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随着妈妈的转业,我们离开了211医院，全家都搬到道里区高谊街的爸爸家去了。妈妈家跟爸爸家终于合在一处了，而我还在211医院附近的松拖子弟校继续上学，妈妈的意思是为了不耽误学习，让我读完一年级再转学，这样我就走读了小学一年级的下半学期。
妈妈转业时与211医院领导和战友们合影，后排左起第三人是妈妈。这里就是当时211医院的主楼外门，我就是出生在这幢大楼里。
从高谊街我家走到新阳路的无轨电车站，大约要走半小时，如果能顺利坐上车，至少还要走15分钟。学校是七点半上课，所以我天天要起得很早,六点多钟就出了家门。走到电车站时正是早晨上班高峰时间, 车上人挤得要命, 上不去下不来的, 我那时才不到八岁, 也没人接没人送, 那时的家长可真放心。
有一次上学，车到站了，我挤下车就往学校跑，从车前头跑着准备穿过马路，一辆自行车飞快地过来正撞到我腿上。骑车的是个小伙子，个子高大，背着个书包，戴着滑冰帽，他紧急刹住车。我俩对视了两秒钟，他没吱声，骑上车走了，我一瘸一拐地穿过马路走进学校，上课铃声已经响了。
还有一次我因为挤不上车，迟到了。等到了学校，已经上课了，我就怎么也不敢进学校, 又不敢回家, 就在学校门口徘徊。往里走走, 又往外退退, 下课铃响了, 我就赶紧离学校门远一点, 看到班里的小朋友尽情地玩耍, 我却生怕他们看见我。直到上课了,我才敢又走近校门。第三节课上课后, 孙老师从学校走出来,看到了我, 她惊奇地问：“你站在在这儿干嘛？” 我吱吱唔唔地说坐不上车来晚了, 她说：“快进去上课吧！”我这才走进教室。
小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终于结束, 我又考了全班第一。
我要转学了。办手续那天, 我到学校的一个办公室去, 站在门口等着, 屋里一个女老师拿着我的资料在看。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 夕阳从窗外照进屋里 , 正好把女老师的侧影, 逆光地照向我。她吸着烟, 烟从鼻子里喷出来, 形成一幅奇妙的图画。一时的寂静，女老师叹口气, 转脸看看我, 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唉!好学生都走啦!”
1965年暑假过后, 一个晴朗的早晨, 家里的保姆大姐姐带着我到松花江畔的一个小学校去报到。这个学校叫通江小学,是一所新建的学校, 是坐落在通江街北端的一座三层红楼。
通江小学旧址，现已拆迁。这是我的同学和博友流淌姐姐2010年3月在拆迁现场抢拍下来的。在这幢楼里我度过了4年小学和两年初中共6年的时光，走过了童年和少年。这幢楼从1964年开始是小学，到1970年“戴帽”变成中学，拆迁之前是“三江美术学院”，又变成了大学。这幢充满了我们儿时记忆的小楼顽强地屹立了46年之后终于变成了一片草坪。
在办理了转学手续后，学校把我安排到二年级四班,一位面目和善的女老师和我见了面, 学校正在上课, 走廊里静悄悄的, 老师打开门, 我看见教室里干干净净的, 白色的墙壁, 红色的水泥地, 褐色的桌椅, 同学们都坐得整整齐齐. 老师向同学们说:“今天我们班里又来了一位新同学, 哪个同学愿意和他同桌呀? ”话音未落, 几十个同学齐刷刷地举起了右手。老师把我先安排与两个同学一起, 三个人挤一张桌, 明天再给我安排座位。
下了课, 班里的一群小同学围过来, 亲热地拥着我, 问长问短, 我真的感到无限温暖。
第二天, 老师就把我安排到第一排, 与一个女同学同桌, 她叫尹焕, 她的字写得很好, 学习也好。
我的新老师姓贾, 50多岁，中等个儿, 胖胖的, 肤色略黑, 烫着短发, 面目非常慈祥，和蔼可亲。嘴角有颗大大的痦子, 有点像毛泽东那个“伟人痣”。她是个老教师,教学经验非常丰富, 课讲得特别好。她从不对学生发脾气, 什么事情都是耐心地讲道理, 班上的调皮学生也不敢对她捣蛋。她过去的一些学生常来看望她, 有时课间我就看到些比我们大的多的男女学生在讲台前围着她亲热地说话, 她心慰地笑着。
