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新现实主义
一种激进的思想
在本书中，我将阐述一种激进的思想。
长期以来，这种思想始终让统治者感到紧张。这种思想被宗教和意识形态所否定，被新闻媒体所忽视，并且被刻意地从世界历史的编年史上抹去。
与此同时，这种思想在事实上得到了所有科学分支的背书。这种思想，早就被演化所证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反复确认。这种思想也是人性中所固有的——固有的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它经常被忽视，甚至被忽略。
如果我们能够鼓起勇气更加认真地对待它，那么这种思想可能会引发一场革命。它会让我们这个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一旦你掌握了它真正的含义，它就像一种能够令人精神错乱的药物一样，确保你永远不会再以同样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
那么这种激进的思想到底是指什么呢？归根结底就一句话：绝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实际上都是相当正派的。
我不知道，还有谁能比荷兰格罗宁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的社会心理学教授汤姆·波斯特姆斯（Tom Postmes）更好地解释这个观点。多年来，他一直在问学生同一个问题。
试着想象一下，有一架飞机失事紧急降落，着陆后断成了三截。机舱里浓烟滚滚，飞机上的每个人都意识到：必须离开这里。那么接下来将会发生些什么呢？
在A星球上，乘客们纷纷询问邻座的人有没有受伤。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第一时间被救出了飞机。人们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去救助他人，哪怕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人。
在B星球上，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各自匆忙逃离。于是恐慌爆发，出现了推搡和踩踏现象。一些儿童、老人和残疾人被踩在了脚下。
现在的问题是：人类今天生活在哪个星球上？
“根据我的估计，大约有97%的人认为我们生活在B星球上，”波斯特姆斯教授说，“然而真正的事实是，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都生活在A星球上。”1
这跟你向谁提出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富人还是穷人、没受过教育的人还是博学的人——他们在下判断时都犯了完全一样的错误。“他们就是不知道正确的答案。大一新生、大三学生和研究生不知道，专业人士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知道，甚至急救人员也不知道，”波斯特姆斯对此感叹不已，“而且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对这个方面的研究。事实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就已经获悉相关信息了。”
在A星球上，即便发生了历史上最深重的那种灾难也不会对人们的处事方式有太大的影响，比如“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如果你看过《泰坦尼克号》这部电影，你可能会认为船上所有的人都被恐慌蒙蔽了双眼（除弦乐四重奏小组之外）。然而，事实上，“泰坦尼克号”的疏散行动是相当有序的。一位目击者后来回忆道：“那里完全没有任何恐慌或歇斯底里的迹象，没有人满怀恐惧地呼救，也没有人来来回回地盲目奔跑。”2
或者，再以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为例。当纽约世贸双子塔燃烧起来后，成千上万的人平静有序地走下了楼梯，即便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生命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他们还是把路让给了消防人员和受伤者。“人们实际上是在说‘不，不，请您先走’，”一名幸存者后来回忆道，“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在这样的时刻，人们竟然还是会说‘不，不，请您先走’。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3
人类历史上有一个经久不衰的神话，它说，人类是天生自私、好斗的，而且很容易惊慌失措。荷兰生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喜欢把这种说法称为“饰面理论”（veneer theory），也就是说，人类文明只不过是一层薄薄的“饰面”，一旦受到一丁点儿的冲击就会被撕裂。4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当危机来临时，当炸弹来袭或洪水泛滥时，人类才会成为最好的自己。
2005年8月29日，卡特里娜飓风横扫新奥尔良。原本用来保护城市的大堤和防洪堤转眼之间就被完全摧毁了。暴风雨过后，受灾地区80%的房屋都被淹了，至少有1 836人在这次灾难性事故中丧生。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之一。
在整整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报纸上充斥着关于新奥尔良各地发生强奸和枪击事件的新闻。...
