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传铭郑绍文（先后任新四军豫鄂挺进队副参谋长、参谋长、纵队第六团政治委员、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鄂中军分区司令员等职）曾在《巴家冲向家冲》（来源于《征程足音》黄述振为编委会主任、张文秋题词）回忆道：“我住在向家冲（注：鹰子沟）的李国栋家里……”《成立农救会和参议会》（源自《中国共产党京山历史1921-1949》）中写道：“京（山）北县西北地区，曾在京北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中担任职务的民主人士有易敬伯、张东坦、李国栋（鹰子沟）等”《周凯若》（源自《赤血春花》中共京山市委组织部、京山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编）一文提到“李国栋1940年任西北区署文书”曾居住于我爷爷从教小学旁、供职于荆门房产部门的彭文明先生在《厂河杂记》（收录于《一品京山》《京山文学》）所书：“李公讳国栋，厂河向集鹰子沟人民国时京山四大才子之一国文功底深厚妻高氏，学问亦博，时人称为高师娘然李公之德，贫者周之，急者济之周遭村民尽受其惠，时人敬之仰之其孙李传铭承其衣钵，教馆有年后袭公职任京山房政署行走”，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李国栋电视剧主人公?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李国栋电视剧主人公
◎ 李传铭
郑绍文（先后任新四军豫鄂挺进队副参谋长、参谋长、纵队第六团政治委员、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鄂中军分区司令员等职）曾在《巴家冲向家冲》（来源于《征程足音》黄述振为编委会主任、张文秋题词）回忆道：“我住在向家冲（注：鹰子沟）的李国栋家里……”《成立农救会和参议会》（源自《中国共产党京山历史1921-1949》）中写道：“京（山）北县西北地区，曾在京北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中担任职务的民主人士有易敬伯、张东坦、李国栋（鹰子沟）等。”《周凯若》（源自《赤血春花》中共京山市委组织部、京山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编）一文提到“李国栋1940年任西北区署文书”。曾居住于我爷爷从教小学旁、供职于荆门房产部门的彭文明先生在《厂河杂记》（收录于《一品京山》《京山文学》）所书：“李公讳国栋，厂河向集鹰子沟人。民国时京山四大才子之一。国文功底深厚。妻高氏，学问亦博，时人称为高师娘。然李公之德，贫者周之，急者济之。周遭村民尽受其惠，时人敬之仰之。其孙李传铭承其衣钵，教馆有年。后袭公职任京山房政署行走。”
——题记
一、教书先生
一年一清明，一岁一相思。爷爷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却宛在眼前。又是一年清明节，和煦的春风带着思念，轻轻拨动了心底的那根弦。我们李氏家族来到您坟前，为您献上一盆花，亮上一盏灯笼，挂上几串红红绿绿的清明吊子，放响几封鞭炮，磕上几个响头……
记得当我爷爷的生命乐章弹奏到七十六个春秋时，就悄然停止了。老人们说：“我的孙子还未来得及交给你，你怎么就走了呢？”孩子们说：“您等一等吧，米老鼠和唐老鸭的故事，您还没讲完呢！”爷爷的忠魂像潺潺流水孕育了他自强的生命，任凭行进中有多大的曲折也终不改他搏击的性格。他几乎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在他生活的岁月里，分明见到了一部悠悠教育史。
我爷爷（1906-1980），原名李钦，又名创元，京山向家冲大花岭腹地鹰子沟人。在这沉寂的鹰子沟走出了一位人——李国栋，其名取自《诗经》中“大国好比是栋梁”之意。他从小喜欢读书，酷爱诗词，对古典文学有较深造诣。1911年因熟练背诵《三字经》而免费入学读私塾。1914年考入京山县城高小读书两年。1916年考中秀才（在《京山县志》清·光绪八年的“纂修职名”中所述为“生员”），后在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学习。1918年开始学中医，教私塾。曾设私塾授徒，感时局之动荡。面对当时科举废除后条件好的孩子可以进入新式学堂学习、家庭条件差的孩子就无书可读的局面，执意秉承“教育救民”的理念，以俭为善，乐善好施，四处奔走，捐资捐田，创办鹰子沟义学，有简易书斋，名曰“鹰子沟书院”。
