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从周家房顶扫过，雪粉落了周秉昆一身，也落了些在后衣领内，使他不禁打了个哆嗦，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梁晓声人世间第一部全文免费阅读?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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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大风从周家房顶扫过，雪粉落了周秉昆一身，也落了些在后衣领内，使他不禁打了个哆嗦。
周秉昆那日第一次“享受”到由单位的车直接送到家门口的优待——尽管只不过是辆旧的小卡车，一路昏昏沉沉的，半点儿都没有“享受”之感。
老工人师傅问他：“小周，没大事儿吧？要觉得确实不对劲儿，那咱们去医院。”
他已跳下了车，眼睛半睁半闭地站在家门前，挥挥手说：“没事儿，你们快走吧，我是因为早上没吃东西……”
他为自己昏倒而感到羞耻，本能地予以遮掩。
另一位师傅说：“我猜也是，难怪的。”
他们便都没下车。那么冷的天，挨了两个多小时的冻，谁都想赶快回到厂里找地方暖和暖和身子。
“秉昆，发什么呆呢？”
他一抬头，见是同住一条街的乔春燕。周家住街头，乔家住街尾。乔春燕的两个姐姐也都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了，她本以为凭这一点自己有资格分配到不错的工作，成为什么国企的工人呢。她的愿望也不算多么高，能穿上亚麻厂的工作服就心满意足了。亚麻厂在共乐区，她是共乐区的待分配青年，她和父母便以为不必送礼求人走后门的。然而，他们都大错特错了，等到春燕被通知分配到了共乐区与邻区交界处的一家公共浴池，这才悔之晚矣。她要跟一位老师傅学修脚，以便将来接那位老师傅的班。泡罢澡接着要修脚的全是大老爷们儿，她闹心极了，死也不肯从事那么一种职业。但死也不是办法呀！死又能威胁到什么人呢？还会落个拒不服从工作分配之名，所以，父母相陪着懊恼了几天，也就只有一起低头认命了。
春燕与秉昆不仅是小学同学，还是中学同学。虽然住一条街上，但从小学到中学秉昆与她的关系一直淡淡的，甚至没结伴上学或放学回家过。一者秉昆是不喜欢与女生交往的男生，二者因为春燕并非是对男生有吸引力的女生。她的身材未免太茁壮了，性格也大大咧咧的，属于假小子类型。
不过那是一九六八年的春燕，到了一九七二年，正所谓女大十八变，参加工作后的春燕不仅身材变了（尽管并没变得多么苗条，却起码变出了女性的腰
形），连脸盘看上去也不似满月那么圆，显出点儿尖下颏了。总之，细端详，有几分女性特有的妩媚了。
那日春燕头戴白毛线织的贝雷帽，围鲜红的长围巾，穿件过膝的灰呢大衣，下边是双锃亮的高靿靴子——看上去挺摩登的。
秉昆好久没见过她了，一时有判若两人之感。
春燕大声问：“聋了？傻呆呆地瞪着我干什么呀？没听到我跟你打招呼呀？”
秉昆红了脸说：“厂里的车刚从江边把我送回来，正要进屋。”
春燕就走到周家小院外，隔着矮板障子问：“你们木材厂去人了？”
秉昆点头。
“街道也通知我去接受接受教育，说只要我去，可以替我要求单位多批我两天假，但前提是接受一下记者采访。我才不去呢！就因为我跟杀人犯住在前后
街，从小互相看着一天天长大，我就应该去接受那么一种教育啊？不接受教育，我也绝不会像涂志强那样往歪路上走哇！你信不信？信不信？”
春燕一边问，一边用垂在胸前的长围巾的编穗儿抚秉昆的脸。
秉昆说：“我信。” 春燕一向说话很跳跃，中学同学因而给她起了个绰号叫“袋鼠”。
她问：“我怎么样？”
秉昆佩服地说：“你从来都不愿任人摆布，不像我，明明自己觉得心里别扭的事，别人的态度一硬，我就只有服从了。”
春燕说：“我问的是我现在的样子！还像袋鼠吗？”
她一手仍抓着长围巾下摆，举着，模特似的摆了个自认为优美的姿势，接着转了个圈。
秉昆装出欣赏的样子说：“不像了，早不像了，你变得比中学那会儿漂亮多了。”
春燕似乎有种与秉昆老友重逢般的感觉，没完没了地说：“这下咱们这条小脏街可因为涂志强出大名了！说心里话，他被处决了，我心里还挺难受的。”
秉昆也正希望与人说说话，以冲淡自己在处决现场受到的刺激。他叹道：“我也是。我做噩梦都梦不到，和我住前后小街上，从小相看着长大，小学同班，中学同校，参加工作了在一个厂里，而且整天是劳动搭档的人，忽然一天成了杀人犯……太想不到了！但杀人了那就得偿命啊，即使咱们是法官，也得判他死刑，是不是？”
春燕深有同感地说：“那是。就在他犯案的前几天，我还为他服务过！他和一小个子又瘸条腿的男人一块儿修脚。那天我师傅不在，我独自当班。他没想到是我，不好意思，脸红得像红萝卜皮似的。我倒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害羞劲儿早过去了。他称那瘸子大哥，他那大哥特绅士，不像某些浑蛋男人，成心似的，光着身子只围条浴巾就到我跟前了，他俩可是都穿着我们那儿发的短裤背心去的。他那大哥彬彬有礼地说：‘姑娘，给您添麻烦了啊。’之后不忘说句，‘姑娘，多谢了
啊。’强子陪在边上吸烟，他那大哥说：‘别让人家姑娘吸二手烟，掐了。’看得出他对那大哥可尊敬了，赶紧就掐了。为他俩修完脚，那大哥朝他递了个眼色，他就给了我十元钱，两张五元的。我当然不收了，强子小声说：‘就当是你哥给你
的。’我说：‘去你的！我没哥，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说：‘当然知道了。但你就不想有个哥吗？想有的话，就当我是你哥。’那时他那大哥已到修脚部外等着去了，他朝门外瞥一眼，小声又说：‘有了我这个哥，保证全市没谁敢欺负你
了。’其实我心里是乐意收的，十元钱差不多等于我十天的工资呢！他既然非要给我，我也就大大方方地收下了。你说这算什么事儿，我收下过一个被枪决了的杀人犯给的小费！解放后早就不许来那套了呀……”
春燕眼泪汪汪的，想到自己所说之事，她的心情分明很复杂。
秉昆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家门忽然开了，母亲吃力地拎着几乎满桶的泔水迈了出来。自从家里发生女儿那件事，由于经常伤心流泪，她的眼睛患了角膜炎，再一遇到着急上火的事儿就会复发，视力已大不如前。
秉昆急忙接过泔水桶，对母亲说：“妈，你别管了，我倒。”
母亲小声问：“那姑娘是谁？怎么不请人家进屋说话？”
春燕说：“大娘，是我呀，老乔家三姑娘。”
母亲定睛看着她，微笑道：“认出来了，是春燕呀，穿得这么体面，提前过春节似的，去相亲啊？”
春燕笑道：“不是的，大娘，我去我三姨家串门儿。我两个姐姐在兵团都挣工资，养活自己不成问题了，逢年过节还都往家里寄点儿。我爸的工资只养活他和我妈老两口，每月能存个十元八元的。我呢，终于出徒了，算上奖金，不比秉昆他们当工人挣得少，我干吗不在自己的衣着上多花点儿钱，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点儿啊？大娘，我的想法对不？”
母亲说：“对，对，怎么不对呢！”
她走近矮板障子，端详着春燕的脸又说：“春燕你越变越俊了，就你这模样，不用化妆，眉心点颗痣，在哪儿盘腿一坐，像活观音。”
秉昆听出，母亲说的完全是一番奉承的话，不由得嘟哝了一句：“有穿双靴子的观音吗？”
母亲不悦地说：“你别挑我的话。” 春燕却被奉承得大为高兴，眉开眼笑地对秉昆说：“就是！观音她要想化身于民间，那还不是爱怎么穿就怎么穿呀？你把泔水桶拎院外来，我得回家了，帮你拎到下水道那儿去。”
秉昆说：“不用，别弄脏了你的靴子和衣服。”
母亲也说：“春燕你快回家吧，我和他去倒。”
春燕说：“天冷，大娘你进屋吧。你穿得少，别感冒了，我和秉昆抬着。”
她说时，已看中了板障子间的一根木棍，动手便拔。
秉昆急说：“哎，你别……”
春燕却已将木棍拔起了，并说：“你家板障子反正也该修了，秉昆你开春上心修修啊！你留城就有责任把家里这类活儿全干好。大娘，我说的也对吧？”
母亲连说：“对，对，你把大娘要跟他说的话替大娘说了。”
于是，春燕高高兴兴地与秉昆抬起了满桶泔水。
整条街上只有一处倒污水的下水道口，像往年一样，周围结了厚厚的五颜六色的冰。哪种颜色都不正，一层覆盖一层，冻着米饭粒、咸菜条、萝卜皮、白菜帮什么的。虽然五颜六色，看上去却绝不美丽，比单一颜色更令人作呕。当年的任何衣服都掉色，哪户人家一冬季都得洗几次衣服。
泔水桶放在冰上后，秉昆有点儿不知如何是好——下水道口已被冻严了。
春燕问：“你又发什么呆呀？”
秉昆说：“也没处往下流啊，不跟随便一倒一回事吗？”
春燕说：“你没冬天倒过泔水啊？从来就是这样的！”
她抬起只脚，脚尖轻轻往桶上一点，泔水桶滑倒了。 在周家，秉昆确实还从没倒过泔水。哥哥姐姐在家时，他们争着倒。他们离家不久，自己开始上班了，每天早出晚归，没想到过自己应该为家里倒泔水。
他望着一桶泔水在肮脏的冰上缓缓流淌、边流边冻住的情形，内心产生一种大惭愧。母亲已经害下严重的眼病，万一再因为倒泔水滑倒摔伤，家中又只剩下自己一个人，那该怎么办呢？
他不敢想下去，望着春燕自言自语：“我不是个好儿子，但我一定要学着做个好儿子。”
春燕白了他一眼，讥讽道：“别以为你妈奉承我的话，我听不出来，我真有那么傻吗？全光字片的人家，有几户不夸你们周家的儿女好的？你哥一表人才，是重点中学尖子生。你姐是大美人儿，也是重点中学的尖子生。你虽然长得一般，学习也一般，跟我一样上的是破垃圾中学，但打小就是乖小孩儿，从不调皮捣蛋。哎，你是不是没从我这儿也听到几句奉承话，就觉得亏了呀？”
秉昆呆呆地看着，变哑巴了。他嘴笨，别人一讽刺他或顶他几句，往往就无话可说。有时，在外边被别人挤对了，回到家里也会发闷几小时。
春燕从兜里掏出澡票递给他：“好久不见了，给你两张澡票作为见面礼。”
他接过后看着说：“不是两张，是三张。”
春燕说：“那就三张都给你吧。我爸妈洗澡不需要澡票，只要是去我上班那儿，一说是我爸妈，谁把门儿都得客客气气地往里请。我师傅快退了，现在招不上修脚这一行的学徒来，我成了他目前唯一的高徒，关门弟子。我要不干了，去那儿洗澡的人准少一半儿。我一闹情绪，连我们领导都让几分，我成了那儿的香饽饽了。咱姐们儿每天全心全意为人民修脚，凡是热爱人民的人，就得发自内心地敬着我！”
春燕感觉良好，自我吹捧了一番。
秉昆闷头闷脑地说：“春燕，我也是热爱人民的人啊，真的，所以我也发自内心地敬着你。” 春燕被他的话逗得扑哧笑了，豪迈地说：“秉昆，那什么，三张澡票你可以全送人的。只要是到我们那儿去洗澡，你也根本不必用澡票。你提一下我的名字就行，说你是我表哥。快春节了，哪天你陪大娘一起去吧！”
秉昆回到家里，见母亲在用报纸糊墙。
他提醒道：“妈你可得小心点儿，别把有毛主席头像的糊倒了。”
母亲说：“我知道自己视力差了，可注意呢，你看那样行不？”
秉昆顺母亲手指看去，见火炕里边那面墙二尺以上的地方，报与报互相压住半边，这就使主席头像与头像之间的距离近了，一横溜儿二十几个头像排列还怪齐的。
母亲问：“那么糊没什么问题吧？”
秉昆说：“应该没什么问题。”
母亲又问：“没糊歪吧？”
秉昆说：“不歪。”
“挺好看的是不？”
“挺好看的。”
“妈给你煮了个荷包蛋，热在锅里呢，还有个两掺面馒头，吃了快去上下午班吧。”
“妈我有点儿头疼，下午不去了。”
“预先没请假，不去行？”
“行。”
“妈去你们厂替你请假吧？”
“没那必要。大冷的天，吃饱了撑的啊？”
“要不你把你们厂办公室的电话告诉妈，妈到派出所去，用他们那儿的电话替你请假，妈跟他们都挺熟的。”
“更没那必要了。妈，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别把我半天没上班没请假当成回事儿，根本就算不上是件事儿。”