新奥尔良市警察局局长声称，这座城市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也表示了同样的担心。“最让我愤怒的是，”她说，“像这样的灾难往往会暴露出人性中最丑陋的一面。”6
这个结论就像病毒一样四处扩散开来。在英国《卫报》上，曾经备受推崇的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发文阐述了许多人的想法。他这样写道：“当灾难剥夺了人类维持有组织的文明生活所需的必需品——食物、住所、饮用水、最低限度的个人安全，短短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会回到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这是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少数人变成了临时性天使，大多数人则变回了猿类动物。”
再一次，所有的一切都被归结为饰面理论。加顿·艾什声称，新奥尔良已经在“我们所站立的薄薄地壳之上（这层地壳里面包裹着沸腾的天然岩浆，其中也包括人类的天性）”打开了一个小洞。7
直到几个月后，当记者们离开现场，当洪水彻底消退，当专栏作家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其他的事件之后，研究人员才开始逐步发现新奥尔良在灾难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是说那里发生过枪击吗？那只是听起来像枪声，其实是一只油箱上的安全阀爆裂时发出的声音。在超级穹顶内，确实有六个人不幸离世，但是都与暴力无关：四个人是自然死亡，一个人是服药过量而死，还有一个人是自杀身亡。那个警察局局长后来也承认，他找不到任何关于强奸或谋杀的官方报告。诚然，强抢商店的事件确实曾经发生过，但那都是一些求生小组为了维持成员的生存而干的，在某些时候，这些小组甚至是与警察合作进行这样的活动的。8
特拉华大学灾害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得出了如下结论：“绝大多数的紧急行动在本质上是亲社会的。”9一支名副其实的“无敌舰队”从遥远的得克萨斯州赶来，把许多人从不断上涨的洪水中拯救出来。数百个平民组成了多支救援小队，其中最著名的包括自封为“罗宾汉掠夺者”的一支救援队——它是一个由11位亲朋好友组成的小组，小组成员四处采购食物、衣服和药品，然后把它们分发给需要的人。10
简而言之，卡特里娜飓风并没有导致新奥尔良遍布自私自利和无政府主义。相反，它使得这座城市充满了勇气和爱心。
卡特里娜飓风也证实了关于人类将如何应对灾难的一系列真知灼见。特拉华大学灾害研究中心自1963年以来完成的近700次实地调查研究表明，与我们通常在电影、电视剧中看到的情况相反，灾难来临时从来不曾引发真正意义上的大骚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并不适合于所有人。通常来说，在灾难期间，严重的罪行——谋杀、入室盗窃、强奸，反而减少了。人们并没有因震惊而失去思考能力。相反，他们通常都能够保持冷静，并且迅速采取行动。“所谓的‘打砸抢’，无论其严重程度如何，”一位灾害研究人员指出，“与体现在商品和服务的分享以及大量捐赠等义举上的利他主义的广泛传播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11
大灾难激发出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据我所知，没有任何其他社会学研究结论，在得到如此多的确凿证据的支持之后，还是如此轻率地遭到了完全的忽视。媒体灌输给我们的信息与灾难来袭时所发生的实际情况完全相反。
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新奥尔良发生的情况。恰恰是那些持续不断地出现的谣言，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
由于不愿冒险进入这座“未设防”的城市，应急救援人员行动迟缓，不得不出动国民警卫队。在最紧张的时刻，大约有72 000名士兵来到新奥尔良。“这些士兵很懂得如何开枪和杀人，”路易斯安那州州长说，“而且我想他们真的会这样做。”12
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在新奥尔良市东部的丹济各桥上，警察向六名手无寸铁的无辜的非裔美国人开枪，杀死了一名17岁的男孩和一名40岁的智障人士（涉案人员当中，有五个后来被判处了长期监禁）。13
诚然，新奥尔良的灾难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无论是什么灾难，当灾难发生时，情况总是相差无几。当灾难突然降临时，人们总会自发地进行合作应对；而政府当局却往往惊慌失措，引发第二波灾难。