1942年3月22日在鹰子沟附近召开的豫鄂边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鄂豫边区施政纲领》，明确指出了教育工作的任务。其中第21条指出：“发展边区抗战文化教育，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政治水平，提高民族气节，普及国民教育，推广识字运动，减少文盲，改良私塾，训练师资。”为贯彻边区《纲领》，京（山）西北区署很重视教育工作。由于我爷爷能写一手端庄、秀丽的书法，也很有头脑，为人处事，关系也不错，并积极倡导新的教育理念。每次巴家冲、鹰子沟、邓关等学校招生，周凯若都要带着我爷爷深入一线，推广书报发行，提倡文化娱乐，爱护与培养知识青年，救济失学失业青年。这样，学校能够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进行教学，既提高了师生的政治觉悟，又充实了教学内容。
民国时期的语文课，是一座教育富矿，值得研究与开发，从中亦可获得不少启迪。回望这些，诚如向一个消失的传统致敬，绝不仅仅是怀旧，更多的是寻找和回归。我爷爷的语文课，就像长江源头的一泓清泉，散发出清新怡人的气息。1947年任复兴乡中心国民学校校长，先后在庙畈上、小焕岭教学。按照国文要旨，他大力倡导“书不读熟不开讲”的特点，促其达到“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的境界。1949年在向家冲罗关教私塾一年，1951年春，在朝阳塔教民办小学，1953年秋季调往三阳店后转为公办教师，后在宋河、梅河村将军令、厂河村台田等地任教。1954年在五台大河滩教书，1955年在厂河小学任教。其弟子有张先浩、曾庆光、陈其芳等。1962年被授予京山高级知识分子称号，1963年出席京山第二届人代会。多次获湖北省、荆州地区行署、京山优秀教师荣誉称号。1980年在向家冲鹰子沟病故。在悠悠的教学长河中，解放前是日日求张良，月月拜韩信。解放后，爷爷教书的历程有了新的转折。于是，煤油灯的光亮总伴随着他的生命之火在燃烧。祖母有时擦着喜悦的泪对他说，为了更多的学生伢们你就爱护一下自己吧。但无论如何，他总是力求增加革命理论课程，增加必需的课程，密切联系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批批人才。
时光过去好多年了，我大哥也是七十好几了。他告诉我，从他记事起，就对爷爷印象很深。正是他一生的勤劳，让我哥哥受益不浅……读六年级时，爷爷是他的班主任，教书育人很有一套，学生时常听得津津有味，下课后也玩得更带劲。我哥哥自然是个好学生，其他学生表现不错，并大都有出息。爷爷也因此得到糖票、肉票的奖励。同样，我小哥在厂河小学度过两年，也沾过爷爷不少的光。在那里时常受到大人、小孩的羡慕，可想而知爷爷也受到很多人的尊敬。有时候爷爷居然成了没大没小的顽童，一下课嘻嘻哈哈和孩子们打成一片，不是和他们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就是和几个男孩子拼命在长满野草的空地上踢那只到处是补丁摞补丁黑不溜秋的球，至于到底是篮球还是什么球已经无从辨认了，然后在急促的铃声中一个踢腿远射引得身后的孩子们一连串尖叫……
学校有村里来的老师，听说勉强初中毕业，当年也是因为村里实在没有出过什么人才，再加上学校教师紧缺，才让他们填了这个窟窿。我爷爷一有空，就手把手教他们。有的老师因为家里穷，拿不出学费。一家人正一筹莫展时，村小学招教师的消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有的跑到他家里表明自己想要当老师的决心。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十天半月才来一次的邮递员将县城寄来的转正通知书送到我爷爷时，他却表现得异常激动，赶紧将此送到对方手里。
