那你就不得不去干重活。”

帕吉特表示,过去,农场可以被租给几代人;但如今,签订十年合同的情况更为普遍,这使得农民背负上了要尽可能多地从土壤中搜刮资源的压力。这也意味着农民害怕监管。

保守党一直是中产阶级企业主的政党,其中也包括农民。对于一代人来说,保守党代表了对资产剥离和在最大限度下提取资源的大力支持。

不过,这一切不只关于那些不稳定的小型企业。2005年,什罗普郡有将近3000个面积5公顷以下的农场;在15年的农业集约化和农业衰退之后,现在此类农场只剩下400多个。

集约化带来了衰败,“表土的状况一塌糊涂。这可不像是被管理过的土地。”帕吉特说。

但是,亲保守党的农民只是这个故事里的一小部分。在什罗普郡的4个下议院选区中,农场的数量不到4000个,农民、他们的配偶以及其他农场工人加在一起也只有10000人。在上次选举中,保守党从这四个选区一共收获了129000张选票。

顺便一提,除了赫里福德郡(Hereford)和康沃尔郡(Cornwell),什罗普郡拥有全英格兰最大的农业人口。不过,他们从事的农耕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郡内绝大多数的牲口是六百万只鸡。试想一下,电池笼的鸡比牧羊犬试验竞赛(一种检验牧羊犬工作能力的测试)还要多的情景。

在英国,尺寸越来越大的拖拉机和四轮摩托车,加上疯牛病和口蹄疫,推动了农场的集约化和运营自动化。在过去的30年间,农场不断裁员。和珀斯郡一样,在什罗普郡从事医疗保健、零售、商业和教育行业的人口要远多于从事农业的人口;农业、林业和渔业的产值总和仅仅占到什罗普郡经济产值的2.7%。

关于英格兰乡村的浪漫神话数不胜数。但这与现实中经过精心修剪、喷洒过化学药品的田地和高尔夫球场相去甚远;被破坏的表土随风飘散,也带走了本地的工作。

农耕的幻影

这并不代表乡村的神话不重要。农业在英国乡村属于边缘产业,但这并不代表它丧失了自身的文化影响力。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农业占用了大量土地,并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感。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都依赖农业产物。此外,这也与我们的祖先都是农民的事实有关。而且,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直到最近都是如此。“我的父亲就是这么投票的”仍然是很多人选择他们的党派的首要原因。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封建主义的象征与盎格鲁-不列颠民族主义之间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联系。

这种有着千年历史的旧阶级系统,今天依旧残留在珀斯郡。我对此再清楚不过了,因为我就是在这套系统中长大的。我的家族祖祖代代居住在一个苏格兰标准的小庄园内。在1232年,当时的苏格兰国王将这个庄园赐予我的祖先奈斯·拉姆齐(Neis Ramsay)。

我被送到一所由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创立的寄宿学校。他之所以创办这所学校,是为了向苏格兰普及英格兰公共教育。在那里,我学习了高地舞会、野鸡与松鸡射击以及豪华酒会的礼节。我讲话基本都带有英格兰口音,对英式橄榄球的理解也远多于足球。

在珀斯郡的农村地区,残存的封建阶级系统是基于土地拥有权、家族关系和社会习俗之上,而不仅仅和钱与资本相关。回顾一下该县19世纪和20世纪的议员名单,你会发现许多议员拥有双姓,双姓中的连字符体现了他们和旧贵族的联系。实际上,这个郡选出的最有名的下院议员之一就是我的曾曾姑母凯蒂,即第八世阿托尔公爵夫人(Katharine Stewart-Murray, Duchess of Atholl)。

当然,这些议员并不是由彼此选出的。上世纪30年代,凯蒂因抗议保守党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而辞去了她的保守党职务,这导致了一场著名的补选。她丈夫召集了大庄园中的员工们为她投票。阶级系统、敬畏和忠诚塑造了乡村生活,很多人也接受了这样的生活。