秉昆将母亲为他热在锅里的午饭吃得一干二净，蹬掉鞋上了炕，脱去棉袄棉裤盖上被子倒头便睡，居然酣睡了两个多小时。全市多数人家都买不到好煤，一个冬天不暖和，周家也不例外。少数有暖气的干部家，因为锅炉有好煤保障着，才一如既往温暖如春。幸而母亲一直将火炕烧得挺热乎，秉昆竟睡出了汗。哥哥姐姐在家时，哥哥与秉昆睡外屋，姐姐和母亲睡里屋。哥哥和姐姐如今都远走高飞，为了省煤，冬季外屋的火炕就不烧了，秉昆便睡到里屋，为的也是每晚能躺在炕上陪母亲说说话。
“上山下乡”这一场运动，对于A市大多数老百姓的影响，与对全国其他城市老百姓的影响不太一样。A市老百姓的儿女去往兵团和农场的占多数，而他们是挣工资的。三十二元是工厂里一级工的月工资。如果一户人家有两个去往兵团或农场的子女，每人每月往家里寄十元钱，那户人家的生活也会大大改善。少了两个人的吃穿费用，每月多了二十元钱，就少了以往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的拮据。春燕家如此，秉昆家也是这样。他一领了工资，留下几元零花钱，其余全都交给母亲。母亲也花不着他的钱，替他存着。母亲还让他写信告诉父亲，千万不必为了每月往家里多寄点儿，省衣节食地亏待自己。父亲呢，每月也就少往家里寄十元，自己那边也有余钱可攒了。
晚上，待母亲也躺下，关了灯，秉昆睡不着了。
黑暗中，母亲问：“后天是星期日吧？”
他说：“对。”
母亲说：“那你想着，星期日给你姐寄二十元钱去。”
他说：“记住了。”
母亲沉默片刻，又说：“她毕竟是妈身上掉下的肉，妈说不想她不惦记她，那是自己骗自己呀，儿子。”
他说：“妈，我明白。”
母亲说：“你放心，妈不会动你的钱，你挣的钱永远是你的。妈每年春节前寄给你姐的，是从你爸寄回家的钱中省下的。”
他说：“妈，你根本没必要分得这么清。什么我挣的我爸寄回家的，我听了心里别扭。我挣的钱你可以随便花，想给我姐寄多少我都没意见。她是我亲姐，我也想她惦记她啊，只不过不说罢了。”
母亲说：“妈也明白。”
母亲的声音就哽咽了。
自从一九六八年秋，周蓉以让母亲和弟弟难以接受的方式离家远去，四年多没回过一次家。不知她是怎么想的，也不知她过着怎样的生活。她写给家里的信有的很短，有的挺长。短信分明就是为了报个平安，对母亲和弟弟的意义类似于平安电报。而长信，又只不过写些贵州山区的风花雪月、民俗村习，像是见闻式散文的“投稿”，毫无家信的意义可言。
每当秉昆念“投稿”般的家信时，母亲会不耐烦地打断他，问：“像上封一样的内容？”
秉昆只有如实回答：“对。”
母亲往往还要问一句：“一点儿别的内容都没有？”
如果秉昆回答“对”，那么母亲便会说：“别念了，好好收起来吧。”
之后，母亲就走到外屋，甚至走到小院去无声而泣。 结果，母亲的眼病就又犯了。
去年，姐姐来信说她已经与自己所爱的人结婚了，却连他俩的结婚照也没随信寄回一张。收到那封使母亲和弟弟内心忧虑纠结的信不久，周志刚回来探家
了。父亲回到家里的第三天，母亲鼓足勇气将姐姐的事告诉了父亲，结果脾气一向很好、被公认特别扛得住事的父亲勃然大怒，不但斥责母亲没尽好做母亲的责任，也骂秉昆不是个好儿子，是个白养活在家里吃闲饭完全没用的东西。两个大活人整天在家，怎么就能叫周蓉她那样走成功了？父亲摔了东西，还扇了秉昆一耳光。多亏是冬季，门窗严实，没将邻居惊动到家里来。
由于母亲说起了姐姐，秉昆那晚非常想念姐姐。
他一闭上眼睛就做梦，一梦接一梦，连得乱七八糟的，先梦到姐姐寄来一张大寸的结婚照，照片上的男人竟是涂志强！
一惊，醒了。
好不容易再睡过去，结果梦到的还是涂志强！
脸白如纸的涂志强手拎一根铁钎子，挖苦地对他说：“瞧你那点儿胆儿，我自己都不怕死，你还吓昏过去了？”
又惊醒了，惊出一身冷汗。
接着梦到了春燕。
她披头散发，浑身是血，对他惨笑道：“没想到吧？强子他杀死的是我！你个傻帽儿，这世上你想不到的事儿多了，我俩一条心，就是要给你这种傻帽一个大意外，刺激刺激你们的神经！哈哈，哈哈……”
他在春燕狂笑时喊出了梦话：“哥哥快来救我！”
结果将母亲也惊醒了。
秉昆感到自己没法再在木材加工厂上班了。
厂里为他另配了一名出料工肖国庆。二人一块儿干活时，他一而再，再而三，再三再四地叫人家“强子哥”。肖国庆与他的关系蛮好，实际上秉昆在厂里挺有人缘，大家与他的关系都蛮好。他起初几次叫肖国庆“强子哥”时，人家并没太在意。频频叫，终使那性子和他一样温良的肖国庆大光其火，当胸给了他一拳，怒道：“你他妈的有完没完啊？总拿一个杀人犯的名字叫我！以为我好欺负昨的？”
他只有鞠躬道歉不止，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成心的。”
这是涂志强被枪决三天以后的事。如果不是工友们拉开，肖国庆非抄起木板拍他不可。
那三天里，只要他一进入木材加工厂大门，便觉得涂志强的身影无处不在。涂志强的声音似乎也时时在他耳边，或大声或小声地叫他：“昆子，昆子……”
在秉昆看来，与他一前一后扛木料的肖国庆的背影，仿佛是他极为熟悉的涂志强的背影。有几次，他仿佛看到肖国庆的后脑勺变成了苍白如纸的涂志强的
脸，对他玩世不恭地笑，骇得他每次都大叫一声：“停！”有次还是在高高的跳板上叫起来。
一次休息时，他独自躲得远远的，望着锯台那儿。飞转的锯片旋入圆木，其声刺耳、锯末四溅的情形，使他想到了涂志强的父亲，那名舍身救人的老锯工令人崇敬的死，也想到了涂志强干过的一件坏事——
某日，涂志强踏下跳板时问他：“昆子，累了吧？”
他说：“累极了。”
涂志强坏笑道：“一会儿就可以休息了，哥保证，至少让你休息上半小时。”
他说：“半小时前刚休息过啊！”
涂志强说：“那不是才休息了十来分钟嘛。咱哥俩先不扛了，吸支烟。” 他没接涂志强的烟，怕自己染上烟瘾。
涂志强也不硬塞给他，自个儿吸着烟，靠着木料堆站那儿，面无表情地望着是他父亲徒弟的电锯手缓缓将大圆木推向前去。
突然，但听一声刺耳的锐响，电锯崩齿了。圆木进厂时往往带有大钉子，是装卸工人钉上的，为了盘住箍紧圆木的卡车上用的绳索。圆木进厂后需有人检查，检查员马虎了那也是常有的事。
电锯一崩齿，就得拉下电闸修锉，起码得半个小时才能重新安装上。
涂志强扭头朝秉昆挤挤眼睛，一摆下巴，“走，跟哥到厂门口去，哥请你喝汽水儿。”
秉昆觉得，一定是“强子哥”偷偷将特大的长钉子砸进了圆木中。
他没敢问。
那怎么问呢？
他也没说：“强子哥，可别再干了，会出危险的。”
那样岂不是等于直接说“是你干的”吗？
没凭没据的，怎么可以那么说呢？
当然，他也没向厂里汇报，那不等于是告发吗？即使是自己亲眼所见，那也应该劝诫在前，告发在后啊。未经劝诫又毫无证据地告发，岂不等于卑鄙的出卖吗？
事关做人，他尤其一根筋，常钻牛角尖。
所以，他决定将自己的怀疑闷在内心，不对任何人讲。
实际上他也没对任何人说过。
远远地望着望着，在他看来，那锯手的脸不知怎么也仿佛变成了涂志强的脸。涂志强一边缓缓推着圆木，一边望着他满脸恶意地冷笑。
在他看来，一声电锯破碎、锯片横飞的惨剧转眼就要发生！
他一跃而起，冲过去猛地将电闸按下了。
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愕然地看着他。
第三天下午，周秉昆去向厂领导请假。
厂领导问：“再过两个多小时就下班了，非请假不可？”
他毫不动摇地点头。
领导又问：“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非得你这么急着去办？”
他毫不动摇地说：“很急的事。”
领导不高兴了，“周秉昆你究竟出什么情况了？自从涂志强被处决了，你一天旷工一天请假的，上班的时候也撞鬼作怪的！你对处决他心怀不满怎么的？”
他愣了愣，像用手枪射出四颗子弹似的说：“去、你、妈、的！”
领导霍地站起，一拍桌子：“周秉昆，我开除你！”
他摘下垫肩，扯下套袖往桌上一摔，针锋相对地说：“老子不干了！”
说罢扬长而去。
半小时后，周秉昆匆匆来到拖拉机制造厂的正门外，他急欲见到蔡晓光。
一九六八年，他身为一名合法的留城待业青年面临工作分配时，特想成为拖拉机制造厂的工人。该厂在全市属于较大型国有企业，两千多人呢。全厂大多数工人一直是“捍卫三结合联合总指挥部”的一股力量，与专执一念要轰垮省革委会的“炮轰派”势不两立。“炮轰派”被镇压下去以后，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后，转入地下进行活动的“炮轰派”的“残渣余孽”被省革委会宣布为林彪反党集团在本市的“别动队”，厂里的“捍联总”一派总算是牢牢地掌握了大权。庆祝“彻底铲除了厂内‘炮轰派’势力”的时候，省市两级革委会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参加了活动。无论是该厂较大型国有企业的性质，还是该厂工人阶级“文革”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都使它成为合法留城青年们心向往之的单位，秉昆更是做梦都希望成为该厂的工人。
依他想来，凭蔡晓光与姐姐的恋爱关系，凭蔡晓光父亲的权力，那还不是小事一桩吗？拖拉机制造厂离家很近，也就十几分钟的路，不必天天带饭。回家吃完午饭，眯上一小觉再去上下午班都可以从从容容，那多美呀，他会成为光字片每一个青年都大为羡慕的人。退而求其次，能分配到亚麻厂也不错。亚麻厂也在共乐区，比拖拉机制造厂离家远点儿，也远不到哪儿去。亚麻厂女工多，漂亮姑娘也
多。亚麻厂的工作服是亚麻布，每年发一套，一套三四年都穿不破。新发的工作服便等于是福利，稍加改变，可成为像呢子哔叽那么笔挺的衣装。春秋两季穿在身
上，让姑娘小伙子们很提精神。有以上两点好处，亚麻厂也是共乐区小青年削尖了脑袋都想进去的单位。
当年，秉昆和妈妈对他的工作问题安心淡定——有蔡晓光保驾护航，瞎急个什么劲儿呢？准姐夫怎么能不对未来小舅子的事上心呢？再者说了，那点儿事，对于曾经的大校师长、省革委会常委，它就根本不算个事嘛！谁不知道，一九四九年后授衔的大校，那也都是带过兵打过仗的，大小也是新中国的功臣！虽然两家尚无来往，但有晓光这层关系，他父亲打个电话写个条子的忙不会不帮啊！
谁料得到周蓉演了那么一出戏！
无论周秉昆还是周母，都没法向蔡晓光开口相求了。
后来，蔡晓光再没登过周家的门。
秉昆却不止一次在路上遇到过他。光字片那街口，是蔡晓光上下班骑自行车路过的街口，二人想一次也不遇到都不可能。每次相遇，总要站住说几句话。二人都尽量装出一如从前的样子，客客气气半亲不亲半近不近地以礼相待，都只字不提周蓉。秉昆的感觉是，蔡晓光仍与姐姐有联系。 一次，蔡晓光说：“劝你妈想开点儿，你姐那边一切还行。你姐是特殊的女性，跟一般女性不一样的。她既然那么选择了爱情，就必定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能够坦然面对种种人生考验。”
还有一次，时间是前年秋季。蔡晓光看见秉昆，刹住自行车叫他。
秉昆走过去，蔡晓光一脸严肃地说：“告诉你一件大事——林彪一家乘军用飞机外逃，企图叛国，摔死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了！暂时还是国家最高机密，先别到处乱说啊！不过说了也没什么，不久就会向全国全世界宣布的，只不过说早了会给自己带来些不必要的麻烦。”
秉昆听了如五雷轰顶，也一脸严肃地说：“一定是国内外阶级敌人造谣！晓光哥你可千万别传谣，查到你头上罪名大了，也许会被枪毙的！”
蔡晓光笑道：“我什么时候传过谣啊！告诉你是因为你老弟头脑简单，一根筋，怕人人表态的时候你偏说自己转不过弯子。我也得嘱咐你一句，厂里开会人人表态的时候别犯傻啊！”
他拍一下秉昆的肩，蹬起自行车走了。
多亏蔡晓光预先给秉昆打过了“别犯傻”的预防针，他居然能在长达十几天的学习、讨论、表态过程中，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过。屡屡从别人嘴里听到对自己的负面评价——“头脑简单”“一根筋”之类的，年轻的他已开始承认自己确实不如别人的头脑灵活，甚至承认自己比乔春燕的头脑还要差一个等级。他就有了点儿自知之明，在特殊情况之下，只说重要的非说不可的话，半句多余的话也不说。他居然能总结有利于自己的经验了，像自己这种“头脑简单”“一根筋”的人，往往是由于说了多余的话才犯傻。总结了这样一条关于说话的经验，他对自己的头脑亦抱有几分乐观，这证明自己还是有救的呀！