他后来上了年纪，退了休，成了一个闲不住的人。可他退休不退岗,依然带课。直到得了病，才坐到了床头“工作”。那时，我正好读高中，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每星期，我都要抽点时间，到离厂河高中约两公里的厂河小学——他们居住的地方。里面有几个班，爷爷居住在东南角一个约十几个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很拥挤，也很简陋。床上堆了不少书，他每天晚上读书都要读到很晚，有时两眼充血，像针扎一样痛苦，才不得不把书放下。我去了之后，总要离150米开外的地方挑水——去的时候是下坡，可回来有一道45度的坡，可以想象他们担水是多么的不容易。担水的地方，是一道宽宽的河流，水是从大洪山那儿流下来的，我往往被那些千奇百怪的鹅卵石所吸引，还忍不住打几下水漂漂……虽然回去有些迟，但他们似乎明白些什么，自然也少不了鱼肉的好招待，我也便不客气地美食起来。
一位易姓老人介绍：“首先是做人，其次是育人，再就是做一个模范的教师。”寥寥数语为大家广泛认同，他在我心里的形象却异常高大，并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光芒。
二、慈善先生
家庭是一个人最初的、也是永远的学校。浓郁的文化氛围氤氲着我们一家人的美好时光，也延续了我爷爷的一生。我爷爷命运多坎坷，第一位祖母是位善良的人，母亲只有8个月时，她就病故了。从此，只剩下爷爷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因为需要抚养，只好由幺姨婆含辛茹苦地喂养；每每煨点粥，二舅婆看到后，心里总是有点不舒服，往往将灰尘之类放在粥里。为了维持生计，养活母亲，爷爷经常到处奔走，为此，母亲也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十多年后，母亲用稚嫩的肩头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按照当地习俗，只好让母亲在家吃“老米”。外出一段时间，爷爷总会回到鹰子沟，时常带大一点的哥哥姐姐到乡下玩，民众的痛苦和无助引起了他的深深同情。第二位祖母作为大家闺秀，饱读诗书，早早便教大哥大姐们修齐治平的道理。爷爷多年就胸怀大德，为附近赤贫者捐送寒衣和棉被，将孤苦无依者收养家中度过冬寒和春荒，逾50人，持续50余年。其许多善举，至今为人称道。有一次，竟然用奖金铺了一条沙路，这件事在哥哥幼小的心灵留下了烙印。
花甲之年，爷爷瘦瘦的脸颊上有着时间给他的“馈赠”，头上顶着短短的白头发。别看他年老，但依旧身强力壮。他生活节俭，旧衣服补了穿，穿了补，度过了一年又一年。他对自己十分“吝啬”，对邻居却十分慷慨，有了好东西，绝不一人独享。邻近有一位老人，虽能说会道，但眼瞎耳聋，生活很不方便。他家孩子小的时候，只能靠老伴干一些简单的活养家糊口。即使我们全家九姊妹，哪怕生活很清贫，爷爷也要把积攒下来的粮票送给别人，还给别人家的孩子买书买笔。左邻右舍，那时孩子一般有五六个，大人固然很忙，孩子照应不过来，爷爷有时间就带在家里帮忙照看，顺便照料一些好吃的。事后，有的送来了鸡蛋，这也许是他们唯一值钱的东西了吧。爷爷婉言谢绝，认为“一家有困有难，力所能及支援”的行为不需回报。这就是我的爷爷，舍己为人，却不求回报。
爷爷居住的地方，门前是农田，屋后就是山，总免不了磕磕碰碰。特别是到了夏天，如果久旱无雨，邻里邻外的庄稼地里需要充足的水源。有时这家田里放满了水，下方田里没有了水，则以为是上方人家把水抢去用了。这就免不了争吵，甚至打起来。一天，正好爷爷走过，他耐心地对他们说：“你们别打了，也别着急，我们还是想想办法吧！”爷爷让他们熄怒后，拉着双方转身就走，寻找没有水的原因。爷爷们很快发现，水正从一个小洞里哗哗流到了一条小沟，浪费了不少水。大约十分钟，爷爷拿来了水泥、河沙，将两样东西混和在一起、倒上水，再用铁锹搅拌。几分钟后，就堵住了漏洞。不一会儿，下方的田里果然有水了……
爷爷生前一直信奉：只有多读书，才能吸收优秀文化，成为有用之才。爷爷为了鼓励孩子们多读书，读好书，于是出了一个开办“报刊小屋”的绝招：凡读书超过5分钟，提供凳子；读书1小时，提供饮用水；读书4小时，提供几粒糖。爷爷经常挂在嘴边的是，自己是老师，既要教书育人，又要“送书育人”。小屋里还放着个“便民盒”，盒子里装着一些零钱、起子、钳子、万花油、风油精、针线包之类的东西。搭车没有零钱了，手弄脏了，蚊虫叮咬了，单车链条脱了，甚至衣服上的纽扣掉了……孩子们、学校的单身老师、邻近困难户都会跑到这位豁达大方的“胡子爷”面前，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