这并不奇怪,毕竟,这是一个通过帝国的掠夺来维持自身的统治阶级;他们也因此获得了足够的资本来维持他们的统治。

但是,随着苏格兰乡村封建习俗的衰退,保守党的选票也随之减少。大庄园不再是苏格兰人的主要雇主,苏格兰的有钱人也不再是帝国的赏金猎人:苏格兰人成为了一种边缘的文化传说,激发着人们的好奇心。

当然,仍然有很多人会为保守党投票,他们差点在2017年就拿下了珀斯郡选区。但贵族的文化吸引力已经不复存在。几乎没有人还相信我们这样的人应该再次掌权,真的是谢天谢地。

那么,为什么这一切没有在英格兰发生呢?

也许,部分原因是因为在英格兰更为肥沃的平原上的那些统治阶级要更为富有,并且他们能够在世代更迭之间,把持住自己的财富和权力。

阶级,权力和身份

2014年,派特森的妻子罗斯(Rose Paterson),安特里赛马场(Aintree racecourse)的掌门,被任命为什罗普郡副统监(deputy lord lieutenant),成为了女王在什罗普郡的一个代表。

她的弟弟,第五世里德利子爵马特·里德(Matthew White Ridley, 5th Viscount Ridley)是保守党上议院议员,《泰晤士报》的定期撰稿人,著名的气候变化否定者,以及诺森比亚庄园(该庄园包含了英格兰最大的露天煤矿)的主人。当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在2007至20008年因金融危机倒闭之前,他还是北岩的董事长。他们的舅舅尼古拉斯 (Nicholas Ridley)是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内阁的重要成员,而他们的祖先早在18世纪就是保守党议员。

这些关系带来了硬性的政治权力,他们能够获得关于如何赢得提名和席位的信息与建议,并与各种有权有势的人物建立关系。拥有诺福克古瑞星城堡的霍华德男爵夫妇(Lord and Lady Howard of Rising) 赞助了派特森的早期政治生涯。

相较于欧洲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试图通过革命来推翻几个世纪以来的贵族权力,英格兰早在17世纪60年代就曾进行了革命尝试,但最后以失败告终。英格兰的统治阶级通过帝国主义的成功,得以向资本主义世界过渡。直到今天,近三成的英格兰土地依旧是由贵族持有的。

在英国乡村,聚集在统治阶级周围的一些文化机构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打猎、射击等英国乡村文化活动在今天依然很常见。”帕吉特说道。

这不仅仅是有钱人的游戏,工人阶级也“会负责声东击西”,她补充说,这指的是工人们会在树林中行走,把野鸡赶向那些持枪的有钱人。

“这就是文化影响力,归结到最后就是一种身份认同感。”帕吉特说。这种认同感建立在强烈的阶级划分之上,塑造了人们认识彼此的方式,让富人们之间形成了友谊集团,进而成为他们权力的基石。身份和认同感也作为过滤器,过滤出人们了解世界的方法。

珀斯郡也存在这样的系统。实际上,土地拥有权在苏格兰更加常见。然而,尽管在很多事情上苏格兰人并不比英格兰人更加进步,但苏格兰人完全没有对君主制的痴迷,或对上等人抱有隐晦的尊重。

1745年的詹姆斯党起义(Jacobite uprising)失败所残留的浪漫记忆,让苏格兰人无法像英格兰人那样,与温莎王室和其他当代的英格兰君主制概念建立联系。十八、十九世纪的高地清洗(Highland clearances)使得苏格兰乡村的地主通常被看作坏人,而非国家精神的象征。苏格兰人更倾向于逃避对帝国的指责,而不是去称赞它的辉煌。

盎格鲁-不列颠民族主义的中心就是君主制。如果说法兰西民族主义与他们传奇般的革命有关,那么不列颠的道德就建立在阶级制度之上,这一制度将温莎家族置于权力的最高处,确立了世袭权力就是爱国的思想。上等人被认为是严肃的、明智的、有“首相气质的”,理应进入西敏寺掌权。