新学校有许多跟我原来的学校不同的地方，因为是新建的学校，从楼房到门窗到桌椅黑板一切都是崭新的，看着真是神清气爽。班级每天都有学生轮流值日打扫卫生，每周都进行大扫除，把桌椅门窗都擦洗干净，地面用水冲洗干净后打蜡。学校要求学生每天上学要带手绢、带抹布、带饮水的小茶缸，称为“三带”，老师要检查。每天课间都要做广播体操和眼保健操。至今我也经常做眼保健操，有用手绢的习惯，都是那时候养成的。为了预防流行病，学校还在课间要求学生用盐水漱口。
班上有个叫徐党生的孩子, 和我住一个院, 我刚搬来时有一次出门不小心碰了他一下, 他还骂过我, 可是现在我们到了一个班, 却非常亲热, 天天我们一起上学, 放学后又一起回家。他个子比我矮一点, 一对招风耳朵, 他爸爸是省军区的一个后勤部门的工人。
班上的男孩子里, 陆希萍和邓书仁个子很大,算是孩子头了, 女孩子里李木兰和宗敏也是较大的, 孩子们都爱围着他们转。最淘气, 学习最不好的是一个男孩子, 叫刘凤生, 外号“老板子”即赶马车的人的意思, 大概他家庭比较困难, 穿着又旧, 又淘气而得名的吧。陆希萍. 邓书仁他们一口一个“老板子” 叫他, 贾老师批评他也最多。
我的年龄是班里最小的, 一般的孩子都大我一岁, 大的要大我两岁, 最小的也要大我半岁左右, 因我生日小。
贾老师很快就让我当班长，这可真难为我 , 因我生性懦弱老实 , 根本不敢管也管不了那些淘孩子, 可我走到那儿,老师都让我当学生干部 , 干了几天，可能她看出我不行, 就让我改任学习委员, 收收发发作业本什么的, 这还勉强干得了。
有一天贾老师把我叫到讲台前面来, 对我说：“你学习很好, 把这两本书拿回去, 这是三年级的语文和算术课本, 你回家后自己看看, 不会的可问家长, 按时写作业我给你批改, 这样将来你就不用上三年级,直接跳入四年级了。”
一天我穿了一件对襟的小黑棉袄去上学, 贾老师见我一笑, 说：“杨立伟穿得像个小老头。”我第二天坚决不再穿这件衣服了。
我在学校正常学习, 回家后就自学三年级的课, 每天做作业, 第二天就带到学校让贾老师批改, 家里人都为我高兴, 帮我计算着将来上大学的年龄, 按当时的学制小学六年级, 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我又是不到七周岁上学的, 那么我17岁就可以上大学了，真是前程似锦!
在学校除了学习之外, 每星期都组织看电影, 基本都是在东北电影院和兆林电影院。学生票是5分钱。看了《小铃铛》《宝葫芦的秘密》《雷锋》《上甘岭》《农奴》《白毛女》等。我还在学校订阅了一份《中国少年报》。此时我已是世界观逐渐形成的时期, 这些电影和报刊对我影响都很大。
196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当年的口号是：“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了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地道战》。这部电影在后来的10多年里成为了最热映的影片，影片中的人物、情节、对话、插曲都为人熟知，著名演员刘江饰演的大汉奸伪军汤司令给日军头目山田拍马屁所说的“高！实在是高！”成为了多年的流行语。
那年入冬时哈尔滨在兆麟公园举办了第三届冰灯游园会，爸爸带着我们全家去看。公园里到处是雕刻精美的冰灯，闪着五颜六色的光彩。游人也非常多。那天特别冷，三岁多的书书包得严严实实的还冻得直哭。
1965年，是我儿童时代最后的美好记忆。爸爸和妈妈转业到地方都安排了工作，我们家在分居多年后终于团聚，开始过上了正常稳定的家庭生活。我加入了少先队，转入了新学校，学习优秀，准备跳级。国家经过几年的调整，度过了1959——1961年三年困难，经济逐渐好转，市场繁荣，商店里各种吃穿用的商品供应充足，价格低廉，人民生活比较平稳。
岁月荏苒，几十年后回想起来，1965年是我和我的家庭最后的美好和平静。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政治风暴风迅速席卷整个中国大地，从此开始了10余年坎坷动荡的岁月。我和我的家庭也未能幸免，而且再也未能回到这种幸福和美好之中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