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在其2009年出版的《地狱里的天堂》（A Paradise Built in Hell）一书中对卡特里娜飓风造成的后果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她在书中这样写道：“我个人的印象是，精英阶层的恐慌来自那些总是习惯于以己度人的有权势的人。”14独裁者、暴君、统治者和将军——他们太习惯于通过暴力手段去阻止各种各样的只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混乱无序的情况了，因为他们认为普通人和他们一样，都是完全被私利所支配的。
安慰剂效应
1999年夏天，在比利时小镇伯纳姆的一所小学里，9个孩子患上了一种神秘的疾病。他们那天早上来学校时身体都好好的，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吃了午饭后，他们都发病了——头痛、反胃、心悸。为了找出原因，老师们绞尽脑汁，最后所能想到的只是这9个孩子都在休息时喝了可口可乐。
记者们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在可口可乐总部，电话也开始响起来。当天晚上，可口可乐公司就发布了一份新闻稿，宣布该公司已经召回了比利时商店货架上的数百万瓶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公司的一位女性发言人说：“我们正在努力调查，希望在未来几天内能够给出一个肯定的答复。”15
但是一切都为时已晚了。这些病症很快在比利时蔓延开来，并且穿越边境进入了法国。无数苍白无力的孩子被救护车匆匆送走。几天之内，可口可乐公司的所有产品都受到了怀疑。芬达、雪碧、雀巢冰爽茶、水动乐……它们似乎都对孩子们的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可口可乐事件”是该公司在100多年的历史上遭受的最严重的财务危机之一，这个事件迫使该公司在比利时召回了1 700万箱软饮料，并销毁了所有库存。16最终，可口可乐公司的损失超过了2亿美元。17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几个星期后，毒理学家发表了他们的检验报告。在对可口可乐公司的产品进行检测之后，他们发现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没有农药，没有病原体，没有有毒金属，什么都没有。他们还对数百名患者的血样和尿样进行了检测，结果又发现了什么呢？仍然是一无所获。科学家们无法找到导致这些严重症状的任何单一化学原因，而那时记录在案的患病男童和女童已经超过了1 000名。
“那些孩子真的得了病，这是毫无疑问的，”一名研究人员说，“但并不是可口可乐导致他们生病的。”18
“可口可乐事件”引出了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
真相到底是什么？
有些事情，不管你相信与否，它们就是那样的。水在100℃时会沸腾；吸烟有害健康；肯尼迪总统于1963年11月22日在达拉斯遇刺身亡。
另外一些事情则不然。如果我们相信这些事情真实存在，那么这些事情就有可能成真。我们的信念会演变成为社会学家所称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你预测某家银行将会破产，并说服许多人从该银行取出存款，那么，毫无疑问，这家银行真的会破产。
或者，再让我们来看看服用安慰剂的效果吧。如果你的医生给你开了一种“药”，并告诉你说它能治愈你的病痛，那么有可能服用之后你会感觉自己好了很多。使用安慰剂时越“郑重其事”，这种可能性就越大。总的来说，以注射或输液的形式使用安慰剂，要比药丸更加有效。在历史上，甚至放血也能达到这种效果——不是因为中世纪医学已经很先进了，而是因为有些人相信某种激烈的方式一定会有相应的效果。
那么“终极安慰剂”是什么呢？是手术！穿上白大褂，让病人全身麻醉，然后你什么都不用做——只需放松一下，给自己冲杯咖啡，等到病人苏醒后，你告诉他们手术很成功就行了。《英国医学杂志》（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发表过一篇很全面的综述，对真正的外科手术（仅针对背痛和胃灼热等病情）与这类“安慰剂”手术做了对比，结果表明，所有病例中有75%的“安慰剂”手术都起到了效果，其中有一半甚至与真正的手术达到了一样的效果。19
但是，反之亦然。
让你吃一片“药”，然后告诉你它会让你生病，结果很有可能你真的会生病。如果一位医生警告自己的病人某种药物有严重的副作用，那么他的病人可能真的会感受到这些副作用。出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所谓的反安慰剂效应不可能得到广泛的检验，因为说服健康的人主动染病会涉及一个非常敏感的道德问题。尽管如此，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反安慰剂效应还是非常强大的。
