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0多年前，佛陀圆寂不久后，未及从悲伤中缓解，佛弟子们就发现有人已经开始忘失佛法，毁犯戒律。
因而如何将佛陀说过的话加以汇总、核对，形成弟子们都认可、统一的版本，让佛法可以完整的传承下去，便成了佛弟子们的当务之急。
然而，佛陀四十五年说法对象不一、内容各异，三藏十二部的体量对于没有硬盘、网络、纸张的古人而言，要想完整无误的记录传播，又谈何容易？
面对这一史诗级的挑战，佛弟子们又是如何将这份千年前的宝藏传递给我们的呢？
经书的三次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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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涅槃后，为了还原佛陀讲过的所有法语，五百位证果的阿罗汉率先响应大弟子迦叶的号召。
他们聚集起来，以记忆力最好、持戒最好的两位佛弟子为代表，共同回忆核实佛陀的话语，但凡有一人对字句有异议，便加以斟酌，直至全票通过。
但校对完成的“佛经1.0版”却并未形成文字记载，而是经由弟子们强行“背诵全文”、日夜反复记忆，一句句、一声声以最原始的方式口耳相传。
这样的“扎堆、背诵、校对、再版”一共进行了三次，三藏十二部经文才得以最终敲定，而当佛经真正形成实体的文字已是佛陀涅槃后500年了。
第一部实体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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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古人常以身边的“纸莎草”“竹子”为材，制成记录文字的载体，古印度的佛弟子们也以当地的“贝多罗树”的树叶制成了第一部“实体佛经”，并以材料为名，称其为“贝叶经”。
当硬长的剑形树叶被割修齐整后，佛弟子们将其卷成一捆放入锅中与酸角或柠檬同煮除去表皮。
随后经细沙搓洗、压平晒干后，在两边钻孔，装订入匣。最后用特制的铁笔在叶片上刻字，并用植物油混合碳粉涂抹，使字迹得以清晰显露。
经由蒸煮、日晒、装匣等工序，经书具备了防虫、防水、防裂变、可以有序阅读的特性，成了千百年后法显、玄奘法师不远万里，从西天取回的珍宝。
经书的进化
■ “卷轴装”经书
公元64年，汉明帝梦到有金色人影大放光明，结合西方有得道高人的传言，便派遣使者前往迎请，于是一匣匣“贝叶经”便随高僧一同由白马载入中华。
然而，贝叶经虽然具备了种种优点，但其打孔捆扎只为确保顺序不乱，实际阅读起来仍需重新拆解为一叶叶阅读，事后再行捆扎入匣，颇为不便。
而公元104年，经由蔡伦改进的造纸术便赋予了经书更为轻便的载体，即“卷轴装”经书。
“卷轴装”把纸张粘连成长条，并在卷尾黏上比纸幅更高的木轴以便保护、卷舒。
制作时，先在抄写经文前将纸张浸入放有黄檗的水中染黄（俗称“入黄”）来防止虫蛀。
待每张纸抄完后，再依顺序粘连，并在正文前再次粘连一张白纸，以防收卷后正文外露有所磨损。
■ “经折装”经书
相较“贝叶经”，卷轴装虽然轻便性与阅读性有所提升，但长卷的形式对长篇经文而言仍有所不便。
因此在唐代后期，将长卷按一定行数，左右折叠，前后加装硬板，称为“经折装”。上海玉佛禅寺收藏的《钦赐乾隆大藏经》便属于此类。
■ “册装”经书
经折装易于翻检，制作简便，但为避免折叠处因经常翻阅而磨损断裂，因而又有发展出册装式样，大致可分为蝴蝶装、包背装、线装三类。
○ “蝴蝶装”经书
在印刷术被普遍运用的宋元，盛行起“蝴蝶装”的经书式样。
制作时，将抄好/印好的文字页向内对折，折口向右集齐作书背，书背用浆糊粘连，后用一张厚纸覆盖其上作为书皮。
相比以往的装帧形式，“蝴蝶装”的经书显然更易携带与阅读，且文字朝里，四周留有较多空白，可以预防虫鼠对文字的啃咬。
但向内对折的方式也会造成接连遇到两页空白的情形，严重影响阅读体验，因此在“蝴蝶装”的基础上又演变出“包背装”的经书。
○ “包背装”经书
包背装与蝴蝶装的折叠方式相反，采用文字页向外对折的方式，使空白页折在里面，装订后即无法看到，解决了蝴蝶装每隔两页就有两个空白页的缺陷。
后来为了使书页装订更为牢固，在包背装的基础上，穿线装订，形成了“线装经书”。
两千年后，先进的印刷与装帧技术、发达的网络令经书更为易得——只要打开手机，便能把浩瀚的三藏十二部经文尽收眼底，这是何等的幸运！
而当我们翻阅这些唾手可得的经书时，又是否能体会到最初的佛弟子们日夜背诵，一遍遍口耳相传的不易？
又是否能想象到法显、玄奘等高僧数十年九死一生、穿越荒漠雪山，取回一本本经书的艰险？
又是否能感受到古人视佛经如生命，在佛经装帧设计的细微处不断加以探索，尽可能延续佛经寿命的那份真挚与赤诚呢？
最后，谨录取经诗一首，以作警醒，莫以经书容易得，莫将经书容易看。
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路远碧天唯冷结，沙河遮日力疲殚。
后贤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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