他竟然不感激蔡晓光的提醒。非但不感激，还由此愤愤不平。同是中国人，那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人家蔡晓光可是在向全国公布之前就知道了的。而在那些日子里，像他这种同样关心国家大事的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家的儿子却蒙在鼓里，当然他们的父母也根本不可能知道。许多人家里，照样挂着毛主席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并肩检阅红卫兵的“光辉合影”。许多像他那样的青年寄出或收到的信中，还照例写有“同时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信封上贴的仍是印
着“光辉合影”的邮票。这不明显地将“红五类”也分成了三六九等吗？如果全中国人被分成了“红”“黑”两大类，“红五类”中又进而分成了三六九等，那么共产主义要哪辈子才能实现啊？共产主义不是人人平等的社会吗？
他的头脑中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起初自己把自己吓呆了良久，随之暗自窃喜——足以证明自己不但有望像别人一样头脑灵活起来，还证明自己的头脑也同样可以产生思想这种东西呀！
于是，他高兴得吹起了口哨。
那日的周秉昆下班后没直接回家，去到一家小饭馆单独吃饭，为的是喝一瓶啤酒，对自己头脑的尚可救药予以祝贺。
而此刻，周秉昆那尚可救药的头脑指令明确地告诉他，若想拯救自己于厄境，便只有向人求助，而那个人只能是蔡晓光，不管他周秉昆自尊方面的感觉好或不好。在二百多万人口的A市，无论他自己还是他们周家，除了蔡晓光外，不再认识任何一个与权力沾边的人，他不求助蔡晓光还能求助谁呢？
拖拉机制造厂的一名老门卫听他说找蔡晓光，上下打量着他，问他与蔡晓光什么关系，他那尚可救药的头脑立刻发出了又一个机智的指令，脱口而出地回答：“他是我堂哥。”
“那么，你是他堂弟啰？”老门卫一脸的不相信，怀疑的目光落在他工作服的左上方，那儿印着“木材加工厂”五个字。
老门卫又问：“你不是木材加工厂的吗？”其表情的意思是——蔡晓光的堂弟会是木材加工厂的？
周秉昆赶紧为对方解惑：“我父亲和我伯父是一块儿参军的。我父亲不像我伯父那么为子女费心，他反对搞特权。”
他脸上不动声色，像与人随便聊天似的，其实内心里扬扬得意，为自己的回答技巧叫绝不止。
“是这样啊，明白了，难怪你是木材加工厂的，看来干部和干部还真不一样。外边天冷，小伙子进传达室来吧！”
老门卫因为对他的“干部父亲”心生好感，对他也刮目相看了。在温暖的传达室里，老门卫给蔡晓光所在的厂办挂电话后，遗憾地告诉他“蔡副主任”不在厂里，被借调到市备战指挥部去了。
周秉昆那天才知道，蔡晓光已是拖拉机厂的办公室副主任了。
他内心里又生出不平之感来。
老门卫却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小伙子，你要见到堂哥也很容易。我们厂派出一批人去挖防空洞，小蔡主任也在那儿。过会儿有车给他们送晚饭，你坐炉边等着，车到门口跟车去好了。”
送饭的是辆卡车，老门卫跟司机耳语了几句，司机朝秉昆招招手，让他坐进了驾驶室。
半小时后，卡车停在某大学校园内的一处防空洞洞口。
司机下车朝洞口喊了几句，挖防空洞的人一个接一个出现在洞外。
司机对其中一人大声说：“蔡主任，我把你堂弟捎来了！”
秉昆认出，那人正是蔡晓光。他怕自己的谎言让自己当众下不来台，紧接着喊：“堂哥，我是秉昆啊！老想你啦，所以非要见你一面。”
蔡晓光也一眼就认出了他，走到他跟前，搂着他脖子小声说：“你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怎么成了你堂哥呢？”
秉昆也小声说：“不跟你攀上亲，见到你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门卫问三问四的。晓光哥，我找你是有急事相求……”
蔡晓光打断道：“停，你先诚实地回答我，是你个人的急事还是你家的急事？”
秉昆诚实地回答：“我个人的事。”
蔡晓光说：“你个人的事，急也不会是多么严重的事。我饿了，等我解决了肚子的抗议问题后再听你说。”
蔡晓光的话有那么种说一不二的意味，秉昆愣愣地看着他，张了张嘴，没再说出话来。
蔡晓光笑道：“又来你那种傻样，还谎称是我堂弟！我叔和我爸是一块儿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过来的人，还穿着军装当着师长呢，人家我堂弟也在部队当连长呢。我求你了，以后千万别再谎称是我堂弟了！”
虽然撒了谎，有一点竟蒙对了！秉昆撒谎时内心里残余的得意，被蔡晓光所说的真相的大扫帚一下子扫得精光。
他尴尬极了，有点儿无地自容。
蔡晓光对他的尴尬很漠视，毫无同情，也许根本没看出来，若无其事地问：“你不饿？”
秉昆木讷地回答：“也饿。”
蔡晓光说：“还是的。”他大声对周围人喊：“我和堂弟好久不见了，得找地方请他一顿，否则他会向我叔告状的。你们吃完了休息半小时，之后都给我下到洞里去啊。我肯定要晚回来一会儿，我不在也要人人都给我表现得好点儿。谁表现得不好，那可就等于不拿我当回事儿！”
包括那些比蔡晓光年龄大的人，一边吃着馒头喝着汤，一边频频点头，诺诺连声。
他俩到了校门外的一处小餐馆，里边很清静。刚进去，先在的几个人起身走了，小餐馆里只有他俩了。蔡晓光要了一斤饺子，点了几样凉菜和两瓶啤酒。
蔡晓光亲自为秉昆倒满了酒，举杯道：“来，咱堂兄弟俩碰一下，祝咱们的爸爸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秉昆心里好不是滋味，低头喝酒时，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白当了别人一次儿子，对方却并不知道；知道了也肯定不领情，反而会认为自己不配。他觉得蔡晓光说“祝咱们的爸爸”，另一位指的肯定不是他远在大西北当建筑工人的父亲，而是人家自己的叔叔。
所以他只碰杯，一言不发。他想，才不白当了一次儿子还祝别人的父亲“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呢！
蔡晓光问：“你父亲今年回来探家不？”
四年多以前，蔡晓光问到他父亲时，说的可是“伯父”。现在，变成“你父亲”了——连秉昆那简单的头脑也感到几分无可奈何的世态炎凉。
他淡淡地说：“不了。他们那儿号召与国家共度经济困难时期，改三年一次探亲假了。”
这时饺子上来了。
他心绪不宁地说：“晓光哥，我求你的事是……”
蔡晓光说：“吃，吃完再谈。”
他便只有忍住不说。
蔡晓光也不再说什么、问什么，不与他碰杯了，只顾自己吃自己的，喝自己的，仿佛对面的他根本不存在。这使他无法判断蔡晓光是愿意见到他，高兴与他共进晚餐，还是恰恰相反，不得不大面上过得去地虚情假意地应付。
他没忍住又说了一句：“你变了。”
蔡晓光不禁抬头看他，将刚夹起的饺子放下，认真地问：“哪方面？”
他说：“深沉了。”
蔡晓光笑道：“嘿，你小子，嘴里都能说出深沉二字了，证明你也变了嘛。给我乖乖地吃，什么鸟话都不许再说了！”
一九七二年，在A城，“鸟话”“鸟人”成了男青年们的口头禅。本市批林批孔大批判小组的几位专职秀才在大字报中率先将孔子和林彪归为“鸟人”，将他们的话统统贬为“鸟话”。小青年们认为秀才们的话当然特有文化，鹦鹉学舌，仿佛自己也引导了语言新潮流。
二人终于吃罢。秉昆觉得那是他吃过的时间最长的一顿饭，其实也没太久，只不过半小时左右。
蔡晓光悠然且享受地吸上了一支“凤凰”烟，秉昆看呆了。他原以为蔡晓光也会是个一辈子不吸烟的人，没想到蔡晓光已吸得样子那么老到了，而且吸的
是“凤凰”！那种烟当年只有上海出，也只有在A市的特供商店才买得到。普通人吸不起那种五角钱一盒的烟，得求神通广大的人方可买到，买到了也必是为了求人送礼。
秉昆难为情地说：“没想到你会吸烟了，我也没……就……”
蔡晓光笑道：“后悔也没带条烟就求到我头上了？你这老焉，纯粹就是个鸟人！咱俩啥关系？不是堂兄堂弟的关系吗？”他用另一只手捋了秉昆的后脑勺一下，催促道：“快说！我不能回去太晚了。我不在，那些小子人人偷懒。”
只有父亲和哥哥才捋过秉昆的后脑勺，在他小时候。涂志强也捋过他后脑勺，只两三次。蔡晓光的亲昵举动，竟让秉昆内心里热乎了一下。趁着那股热乎劲儿，他一句紧接一句，以极快的语速讲完了自己的糟糕处境，最后可怜兮兮地恳
求：“我和领导闹成那样，根本没法继续在木材加工厂上班了，晓光哥你费费心，也把我调入你们厂吧！那样，咱俩就可以经常在一起了。”
不料蔡晓光不听则已，一听之下，顿时板起脸道：“休想。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是大官们的亲戚？是厂里头头们的儿子？是难得的技术人才？你哪一条都不沾。真敢想！”
按他的说法，拖拉机制造厂这一类较大型国企，每一名工人都在市劳动局的花名册上登记了，也都在省劳动厅备案了，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有哪一名工人退休了，或高级干部特批了，才能补进一名工人…… 秉昆不信，他说：“那你怎么……”
蔡晓光不但板起了脸，而且瞪起了眼睛：“往我身上扯干吗？我是你吗？你是我吗？我也是等到厂里退休工人空出了名额才进去的！”
谈到这份儿上，秉昆心里冰凉冰凉的。他垂下头呆坐片刻，猛一起身想走。
蔡晓光严厉地说：“给我坐下！”
秉昆立刻乖乖地坐下了，觉得自己的事峰回路转，可能有门儿了。
蔡晓光缓和了语气说：“你求到我头上，证明你心里还有我，我不可以不给你留点儿希望。”
秉昆抬头以感激的目光望着他，恳求道：“谢谢，谢谢，帮我调到亚麻厂也行。”
蔡晓光再次板起了脸：“亚麻厂我也帮不了你，尽给我出难题！”
谈话再次陷入僵局。
秉昆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好生尴尬。
蔡晓光则又点着支烟，大口大口地吸着。显然，他是真想帮秉昆的忙，在挖空心思地急秉昆之所急。
秉昆只有厚着脸皮，低着头坐在那儿枢指甲。
蔡晓光忽然将刚吸了几口的烟摁灭在烟灰缸里，指着桌上的小酱油瓶说：“我帮你调往这个厂。”
秉昆看着那小酱油瓶，老大不情愿地问：“酱油厂？”
蔡晓光说：“看清楚，是松花江酱油！全市全省，谁不知道有个松花江酱油厂？这厂也是国企嘛，而且是市商业局直属的重点厂，我家老爷子当了省商业厅革委会主任后，还兴致勃勃地去视察过呢。你如果去了，没人敢欺负你。” 蔡晓光说，松花江酱油厂福利不错，职工们每个月都能领到一大瓶两小瓶酱油。大瓶是普通的，小瓶是高级的，有时还是特级的。醋、味精，都发不少。谁家每月能用得了那么多呀，所以每月都可以送亲戚送朋友啊。给谁家送谁家都高兴嘛，那亲戚朋友的关系不就巩固了？感情不就加深了？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换个角度看问题，福利的实惠不是比印在工作服上的厂名更值钱吗？
他说：“印在我工作服上的字倒是比印在你工作服上的字体面，可我们厂几乎什么都不发，总不能发拖拉机吧？发了也没用，谁敢卖，哪儿去卖？谁敢买，买了有什么用？福利差，所以有个别工人就敢往厂外偷零件！可谁听说有松花江酱油厂的工人往厂外偷酱油什么的？月月发，谁还偷啊？听说他们厂夏季还自制奶油冰棍发给职工呢！总共才二百多人，腾出间房子就建成冰棍车间了。像我们厂，两千几百名工人，那能发得过来吗？”
蔡晓光把酱油厂夸得如同工人阶级的天堂似的。
他说：“你如果调到了酱油厂，不必每天走那么远跨区上班了。买辆旧自行车，骑十分钟到厂，骑十分钟回家。你妈眼睛不好，你也有多点儿时间帮她做做家务了。”
蔡晓光这一番话，使秉昆内心的不情愿减少了些。