这也正是比利时的卫生官员在1999年夏天得出的结论。也许真的有那么一两瓶可口可乐出了什么问题，刚好有一两个孩子喝了，结果生了病。谁说得准呢？但是除此之外，科学家们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让数百名儿童中招的，是一种群体心理疾病。简而言之，这种病是他们自己癔想出来的。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受害者都在假装生病。那1 000多名儿童确实出现了呕吐、发烧和头晕的症状。如果你确信某件事会发生，那么它就真的会变成现实。如果说我们可以从反安慰剂效应中得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观念绝不仅仅是观念。我们相信自己是什么人，我们就会成为什么人。我们能够心想事成，我们能够预料成真。
现在，也许你能明白我的意思了：我们对人性的悲观看法也是一种反安慰剂。
如果我们认为大多数人都不值得信任，那我们就会相互防范，如此一来，就会导致大家相互伤害。很少有思想能够像我们对他人的看法那样强有力地塑造世界。因为最终，你会得到你自己预期能够得到的。如果我们想要解决当前这个时代面临的各种重大挑战——从全球变暖到我们越来越不相互信任，那么我认为我们需要从改变对人性的看法开始。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并不是对人性当中最基本的美德的说教。很显然，人类并不是天使。我们是复杂的生物，有好的一面，也有不那么好的一面。问题在于我们要诉诸哪一边。
我的论点可以简单归结如下：当战争爆发、危机来袭时，我们犹如生活在无人居住的荒岛上的孩子，天生地有强烈的偏向好的一面的倾向。我将提出非常多的科学证据，证明对人性持有更积极的看法是多么现实。与此同时，我相信，如果我们开始相信它，那么它就可能会变得更加现实。
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个来源无从考证的寓言。它蕴含了一个我向来相信的简单而深刻的真理：
一位老人对他的孙子说：“我的内心正在发生着一场争斗。这是两头狼之间的可怕争斗。一头是邪恶、易怒、贪婪、爱嫉妒、傲慢和卑怯的。另一头则是善良、平和、有爱心、谦虚、慷慨、诚实并值得信赖的。这两头狼也同时盘踞在你的内心深处——不仅是你，任何人的内心深处都盘踞着这两头狼。”
想了一会儿后，男孩问道：“那么，哪头狼会赢呢？”
老人笑了：“你喂养的那头。”
为什么会相信人性本恶
在过去的几年里，每当我告诉别人我正在写这样一本书的时候，他们就会扬起眉毛，表现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一位德国出版商直接拒绝了我出书的想法。她说，德国人不相信人性本善。“巴黎知识分子”的一个会员则向我信誓旦旦地说，法国人需要的是强有力的政府之手。当我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后在美国做巡回演讲时，不管何时何地都有人问我是不是脑子有点转不过弯来：“大部分人都是相当正派的吗？你到底有没有打开电视看过新闻呢？”
不久之前，两位美国心理学家通过一项研究再次证明，人们大多顽固地坚持认为自己拥有自私的个性。研究人员向参加实验的被试展示了好几个展现其他人在做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好事的情境。但是那些被试发现了什么呢？他们认为那些人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才做那些事的。基本上，我们都被训练成了只能看到到处都是自私自利之举的人。看到有人帮助老人过马路了吗？这是在作秀。看到有人送钱给无家可归者了吗？他肯定是想让自己感觉好过一点。
即便在研究人员向被试展示陌生人拾金不昧的确凿数据，或者告诉他们绝大多数人并不会欺骗或偷窃确属事实之后，大部分被试也没有从更积极的角度去看待人性。“相反，”这些心理学家无奈地写道，“他们认为，表面上看起来无私的行为终究是自私的。”20
这种“愤世嫉俗论”其实是一种万物理论。是的，愤世嫉俗论者永远都是对的。
不过，现在你可能会想：“等一下，我可不是这样被熏陶长大的。在我的故乡，人们彼此互相信任，互相帮助，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你是对的，就拿我们平常密切接触的人来说，人们很容易认为他们都是正派人士。人们都会偏爱自己的家人、朋友、邻居和同事。
但是，当我们把目光移向其他人时，怀疑很快就会占据上风。以“世界价值观调查”为例，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近100个国家的社会科学家组成的调查组进行的一项大型民意调查。它的一个标准问题是：“一般来说，你是认为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还是认为你在与人打交道时需要非常小心？”