爷爷身子十分硬朗，面色红润，慈眉善目，经常咧着嘴笑。几十年如一日，“小屋爷爷”陪伴了一批又一批孩子，见证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成长。周边的人回忆说，爷爷的报刊小屋，其实是个“小图书馆”。爷爷专门准备了几把小凳子，孩子们翻书兴趣来了，可以坐在凳子上一直读下去。几十年里，不管刮风下雨，小屋不知接待了多少孩子。每到毕业季或重大节日，爷爷都会收到孩子们和“干姑娘”“干儿子”送来的，或从天南海北寄来的一大堆小礼物，贺卡、玩偶、书画作品等摆满了报刊小屋和他的卧室。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我爷爷回到小时候的家鹰子沟后，人们依然看着这位中等但很壮实的老人：一件普通教师平日里常穿的白色汗衫，一条已经褪了色的青黑色长裤，裤脚上还附着菜地里的新泥。布满皱纹的脸上镶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犹如土褐色的皮肤照亮历史的艰辛，微弓的背仍倔强地撑着生活的压力，岁月早已将他乌黑的须发抹成斑白……他的淳朴、质朴，必将影响我们家一代又一代的人，成为我们最好的精神财富。
三、坐堂先生
鹰子沟的人都和善地说爷爷福大命大。两岁时，他与太奶奶步行回家，当时乡下的道路两旁都是农田或积水潭，爷爷光着脚走路，刚下了雨，路面湿滑，一不小心他竟然滑到路边的一个深沟里，太奶奶急得跳了起来，却又无能为力，只能蹲在路边哭泣。还好来了两个好心人，由于爷爷滑下去的那个部分有个凸出的石头，才幸运地被救了上来。回家后，连忙吃了几副中药，才得以根治。这，记忆是深深的。
爷爷自幼天资聪颖，记忆力很强。他，幼承庭训，家学渊源；开始接受古文教育，并受到“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因此，他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当时军阀混战、内忧外患的国情却使他思想十分苦闷。因我爷爷比周凯若小一岁，年龄相当，经常在一起活动，并受到其父亲从教、从医的影响，以及“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教诲和劝说，对中医有了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有幸从师伺诊，跟随其临床实践。并结合《伤寒》六经辩证的治疗理念，体会桂枝汤、麻黄汤、白虎汤、小柴胡汤、桂枝甘草汤、瓜蒌薤白汤、当归芍药散、温经汤等伤寒杂病中典型方剂的应用，用以治疗伤寒、心病、脾胃病、妇科病等，日臻娴熟。加之周氏采取医学理论与诊疗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为爷爷创造了一个自由、开放的学医环境，而其精辟见识和大家风范，更令我爷爷景仰和折服。一次，一位乡亲眼睛红肿，风一吹眼泪不止，半年后，左眼鼓了起来。我爷爷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于是，他经过近一星期实践，提炼中药，反复熬制，结果试用三五天后，立竿见影了。此后，十里开外的人，遇到这种眼病，都得找到他，用此良方。
为了养活全家人，爷爷干的活比以前多了，到了晚上，便把周氏给的一堆中医书籍拿来自学。后来，爷爷在家里摆上一只陈旧的书桌，一把掉了色的椅子，桌上摆上一沓厚厚的处方本，一只廉价的钢笔和几瓶墨水，在门口竖上一块木板，上面写着“李氏诊所”，爷爷的医者生涯便开始了。因历史上，后人为了纪念张仲景，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称为坐堂先生，这也成了我爷爷“坐堂先生”的来历。
