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这个词，人们并不陌生。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它就已成为一种时代特征，并逐步超越经济，深入至政治、法治、文化和科技等领域。它是那般深入人心，几乎如吃饭喝水般让人习以为常。但一个词如此“流行”，必然意味着它遭遇了很大程度上的曲解或误判。全球化带来的并非只有进步和繁荣，当它的负面效应显现时，人们往往会无所适从，它隐含的煽动性更是一种文化侵蚀。
所谓全球化，通常意义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在这个动态过程中，国际贸易、信息交流、文化互通、人口流动、投资竞争都是常态。
在全球化时代，人们固然突破了地域隔阂，国际间贸易越来越频繁，洲际之间联系紧密。但随之带来的贸易摩擦、单边主义和文化冲突，也让一系列问题也成为永恒之问：我们是否应该与他人合作，与他们进行贸易？我们是否应该报复那些通过贸易致富的人？我们是否应该尝试复制我们尚未掌握的技术，来生产新产品？自由贸易扩大的同时，本土生产是否还能持续保持优势地位？竞争的压力是带来行业垄断还是技术革新？全球化到底会让我们更清楚自己是谁，还是会摧毁我们的身份认同？文化的互通中，弱势一方是消失还是继承？到底是走向文化多元性还是被文化霸主掌握话语？
新冠疫情给全球化增加了更多不确定因素。在疫情依然肆虐的当下，反全球化思潮也愈演愈烈。许多人认为，全球化在带来发展与便捷的同时，也会带来瘟疫与危机。
在传统观点中，人们认为全球化的一大难题是没有经验可供参照。一般认为，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8年达•伽马绕道好望角到达印度，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环球航行，1598年威廉•亚当斯抵达日本……15至17世纪上演的地理大发现，“打破了各个大洲之间相对孤立的状态，世界开始连为一个整体”，“人类第一次建立起跨越大陆和海洋的全球性联系”，开启了全球化进程。
但在美国汉学家韩森看来，如今的全球化并非第一次。在她的《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开端》一书中，提出公元1000年是全球化的真正开端。
韩森在书中使用了大量物质文化考古资料，以证实人类在海上探索世界并非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是在公元1000年前后的两个世纪已极具规模。
在古代中国，泉州港的人口和货物吞吐量超过了广州成为了宋元海上贸易的核心，也是公元1000年左右，维京人越过格陵兰岛来到了北美大陆的加拿大、甚至抵达了墨西哥东海岸的半岛，在印第安人的壁画中有维京人等金毛白人俘虏的画像，但是安第斯文明与玛雅文明没有交集。在东欧，罗斯人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向中亚进发。斯拉夫人与日耳曼人关系甚少，但与阿拉伯人贸易紧密。航海全球化的标志是奴隶贸易的全球泛滥，从中亚到非洲，有时甚至从国王到民众被整体毁灭性贩卖……
这个观点并非孤例。阿布拉菲亚在《无垠之海：大洋的人类史》也有类似观点，对“全球化”这个概念提出了新的定义：“当我们看到一些相距甚远的地区的经济相互依存时，使用‘全球化’这个词才是最有意义的，例如，当中国中部的陶艺家不遗余力地满足荷兰或丹麦客户对其商品的特定设计的要求时。即便如此，有些贸易也比其他贸易更加‘全球化’：罗马胡椒贸易、中国瓷器贸易、糖贸易或茶叶贸易的巨大规模和影响范围就是很好的例子，说明贸易关系是全方位的，不仅影响到精英，也影响到地位不高的人，包括工匠和奴隶。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将‘全球化’描述为跨越巨大空间的经济一体化过程。”
韩森就进而写道：“在公元 1000 年，我们的祖先以各种方式回应了世界的变化。我们必须研究他们是怎么做的，才能更好地应对摆在我们面前的未来。”
1000年前的人类迁徙从人类诞生以来，探索大自然的脚步就从未停止。无论是现在对外太空的探索，还是古时候对地球的探索。