结果相当令人沮丧。几乎在所有国家，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人是不可信的。即便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这样的老牌民主国家，绝大多数人对他们的同胞也持有这种悲观看法。21
长期以来，一个令我着迷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对人性持有如此负面的看法。我们能够本能地相信周围的人，但是为什么在转而讨论作为一个整体的其他人时，我们的态度会发生这种变化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法律法规、这么多的企业和机构都是以人们不值得信任为出发点的呢？为什么当科学研究不断地告诉我们，人类确实生活在A星球上时，我们却还是坚持认为自己生活在B星球上呢？
是因为缺乏教育吗？当然不是。在本书中，我将介绍几十位知识渊博的学者的观点，他们都是“道德败坏论”的坚定信徒。是因为政治信仰吗？当然也不是。相当一部分信教人士把人类深陷于罪恶的泥沼中作为他们忠实的人生信条。许多资本家认为我们都是受自身利益驱使的。许多环保主义者把人类看作地球上最具毁灭性的瘟疫源头。观念万千，众说纷纭，但是唯有关于人类天性的观点是始终如一的。
这让我感到疑惑不解。为什么我们总是认为人性是坏的呢？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相信人性是邪恶的呢？
试想一下一种特殊的新药上市时的情况。它很容易让人成瘾，而且很快每个人都成瘾了。科学家进行了调查研究，很快就得出了结论（用科学家的话来说）：这种药物会引起“焦虑、情绪低落、习得性无助、蔑视和对他人的敌意，以及脱敏的误解”。22
那么，我们会“服用”这种药物吗？你会允许自己的孩子去尝试这种药物吗？政府会让它合法化吗？对于以上所有问题，答案其实都是肯定的。因为我们正在讨论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一种成瘾药物。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服用”这种药物，它还得到了大量的政府补贴，并且被大规模地分发给我们的孩子“服用”。
这种药物就是新闻。
我们从小就相信新闻对自己的个人发展有利。作为一名合格的公民，早上读报、晚上看新闻是你的职责。我们关注的新闻越多，我们的信息就越灵通，我们的民主政治就越健康。
许多父母到今天仍然在这样教育他们的孩子，但是科学家正在得出一些截然不同的结论。数十项研究的结果表明，新闻是一种危害精神健康的有害品。23
这个领域最早的开拓者是乔治·格布纳（George Gerbner），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格布纳还创造了一个术语来描述他所发现的现象——“卑鄙世界综合征”（mean world syndrome）。这种“疾病”的临床表现是玩世不恭、愤世嫉俗、悲观厌世。关注新闻的人更有可能同意“大多数人只关心自己”这样的说法。他们也经常认为，个人对改变世界无能为力。他们还更有可能感到压力过大和沮丧。
在几年前的一项研究中，来自30个不同国家的受访者都被问及同一个简单的问题：“总的来说，你认为世界是在变好，还是在原地踏步，抑或是在变坏？”在每一个国家，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加拿大，在墨西哥或是在匈牙利，绝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了。24当然现实恰恰相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极端贫困率、战争受害者、儿童死亡率、犯罪、饥荒、童工、自然灾害中的死亡人数，以及飞机失事的数量都在大幅下降。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史以来最富有、最安全、最健康的时代。
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新闻总是特别关注异常情况。一个事件越异常——无论是恐怖袭击、暴力叛乱还是自然灾害，它的新闻价值就越大。你永远不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头条：今天与昨天相比，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数下降了13.7万；尽管这种报道是准确的——在过去的20年里，每天都至少有这个数量的人摆脱极端贫困。25同样，你永远也不会看到有哪位记者会这样进行现场直播：“我现在正站在纽约的锡拉丘兹，今天这儿仍然没有任何战争的迹象。”