刚刚开张，生意不景气。有一次，一位得了重病的老农民来找他医治，爷爷只是把了一下脉门，观察了他一下，便说出了病原和病根，那位老农惊诧不已。后来，爷爷治好了他，并说：“我知道你比较穷，你看一下能给多少是多少，实在给不起就算了。”那位老农感激不已，好人有好报，后来在一段艰难的岁月里，爷爷受到了来自那位老农儿女的诸多帮助，这令他感慨不已。随之爷爷诊所声誉越来越好，村里凡是有个腰疼腿疼，发烧头痛，都会找爷爷开张方子。
邻近小花岭一位老人身体不好，爷爷诊断他活不了多久了。他说他只想再见一面世上唯一的亲人——他的一位残疾儿子。爷爷得到消息后，立刻叫上邻居，叫上亲朋好友，从鹰子沟出发，翻过大花岭去把他的儿子抬过来。那时正值寒冬腊月，外面风刀霜剑，爷爷与其他人抬着担架，在雪地上艰难地行进着。山那边与山这边相距虽不远，但山路崎岖不平，寒风习习，冰天雪地之下，他们一步一个脚印走在雪地中，担架时不时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他们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但谁也不言放弃，谁也不抱怨，终于将年轻人抬到了这边……
每到采药，爷爷就早早地喝了一碗稀饭，挑着两个竹筐出门了。那时鹰子沟山路弯弯，爷爷只能靠一双脚踏着一路泥泞出走。若赶上天下暴雨，本来就崎岖不平的泥路上全是积水，有时过山沟时水甚至漫过爷爷的腰。到了山顶，还要在满是荆棘的山岩里一根根地挑，若是太小，不划算，若是太大，很难得找。等到弄了整整两箩筐，连药带土差不多有80斤重，爷爷就用肩挑，直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满身汗水赶到家。回到家还要把药材清洗干净，有时待干完活上床休息时已是凌晨两三点了。后来我的祖母回忆说：“那时候他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我还记得有那么一次，天下大雨，从杨集磨棋观回来路上的积水漫上大腿，又是夜里，到处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那天晚上，我提心吊胆地等他回来，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有时候突然有了一点声音，我就马上高兴地从床上爬起来，结果发现却是雨点声。就那么等了好久，雨停了，他才刚好回到家。我问他是怎么回来的，他告诉我，是和一位挖中草药的肩搭着肩，手抓着手，跌跌撞撞地走回来的。”
1929年，国民政府以“愚昧落后”“阻碍科学”“医事卫生障碍”等理由，推动通过了“废止中医案”，此令一出，整个医学界哗然一片。在整个中医界人士和其他各界爱国人士的努力下，中医并没有被废除，但国民政府对待中医的态度却日渐苛刻。同时，西医的传入也让中医人自己展开了思考，科学论证等思维方式也影响了近代的中医。而就在受到西医不断挤压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陷入了战争的境地中。中医的延续也遭遇考验，但战火同样洗礼着这门传承上千年的古老文化，并为它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也让爷爷这个热血青年无法再安于老守田园、继续学医的生活，于是边从医边从教……
为民学医求教，点燃了精神家园的一瓣心香；心存美好向往，真心做好一件事，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回想这些，无论在课堂教学、培育人才的全过程，还是中医文化、医学实践各环节渗透的精髓，我爷爷的精神特征外化为具体的行动、内化为我们自觉的精神追求，成为一代代李氏家族的精神品格。从不同时代的李氏人身上，都焕发着执着的精神力量。可以说，他的影响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召唤，而是一种显著的精神标识，已成为我们家共同的精神烙印。
四、N先生
人们想到我爷爷坚强善良的一生，总会暗自钦佩，浓浓的感激之情实在难以言表，只好敬称之为“多面人”，亦称N先生。
爷爷有善良、乐观“暖”的一面。每次到他家，爷爷会翻箱倒柜，这儿搜出几个苹果，那儿找出几块糖，使劲地往我的小布兜里塞。每次他给我母亲一点路费，她一个劲地推辞，高低不要，爷爷只好说：“我这么大年纪了，这钱留着给娃交学费吧！”哪怕60多岁了，爷爷眼不花，耳不聋，喜欢听戏，闲着的时候就会来上几句，婆婆在旁边一个劲地点赞：还真是那回事，抑扬顿挫的。虽然我听不懂唱的什么意思，看到爷爷乐呵呵的，我也一个劲地跟着傻笑。