韩森认为，公元1000年前后的全球化，其标志性起点是维京人的远航。公元1000年，维京人从家乡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出发，穿越北大西洋，到达位于加拿大东北海岸的纽芬兰岛。维京人西进的意义不在于“发现”了美洲，而在于连接起大西洋两岸已然存在的贸易网络。这场探险标志着美洲贸易路线与非洲-欧亚大陆的连接。也正是这次远航，让物品或信息第一次真正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这里有个非常有趣的插曲：墨西哥的玛雅人古城奇琴伊察的壁画上居然有金发、浅肤色的俘虏形象。有人大胆解读，认为这是航行到美洲的北欧人，因为壁画时代与北欧人跨越大西洋来到加拿大及今天美国缅因州所在地区的时代吻合。而且，奇琴伊察另一幅壁画中出现了结构与维京人船只酷似、与玛雅人的独木舟迥异的船只形象。一千年前的北欧人一路走到了墨西哥，成为玛雅人的人祭牺牲品的说法，虽然缺乏确凿证据，但也并非不可能。
看起来封闭的非洲大陆同样存在复杂的贸易路线：象牙、黄金与奴隶不断地被运往欧洲与亚洲。非洲古城杰内考古遗址就是个例子，书中写道：“作为一个主要的黄金转口港，古城杰内有很多废弃的陶器沉积层……沉积层面上有一块表面刻有阿拉伯文字的屋顶瓦片，其时间可追溯到公元900年左右。陶器碎片远在沉积层表面以下，表明这些外来者并不是西非贸易的发起者；贸易早在外来者到来的一千多年前就已进行了。”
又如非洲东海岸马达加斯加岛上的考古遗址。“虽然马达加斯加岛距离非洲东海岸只有大约400公里，但岛上的语言，即马达加斯加语，与马来语群的关联更近”，“与马来语、波利尼西亚语、夏威夷语及中国台湾当地语言属于同一语系”，而且“现代马达加斯加岛人口的DNA测试显示，他们的祖先既有东南亚人，也有非洲人”；“最近，考古学家……分析了马达加斯加岛及东非大陆共18个考古遗址中的2433粒烧焦的种子，这些种子的年代在公元650年到1200年之间。东非遗址中有高粱、珍珠稷、龙爪稷、豇豆和猴面包树的种子，这些都是典型的非洲作物；而马达加斯加岛的遗址中则发现了水稻、绿豆和棉花的种子，这些作物都起源于东南亚。马达加斯加岛的某些遗址中只剩下水稻种子，这表明那里应该有大量以稻米为主食的亚洲定居者”。
而那些众所周知的商旅往来区域，从欧洲到亚洲，尽管宗教分歧与政治冲突不时发生，但横跨欧亚的陆上贸易线、密布大洋的海上贸易线始终联系着各个区域，甚至使某些区域早早地实现了一体化。
当然，在此之前，人类已经打通了众多条贸易路线。这些路线可以让货物、宗教、技术和人离开家园前往远方，进行物品交换、思维碰撞，丰富自身认知。
公元1000年，世界形势大概是这样的：东方的北宋与辽对峙，拜占庭帝国如日中天，中东是哈里发的阿巴斯王朝，中亚是突厥人的伽色尼王朝。
这个多极世界的主流大国，用海上航线沟通彼此，所进行的不仅仅是贸易，也改变了世界。比如说，水稻种植业支撑东南亚和南印度人口迅速增，西欧开始农业变革，农耕工具大大发展。这都刺激了人口增长，进而催生了人口流动，主动迁徙与被动贩卖均加速了这种流动。世界上各个地方都在与周围建立联系，巨大的商贸网络不断发展，此刻，所有人都是全球化的主体，均自觉或不自觉地促进全球化，享受着全球化带来的成果。
技术的进步也让一切改变，当时的美洲建立起了便捷的陆地交通网，维京人的船只结构更适合高速航行，中国的指南针让航海大大减少了天气影响。同时，中国船只已经开始建造水密仓，是造船技术的重大突破。水密舱能增加船只浮力，使之更能经得起风暴。
一直以来，许多中国人都受传统农耕社会思想影响极深，动不动就“无商不奸”，对商人很是鄙夷。但从世界文明发展进程来看，一个愿意做生意、喜欢做生意、习惯以生意方式解决问题的社会，相对会是一个更注重文明和契约的社会。如今中国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政务更开明、契约精神更高、社会整体文明度最高的地方，正是经济发展最好的长三角和珠三角。
一千年前的世界也是如此。素来以勇武彪悍著称的维京人前往美洲，登陆后完成了物品交易。维京人获得了当地人的“深色毛皮”，而北欧人也拿出了用羊毛织成并染成红色的布条。很显然，当时的维京人与当地人的实力旗鼓相当，并不像哥伦布时代那样具有明显的武器优势。同时，双方通过交易方式，完成了一次沟通。