汽车文化和不断增长的通勤地带

虽然英格兰乡村让人感到一成不变,但实际上,乡村正在飞速变化着。在他1973年的《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一书中,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通过文学的视角分析了英格兰人对两者看法的转变。他在书中写道:“在英国,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具体历史,以及他们直接的联系都是由资本主义决定的。”

苏格兰公投支持率下降(北什罗普郡补选风波背后)(2)

在英格兰,这意味着导致贫农消失的圈地运动,使得英格兰的乡村更像是被包围的郊区的衍生。这也意味着在乡间建造精心规划的景观;包括巨大的乡间房屋和连绵起伏的庄园。对于这种人造的风景,威廉斯写道:“站在任何一个地方,望向这片土地。看看那些即使至今依旧在生产的田野,溪流和树林。以劳动的视角来观察这些景观,我们应该思考,资产阶级要通过多么长时间的系统性剥削,才能在这么大的规模上建造出那么多的房子。”

如果说土地是通过圈地运动掠夺而来的,那么劳动力则是通过帝国主义式的掠夺而得来。英格兰那精心规划的,由园林师斯洛特·布朗(Lancelot “Capability” Brown)和约翰·康斯特勃(John Constable)创作的景观,是殖民主义经久不衰的遗产,它也不断地提醒着我们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赢家。

如今,这些景观在路上十分常见。现代资本主义通过房价和汽车文化,与乡村建立联系。

全球化和农业自动化的结合将越来越多人赶出了农业,交通系统的革命则让城市中的工作者来到乡下。在过去几十年里,通勤者已经取代农民成为大部分英格兰乡野地区的住民。

疫情之前,有35000名什罗普郡的居民在郡外工作,他们基本都开车通勤,主要前往伯明翰或曼彻斯特等地。总体来讲,他们也比留在郡内工作的人赚得更多。

许多英格兰乡下现在就是像伦敦、布里斯托尔、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谢菲尔德、诺丁汉、伯茨茅斯、南安普敦和提赛德等大城市的卫星城。

伦敦周边的几个富裕地区都投票给保守党(因为那是老板和房东住的地方),什罗普郡给那些西米德兰的有钱人提供了远离都市的乌托邦。这就像是现实版的“柴郡贵妇”(Real Housewives of Cheshire),但这次主人公们是伯明翰人,而不是曼城人。

这些人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赢家;他们被花园石墙、不透视的汽车挡风玻璃和成堆的财富保护着,使他们隔绝人类的脆弱。他们带来了英格兰农村的浪漫主义传奇,但你可别指望他们会因为在冬天的冻土上劳动而弄脏他们的手。

如果你去看看那些真正偏远的地区,而不是远郊,你会发现保守党在那里并没有得到牢固的支持。自由民主党在康沃尔选区非常有竞争力,并在数年间保住了北诺福克(North Norfolk)和半个坎布里亚地区。尽管保守党有可能拿下珀斯郡,但他们在西部群岛(Na h-Eileanan an Iar)毫无胜算。

另外,来到这些地方生活的不仅仅是那些中年富人和他们的小孩。越来越多像什罗普郡这样的地方成为了退休村,随之带来的,是有足够资产的退休人群。这些人的财富并不是通过劳动得来的,他们依靠的是自己拥有的土地和房产的价值。

自1995年以来,英国的净资产增加了三倍多,这意味着平均每个人手中多了近十万英镑。其中四分之三的资产翻倍来源于房价的上涨。正如openDemocracy的劳里·麦克法兰(Laurie Macfarlane)所指出的那样:“仅仅二十年时间里,英国土地的市价就增加了三倍,带来了折合约四千亿英镑的财富增长。房价上涨,以及英国的财富增长,这些形象背后的驱动力是迅速攀升的土地价格。”

对那些拥有房产的人来说,这就是不劳而获的财富。在英国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中,数亿英镑被人们拿去度假、买车或购买出租用房。

当然,这些钱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们来自那一长串需要加倍工作才能买的起房的穷人和年轻人。但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城市,因为他们在那里更容易找到工作。