几年前，一个由荷兰社会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对媒体如何报道坠机事故进行了专题研究。他们发现，从1991年到2005年，坠机事故的数量一直在持续下降，但是媒体对这类事故的关注度却在持续上升。导致的结果正如你所预料的：人们越来越害怕乘坐这些越来越安全的飞机。26
在另一项研究中，一个由媒体研究人员所组成的研究小组创建了一个包含400多万条有关移民、犯罪和恐怖主义新闻的数据库，以确定是否存在某种特定的模式。结果他们发现，在移民争端或暴力案件不断减少的那些年，报纸对这类事件的报道却更多了。因此，他们给出的结论是，“新闻和现实之间似乎没有相关性，有时甚至还存在负相关”。27
当然，我这里所说的新闻并不是指新闻工作者的所有产品。许多新闻工作者的努力，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我在这里说的这类新闻——对最近发生的、偶然性的、轰动性的事件进行报道的新闻，才是人们生活中最常见的。西方国家80%的成年人每天都看新闻。平均来说，我们每天会花一个小时看新闻，如果把一生中看新闻的时间都加起来，总时长接近三年。28
为什么人类如此容易受到悲惨、消沉、无望的新闻的影响呢？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心理学家所说的负面偏差（negativity bias）：我们对坏的东西比对好的东西更加敏感。回想一下，在狩猎采集时代，人类被蜘蛛或蛇惊吓一百次，总比被它们惊吓一次（被它们咬死）要好。太多次惊吓不会要了你的命，惊吓次数太少反倒会杀死你。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还受可得性偏差（availability bias）所累。如果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回忆起某个给定的事例，我们就会倾向于认为这类事件是比较普遍的。我们每天都被飞机失事、绑架儿童和恐怖分子取人首级之类的令人惊怖的故事所轰炸——这些事件也往往更容易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因此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已经被扭曲了。正如黎巴嫩统计学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以一种尽可能平淡的语气轻描淡写地指出的那样，“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理性来面对媒体”。29
在当今这个数字时代，我们时刻都在被“投喂”各种消息，而且它们一直在变得越来越极端。在过去，记者们不太了解他们的读者，他们是为大众写作的。但是在今天，Facebook、Twitter和谷歌背后的写手都非常了解你。他们知道什么会让你震惊、什么会让你恐惧。他们也知道什么会让你心动。他们知道如何操纵新闻以“摄取”你的注意力，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为你提供最赚钱的个性化广告服务。
当今社会这种媒体的狂暴，无异于是对世俗生活的攻击。说实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是可预见的，要形容它，无非就两点：还好，但是有些沉闷无聊。虽然我们更喜欢在沉闷无聊的生活中拥有好的邻居（谢天谢地，大多数邻居都能当得起这个“好”字），但是“沉闷无聊”吸引不了你的关注，仅仅是“还好”也卖不了广告。因此，硅谷不断向我们抛出更多耸人听闻的“钓鱼新闻”，正如一位瑞士小说家曾经以打趣的形式指出的那样，他们深知“新闻之于思想，犹如糖之于身体”。30
几年前，我决定做出一些改变。早餐时，我不再观看电视新闻或翻看手机。从那时起，我决定开始多读一些书，可以是关于历史的、心理学的，也可以是关于哲学的。
很快，我就在书中发现了一些熟悉的东西。大多数书也是关于异常情况的。最畅销的历史类图书总是与灾难和不幸、暴政和压迫有关。第一主题是战争，第二主题还是战争，第三主题也还是战争，偶有不同也只是在战争上加了点佐料而已。如果说真有那么一本历史书不是关于战争的，那也只是关于历史学家们所说的“interbellum”的书，即关于两次战争之间的事件的书。
而且，即便是在科学研究领域，“人性本恶”的观点也盛行了几十年。如果你要查阅有关人性的书籍，你会发现诸如《雄性暴力》（Demonic Males）、《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和《隔壁的凶手》（The Murderer Next Door）之类的书。长期以来，生物学家都把演化论假定为一种最悲观的理论，即便某种动物表现出友善的行为，它也会被框定为是自私的。亲情是什么？只不过是裙带关系！猴子分香蕉吃意味着什么？一只猴子被另一只想吃白食的猴子利用了！31正如一位美国生物学家的讽刺：“所谓的合作只不过是机会主义和剥削的混合物……给一个‘利他主义者’挠痒，就会看到一个‘伪君子’出血。”32