此外，还有一部分北欧人前往东欧，也就是罗斯人，即俄罗斯和斯拉夫人的祖先。他们融入当地社会，形成贸易联盟，还扩展了基督教世界的版图。
相比之下，当时的中东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地区之一，阿拉伯语甚至堪称世界语，以阿拉伯文翻译的汉语和西方语言经典著作，以中东地区为起点，形成了世界的知识交流。
宋朝：一千年前最为全球化的地方这几年，宋朝很红。有些人将宋朝吹捧为古代最为富庶繁荣的王朝，甚至认为宋朝具备了现代文明国家的各种制度基因，动不动就用各种孤例来证明宋朝有多么开明与先进。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相当无耻的论调。因为宋朝再怎么好，始终无法摆脱的是专制底色。一个再开明的皇帝，也依然是个皇帝。宋朝并不具备任何制度上的现代文明基因，将二者硬扯在一起，是逻辑的塌方。
当然，宋朝确实有相对繁荣的一面。韩森也堪称“宋粉”，她在书中描绘宋朝的泉州：“街上到处都是顾客，他们购买来自斯里兰卡的珍珠项链，佩戴着由非洲象牙雕刻而成的装饰品，使用添加了稳定剂（来自中国西藏和索马里）的香水、由波罗的海的琥珀制成的小瓶子，以及各式各样的沉香木家具。空气中弥漫着外国熏香的气味。附近的一家商店出售着价格昂贵、工艺精巧的产品，而且该产品的样式是为当地消费者特别改进的……在各自的宗教节日里，印度教徒、穆斯林或佛教信徒会聚集起来庆祝。你来到朋友家做客，她会端给你一杯散发着独特香味的冷饮。这家人炫耀着他们新买的东西：一张由爪哇檀香木制成的精致桌子，上面摆放着一只雕工精湛的犀牛角。屋里的许多小摆设看上去都是进口的，彰显着你朋友的国际化品位。”
在韩森看来，澶渊之盟是标志性事件，使得宋朝专注发展经济，取得巨大成就。当时的中国不仅向东南亚、南亚、中东和东非出口纺织品、金属制品和瓷器，还大量进口香料、树脂和香木。正如书中所写，中国人会大量购买一些常用商品。珍珠和猫眼宝石会被用于首饰或衣物。经工匠们的巧手，象牙和犀牛角会变成精美的器物；热带水果椰子和波罗蜜会与黑胡椒、丁香、肉豆蔻以及小豆蔻一起，为菜肴佐味；中国人还大量进口藤席，而该物品产自马来半岛南端，靠近今新加坡。
宋朝统治者在管理外商方面，收取每艘船上的部分货物，并对进口货物征收不同税率的税，这让商人们迅速发财致富。宋朝于1024年首次发行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早期，他们将纸币限制在四川使用， 1170年，宋朝永久性的、以白银为本位纸币体系已经形成，并开始影响海外贸易。
书中还有许多细节印证了当时的“全球化”。1018年，辽国皇帝的孙女陈国公主去世，随葬的有大量王室的奢侈品：有来自叙利亚、埃及的玻璃器皿和铜壶；有来自苏门答腊和印度的水晶制品，还有来自北欧的琥珀……
《清明上河图》中有一家“刘家上色沉檀拣香”铺，从店名看，这家姓刘的人家专营各种香材，有上号的沉香、檀香和拣香（乳香）。这些香料主要来自东南亚，有些来自中东。
“反全球化”的人，不妨看看一千年前的人是怎么做的全球化必然会带来冲击，当下如此，一千年前同样如此。宋朝时期，中国陶瓷已经达到极高水准，并且成为最受宠的出口商品。但对于中东地区的陶瓷制造者来说，这简直是灾难，因为这意味着自己的产品卖不出去，整个中东陶瓷业面临崩溃。
但中东陶瓷业并没有选择那些常见的反全球化方式，比如罢工啊抗议啊把中国瓷器砸烂啊之类的行动，而是选择迎难而上，开发了新的“光瓷”技术。虽然成品质量比不上宋朝瓷器，但却能满足中东和非洲地区的买家，保存了自己的市场份额，整个行业找到了生存空间。
伽色尼王朝的苏丹则是反面例子，它因信仰和文化不同，拒绝与辽建立合作，随即走向衰落。
全球化必然意味着各种未知的事物与文化彼此碰撞摩擦，人们如果选择交流，就会有得有失，但如果选择抗拒，那最终结果就是失去。
正如韩森在书中所说：“比起拒绝了所有新事物的人来说，那些对陌生事物保持开放心态的人，显然得到的更多，这在公元1000年是如此，在今天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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