爷爷有严肃、古板“冷”的一面。在私塾启蒙阶段，他十分注重养成教育，要求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对孩子的行为礼节，像着衣、叉手、作揖、行路、视听等都有严格的教育。稍有不对，马上戒尺伺候。据说学“三百千千”中的《三字经》，要求一星期背得滚瓜烂熟，结果只剩下一天了，能熟练背诵的仅不到半数。爷爷面色凝重地走进教室，径直拿起粉笔，大手一挥，一个“1”字赫然出现在黑板上。随后嘴角一扬，孩子们立马议论纷纷，有的似乎猜到了什么……爷爷神秘一笑，身体因得意微微抖动，道破天机：“请孩子们知道，还有一天，迟背诵几天就是要打手板的数了。”尔后戒尺一挥，象征性地在手上拍拍，狡诈的笑容便像他的标签了。他得意地望着孩子们，倾听他们抑或欢喜、抑或忧心的话语：“哈，我不会被打了！”“啊？我估计会打三下？！”爷爷真是名不虚传的“冷”！当他的忠魂像一首古老的歌谣，吟唱了很久很久，至今余音袅袅。他苦口婆心地给了别的孩子许多许多，而对我们却是“铁心肠”。有一次，我缠着他给我讲月亮里老爷爷砍树的故事，讲星星为何眨眼睛。他却说，找你婆婆去，那时我的眼泪一滚就出来了。
爷爷也有精彩、出奇“酷”的一面。字如其人，这是古人的讲究！也是我爷爷的讲究！因为，人生要有前途，一手好字，那是必须的！后来我看到，爷爷的字帖、书信等等，都是字迹工整，比我们的印刷体，漂亮多了！其实呢，我爷爷每一个字的背后，都有很多的故事，每一个字都是“酷”的表现！
爷爷还有和蔼、和善“亲”的一面。听说一个孩子拿着毛笔字给爷爷批改时，爷爷低下头细细查看，手上燃烧的烟头都不小心掉到自己的衣襟上了。然而他仔细翻看比对几行毛笔字后，迅速拿起红笔，一个个红圈映红了孩子的脸，接着他像不放心似的，又签了一个“李”字，再摆出那招牌式的笑容说：“可以了吧？”我年幼的时候，经常喜欢到离我家十多公里的爷爷那儿，然而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在一个夏天。爷爷住的院子是典型的宋家祠堂，大厅敞亮，里屋有些狭窄。刚到门口，一墙绿茵茵的黄瓜、丝瓜扑入眼帘，使得天气凉爽了许多，屋子仿佛披上了绿衣。爷爷站在门口等候，见了我，一副笑眯眯的模样，一下子让我觉得他就是我的爷爷。落座之后，他显得更加随便、和蔼，一下子我的拘束感不见了踪影，原来他竟是那样亲切。想来有趣，那一个小时，爷爷没有谈学习之类的话题。相反，他更多地在问我玩得怎么样。因为交谈很融洽，仿佛亲切之中蕴含的认真，质朴之中包容的期待，把我小小的心融化了。以致每到假期，爷爷跟父母亲讲，要经常带我们去玩！虽然不感到意外，因为是我爷爷，但像他那样还有点声望的，在别人家孩子来说，还是有点望而生畏，我实在羡慕极了。
爷爷还有严谨、耐心“细”的一面。我应该庆幸，我竟有这样一位N先生，一位人品与文品都堪敬佩的爷爷。他对于一个孩子平等真诚又宽厚期待的一次次会面，让我青春充满活力，仿佛那个青春一直在延续。那是一个不错的夏天，阳光明媚，天气凉爽。我走进了爷爷的院子里，来到了他的书屋。很随意地翻翻连环画，又小心看他批改的作业，一下子愣住了：几页纸上到处是红色的圈、钩、直线、曲线和密密麻麻改动后增添的小字……后来我上了初中，感觉作文宛如登天，看题头晕，提笔头痛。经过爷爷多次指点后，我完成了一篇习作，让爷爷帮忙修改修改。当我悄悄拿起，仔细看了几遍爷爷修改的作文，有的地方简直像是动过大手术似的。题目《我的老师》改成《我们的老师》，虽一字之差，可见其用字的准确性，它包含了不仅仅是“我”，还有“我们”对老师的爱。还比如，长句子断成短句的地方也不少。
我真的从中受益良多，作壁上观和设身处地毕竟不一样。爷爷这种认真、平和以及温暖，如春风拂面，不仅鼓起了我学作文的勇气，也坚定了爱好文学的信念！
五、文书先生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鹰子沟像是一个传说中的地名；在许多人的记忆中，一行行常见于网络上的、被称为新四军五师“保安司令部”的凹字形土屋，几乎就是鹰子沟的全部了。而在我的印象中，鹰子沟是一个名声深藏而又有几分神秘的地方，它与大小花岭齐名。陈少敏、郑绍文打游击、开展革命的红色故事，以及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孕育着的无限生机与希望，别有一番壮烈和美好……