那么在经济学领域又怎么样呢？几乎完全没有什么两样。经济学家把人类这个物种定义为“理性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就像一个自私、精于算计的机器人那样总是专注于个人利益。基于这个关于人性的概念，经济学家构建起了一座理论和模型的大教堂，最终为大量的立法提供了依据。
然而，根本没有多少人认真研究过“理性经济人”是否真的存在。事实上，我们可以说直到2000年，这方面的研究才刚起步。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和他的研究小组走访了五大洲12个国家的15个社区，对农民、游牧民、狩猎采集者等的人性进行了检验。他们的目的是找到几十年来一直指导着经济学理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原始依据。然而结果一无所获。每一次实验的结果都表明，与“理性经济人”假设相比，人类都更正派、更善良。33
在发表了一篇极具影响力的研究论文之后，亨里奇继续围绕这个神话般的假说进行探究（如此之多的经济学家都是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最终，亨里奇找到了“理性经济人”的本体，虽然“人”这个词在这里显得不太恰当。亨里奇的探究结果表明，“理性经济人”原来不是人类，而是黑猩猩。“在一些简单的实验中，用‘理性经济人’模型的典型假设去预测黑猩猩的行为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亨里奇冷冷地写道，“所以，所有的理论工作并不是徒劳无功的，只不过完全用在了错误的物种身上。”34
这个结论简直令人哭笑不得。而且，更加令人笑不出来的是，几十年来，这种人性悲观论一直在发挥着反安慰剂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4)试图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把人类视作纯粹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会对他的学生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于是，他要求学生完成一系列任务，以衡量他们的慷慨程度。结果表明，学生学习经济学的时间越长，他们就变得越自私。弗兰克总结道：“我们教什么，他们就成了什么。”35
人类天生是自私的，这个信条在西方的正典中有着近乎神圣的传统。尽管关于人类文明，伟大的思想家，如修昔底德、奥古斯丁、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埃德蒙·伯克、边沁、尼采、弗洛伊德，以及美国的国父们，都有自己的理论，但是他们都认为我们生活在B星球上。
这种愤世嫉俗的观点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开始广泛流传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最早的历史学家之一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就能够窥见一二。在描述公元前427年希腊科西拉岛爆发的内战时，修昔底德这样写道：“在文明生活的常规变得一片混乱之后，哪怕法律仍然存在，人类的天性还是会骄傲地现出其本来面目，即随时都有可能作奸犯科。”36这也就是说，人类会像野兽那样恣意妄为。
一种类似的消极观点也从很早的时期就渗透到了基督教中。伟大的神父奥古斯丁在普及人类生而有罪的观点方面居功至伟。“没有人是无罪的，”他这样写道，“即便是一个婴儿，即便在世的日子只有一天。”37
在宗教改革时期，当新教徒与罗马天主教教会决裂时，原罪的概念仍然很流行。根据神学家和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的说法，“我们的天性不仅毫不善良且无力向善，而且不遗余力地结出了各种各样的邪恶之果”。这个信念后来被编入了《海德堡要理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等主要的新教教义中，它告诉我们，人类“完全不能做任何好事，并总是倾向于作恶”。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不仅传统的基督教，即便是把理性置于信仰之上的启蒙运动，也将“人性本恶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根基。东正教信徒确信人类本质上是堕落的，我们所能做的无非是给人性披上一层薄薄的虔诚外衣来伪装。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也认为我们是堕落的，只不过他们是用一层理性的外衣来掩盖堕落的。