“秉昆啊，你如果听我的，那我不但帮成了你一次，也算帮了你们周家一次。我自己觉得呢，也不枉你姐当年将我视为她的护花使者、异性知己。我还要强调刚才那句话，你不是我，你一个建筑工人的儿子，有必要太在乎某些虚荣吗？对于你，考虑问题的原则应该是，实惠最重要！不能跟你多说了，你坐这儿好好想想吧，想通了再找我。”
蔡晓光看一眼手表，起身匆匆而去。
秉昆只想了半分钟，便做出了关乎自己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抉择——山穷水尽、迫不得已的抉择。
他起身追出去，冲蔡晓光的背影喊：“我现在就想通了，听你的。”
他内心里五味杂陈，不知不觉流下泪来。 蔡晓光停了一下，转身走回到他跟前。那时天已黑了，蔡晓光没发现他脸上有泪。
蔡晓光沉吟着说：“这你的事就好办了。不劳我父亲出面，酱油厂的一把手我认识，我的面子他们也是要给的。冒牌堂弟你给我听好，从明天起，你不必去你们厂上班了。你可以在家待上整整一个星期，不必有什么病假条，我还保证你这一个星期有工资。前三天木材加工厂不会扣你工资，后三天酱油厂必定算上你的工资。一个星期内，我把一切手续搞定。一个星期后，你直接去酱油厂上班，高兴不？”
秉昆孩子似的说：“高兴。”
蔡晓光说：“高兴那就笑笑嘛！别哭丧着个脸，好像你是找我讨债，我明明有钱偏不还你似的！”
秉昆便勉强笑了笑。
第五章一九七三年春节前，周秉昆成了松花江酱油厂的工人。蔡晓光确实代他将一切手续都办妥了，该本人签字的表上，还代他签上了周秉昆三个字。蔡晓光的字写得也挺漂亮，秉昆见后不得不承认人和人确实差别大了，正如民间的两句话：“人想人想死人，人比人气死人。”
每逢佳节倍思亲，那些日子他非常想父亲。
他的事还是出现了波折。按酱油厂一把手的决定，要将秉昆分配到味精车间去。味精车间干净、活轻，却遭到了厂领导班子中一位女性成员的坚决反对。她的职务是厂革委会副主任兼支部书记，五十一二岁，中等身材，短发，会令想象力丰富的人联想到比电影中的样子大了二十岁以后的江水英。她本人姓曲，名秀贞，酱油厂的小伙子们背后都叫她“水英妈”。据说一九三八年，她十五六岁就参加革命了，曾是省高级法院某庭的庭长，靠边站了一个时期重新起用，分配到酱油厂接受考验临时挂职。她丈夫被打倒前是本省一所全国著名的军工学院的副院长，开国少将，这一年仍没“解放”，她也不划清界限。虽然是接受考验、临时挂职的身
份，她在酱油厂却很把自己的挂职当成回事，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态度鲜明，拒绝人情，不肯和稀泥。厂领导班子的每位成员，还都比较买她的账——说不定什么时候考验过关了，摇身一变又成了什么长，明智者谁得罪她这类人啊！经历了六年多“文革”，别说头头脑脑，就是普通百姓也都变聪明了，处事都留有余地。
味精车间人已超编，而出渣班组正缺人，出渣是力气活，新调来的是个身板不错的小伙子——“水英妈”反对的理由充分得任何人都无法反驳。领导班子中的其他人也都随梆唱影，与她的态度一致，结果一把手的决定被否决了。
于是，木材加工厂的出料工成了酱油厂的出渣工，都是要靠力气才干得了的累活，只不过所“出”的东西完全不同。以前是用肩扛木材，现在要用大板锨把酱油渣一锨锨扬出渣料车间窗外，直接扬到大卡车上。一个班六人，三人一组轮番干。热气腾腾的酱油渣刚从管道泻出时，温度很高，像刚下屉的馒头那么烫。在冬季穿厚了不行，只要装完一卡车，每个人便会汗流浃背。穿薄了也不行，酱油渣要从窗口扬出，所以两扇窗得敞开着，出完了一卡车料赶快关上，又一辆卡车来了立刻又得敞开。酱油渣源源不断从管道口泻出，不及时扬到卡车上，很快就会堆满渣池。三人的分工是这样的——一人负责将酱油渣从管道口那儿扬到靠近窗口的池
边，另外两人负责装车，二十四小时三班倒，刻不容缓地连续干。每组人只要一进入车间，马上便得脱下棉衣抄起锨，不停地扬、扬、扬。气蒸背后，风吹前身。冬季如此这般，夏季是怎样的辛苦，秉昆尚无体验。
他恨死“水英妈”了。虽然还没见到过她，却已将她当成自己的一个仇敌。此前他的人生中没有什么仇敌，现在有了。这使二十岁刚出头的他更加感到自己的人生简直就是一场接一场的磨难，没多大意思。涂志强的幻影倒不再纠缠他
了，“水英妈”成了他在新现实中的对头婆，让他每天都有几分担心她下一次的成心为难。调到酱油厂是他自己的选择，他只能要求自己撑住。
他又有了新的工友。与他一组的两个小伙子，一个名叫吕川，国字脸，络腮胡子，年纪轻轻两腮便已刮得铁青，属于民间所说相貌堂堂那一类型；另一个叫曹德宝，瘦高，一米八多，留大背头，样子斯文，绰号“五四青年”，厂里人都称他“五四”。秉昆从他俩聊天中得知，厂里的两名老出渣工都得了风湿性心脏病，一个不久前死了，还有一个成了老病号，什么活也干不了啦，偶尔上班，厂里也只能安排他看大门。他俩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两名老出渣工的命运，注定将是他俩以后的命运。他俩说时却并不多么忧伤，还笑。一个笑着说：“活着干。”另一个笑着说：“死了算。”他俩的话让秉昆心里很忧伤，因为他俩的命运极可能也是他的命运。虽然他已觉活得没多大意思了，却很不情愿四十几岁时就成了老病号，或死了。他还没恋爱过呢，还没恋爱就死了他不甘心。他估计“五四”曹德宝和吕川也没恋爱过——休息时，他俩常常背靠背坐在池沿上，吕川唱“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命啊”，曹德宝吹口琴伴奏。曹德宝口琴吹得不错，吕川却五音不全，常跑调。
曹德宝和吕川对秉昆不好，他俩成心孤立他，甚至鄙视他。秉昆进厂没几天，关于他的种种谣言便在厂里传开了——说他是靠后门调来的，说那后门老大
了；说他仰仗着他父亲的后台，在木材加工厂时目中无人，调皮捣蛋，终于混不下去了；说他父亲把他“放”在酱油厂，是出于对他的惩罚。最离谱的一种说法是，他乃私生子，父亲对他并没什么感情，所以他只能调到酱油厂。如果是亲儿子，他父亲才不会忍心让他落到与平民百姓的儿子们一样的境地呢！
秉昆左一耳朵右一耳朵听到了些，却没太生气过。他自我劝慰地想，也许反而对自己还有点儿好处——毕竟那些谣言让他成了一个有上等家庭背景的人，谁想欺负他，就不得不考虑考虑自己可能付出的代价。一经这么自我劝慰，倒宁愿将那些谣言当成无形的保护伞了。他自打出生后还从没被视为有上等家庭背景的人，这让他对那些谣言有几分享受。
厂里的一把手似乎也对那些谣言深信不疑，有天单独找他谈话。
一把手脸上呈现着很对不住他的表情，请求般地说：“你目前在厂里的情况，先别告诉你堂哥啊！”
他说：“行。”他以自己冷淡的态度暗示对方，那我以后怎样个情况，可就完全看你的了。
一把手当然感到了他的冷淡，以保证的口吻说：“这是暂时的，肯定是暂时的，怎么会总让你干那种活呢！你得坚持一个时期，过了敏感期，我对你自有安排，否则，我就没脸登你堂哥家的门了。”
他说：“我记住你今天的话了。”
一把手说：“代我问你伯父好啊！也请代我问你父亲好，虽然我们没见过，但我对打过江山的老干部内心从来是有敬意的，中国缺了他们哪儿成！”
他说：“好的。”
某日下班后，周秉昆走出厂门没多远，背后有人拍他肩。
他一回头，见是陌生人，看上去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穿“棉猴”大衣，帽绳系着，紧护脸颊。
“棉猴”问：“你叫周秉昆是吧？”
他说：“对。”
“棉猴”挽住他手臂又说：“跟我们走。”
这时他的另一手臂也被人挽住了，那人个子不高，穿中式袄，围长围巾，围巾护住了下半张脸，几乎只露双眼睛，头戴水獭皮帽子，帽耳也系着。
他说：“我并不认识你们，干吗跟你们走？”
个子不高的人说：“别怕，我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只不过有事求你，到那幢楼角说几句话就让你走。”
“棉猴”说：“天又没黑，满眼是人，你一个大小伙子还担心我们把你害了呀？”
他挣了挣手臂，没挣脱。觉得那二人并不像有什么歹意的样子，而不远处那幢楼在马路边，楼前过往行人不绝，没什么可担心的，他以大无畏的语气说：“跟你们走就跟你们走。”
迎面正刮着凛冽寒风，两位陌生人一左一右，挟持着秉昆朝那幢楼走去。附近只有那儿避风，秉昆也就索性什么都不再问。自从是工人了，在两个厂上下班都是走去走回，他走路的速度便比常人快。自己并没觉得多快呢，同行的人往往跟不上。
“棉猴”说：“老弟别走那么快，咱们又不赶火车。”
秉昆这才看出，小个子腿瘸。心里一时觉得好笑，瘸子还敢参与劫道！
到了楼角儿，瘸子竟有点儿喘了。他往下扯扯围巾，露出了下半部分脸。秉昆看他一眼，心中暗暗称奇——好一张女性化的脸！秀眉俊目的，如果是演员，只消戴上假发，不必化妆，活脱便是好看的大姑娘或小媳妇。秉昆见过不少瘸子，但容貌那么好的瘸腿男人他却第一次见到。
他不禁想，老天爷太捉弄人了，对方若不是瘸子，再高点儿，那会迷倒多少姑娘啊！ 瘸子朝“棉猴”伸出只手，“棉猴”掏出烟盒递给他。他接过去，轻轻弹出一支，正欲启唇叼在嘴上，忽想到了礼节，将烟盒朝秉昆一递。
秉昆说：“不会。”
“棉猴”说：“可别客气啊，客气就见外了。”
秉昆说：“真不会。”
瘸子说：“不会好，会了是种坏毛病。”瘸子指着“棉猴”又说：“他也不会，所以他也是好青年。在你们两个好青年跟前，我很惭愧。”刚刚说罢惭愧，他却像鸟儿从树洞中啄出一条虫似的，一低头将烟叼在唇间了。
“棉猴”立刻掏出亮晶晶的打火机恭敬地替他点烟。
这时他俩都已不挽着秉昆的胳膊，秉昆想跑可以撒腿就跑；但他反而不想跑了。以他的奔跑速度，“棉猴”肯定追不上，瘸子则只有干瞪双眼。秉昆确实不想跑了，他对他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兴趣，一心想搞明白，他俩接下来会求他什么事。
瘸子吸烟时，“棉猴”问：“大哥，我说还是你说？”
瘸子又吸一口烟，低声说：“我说。”
他说话的声音也女性味儿十足，绵软。
他看着秉昆问：“你怎么不跑？”
秉昆说：“你们不是有事求我吗？我爱帮助人。”
他与“棉猴”对视一眼，都笑了。
秉昆催促道：“什么事？快说吧！咱们别干冻着。”
瘸子扔掉烟，仍看着他问：“你与涂志强是朋友吧？”
秉昆心间一抖，他忽然想到，春燕告诉他，涂志强生前曾陪一个“特绅士”的瘸子去她所在的公共浴池洗过澡，她还为他俩修过脚。
莫非眼前这瘸子，正是春燕所说的那瘸子？一种类似冒险的好奇，使他更不想跑了。
他说：“认识我俩的人都那么认为。”
瘸子眯起俊目，注视着他，一边咀嚼着他的话，同时也是在研究他这个人，一边以促膝谈心般的语调再问：“那，你自己怎么认为？”
秉昆低头想了想，抬起头难以确定地说：“反正吧，我俩都是在光字片出生的，两家住前后街，从小一块儿长大。小学同班，中学同校，后来在一个厂上班，天天搭档干活……”
他不说下去了，将结论留给对方。
瘸子说：“那是两个男人之间很特殊的一种关系，对吧？”
秉昆没接他的话，只点了一下头。
“棉猴”终于也开口问：“在厂里，你还经常叫他‘强子哥’，对吧？”
一说到涂志强，秉昆心里别扭了。他想——我可被涂志强害惨了。心里这么想，却不愿说出来。
他连“棉猴”的话也没接，又默默点头。
瘸子说：“秉昆啊，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都将你视为涂志强的一个朋友了，我们呢，与涂志强也都是有份特殊感情的人。他杀人，我们也都意外。他这人，没酒量，还贪杯，一喝就醉，一醉就失控。不说他了，杀人者偿命，古今同法，必须的。现在说我们求你的事——涂志强有妻子、儿子，还有老岳母。他生
前，靠他一份工资和他老岳母卖冰棍，四口人的日子勉强过得下去。现在，没了他那份工资，剩下的三口怎么过得下去呢？他妻子是下乡对象，当初东躲西藏的没下乡。你知道的，那样的人是找不到活干的。所以，我们决定每月给他妻子家送三十元钱。他妻子家离你们光字片不远，不论从哪方面讲，我们都希望你能帮我们送。”
