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左传 · 成公十三年》
这句话按照字面意思，指的是国家的大事，唯有祭祀与战争。
战争的重要意义很容易理解，是为了保卫国家、保卫统治者的皇位。
那“祀”指的是什么？甚至还放在战争的前面？
代王刘恒昌至渭桥丞相以下皆迎。宋昌还报。代王驰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拜。太尉勃进曰：“愿请间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 玺符 。代王谢曰：“至代邸而议之。”遂驰入代邸。 -《史记·孝文本纪》
西汉吕后之乱，二十年内换了六个皇帝，吕雉死后。决定让当时的“代王”刘恒即位。就是汉文帝。这个之前提过了，就不多说了。
汉文帝在收到消息后，来到了长安，准备即位。
刘恒到了渭桥之后，群臣跪拜并向之称臣，刘恒也下车向群臣回礼。
这个时候，太尉周勃说：“我想和代王单独说几句话。”
中尉宋昌说：你要说公事，就公开说，你要说的是私事，代王不接收私事。
你会觉得古人太蠢了，把祭祀看的和战争一样重要。
而经济学会告诉我们，任何无意义的行为，都不能持续。
所以这里的祀，绝不会单单指的是祭祀。
汉文帝为什么不能从太尉周勃手中接过玉玺，而是在祭祀太庙之后才能接过玉玺。
这里涉及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何为太庙？
皇帝家的祠堂，称之为太庙。
天子七庙，设七庙供奉七代祖先，太庙居中，就是“太祖”。
左三昭，右三穆，父为昭，子为穆。只保留七庙。
所以称天子七庙。
“太宗”不一定是第二任皇帝， 文帝刘恒为第五任皇帝，庙号为：太宗孝文皇帝。
所以庙号“宗”，一般是给有立下不朽功业的皇帝，但只是少数特例，可以永久保留。
到了唐代之后，第二代帝王庙号常常为“太宗”，比如唐太宗李世民。
扯远了，当时的代王刘恒在即位之前，为什么不能从太尉周勃的手中结果玉玺，只能在祭祀过太庙之后，才能接过玉玺。
这是帝王之学，教科书上没有展开解释是正常的。
如果文帝接受了太尉周勃递过来的玉玺，则意味着“帝位”是太尉周勃给我的，今天你可以立我为皇帝，那么明天你就可以废帝。
在祭祀太庙之后，则表示“帝位”是祖宗传给我的，和你们群臣并无关系。
这里面的意义，可就截然不同了。
你永远只会祭祀你自己的祖先。或者说，你的祖先，你才有资格祭祀。
比如曹家篡汉之后，建立曹家太庙。此后的曹氏皇帝，自然只会祭祀曹操，曹丕。
司马懿篡了曹魏，则会建立司马氏的太庙。此后的司马氏皇帝，祭祀的肯定是司马懿。
所以“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中的祭祀，代表的是“血脉”，是皇位的合法性，进一步讲就是“大义的名分”。
对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或者说对一个皇帝最重要的事，是他的“合法性”，排第二的才是战争输赢。
“皇位”永远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
君权神授德意志统一前，普鲁士和奥地利同为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最强大的两个国家。
19世纪中期，普鲁士王国统一了除奥地利帝国之外的德意志。
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德国爆发三月革命。
腓特烈·威廉四世曾想用军队镇压革命。
但当人们不再相信“君主”，认为“君主”是对生产力的阻碍时，那么“君主”肯定是坐不下去了。
于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假意向革命投降，被迫召开君主立宪会议，议会成员由社会各级人员组成，代表的是“民意”。准备草拟普鲁士王国宪法。
议会最终决定，让威廉四世出任统一德国皇帝。
然后宣称腓特烈·威廉四世，为德意志的皇帝，得到全体德国人的效忠。
然后并让人送给普鲁士的君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一顶皇冠。
当然，同汉文帝一样，腓特烈·威廉四世是不会接受的，而且绝不会接受。于是腓特烈·威廉四世毫不犹豫退还了皇冠。
因为“君权神授”，而非民授。
如今提到“君权神授”，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都属于“封建迷信”、“装神弄鬼”
那“君权神授”真正的意义在于什么呢？与“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一样，是“皇位的合法性”。
“议会”给你的皇冠，和太尉、丞相给你是一样的，你是不能接的。
你如果接了皇冠，看起来是得到了“人民”的效忠，但是你的“皇位的合法性”也是基于人民的效忠。
人民看似效忠你，但是他们却成为了“合法性”的基石。
那假如人民觉得皇冠适合别人，你就失去了“大义的名分”。
就像如今的美国大选，人民有权利选你，那么就有权换人。（唯一的好处是下台之后没有性命之忧）。
所以腓特烈·威廉四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来自人民的皇冠。
他的回答是：不能接受“拾取在沟渠上的皇冠”，结果令议会被迫解散。
皇位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与人民，“皇位”的合法性，是历史的选择，是神授。
至于“民心”，那就是后话了。
插句题外话，腓特烈·威廉四世最后精神失常，他的弟弟威廉一世接位，威廉一世和脾斯麦在普法战争击败法军，在法国首都凡尔赛宫加冕为全德意志皇帝。
责任最后一个故事。
二战后，法国建立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戴高乐被议会选举为临时政府总理，但戴高乐在制宪议会时与议会成员发生了冲突，然后提出辞职。
1958年，阿尔及尔暴动，暴动规模迅速扩大，并有演变成内战的可能，许多人都希望戴高乐复出，救国家于水火。
于是戴高乐接受共和国议会的委任，接手了这个国家，上台后加强中央权力，锻造了独裁政府，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
戴高乐如果想要加强中央集权，肯定会削弱议会权力以增加国家元首的权力。
然后戴高乐又削减了人民福利，并提倡实行经济自由化。
法国就在戴高乐时期建立了非常完备的工业体系，包括核工业和航天工业。
从此以后法国经济高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这就是后话了。
相对应的，是戴高乐遭到了所有人的怨恨。
削减了议会的权利，议会的政客对他不满，削减了福利，民众对他不满。
戴高乐把法国从二战的泥潭之中拉出，并跻身战胜国行列，却成了民众嘴里的“卖国贼”。
五月风暴后，戴高乐辞职。
在戴高乐之后，法国几乎再也没有一个敢说削减福利的总统。每一届政客只能以自己的选票为重。
从奥朗德开始法国就一直走下坡路，如今的法国的样子，我们也看到了。
而政客们也无需承担任何指责。
他们上台，是选民的选择，当他们因为错误下台时，同样可以推脱为人民的选择。
政客们自身呢，政客自身没有任何过错。
所以欧美很难再出现那种“力挽狂澜”的人物。
背天下骂名于一身，也要守卫这个国家的灵魂的人物。
执政为民“君权神授”是对国家负责，是神的旨意。
我要做的事情，是让国家富强起来，而国家和人民是二个概念。
为了国家的强大，“民心”并不重要，因为我是为了这个国家。
所以“君权神授”和“以民为本”是不兼容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国家元首基本上都是短时间轮换的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