靠别人劳动致富的人,可能会支持一个为他们提供便利的政府,这并不奇怪。但我认为,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也很有帮助。

不列颠式讨价还价

当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攻击撒切尔以“抄家底”式的方法来治理国家时,他是想要批判这样的治理策略。然而,在一代人之后,这成为了全英国痴迷的行为,甚至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电视节目类型。

今年早些时候,有一集“巡回鉴宝”(Antiques Roadshow)获得了470万播放量,超过了BBC奥运转播收视率,成为了头条新闻。与美国的精彩节目“粉雄救兵”(Queer Eye)对应的英国版节目是“修理店”(The Repair Shop),只不过“修理店”不修人,只修理人们的传家宝。据悉,在英国,大约10%的民众都看过这个节目。

古董交易秀“讨价还价”(Bargain Hunt) 比“神秘博士”(Dr Who)更受欢迎, 而“赝品或珍品?”(Fake or Fortune)、“金钱无用”(Money for Nothing),“旧货猎人” (Salvage Hunters) , “古董公路之旅”(Antiques Road Trip)和恰如其名的“卖掉它!”(Flog It!)等节目每天都能吸引到一大批退休人员观看,他们会去阁楼上,寻找去世的亲戚可能留下的宝藏。

没有哪个人类社会像今天的英国一样,如此痴迷于兜售自己过去的辉煌历史,这也难怪,作为一个国家而言,英国极少出产财富。现在英国正在贩卖帝国日益减少的资产,无论是有形的小饰品,进入避税港的机会、公立学校的教育,甚至是为洗钱的人提供好名声。

因此,社会上那一大群人,特别是那些身处乡村地区的老年白人(他们与自己的资产财富联系更为紧密),如此为过去辩护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任何太过政治正确的事情都会适得其反,遭到抵制”,佩吉特告诉我,“任何带点‘觉醒主义’的东西都会被抵制”。

因此,当新的保守党常识小组(Common Sense Group)反复强调英国那光荣的塑像,国旗和历史时,我们应该在这样的背景下去看待他们的行为。

在城市里,人们常常与来自不同国家、种族,或文化背景的人相遇,人与人往往会喜欢上彼此,并以更加包容的眼光来看待和谈论这个世界,因为归根结底,大多数人都是好人。

但像什罗普郡这样的乡村地带则颇为单调。“什罗普郡并不多元,”佩吉特说:“你在这里看不见各种种族的人。你也看不出来为什么像‘黑命攸关’这样的运动会与人们有关。”

不过,也许现在这一切正在改变。在过去一年里,北什罗普郡的房价上涨了12%,而全英国的房价涨幅为8%,尽管那里的房价依旧比全国平均水平略低一点。疫情,以及居家工作的增加让更多有了孩子的千禧一代搬出城市,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空间。这代人不像他们的父辈和祖辈,他们没有在充满帝国和战争的回忆中长大。当他们搬入乡村以后,他们将会带来新的政治观念和价值观。

在去年的地方选举中,工党和绿党在从牛津郡到萨福克郡(Suffolk)的乡村地区夺下了几个议会席位,这些席位曾被认为是保守党在地方议会中的安全席位。我并没有对此感到惊讶,我过去住在牛津城;这几年以来,我有许多朋友因为住不起房子以及孩子出生而搬出了这座城市。

英格兰的农村并非永远是保守党的天下。

苏格兰民族党通过组织集镇和工厂镇的工人阶级选民,领导反对削减预算的运动,甚至敲开最偏远地区的门,从保守党手中夺下了珀斯郡北部。

自由民主党有可能拿下这场补选。但如果它希望能撼动保守党在英格兰农村的地位,光凭在全国性丑闻的背景下赢一场补选还远远不够。

【本文原载于opendemocracy,作者亚当·拉姆齐(Adam Ramsay)是苏格兰绿党(Scottish Green Party)成员、苏格兰之声(Voices for Scotland)董事会成员、经济变革小组(Economic Change Unit)顾问委员会成员以及《声音》(Soundings)杂志成员。】

责任编辑:龚思量

校对: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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