“秉昆啊”三字从瘸子口中说出，而且说得情深意长，周秉昆竟一时有些受宠若惊起来。自从哥哥姐姐离开了家，除了母亲，四年里再就没谁叫他名字时还带出一个“啊”。人叫人的名字并带出“啊”来，即使实际关系不亲密，也还是很容易使双方的认知距离大为缩短。“秉昆啊”三字，像有一种魔力，将周秉昆的目光吸引在瘸子脸上了。瘸子说那番话时，周秉昆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很认真地听。何况他的话又说得那么诚恳，推心置腹。更何况他所求之事，周秉昆不但不反感，还很符合他的善良天性。这时的周秉昆，简直就没法说“不”了。
“棉猴”接着瘸子的话说：“小老弟，今天是星期六，对吧？”
“对。”秉昆不由自主接话了。
“那么，你要记住，每月这个星期的这一天，这时候，就在这地方，我将钱交给你。你呢，替我们将钱送一下。我们求你的只不过这么一件事，不难吧？”
秉昆不由自主地点头，脸上呈现着完全值得信赖的郑重。
“棉猴”强调了一句：“那，你可就等于当着我们的面答应了。”
秉昆竟又郑重地点头。
“棉猴”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边往秉昆兜里塞边说：“住址名字都写在信封上了，里边是四十元，十元是给你的，每次都有。麻烦你了嘛，算我们的一点儿谢意。”
秉昆说：“给我的十元我不要，也不往外取了，就都给那家人吧。”
瘸子又与“棉猴”对视一眼，他两个也都点了下头。
秉昆问：“那，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究竟是谁呢？”
“棉猴”看看瘸子说：“大哥，得由你回答。”
瘸子本想拍一下秉昆的肩，由于个子矮，也由于一条腿短，手不容易拍到秉昆肩上，所以他举起的手从空中往回一收，不失尊严地在秉昆心口窝那儿拍了拍，表情极郑重地说：“你放心啊秉昆，我们绝不是些杀人放火、欺男霸女的坏人。别人找碴儿想和我们打架，我们都尽量避让。我们之间讲义气，对愿意和我们交往的人也讲诚信。现在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一回生，二回熟，等你也拿我们当朋友了，你问什么，我如实回答什么。”
“棉猴”替大哥做了想做没做成的事——在秉昆肩上重重拍了一下，意犹未尽，又抓起秉昆的手使劲握住，信誓旦旦地说：“我们保证就麻烦你这么一件事，此外绝不再添任何麻烦，你可以走了。”
秉昆说：“你放开我手啊！”
“棉猴”这才松开手。
秉昆说：“我也保证，绝不附加任何条件。”
他说罢，拔腿便走。
望着他的背影渐走渐远，“棉猴”问瘸子：“大哥，你觉得他可靠吗？”
瘸子说：“可靠。”
“棉猴”问：“这么肯定？”
瘸子说：“他有同情心，咱们找对人了。”
“棉猴”又问：“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同情心？他只说他爱帮助人来着，我当时看出他那不是演戏。”
瘸子说：“我也看出来了。但是当我说到郑娟家的情况时，他一直在认真听，他的眼睛告诉我他有同情心，我当时就断定咱们找对人了。”
郑娟是涂志强的妻子。
周秉昆一直头也不回大步匆匆地快走，过了马路才站了一下，转身回望
——瘸子和“棉猴”仍在楼角那儿。
“棉猴”朝他摆了摆手。
第六章像光字片某些人家一样，周家也养了两只母鸡。那年月，普通人家一年到头吃不着什么有营养的东西，猪肉还是每人每月半斤。即使人口多，多到六七口，那也不过每月三斤多肉。家家户户都舍不得凭肉票买了瘦肉吃上一顿解解馋，那未免太奢侈了，也太任性了。当然，家家户户是指一般百姓。老百姓更愿买肥肉，越肥越好。听说哪家商店在卖特肥的肉，关系好的邻里之间是要相互告知的，哪一家没被告知，那家人会生气的。肥肉可以炼成大油，大油吃得长久，也比用豆油炒菜香。何况每月每人才半斤豆油，三四口人的家庭，每月不过一斤半到二斤油，根本不够，连烙油饼都需要下决心。除了肉，对于百姓而言，就数豆腐有营养了。但豆腐也凭票，每月每人十块。人口少的人家，往往只舍得一次买两块。如果冬天买冻豆腐，有时候一张票可买三四块。
这种情况之下，养鸡成了家家户户自己解决营养问题的良策。特别是有老人、孩子和病人的人家，更希望能在家里养只鸡。养鸡要有居住条件，味儿大，总不能养在睡觉的屋里，只能养在厨房。厨房但凡可以隔出小小的一处地方来，便会马马虎虎做个鸡笼放那儿，起码养一只母鸡。首先不是为了吃鸡肉，而是为了能吃上鸡蛋。鸡蛋是平时难以见到的稀罕东西，有几年春节前凭票供应过。即使供应，最多也不过每人半斤。半斤——这是当年所谓副食供应中好东西或较好东西的常态数，票上印着“副食券”。与户口本粮本几乎同等重要的小本叫“副食本”，若丢失了补发过程很麻烦，需有证明材料，还需层层审批。顾名思义，“副食”就是非主要食品。当年，家家户户的大人孩子，身体不但对粮食的需要格外强烈，对副食的需要也经常表现得特别迫切。
在小鸡集体出壳的春季，城市已不许郊区农民担着两扁筐小鸡进城来卖，百姓人家便派出会骑自行车的成员，到十几里几十里外的郊区去买。有些人家派出的是儿子，有些人家相当重视，父亲们亲自出马。小鸡能顺利养大的比例普遍不高，三四只里养大了一只母鸡便已不错。
两年前，在母亲的多次支使之下，周秉昆买回了七八只小鸡。入冬前，活下了两只母鸡。来年春季，两只母鸡都下蛋了。此后，周家的一只篮子里，每三天就多两个蛋。偶尔，两只母鸡某日各下一蛋，母亲便会高兴地说些它们听不懂的表扬话，抓把粮食直接喂它们。秉昆记得很清楚，第一次从鸡窝里取出一个蛋时，母亲乐得合不拢嘴。从此，两只母鸡也成了周家两口劳苦功高的成员，母亲对它们每天的生存状态观察得可上心了。它们的笼子较大，放在外屋。在那笼中，它们有空间展展翅膀，活动活动，交换一下地方。不像有人家养的鸡，笼子太小，转身都不容易，活得憋憋屈屈。说到底还要归功于周志刚当年英明，哪怕举债也要将自己的家盖得大了些。
星期日这天秉昆起得很晚，九点钟才睁开眼睛，在被窝里又眯了会儿开始穿衣服。等他不慌不忙地洗漱罢坐到饭桌旁，九点四十了。
一个小盘里，摆着一只剥了皮的鸡蛋。
母亲坐在他对面，目光无限慈爱地看着他说：“这半个月来，我小儿子瘦多了。”
秉昆说：“妈，以后别给我煮鸡蛋吃了，那会营养过剩的。你倒是应该多吃鸡蛋，希望你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嘴上虽这么说，却首先抓起鸡蛋吃。
母亲笑道：“没听谁讲过，年轻人隔几天吃一个鸡蛋就会营养过剩。我看啊，咱们中国人压根儿就不可能营养过剩，只会营养不良。你每天干活那么累，比妈更有资格吃鸡蛋。妈在家又不干什么累活，吃鸡蛋等于浪费。妈少吃几个，不是就能多送人几个？”
母亲很舍得送给别人家鸡蛋。光字片大多数人家的厨房小得可怜，除了锅台、案板、水缸、碗架，再就没什么地方了，所以希望养只鸡的想法纯属梦想。不论同一条小街的人家，还是前街后街的人家，谁家女人坐月子了，谁家小孩病了，谁家老人吃不下饭了，母亲一听说，总是会送几个鸡蛋去。她升“官”了，由街道小组长而大组长了，由管一条小街家长里短之事转而参与管整个光字片的事儿了。用她的话说，那就是权力大了，更应该密切联系群众了。而她联系群众的方式，主要就是靠送鸡蛋这一实际行动。一年多以来，她的实际行动在光字片获得了广泛赞誉。不少人说，周家的两只母鸡差不多就是为光字片大家养的。 对于秉昆调到酱油厂的事，母亲虽觉意外，却未埋怨。酱油厂福利不错，这是母亲也听说过的。以后上班近了，回家早了，亦是母亲高兴的。当然，秉昆并没如实告诉过母亲自己在酱油厂的处境。
母亲试探着问：“秉昆，如果在过春节的几天里，咱们娘儿俩请你晓光哥来家吃顿饭的话，他能不能来？”
知道了小儿子转厂成功是蔡晓光一手代办的，母亲不但感激蔡晓光的不计前嫌，而且有些念想他了。“以后你别来了，大娘不想再见到你了。”——四年前对蔡晓光说过的话，每使母亲自责不已。毕竟，女儿的行为并不是人家蔡晓光怂恿的，归根结底是女儿自己太任性的结果。人家蔡晓光帮着自己的女儿隐瞒，还不是因为也爱上了自己的女儿，出于一个无私的情字嘛！人家得到什么了呢？除了受委屈被自己逐出了家门，再什么也没得到啊。
母亲希望有当面道歉的机会。
秉昆很理解母亲的心思，但他料定蔡晓光不会来。不是给不给面子的问题，而是因为姐姐远走他乡，自己这个光字片的家，对蔡晓光已毫无吸引力了。
然而，他说：“能来。只要他有空儿，怎么会不来呢？等我哪天碰到他，一定请他。”
母亲说：“还有五六天就过春节了，等你哪天碰到他那不晚了？人家的家和咱们的家不一样。咱们家在本市连户亲戚都没有，成年没人来没处往。人家的
家，估计平常也客人不断，联络感情保持关系的人肯定不少，所以你明后天就抽时间专门去找他一次，他的厂离咱家又不远。你专门去找他一次，那也让他觉得咱娘儿俩心诚，是不是呢？”
秉昆敷衍地连说：“是的是的，妈放心。”
他吃罢饭，掀开水缸盖看看，见水已不多，便出门去挑水。周家兼做厨房的外屋大，水缸也大，能容两担也就是四大桶水。家中就两口人了，一次挑满够用一星期。 在水站那儿，秉昆见到了春燕。春燕排在他前边，为了和他说会儿话，退出队列，移到了他身后。
春燕说：“你妈也给我家送鸡蛋了。”
秉昆问：“你家谁病了？”
春燕说：“我爸和我妈，因为我二姐吵架了。我二姐连队有一名上海知青，探家路过咱们市，带着我二姐的信到我家来了。他一走我爸我妈就开始唠叨，唠叨了几句，就吵起来了。我妈气得在炕上躺了大半天，绝食。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秉昆听得云山雾罩，他并不关心她爸她妈究竟为什么吵架，却很心疼自己家的鸡蛋。连春燕家那种破事儿都得带着鸡蛋去慰问，那自己家的鸡蛋还能攒下
吗？他不由得在心里埋怨母亲，什么小组长大组长，总归是当几条脏街的公仆，瞎操心个什么劲儿呢？他想赶快将水挑回家，接着去完成自己所受的重托。
他说：“不好意思，我一会儿有急事要办，你看这样行不？你排在我这儿了，我排到你在前边的位置去，等于你照顾了我一下吧。”
春燕一听生气了，抓住他一只桶的桶梁说：“少跟我来这套。不行！我从前边移到后边，是为了照顾你吗？我是要跟你说会儿话。陪我说话！”
秉昆苦笑道：“好好好，陪你说话。那，你说我听，行不？”
春燕也笑了，打他一下，嗔道：“不行。该问我话，你也得问。”话题一转，她向秉昆宣告似的说：“我师傅给我介绍了个对象。”
秉昆捧哏似的说：“大好事，可喜可贺。”
春燕高傲地说：“我没看上。和我同行，也是另一家浴池修脚的。一对夫妻不能都是修脚的吧？再说人也长得一般般。”她成心不看秉昆，翘起下巴，仰脸望天继续说：“我这人在对象方面还是有一定标准的，不敢太高，但也不愿自己先就把自己看低了。光字片的怎么了？咱们生在光字片人家了就低人一等吗？你说是不？”
秉昆说：“那是。”
春燕将头一转，扭向秉昆，看着他做出媚态，笑道：“其实吧，我是想找个在木材加工厂上班的，离我上班那儿不远。每天上班，他陪我走到我们浴池门口，下班在我们浴池门口等我，那才真正叫出双入对，想不恩爱都不可能，挺好。”
秉昆暗吃一惊，急说：“我已不在木材加工厂上班了，调酱油厂去了。”
春燕一愣，自言自语：“你妈怎么没跟我妈讲？”
这时他俩已排到水龙头前了，秉昆也不让一让，抢先将水桶放水龙头下了。他怕春燕先接满了两桶水却不先走，非等着与他一块儿担水回家，他觉得和她实在没什么可聊的。
他对母亲与春燕的母亲都说自己些什么很敏感，就问：“我妈常和你妈议论我吗？”
春燕用莫测高深的口吻说：“也不是只议论你，只议论你有什么意思？她俩常在一起议论咱俩。”
秉昆心里大吃一惊，仿佛知道了自己正被某种阴谋算计，愕然地看着春燕，如同她是同谋者。
春燕却反问：“哎，那你怎么没给我家送过酱油醋什么的？”
秉昆添了心事，低头看着桶里渐接渐满的水，没好气地说：“不是还没发嘛。”
春燕以毫不见外的语气说：“你可给我想着啊，如果你妈用你厂里发的东西送人，我家应该第一份。”
秉昆说：“行，想着。”
至此不管春燕再说什么，他一直装聋作哑。接满两桶水后，担起便走。 春燕叫道：“不许走，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秉昆高声回答：“对不起啦，我家水缸见底儿了，急等着用水呢！”
秉昆将水倒入缸中，也不再去挑了，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地问母亲：“妈，你以后少到春燕家去！她家那种破事儿，也值得你带着鸡蛋去慰问啊？”
