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一直在和国民党的斗智斗勇中游走，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无所不在的迫害和追击，周恩来成立了中央情报部门——中央特科，由此发展起中共的地下战线和一大批地下党员们。当时的很多人看上去只是不起眼的商人、记者，实际上都是拥有双重身份的隐秘地下工作者，而更多的地下工作者们则潜伏到国民党政府内部，以期获得更多资料和讯息，为中共的革命事业添砖加瓦。王亚文就是其中一名默默无闻的地下党成员，虽然这个名字很陌生，但他曾经为党组织做出的贡献却不可小觑，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在国民党高层中如鱼得水的王亚文游走于危险边缘进行情报工作的那些往事。
王亚文出生于1910年，家乡在湖南醴陵，虽然世代务农，但家境尚可。中学时就读于醴陵县立中学，他当时的老师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班同学罗学瓒，刚从法国留学回来，领导了很多工人起义运动。年仅12岁的王亚文在罗学瓒影响下徒步赶到安源，参加了刘少奇和李立三领导的安源煤矿大罢工。返校后，王亚文和左权、宋时轮等人组织了“社会问题研究社”，讨论救国救民的途径，并创办了《前进》周刊，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思想。
14岁时，王亚文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在次年2月正式成为一名党员。以15岁稚龄担任湖南学生联合会常委的执行委员和共青团醴陵县部长。也是这一年，王亚文南下广州，考上了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四期学员。虽然年纪小，但王亚文的气势丝毫不输高大威猛的同学们，他的同宿舍同学就是林彪。
1925年6月，滇、桂军叛乱，王亚文作为黄埔军校的一员跟随部队一起参加了平叛战争。因为个子小小却总是冲锋在前，无所畏惧的姿态就像一发炮弹直冲敌人阵营，周恩来听说了王亚文在战场上的表现后，和邓颖超提起他，称他是一尊敢打敢冲的小钢炮。后来“小钢炮”这个说法传扬开来，军校里的同学见到王亚文都会笑着喊他“小钢炮”。
之后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役中，“小钢炮”和周恩来并肩作战，但是王亚文却经常眼冒金星，起初他并没有放在心上，依然杀敌勇猛，后来几度晕倒在战场上，才被战友背回后方进行了检查。医生根据王亚文肠道出血的情况诊断他的肠子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大问题，要求他必须离校休养。
王亚文
年仅15岁的王亚文只能遗憾离开黄埔军校，回老家养病。只是王亚文并没有因病停下革命的步伐，1926年他在湖南把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还在醴陵组建了苏维埃政府。王亚文日常和农民们一起下地劳作，如果遇到敌人，直接用手里的大刀和镰刀做武器进行战斗。这种做法受到了当地20万民众的热烈欢迎，醴陵不仅生产运动蒸蒸日上，农民革命也搞得风生水起。
1927年初，毛泽东听闻湖南农民运动颇有成效，就前往醴陵进行考察，王亚文和他的老师罗学瓒一起代表县党组织前去迎接，并陪同毛泽东一起到各个乡村进行了考察，召开了座谈会。毛泽东从醴陵返回后，就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33年，王亚文遵照组织的安排考进了北京大学，在学校积极展开学生运动，组建了“兄弟团”。在“一二九运动”中，王亚文率领“兄弟团”高举抗议大旗，冲在队伍的最前列，被反动军警的大刀队在背部砍了一刀，当即重伤倒地，王亚文的背部也永久留下了一道骇人的疤痕。
全面抗战爆发后，王亚文回到湖南和任弼时的哥哥任卓民一起进行湖南省委、军委的恢复工作，还在湖南大学内成立了中共党支部。西南联大成立后，王亚文又被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任命为青年特派员，进入西南联大开展学运工作。王亚文在西南联大的经济系一边学习一边发展党员和党支部，并联络了闻一多、曾绍抡等教授一起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王亚文从西南联大顺利毕业，他本想直奔延安为革命发光发热，但随着抗日战争转入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成立了中共南方局，作为八路军驻重庆的办事处，对外称为周公馆。王亚文在途中接到了赶赴重庆周公馆的紧急调令，就此在周恩来、叶剑英和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情报工作。
组织上派给王亚文的任务就是潜入国民党内部的军政上层，对敌人进行策反分化。王亚文对此十分不解，他一直在党内工作，为什么不能上战场真刀真枪地跟日本人干一场，却要转到地下进行秘密工作呢？
叶剑英 周恩来
周恩来选择王亚文是经过详细而周密地分析的，王亚文有着多年的党员资历和丰富的革命经验，随机应变能力和组织能力都十分出色，而且王亚文具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先天优势，他的舅舅陶广是国民党二十八军军长，他的堂哥王芃生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是蒋介石面前的红人，而程潜、刘斐和李明灏都是王亚文的醴陵老乡，王亚文的身份十分方便工作的展开。
最重要的一点，无论是陶广、王芃生还是程潜等人都对抗日有着极大的热情，王亚文与他们接触并熟识后对推动国民党积极抗日有着巨大作用。
听说王亚文闹情绪后，周恩来和叶剑英当面为他解释其中的利害关系，并且开导他说：“你在国民党内部，可以随时掌握蒋介石的一举一动，这个任务十分艰巨，是提着脑袋走路，你如果实在觉得不行，我们也可以换人。”