我的爷爷李国栋为西北区署做文书，有其历史渊源和背景。周凯若，1905年8月出生于京山西北巴家冲一个农民家，1912年入私塾读书，1922年辍学，随父务农、行医、教书，经常来往于巴家冲、鹰子沟，渐渐熟悉了我爷爷。周凯若聪颖好学，性格开朗，正直耿介，不畏强暴，疾恶如仇，好打报不平，有四方之志。曾任京钟抗日游击大队副政委、团政委、南远县县长等职。特别在京西北革命生涯中，对我爷爷逐渐加深了了解。早在1939年，陈玉虹住在周凯若家里，经常给他进行革命宣传和教育，并在他家里举办了多期训练班。这些很快影响到了西边地区的鹰子沟，从此，我爷爷开始接触进步思想，了解革命文化。也因为我爷爷是秀才，通文墨，结识的人多，受到革命影响快，渐渐思想上由自发要求变为自觉的行动。1940年7月建立了京北第六区（西北区），周凯若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周凯若善于和党外人士合作，充分发挥我爷爷的聪明才智。也因为行医、教书的共同向往以及工作需要，就被安排做了文书一职。对于这个“官衔”，起初我爷爷连想都不敢想，生怕挑不起这副重任。
爷爷时常跟随周凯若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齐心合力参加工作，成立了“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有时他们边发动群众边做战事训练，每人身上背着简易的行李，风餐露宿，很是辛苦。
鹰子沟成为新四军五师政治部和保安司令部居住地后，我爷爷经常受到陈少敏、郑绍文的教育，几次听陈少敏讲课，进一步受到革命熏陶。我爷爷下村进户后，就和进步人士畅谈团结进步感想，如何走向新民主的抱负；还提出了一些革命活动，如通过办报纸、发传单等方式，传播进步思想。同时，作为民主进步人士，极力推动京西北地区文化教育发展，并在白色恐怖之下，坚持奔波于巴家冲小学、设立于京北县委第一次委员会旧址的邓塆祠堂小学教学。一次夜里，当他从巴家冲回鹰子沟途中，不慎掉下了山崖，这一摔使得他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星期。
1940年6月，为贯彻边区建政和民选指示精神，我爷爷认真履行职责，积极跟随周凯若一道，在田东、田西、康龙、高台、龙鸽等乡广泛进行宣传，很快就完成了任务。在此基础上，不断推动民主进程，很快建立了西北区署，致使这一带革命能以弱胜强，所向无敌，基本经验之一就是群众拥护，起了堡垒作用。
在艰苦的环境下，我爷爷还跟随周凯若，适应战时环境，一旦有敌伪顽军“扫荡”骚扰的情报，常常要做好保密工作。有时还体验战火的洗礼，和大家一起不避艰险，勇猛向前。有一次，部队在大花岭顶着敌人猛烈的炮火打了几个小时，掩护洪山公学、鹰子沟小学师生从敌人的包围圈里突围出去。1941年，为了做好对外联络工作，也要随时与在三口堰以南的黑冲埋伏战和六木岭、板凳岭、残伤岭等地战斗的带领的京北抗日游击大队的周凯若保持联系。
我爷爷虽为一名普普通通的文书先生，他写字、笔端和身体融为一体，信手拈来，又快又好，尤其擅长诗词对联。为弘扬统一战线，他常常帮村里村外的人写文书报告；碰到乡邻鼠雀之争，就为之调解纷争，头通常是爷爷一言为断，双方也是心悦诚服的。爷爷行文如同话家常、似行云流水，常常听他谈诗论文、说社会、道人生。他调门不高，但其风骨、智慧，每每沁人心脾，启迪后学。所以，京（山）西北地区在人员极紧而形势发展极快的情况下，优先给学校派去我爷爷这样的人才当兼职教师，为文化教育工作贡献了一点微薄之力。
我爷爷耳闻了大小花岭、巴家冲、向家冲群众不屈不挠地与敌斗争的壮举，特别感受到了大家支前、筹粮的革命精神，为此，他常常挑灯夜战，尽快向《七七月刊》报送信息，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斗志；亲眼目睹李先念亲自为自家做鸡公树门槛、激发边区群众生产斗志的场面。退休后，曾帮助张先浩、张光泽提供和撰写有关新四军五师在大小花岭、向家冲、巴家冲一带的革命回忆录；曾帮向集村写了关于罗家祠堂豫鄂边区第一人民代表大会旧址迁址的报告，以此传承红色基因，发扬光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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