母亲惊讶地反问：“谁告诉你的？你听到什么闲话了？”
秉昆就将春燕在水站那儿对他说的不着三不着四的话学了一遍，之后抗议道：“不许你和她妈暗中往一块儿捏鼓我俩啊，捏鼓也没用，她愿意我还不愿意呢！”
母亲说：“两个当妈的聚在一起，可不主要就是聊儿女们的事儿呗！怎么，你还要限制妈的言论自由啊？再说人家春燕那姑娘不错，在单位是标兵，大照片挂在墙上的……”
秉昆打断道：“澡堂子也算个单位？”
母亲正色道：“你这么跟妈抬杠，妈可就不爱听了。你们那厂，不也就是个做酱油的地方吗？人家春燕是图强上进的姑娘，兴许明年就能评为全市服务行业的标兵。人家姑娘说了，如果真评上，有决心争取评为全省、全国的。到那时，人家修脚也修出了光荣，修成了正果！”
秉昆嘟哝道：“评上了什么，修成了什么，跟我有什么相干？她就是被评为千手观音，修成一颗百年罕见的人参果，那也不投我的眼缘儿！”
母亲更不爱听了，命令道：“你给我坐下！既然你把话挑明了，那咱们娘儿俩就真得好好说道说道。当年你们中学同班的男生，不是就因为人家姑娘胖总取笑人家吗？可人家姑娘要好了，自从参加工作，午饭都不吃了，现在不是瘦了不少，正朝苗条的方向出落着吗？”
秉昆反感地说：“我有事得立刻去办，没工夫跟你掰扯。” 他走到里屋，从桌子底下拎出装鸡蛋的篮子，见有二十多个鸡蛋。
母亲跟入里屋，有点生气地问：“拎出它来干什么？”
秉昆骗她，说厂里一名工友病了，要去探望。
母亲又问：“是木材加工厂的，还是酱油厂的呀？”
秉昆烦了，顶撞一句：“是哪个厂的有区别吗？与其你送给一些并不值得关心的人，不如我送给我认为值得送的人！”
“妈不是反对你送给你工友。工友病了，带几个鸡蛋去探望还不是应该的吗？妈就是随口一问嘛！如果是酱油厂的，妈更支持，那证明你一到新单位就与工友搞好关系了。只是呢，快到春节了，也得给家里留些。蔡晓光不是还会来吗？妈也想煮十个给他带走，多少是点儿心意啊。”母亲走到他身边，看着他取出鸡蛋往桌上放，缓和了语气。
秉昆拎起篮子对母亲声明：“我只带走十个，桌上是十五个，春节前这几天两只鸡还会下，加起来我看家里够了。至于蔡晓光，你就别考虑他了，他吃鸡蛋过敏。”一说完，拎着篮子往外便走。
母亲嚷起来：“那你也别连篮子一块儿送人啊！”
秉昆刚一迈出小院，春燕从小院旁闪现在他面前。
春燕指责道：“在水站那儿，我叫你等我会儿，你却不等。你不等我，我等你。你说你要去办事的是吧？那我陪你走到马路那儿，还有话想跟你边走边聊呢。”
秉昆说：“我不往马路那儿走，我得往上坎那儿走，咱俩方向相反。”
春燕穿的是几天前那身摩登衣服，擦得锃亮的靴子和那条红色的长围巾，显得挺气派。
她眨眨眼睛说：“我往上坎那儿走也行。” 秉昆怎么会愿意与她一块儿走，继续听她藏头掖尾试试探探半真半假的话呢？更不愿意的是，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去的地方，即使是大概的位置，特别是不想让春燕知道。她一旦认为某事与自己有关便刨根问底，显然已将他视为首选对象了。她一定会认为他的某些事不但与她有关，还需她极其重视。男人之间的事，女人一关心一掺和，那就会小题大做搞复杂了。这一常识，他还是晓得的。
秉昆忽然弯下腰，呻吟着说：“哎呀，我胃又疼了，好春燕你先走吧，别等哥了啊，哥得吃片药，胃不疼了再走。”说罢，捂着胃返身进了小院，进了家门。
母亲奇怪地问：“你怎么又回来了？”
秉昆往炕边一坐，放下篮子，讨好地说：“妈既然舍不得这篮子，那我当儿子的就应该照顾妈的情绪，不惹妈生气，所以又回来了。”
母亲高兴了，夸奖道：“这才是妈的好儿子。”找出一个废药盒，将鸡蛋小心地放入盒里，用块旧布将盒扎起。
“多谢妈了！”秉昆拎着盒边说边往外走。他在小院站了会儿，估计春燕早走没影了，这才二次出了小院，朝上坎方向大步而去。
走出约莫十来步，猛听到春燕的声音：“周秉昆，你给我站住！”
他心里不由得骂：“讨厌的修脚婆！”却绅士似的站住了，转过身去。
春燕从一幢泥房的山墙后闪出，朝他大声嚷道：“你成心甩我是吧？不愿跟我一块儿走你可以直说，骗我干什么？我是狼啊还是虎啊？会在路上吃了你吗？”
秉昆也大声朝她嚷着说：“你想多了，我没你以为的那么会演戏，真的是回家服了片药！我都走这儿了，那咱俩各走各的吧，别耍姑奶奶脾气啊！”
他一说完，怕春燕不肯罢休地接着嚷，又一转身，加快步伐，以神行太保般的速度往前疾行。
第七章所谓“上坎”，乃是城市形成之前早已存在的地貌。A市的原点只不过是一个小渔村。渔民们建立家园，自然不会选择远离江边的高丘之处，所以A市的中心区也便形成于平地。后来，一批批有钱的外国人接踵而至，那高丘之处随即出现了由他们所建的洋楼及欧式住宅。再后来，从高处至低处，出现了一条条纵向的马路和街道，坡陡的高处曰“冈”，坡缓的高处曰“坎”。到了那一年，全市至少有二三十条坡度较缓的长长短短的马路和街道，住在坡下的人家，大抵习惯将住在坡上的人家说成是“上坎”人家。
郑娟家并不住在“上坎”。“上坎”自有其横向的街道，两旁多为有门前小院和进门台阶的俄式房屋，或砖砌的或“板夹泥”的，都已老旧，小院不再是美观的栅栏围成的。当年规格一致的木条被树皮、树枝、铁丝之类杂七杂八的东西取代了，台阶也大抵破损塌陷，却仍能使人联想到它们当年的好看。如同曾经的美
人，虽已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一眼就能看出当年准是美人胎。它们的主人也不再是流亡的老俄国人，他们一批批被遣送回苏联去了。新主人们以A市的中小知识分子和中小干部为主——老资历的中学教师、新政权任命的校长、报社出版社的老编
辑、医生、区里的科长、派出所所长、国企小厂的厂长等。有些住房是分配给他们的，属于公房，有些则是他们在老俄国人不得不走时买下的。买下的多是知识分子人家，当初价格便宜得很，几乎等于白给。但再便宜，那也是一般老百姓望洋兴叹之事。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比如大学教授们，大医院的院长、名医们，处级及处级以上干部们，他们很少有住在共乐区的那样一些“上坎”街道的，而是住在市中心区更理想的街道更理想的住宅里。
郑娟家住在那一处“上坎”坡下百米左右的地方。那地方的坡路右边，斜刺里产生了一条胡同，曲里拐弯的，约一里半长。那种胡同，不能与北京的胡同以及南方城市的弄堂相提并论。后一类胡同，不论多么窄，两旁的房子都是砖或木结构的。郑娟家住的那条胡同里根本没有砖房，也当然不会有南方才有的木结构房了 ——约一里半长的胡同两旁，挨得非常紧密的土坯房几乎连成了两道黄泥墙，家与家户与户的分离，完全由那种黄泥墙上开出的低矮而朽残的门来显出。那条胡同的家家户户也曾有过门牌号，二十多年过去了，再就没更新过。若使每户人家都有门牌号，将是一件特麻烦的事。曾有过的门牌号所剩无几，要发现一个得在最佳距离用望远镜慢慢寻找。
“上坎”是由黄土层形成的。黄土是脱坯的理想土质，脱坯盖房子是最省钱的方法。穷人缺的是钱，有的是力气。先后几批穷人，不约而同地相中了那地
方。他们就地取土、脱坏，于是一户又一户穷人们的家便在那地方接连出现了。穷人之所以为穷人，除了穷，还表现于他们对人生并无所谓长远考虑，基本上都是过一天算一天的活法。对于家，用他们的话说是“住处”，也断不会有多高的想法。他们当初经历战乱、逃荒而驻足于城市，主要是为了寻条活路。对于“住处”，所持往往是暂时能住就行的态度。设身处地站在他们当年的角度想一想，不持那么一种态度又能怎样呢？像周秉昆的父亲那样的农民，在他们中少之又少。何况周家在农村时是较富裕的中农，他父亲闯关东时是带了十几块大洋的。既是暂时的住处，那些仓促而建的土坯房就都很小，也很矮。添丁增口了，孩子长大了，实在住不开了，只得又脱坯，加盖一间半间的。四周空地少了，便只能见缝插针马马虎虎地盖成，于是家家户户连成一体，再无空地了。所留的走路的地方，越来越窄，有的地方窄到仅一米多宽。
直至“上坎”的一些人家联名抗议，街道委员会贴出了布告，胡同里的人家就地取土脱坯的现象才算终止。因为已将“上坎”的斜坡铲出了十几米高的黄土绝壁，继续下去，“上坎”的某些房屋必定坍塌。“才算终止”并不等于彻底终止了，即使胡同里的人家不再加盖屋子了，每年总还要抹抹墙吧？那就还是要从“绝壁”上往下铲土的。街道干部们解决不了他们抹抹墙的实际问题，通常睁只眼闭只眼。而“上坎”人家与胡同里的人家，争吵不断，有几家早已互相视为仇敌了。总而言之，与那条胡同的人家相比，住在光字片的人家，反而应该备感幸福，知足常乐了。
秉昆在胡同里往返一遭，没找到郑娟的家。他不愿贸然敲开哪一家来询问，不想使人猜疑到自己与郑家有什么关系。胡同里的泥土小路一段高一段低，被雪壳盖得严严实实。人脚踩实的雪壳硬且滑，他跌倒了一次，幸而反应敏捷，拎着布包的手及时高举，摔疼了屁股，但鸡蛋没受损失。
他正感到懊丧，一个少年不知何时出现了。那少年坐在自家门旁的煤堆上，手举一片圆形的玻璃对着太阳望。那天虽然挺冷，却是冬季里的一个晴日，太阳很亮。
他走到少年跟前，弯下腰问：“小朋友，知道郑娟家是哪家吗？”
少年手中的圆形玻璃是一片磨薄了的茶色瓶底。少年将瓶底揣入兜里，又掏出片蓝色的同样磨薄了的瓶底，继续对着太阳望，仿佛没听到他的话。
他这才看出，那少年是盲人。迟疑片刻，他又问了一遍。
盲少年这才说：“你不是我朋友，我没朋友。”
秉昆愣了愣，商量着说：“咱俩是不是朋友倒没什么关系，只要你告诉我哪一家是郑娟家，我下次来会带给你许多瓶底，替你磨好了的。”
盲少年的头这才转向他，拿瓶底的手却仍举着，以成人般的郑重语气说：“那你先告诉我，你是干什么的？找她什么事？”
盲少年的话令周秉昆又迟疑起来，他完全没料到一个盲少年对他问的话竟会持那么慎重的态度，简直可以说不但慎重，且有几分警惕。但唯有这么一个盲少年可问，便只好交谈下去。于是他说，自己并不认识郑娟，不过是受人之托，给郑娟送点儿东西。
“可，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吗？”——盲少年那只手不举着了，在嘴前哈了哈，用另一只手搓了搓，揣入袄兜里了。秉昆随之听到他兜里发出一阵玻璃片相碰的响声，显然他兜里还有些那样的玻璃片，而隔着那样的玻璃片望太阳大约是他经常做的事。
秉昆诚实地说：“知道。”
盲少年又问：“知道你还受人之托啊？如果是给她送来涂志强的什么东西，那你干脆就别送了，那不是又会使她伤心吗？”
秉昆失去了耐心，生气又诱惑他说：“哎，你这小瞎子到底想不想告诉我啊？如果你告诉我，我给你鸡蛋！” 盲少年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睁大了，分明受到诱惑，却还在考虑什么。
这时，从胡同口的坡上，有一老妪推着载有冰棍箱的小车缓缓而下。冰棍箱上用草绳一道道绑着火把似的插棍，其上插着十几支糖葫芦。冬季毕竟不比夏
季，冰棍难卖，卖冰棍的多是两样都卖。尽管那老妪小心翼翼，小车却还是向一旁滑去。周秉昆怕她连人带车翻入沟里，急忙上前，先替她推下小车，接着又把她扶了下来。
老妪指着盲少年说：“那是我儿子，我到家门口了，多谢你了啊。”
盲少年说：“妈，这个人他要找我姐。”
周秉昆看一眼那老妪，再看一眼那少年，又一阵发愣——想不发愣都不行。
老妪说：“那，有什么事儿进家说吧。”
听了这话，秉昆不禁在心里谢天谢地。
郑家有两道门。第一道歪斜的破门，是北方人叫“门斗”的小小空间，无窗，黑咕隆咚的，三四平方米大的地方，堆着蜂窝煤、劈柴、冻白菜、冻萝卜什么的，架子上倒扣着水桶。冰棍箱子也放在门斗。
进入第二道门，便是住屋。郑家只有一间住屋，十五六平方米，火炕占去了一半地方，窗子在连着炕的一面墙上，仅四指宽的窗台。窗台以上的玻璃结着
冰，为了防止融化的冰水淌到炕上，窗台被抹布卷和布条卷全部侵占了。地上，锅台和碗橱占去了另一半面积。有张旧桌子，一把让人看上去不敢往下坐的破椅子，还有看上去同样不结实的脸盆架。此外，再无其他什么东西。连箱子也没有，夏秋所穿的为数不多的衣服，叠放在炕的一角。
炕上铺着几张报纸，报纸上堆着山楂，一个穿件红毛衣的二十一二岁的姑娘——不对，应该说是小媳妇——也不对，确切地说是小寡妇，坐在炕上，正用竹扦穿山楂。她那么做前，先用小刀将山楂一个个切开一道口子，挑出里边的核儿。她的毛衣很旧了，几处地方开了线。她没穿棉裤，只穿条旧的花布衬裤，也没穿袜子。