在涉及人性的概念时，这种思想系统的连续性在整个西方都是非常惊人的。政治学的奠基人马基雅维利总结道：“以下是对普通男性的形容：他们忘恩负义、薄情、虚伪。”美国民主制度的创始人之一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也表示赞同，他说“如果可能的话，所有人都会成为暴君”。现代心理学创始人弗洛伊德则断言：“我们是无数世代的杀人犯的后代。”
在19世纪，达尔文携他的演化论横空出世。但遗憾的是，这个理论很快就被蒙上了一层伪饰。当时著名的科学家赫胥黎（他自称“达尔文的斗犬”）鼓吹生活就是一场“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伟大战斗。38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则在他卖出了数十万本的畅销小册子中断言：“我们应该进一步为这场伟大战斗煽风点火，因为‘自然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摆脱这样的群体（贫穷者），将他们从世界中清除出去，从而为更好的群体腾出空间’。”39
最奇怪的是，这些思想家几乎都被众口一词地誉为“现实主义者”，而持相反看法的思想家则因为相信人性是美好的而遭到了嘲笑。40女权主义者爱玛·戈德曼（Emma Goldman）一直致力于为自由和平等而战（这使她一生都蒙受种种诋毁和诽谤），她曾经这样写道：“可怜的人性，有多少可怕的罪行假你的名义而行……那些精神骗子越是伪装高明，虚张声势，就越是明确地坚持声称人性的邪恶和弱点。”41
直到最近，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才得出了以下结论：现在是时候彻底改变对人性的悲观看法了。当然，这种意识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萌芽阶段，许多科学家还没有意识到他们还有志同道合者。当我告诉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生物学界出现了这种新潮流时，她惊喜地欢呼道：“天啊！那里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吗？”42
新现实主义登场了
不过，在报告自己对人类天性的新观点的探索历程之前，我想先提出三个警告。
第一，为人类的善良挺身而出，就等于要与九头蛇(5)对抗，因此我们要有智慧和勇气。愤世嫉俗论者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是九头蛇。你每反驳掉一个“厌人类论”观点，就会有两个以上的“厌人类论”观点冒出来。饰面理论就是这样一个会不断死而复生的僵尸。
第二，捍卫人类的善良就是反对现存的权力。对于掌权者来说，对人性抱有希望的思想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威胁。因为这种论断是危险的，是具有煽动性的。它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那种需要被统治、被约束、被管理的野兽。它还意味着我们需要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领导。拥有内在自我激励机制的员工所在的公司是不需要经理的，一个拥有敬业的公民的民主国家是不需要职业政客的。
第三，捍卫人类的善良意味着要经受得住嘲笑风暴的冲击。你会被别人评价为幼稚的、愚蠢的。你的观点中的任何弱点都会被无情地揭露出来。从根本上说，做一个愤世嫉俗论者更加容易。一个宣扬人性堕落学说的、满怀悲观念头的教授可以预言任何他想要预言的东西，因为如果他的预言现在不能成真，那就等到未来再看吧——失败随时都会到来。否则，即便预言一直无法成真，他也可以说是他的理性呼吁阻止了最糟糕的情况发生。
相比之下，怀抱希望的理由则总是有条件的、临时性的。还没有出什么问题，是因为你还没有被骗。一个理想主义者哪怕终其一生都是对的，他也仍然会被认为是幼稚的。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一点。因为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是不合理的、不现实的、不可能的事情，明天就可能会变成不可避免的。
现在，是时候让一种新现实主义登场了。现在，是到了对人性有一种全新的认识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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