王亚文当即保证自己能够完成任务，只是担心做不好，毕竟自己不会国民党打牌、跳舞喝花酒那一套。叶剑英为王亚文整了整衣领，告诉他：“跟国民党交朋友不要怕花钱，衣服也要穿好一点，需要钱就跟组织说，党会为你作证、会对你负责的。”
王亚文去找了自己的堂哥王芃生，并在他的介绍下担任了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编译员。之后王芃生带他前往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程潜家里拜访，王亚文表明陶广是自己的舅舅，程潜听到之后十分高兴，直呼“自己人”，还让居无定所的王亚文住在自己家里。
程潜
王亚文从此就穿着国民党高层军官的服装自由出入一些高级场合，并很快结识了重庆警备司令李明灏、声名赫赫的将军杨杰和卫立煌的副参谋长符昭骞等人，与名流章士钊等人也来往密切。
杨杰将军向来主张积极抗日，在和王亚文的交谈中发现他是一个对抗日形势有着真知灼见的人才，对王亚文十分欣赏，经常叫他来家中闲谈，两人的交往愈加密切。杨杰曾经担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手上有一支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赠予的欧洲人头形状烟斗，出于对王亚文的赏识，杨杰把这个知名度极高的烟斗转送给了王亚文，为王亚文在国民党高层中游走增加了一丝保障。
看上去王亚文在国民党内部如鱼得水，实际过程却十分惊心动魄。周公馆与王亚文约定的接头方式是在事先确定的时间和地点派车接走王亚文，王亚文就直接在车上汇报工作或转移情报，然后在没有特务跟踪的地方偷偷下车。如果有紧急情况，就在傍晚无人时分从秘密通道潜入周公馆。
有一次，王亚文刚从周公馆出来，走了不到五十英尺，就撞上了老牌特务王旸。王旸早年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就认识王亚文，知道王亚文曾经的一些底细，就派特务跟踪王亚文。王亚文心如擂鼓，面上依然故作镇定，直接走到了他借住的程潜家中。身后跟踪的特务见王亚文消失在这所宅院中后，当即就要硬闯进去，被程潜的卫兵拦下押到了程潜面前，程潜十分严厉地呵斥了他们，告诉他们王亚文是自己人，以后再发现有人跟踪，格杀勿论。
而皖南事变就是王亚文第一时间发现并汇报给南方局的。1941年1月，王亚文在程潜家中邀请李明灏、陶广、刘斐等湖南老乡聚会，大家正在宴会中觥筹交错之时，程潜突然接到蒋介石打来的电话，之后就面带愁容，寡言少语。王亚文观察他的神色，询问道：“颂公，何事惹你如此不开怀？”程潜没有隐瞒，把蒋介石电话的内容据实相告，原来新四军被国军重创，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牺牲，蒋介石要求程潜第二天宣布新四军叛变的消息，并取消新四军的番号。
王亚文听完之后，略坐了一会儿就找借口离开了宴会，偷偷从周公馆的秘密通道潜入进去，把这一重要消息汇报给叶剑英。国民党当局公布此消息后，周恩来当即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在国民政府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的第三天，延安方面也迅速做出反应，聚集幸免于难的新四军战士重新投入抗日战争。
1947年3月，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王亚文按照董必武的吩咐潜入上海与沙文汉一起进行国民党海陆空军的策反工作。因为王亚文与国民党海军将领何隧、吴石等人交好，通过他们结识了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周应聪、“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和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三人，这三位都是海军中颇有实力和爱国思想的将领。
周应聪和王亚文一样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2月，王亚文和周应聪成功策反了国民党海军主力舰“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邓兆祥起义。2月24日，起义小组把舰上十几名态度暧昧的官兵悄悄缴械，随后直接驾驶重庆舰这艘唯一的巡洋舰驶出吴淞港，于26日早上安全抵达烟台解放区。毛主席得知后，当即发电嘉奖了邓兆祥这一义举。并带动了林遵的第二舰队和随后70余艘军舰的起义，对解放军渡江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极大震撼了日暮西山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直到“重庆号”抵达烟台，毛主席通电嘉奖，国民党当局还认为这是我方故意造谣。
重庆号巡洋舰
新中国成立后，王亚文这位在国民党高层中游走多年、九死一生的地下隐蔽工作者低调地转入教育一线工作。被上海市军管会委派为真如中学的校长，后来学校改名为延安中学，同时担任沪江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的教授。王亚文之后又先后担任华东政法大学的党支部书记和复旦大学的国际政治编译组组长，1979年，从上海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位子上离休，享受副市长级待遇。
1999年，王亚文因病逝世，江泽民主席得知消息后给上海市委打电话表示了对王亚文的哀思，并向其家属和子女表示了慰问，王亚文烈士被安葬与上海的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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