秉昆进门后，小寡妇停止了正做着的事，极为吃惊地瞪着他。秉昆看出她还没洗脸没梳头，看出了她在一个陌生男子讶然的目光下的狼狈不堪，也看出了她内心里的羞臊。而他的惊讶是因为，自己没料到她还是一个美人。他看着她呆住
了，想到了自己的姐姐。在他看来，除了她脸上没有书卷气，此外她的美绝不逊于自己的姐姐。区别是，自己的姐姐有张眉清目秀的脸，一双大眼睛总是很有神，目光总是那么自信，给人以意志坚定难以驾驭的印象；而眼前的郑娟有张蛾眉凤目的脸，像小人书《红梦楼》中的小女子，目光里满是恓惶，仿佛没怎么平安无事地生活过似的。她的样子，会让一切男人惜香怜玉起来，周秉昆当然也不能例外。
郑娟扯过她的棉衣盖住了脚和小腿，满是疑虑的目光转向了母亲。
郑母拍拍炕沿，意思是请秉昆坐下。也没别处可坐，秉昆就拘束地半坐在炕沿。这样他可以不和郑娟面面相对，他仿佛有种被催眠的感觉。
郑母在椅子上坐下了，她的盲人儿子摸索着蹲到她跟前，摘下她的棉手套替她搓手。
秉昆担心地说：“大娘，别坐那儿，坐这儿吧。”
他也拍了拍炕沿。
郑母说：“没事儿，别看这椅子破，挺经坐的。”说完才将目光转向女儿，打消女儿顾虑说：“这小伙子心眼好，见我推着冰棍箱下坡，跑过去替我，还扶着我下的坡。要不，我连人带冰棍箱子栽到沟里了。我要是摔伤了哪儿，咱们一家的日子可怎么往下过啊？”
秉昆已经背对着郑娟了。郑母说时，他看不到郑娟的表情。他极想看到，却又不好在郑母说时扭头看着人家的女儿——尽管她一味说着感激他的话。
他忍不住要打断郑母的话时，郑娟的弟弟开口了。
那盲少年说：“姐，妈的话太啰嗦了，还是听我来说主要的话吧。别人托这个人转交给你东西，所以这个人才来找咱家的。他在门口见到了我，我正替你问他是什么东西，他还没告诉我呢，正巧咱妈回来了。”
依然是一种大人般的口吻，话说得有条有理。
秉昆赶紧接着他的话说：“是啊是啊，是你弟弟说的那样。”
他不禁对那盲少年刮目相看，正想说句这一家三口全都爱听的话，没等想出来，郑娟在他背后开口了。
她说：“你不必成心背对着我了。”
于是秉昆起身坐到炕沿另一端去，这样，他可以看着她了。在他背对她的时候，她已穿上了外裤。但穿的仍不是棉裤，而是一条单军裤，草绿色的确良的。她也穿上了袜子，小腿蜷向身后，成心不让他看到她的脚。刚才她没穿袜子时，他的目光盯住她的脚看了好几秒，看得她如芒在背，恨不能让自己的双脚立刻隐形。
郑母为了使屋里暖和些，起身去捅炉火，一边絮叨：“不让她把棉裤拆了，偏拆了，说春节想穿上拆洗过的棉裤。可倒好，拆了，裤面也洗干净了，又来了活儿。穿两串糖葫芦挣一分钱，为赶在春节前挣几元钱，顾不上做自己的棉裤了……”
郑娟穿的军裤膝部有个指甲盖大的破洞。周秉昆看出，她穿的是涂志强生前穿过的一条军裤，那破洞是涂志强吸烟时掉下的火星烫出来的。涂志强交往挺
广，想弄条军裤穿穿，就会有人帮他心想事成。那几年，穿条的确良军裤或上装，哪怕是戴顶的确良军帽，在留城青年中是很时髦的事。
“妈，你别絮叨些没用的了，春节前我肯定会有棉裤穿的。”郑娟目光与话题同时一转，看着周秉昆问：“谁派你来的？”
秉昆苦笑道：“倒也不是谁派我来的，是我自己有几分情愿才答应了的事。”
他简单地将瘸子二人托付他的经过讲了一遍，省略了几乎是被劫持的细节，讲出他们苦苦相求的意味。 最后他掏出信封，放在小布包旁，总结说：“这信封里就是他们让我给你送来的钱，十个鸡蛋是我从自己家带来的。毕竟，我与涂志强哥们儿了一场，快过春节了，算是我的一点儿心意。”
“我当什么呢，是鸡蛋啊，那大娘这厢谢你了啊！”郑母本已又坐在椅子上了，听完周秉昆的话，立即起身拎过去布包想放在别处。
郑娟喝道：“妈，你别！”
郑母竟很顺从，坐下嘟哝着，双手仍捧着布包。
郑娟弟弟也说：“姐，鸡蛋是可以留下的。”
郑娟又喝道：“没你插嘴的份儿！”
弟弟噤若寒蝉，摸摸索索地躲到门斗去了。秉昆不由得低下了头，他不愿看到那小寡妇对母亲和弟弟的凶样子，见证了她的另一面让他有些不快。他偶尔也对自己的母亲那样子过，却是装凶，不是真凶，而她对母亲和弟弟却是真凶。他暗想，如果自己有那么一个懂事又是盲人的弟弟，才舍不得呵斥呢！
他听到郑娟大声说：“你看着我！”
他抬起头，以不快的目光看着她。
“你转告他们，我才不需要他们的可怜！”她那双丹风眼中投射出凛然的目光，咄咄逼人地瞪着他，停顿片刻，加重语气接着说，“我明明白白告诉你，我也不需要你来可怜！全中国现在可怜之人多了，我不认为我是最可怜的。我恨他
们！涂志强如果不是跟他们搞到一起，也不至于犯下死罪。那我俩的日子还可以凑合着混下去。带上那钱，别弄脏了我家炕。你走吧！走！快走！……”
周秉昆一时目瞪口呆，如同自己果真是瘸子们一伙，对涂志强的死负有抵赖不掉的罪过似的。
“娟，你听妈劝你几句好不好？”
“不好！……你！……带上钱快给我滚啊！滚啊你！” 郑娟的手直指周秉昆的脸。
秉昆的脸红过一阵后，又变得煞白。
他猛地往起一站，将装钱的信封抓在手里，低着头撞门而去。他像一头被始料不及的枪声和猎狗吠声所惊吓的野兽冲到了外边，不但受到了惊吓，还被激起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愤怒，想要发出狂烈的咆哮。
郑娟的母亲和弟弟跟到了外边。
那老妪说：“孩子你站一下，你听大娘向你解释……那个，那什么，就是钱，她不要，大娘要。求你……给大娘留下吧！我女儿她……他俩并没领过证啊，我女儿她连一个正式的寡妇都不是呀，她肚子里还怀上了涂志强的孩子……如果不是因为撇不下我和她弟，她就根本不愿活了！她那样不是冲你，她是在冲自己的命发火呀！”
老妪脸上淌下泪来，朝秉昆可怜兮兮地伸出一只枯瘦的手，像已完全丧失了耻辱感的老乞丐。
盲少年也从旁说：“我姐以前是好脾气的人，从没对谁发过火。”他的眼中也淌下泪来。
“求求你，别生气……把那钱，给大娘留下吧！……只靠我卖冰棍养活不了我们三口人啊……”身材瘦小的老妪，双膝一弯，分明是要跪下去了。
周秉昆的心顿时软得一塌糊涂，赶紧上前一步，双手将郑母搀住，耳语道：“大娘，我没生气。”
他从兜里掏出信封，递到了郑母手里。她连个谢字都没顾上说，抹着泪，迈着摇摆不稳的碎步进入了歪斜的家门。
盲少年问：“我妈进屋了？”
秉昆说：“是的，她进屋了。”
盲少年又问：“我妈哭了吧？” 秉昆犹豫了一下，尽量以平静的语气回答：“她没哭。”
“我觉得，她是哭了。”
“真没哭。她是长辈，比我妈年龄还大。长辈对晚辈说话时，轻易是不会哭的。”
“可……她是在哀求你。”
“是啊，她刚才是在哀求我。但你妈确实没哭，我不骗你。”
秉昆摸了摸那盲少年的头，不由自主地蹲下，替他擦去流淌不止的泪，竟有些庆幸他是盲人，看不到自己母亲刚才那种可怜的样子。
“你把钱给我妈了？”
“给了，哪能不给呢！”
“那，是不是就证明，你原谅我姐了？”
“原谅了，我怎么能不原谅她呢？”秉昆说完这句话，觉得自己真的原谅那才二十一二岁的小寡妇了。他又在心里默默说了一遍，“我怎么能不原谅她呢？”
“那，以后……如果他们再让你送钱来，你还肯吗？”
秉昆不知该怎么说好了。
“我也求你，肯吧！我不要你送给我鸡蛋，我替我妈，替我姐，也替我自己，要他们托你送的钱，如果他们真能说到做到的话，如果你真愿意帮帮我们的话。我们太需要帮助了，可谁又会帮助我们呢……”
那盲少年忽然双膝跪下了，跪得那么快，使秉昆措手不及。那时秉昆仍蹲着，并没站起，愣了愣，忽然将他拉入怀中，紧紧抱住了。周秉昆居然联想到了
《叶尔绍夫兄弟》中的斯捷潘，联想到了在哥哥姐姐们讨论那一部书时自己所说的话——他觉得仿佛连斯捷潘也被他紧紧地搂抱住了。
盲少年在他怀中失声痛哭。
周秉昆觉得仿佛也是斯捷潘在自己怀中失声痛哭。
他不知不觉地流泪了，对那盲少年耳语：“好孩子，别哭，我真的认为你是个好孩子，他们会说到做到的。我向你保证，以后你家每月都会收到钱，当然是我送来的，手递手交给你妈，或者亲手交给你也行。交给你也行的，是吧？”
盲少年终于不哭了，小声说：“交给我不好，我是瞎子，怕丢了，还是交给我妈好。”
“愿意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郑光明，我妈和我姐都叫我小明。”
“那么，以后我要叫你光明，我喜欢叫你光明。”
“那，你愿意告诉我你的姓名吗？”
“我姓周，名秉昆。同样没骗你，告诉你的是我的真姓名。”
“我相信，以后我可以叫你秉昆哥吗？”
“当然可以。”
“秉昆哥，你为我家做的事，千万别告诉别人啊，那我姐就更没脸做人了。”
“明白。你也不能对任何人说起我的名字。”
“你放心，我不会的。”
周秉昆就那么一直搂着郑光明，与他说了一番话。
秉昆走出那条胡同时，觉得自己一下子变成活了一百多岁的老人似的，仿佛历经了许多人间沧桑，对某些事情有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不再因自己出生于光字片而耿耿于怀了，不再因自己以自尊为代价终于调转成了工作单位，却仍是一名苦力工而耿耿于怀了，不再因姐姐的所作所为而一直难以原谅姐姐了，不再怕涂志强继续侵入他的梦中了。即使世上真有鬼，涂志强的鬼魂确确实实地出现在面前，他相信自己也是能够以平静如水、无惊无惧的心情来对待了。
他的心仿佛被刚刚摆脱的事掏空了。那事已经过去，如同历史，如同从他心里滔滔流过的江河水，冲走了内心里的许多脏东西，包括堆积在内心边边角角的脏东西。他知道那类脏东西以前在自己的内心里一直有，就好比烟道通烟必挂烟
油，自己每长一岁，内心里的脏东西也就挂得越厚，堆积得越多。就在刚才，在郑娟家里，当他第一眼看到她时，内心里所产生的首先是一种狂野的简直难以克制的冲动，那就是扑到她家的炕上扑倒她的冲动。如果她顺从，那么他求之不得。如果她不顺从，那么他会打她，直至她不再反抗。
他很明白自己心里为什么会产生那么一种狂野的冲动——因为从一开始他便怀揣着莫大的也是莫名其妙的好奇，想要亲眼见识见识，和涂志强秘密结为夫妻的女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否则，他根本就不会答应那瘸子二人求他的
事。不论是相求还是逼迫，如果在他内心里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那种莫大的好奇，瘸子二人的目的根本不可能达到。在他拎着鸡蛋走向那条胡同时，他一次次说服自己，他的好奇是完全可以原谅的。哪一个像他这种年龄，未婚，不曾与女性发生过任何一点儿亲密关系的青年，会不好奇呢？何况她已成了小寡妇！何况他是给她送钱去！四十元是不少的一笔钱。自己这一代人，有多少父亲们每个月才挣五六十元钱啊！
更何况，自己内心里并非仅有好奇，毕竟还多少有些同情。但他不曾料到或者说他不明白的是——一进入郑家的门，一见到炕上的郑娟是那种样子时，他的同情心顿时被狂野的冲动一冲而光。那时，仿佛同情是内心嫩草，而那种狂野的冲动是喷火器。
他还有几分明白的是——自己内心里的同情之所以被狂野的冲动一扫而光，第一，因为郑娟是美的，她的美太出乎他的意料，而且恰是他所朝思暮想的，在现实生活中还不曾遇到过的那类女性的美；第二，因为她衣着不整，未梳未洗，反而对他造成更巨大的从没遭遇过的异性诱惑；第三，他内心里顿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愤愤不平——他涂志强的女人凭什么是一个美人儿？凭什么啊！不必与各方面优越又出色的青年比，就单与自己比吧，无论从家庭情况，还是从给别人的印象来说，他涂志强究竟有哪一点比自己强呢？自己起码没什么不良记录吧？第四，他当时认为她是卑贱的——与一个有不良记录的青年结为夫妻，结果让自己最终成了一个已被处决的杀人犯的小寡妇，难道不是卑贱的吗？她的不容置疑的卑贱，让他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是的，以上都是他内心里当时的真实活动。一个不过是酱油厂的苦力工的青年，去给一个卑贱的女子送去为数不少的一笔钱，见她是自己朝思暮想的那类美女，于是难以克制地与之发生了性关系，即使迫不得已使用暴力征服了她，那也算不上是多么罪恶的事吧？须知她可是一个卑贱的女子，而自己是一个一向循规蹈矩的好青年啊！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看，那样的事果然发生了的话，也未尝不是她的幸运呢。
周秉昆与别的青年不同之处在于，因为曾有一个时期经常听哥哥姐姐们一起分析和讨论小说中的人物，深受影响，不知不觉便也养成了对自己的言行认真分析的习惯。也可以说，文学间接给予了他那么一种后天禀赋，一种从未为人所知的能力。
那一天，他站在胡同口的高处，转身望着曲里拐弯的小道，良久没有离去，对自己进行了一番比以往都认真而严肃的分析。他不再觉得好玩，而是感到了羞耻。当郑母向他伸手要钱时，他内心里除了理解，其实也生出了几分鄙视。他认为那老妪应该因自己的言行而感到羞耻，并奇怪她何以丝毫没有感到。在对自己进行了一番分析后，方知自己才是最应该感到羞耻的一个人。
望着污雪覆盖的小道两旁原始人洞穴般的土坯房，他心中生出了一种极大的忧伤——那就是民间真的好凄苦，简直就是对“形势大好”的讽刺！如果逐一敲开那些歪斜破朽的门，家家户户也许都有一本苦经吧？人们每一天的日子其实就是别无他法地念着苦经，还绝不许念出声来。那一天，这光字片的青年补上了一堂他对社会的认识课——民间的种种无奈无助，原来并不在被他和春燕们形容为“脏街组合部落”的光字片！
冬日里正午的太阳高悬于当空，胡同人家的屋顶（如果那也算是屋顶的话）反射着刺眼的银光。 盲少年郑光明举着一片瓶底望着他，他不知道双目失明的人究竟还能望得见什么？在他看来，阳光照耀之下的盲少年的头顶，似有异样的光辉。那当然是他的错觉，因为他也盯着那片瓶底看了一会儿，瓶底所反射的有色的光让他有些晕眩。
秉昆对那盲少年内心里充满了感激，因为他对自己的突然一跪。
那一跪让秉昆悟到了一个道理——当别人对你下跪相求时，表面看来完全是别人的可怜，往深处想想，其实也未必不是别人对你的恩德，因为那会使你看清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人。而看清自己，总是比看清别人要难的。谁都希望看清别人，希望自己看清自己的人却不是太多。真实情况很可能是这样——自己内心里的丑恶，也许比自己一向以为的别人内心里的丑恶更甚。
那时周秉昆内心里空空荡荡的，然而并不是虚无的状态，他觉得有种类似块根的东西在内心深处开始发芽。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使他内心充满了忧伤。
秉昆在“上坎”的坡路上遇见了肖国庆、孙赶超等五名木材加工厂的青年工友，都是抬大木或出料的苦力工。他们很亲热地围住他，问他去哪儿了？他说自己到市里去了，闻到了他们口中呼出的酒气。
红脸大汉似的孙赶超说：“瞎掰！我们明明都看见你是从太平胡同走上来的，还在胡同口站了半天，好像胡同里有人送你似的！”
“是个姑娘吧？”
“那还用问？不是个姑娘他能站那么久吗？”
“听说，那胡同里还有不少人家没户口呢，秉昆，你可千万别被一个没户口的小狐狸精迷住，以后麻烦大了！”
他们真一句假一句嘻嘻哈哈地打趣他，唯独肖国庆一声不响背对着他。
秉昆说自己为了抄近道才走太平胡同的，也问他们干什么去了。 孙赶超说他们去肖国庆家喝喜酒去了——肖国庆的姐姐也是兵团知青，虽然才二十三岁，却特别想得开，嫁给了团里的一名老干部，是位副营职现役军人。新婚夫妻共同请了假，到肖国庆家度蜜月。
肖国庆终于朝大家转过身，抗议道：“干部就是干部，你干吗非加个老字啊？我姐夫才三十几岁，你们都看到了，老吗？”
大家就争着证明不老，看上去很年轻。
孙赶超说：“你这家伙较什么真啊！”他将肖国庆往周秉昆跟前一推再推，推得他俩几乎撞脸了才作罢。
孙赶超又说：“国庆，你不是说一旦碰上了秉昆，要当着他的面把你憋闷在心里的话问个明明白白吗？现在碰上了，不许错过机会，问他！”
另外三人便安静了，和孙赶超一起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俩。
秉昆一时有些神经紧张，他猜不到肖国庆打算问自己什么话，怕他万一问的是一句让自己尴尬的话。他的心情已经很差了，不希望这一天再有让自己不快的事发生。
肖国庆说：“问就问！秉昆你诚实地回答我，你跟哥儿几个谁都没打招呼，神秘地调走了，是不是因为我那天给了你一拳，还发飙要用木板拍你？”
秉昆听罢不紧张了，搂抱住肖国庆真挚地说：“你这家伙想哪儿去了！我是那么小心眼儿的人吗？”遂将自己调离木材加工厂的真正原因一五一十相告。
大家听他说得掏心，也都承认涂志强的影子同样折磨过自己，只是不愿与人说罢了。
孙赶超又问他，怎么想调走就调成了，而且能走得那么快？肯定有贵人相助嘛。希望他也如实相告，什么时候认识了哪路神仙？
秉昆反问：“都想听？”
大家异口同声回答：“想听！” 又问：“简单说也得说上一会儿，宁愿站在路边挨冻？”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愿意！”
这些底层人家的小儿郎，从没与上层人士接触过，同类中若有谁与上层人士搭上关系，受到垂爱，他们不但羡慕，当然还极感兴趣，因为或许会从中学到经验和技巧。依他们想来，能帮周秉昆那么快调成工作单位的人，肯定是上层人士啊！
在他们对社会阶层谱系的认识观念中，科长级的干部，比如一些小厂的厂长、派出所所长们，统统都属实权人物；而处以上包括处级干部，则便是所谓上层人物了。
秉昆见他们兴趣那么大，自己不讲明摆着会让他们扫兴（而这是他不愿意的），只得半违心不违心地从他姐姐与蔡晓光那种难以理解的特殊关系讲了起来。
他们以前去过周家，见过周家的大美人儿周蓉。秉昆没讲几句，他们又都兴趣索然不想听了——从美人儿与上层人士家的儿子的关系中，他们不可能学到什么啊！前提太苛刻了啊！
孙赶超第一个说：“秉昆，那什么，以后再听你讲吧，哥儿几个还要到别处去。”
秉昆却恼火了，不快地说：“你们非让我讲的！我刚讲你们就走那不行！不想听也得给我听完了，谁走我和谁绝交！”
他一认真，大家就不便走了，都不愿让他扫兴。
肖国庆首先表态说：“那咱们就听秉昆讲完吧！要不确实是咱们不对了。”
于是，他们都像小朋友听孙敬修老爷爷讲故事似的，一个个挨着冻，耐着性子，表现良好地听周秉昆讲下去。
秉昆的话匣子一旦打开，就如同自来水龙头拧开了，并且是长期锈死的自来水龙头被蛮劲儿拧开了，螺丝口拧秃噜了，不太容易关上了；肖国庆、孙赶超们则渐渐听得有兴味了，入迷了。大美人儿秉昆的姐姐与当初省革委会的军代表、后来省商业厅革委会主任儿子之间那种一波三折的关系，是他们从没听说过的一种男女关系，太特殊了呀，太不一般化了呀！反正周蓉并不是自己的姐姐，他们对她行为的评论，便不像周秉昆那么痛心疾首，竟然都说周蓉太了不起了，简直可歌可
泣！一个个净说歌颂的话，秉昆自己却讲得泪汪汪的。待秉昆讲到求蔡晓光时的自卑，讲到在酱油厂备感屈辱的状况时，大家的表情反而都大为轻松了。
孙赶超问：“讲完了？”
周秉昆跺着脚说讲完了，他的脚已冻疼了。
肖国庆问：“照你的说法，你们周家不可能再与蔡家有什么关系啰？”
秉昆高叫道：“哎，我讲了半天你究竟认真听了没有啊？我说我们两家有什么关系了吗？问问他们几个，我说了吗？”
其他人都摇头证明根本没有。
秉昆脸颊上都冻着泪痕了，他不无失落地说：“就我姐与蔡晓光有过那么一段古怪关系，我求了他一次，他帮了我一次，我俩以后也就剩再见到时点点头说几句话的关系了。我姐与他的那点儿古怪关系被我一次性用完，而且用得也不好，结果与没用差不了多少，就这么一回事。”
孙赶超说：“听，反应多快，立刻封咱们嘴，怕咱们以后会让他间接求那个蔡晓光帮什么忙似的。”
秉昆说：“你还挤对我！我揍你！”挥拳便朝孙赶超打去，肖国庆及时横移一步，挡在二人之间。
肖国庆瞪着孙赶超说：“我那么问确实是因为没太听明白，你那么说秉昆也确实是挤对他，不够意思！”
他拥抱住秉昆，如同秉昆刚才拥抱住他那样，轻拍着秉昆后背安慰道：“好秉昆，别难过，像咱们这些货，有时得认命，不认命是自寻烦恼，自寻烦恼多没意思！” 于是其他几个一个个拥抱秉昆，也都拍他后背或脸颊，鹦鹉学舌般地安慰。他们和周秉昆一样，在那一日以前，都是没安慰过别人的青年，也几乎都没怎么被别人安慰过。
周家终究并没与上层人士搭上关系，周秉昆终究还是与他们一样的人，只不过由木材加工厂的青年苦力工变成了酱油厂的青年苦力工，这使他们在心理上终究感觉到平衡。人的心理是奥妙无穷的，当受到某类事负面影响开始产生了不平衡之感，却终究还是获得了一种极大的平衡以后，会体验到异乎寻常的愉快。
那时的肖国庆、孙赶超们的心里难以形容地暗自愉快着。他们都知道那不怎么道德，却都拿自己内心里那份儿愉快没办法，所以便都以一种严肃的表情予以掩饰，唯恐流露出来。他们无师自通地掩饰得很成功，在周秉昆看来，他们的严肃表情是由于心情凝重所致，而他们心情疑重是由于对他的深切同情。自家的自己
的、别人家的别人的一些事在他内心造成的苦闷，终于突破了一个心垒的豁口，流淌般地倾诉减压一番之后，秉昆也有几分愉快了。他想起了母亲的叮嘱，趁着自己些微的愉快劲儿还没消散，邀请他们春节期间到自己家玩。他们都挺高兴，定下了正月初三这个日子。
与他们分手后，秉昆独自往家走时，想起了一位美国作家小说中的一首诗：
蓬松卷发好头颅，
未因失恋而痛苦。
未曾患过百日咳，
亦无麻疹起红斑。
寻常人生寻常过，
有限快乐胜黄金……
他记得姐姐在家中高声朗读时，哥哥、郝冬梅和蔡晓光都笑眯眯地看着她，仿佛那是一首她自己写的诗，而且写的正是她自己。不知为什么，姐姐的一头秀发天生有些卷曲，民间的说法是自来卷，母亲给出的解释是因为姐姐还没出过疹子，人人都有的身体内毒小时候转移到头发上，将头发烧出卷来了。母亲对此心存忧虑，经常嘱咐姐姐一旦发烧了千万别大意。因为按民间说法，小时候没出过疹子的人身体的内毒尚在，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由一点儿小病引起大病，给人颜色看。
他记得自己当时提了一个问题：美国有没有保尔式的青年革命者？
姐姐停止了朗读，依次看着哥哥们的脸，显出被高端问题难住了的样子，那意思是本姑娘才疏学浅，但你们总不至于也被难住了吧？
蔡晓光肯定地说：“没有。”
郝冬梅不怎么肯定地说：“也应该有的吧？”
哥哥说：“在全人类的历史中，不仅仅无产阶级的伟人才是伟人，无产阶级的英雄才是英雄。如果这种前提是成立的，那么我认为马丁·路德·金……”
姐姐大声制止道：“打住！”她从兜里掏出几角钱，朝秉昆一递，板着脸命令：“买冰棍去。”
他当时不得不起身买冰棍去了，所以直到那日他也并不知道马丁·路德· 金何许人也。
由马丁·路德·金，他忽然想起了那首关于百日咳与麻疹的诗的作者是马克·吐温。这使他的小愉快又多了几分。
蓬松卷发好头颅，
未因失恋而痛苦。
未曾患过百日咳……
他不由得喊起马克·吐温的诗句来，像在某些场合喊革命口号那么大声。周秉昆已经多次喊过革命口号了，那时他总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只不过是别人的录放机而已。他却由于自己的大喊而喜欢起上面一首诗来——蓬松卷发、失恋、痛苦、百日咳、麻疹、寻常人生，有限快乐……他喜欢由这些大白话组成的诗句。更确切地说，不知从哪一天起，他开始喜欢听别人说不怎么革命的甚至很不革命的话，喜欢看那样的电影和书（如果能看到也允许看），喜欢那样的诗而不喜欢某些革命的诗句了。
他觉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己病了，被几乎无孔不入的革命搞出病来了。他不但可怜自己，还可怜那些专爱革别人的命、似乎认为人活着就是要革别人的命、分分钟都应该不忘革别人的命的“革命人”。他清楚地知道，肖国庆、孙赶超们和自己在此点上是一样的。他们也被“革命人”搞出病来了，只不过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避谈罢了。
忽然他不喊了——一个穿警服的人正在路旁望着他。
那人是派出所的小龚叔叔。小龚叔叔三十四五岁了，是派出所的模范，像穿警服的“阿牛哥”，就是电影《刘三姐》中刘三姐的意中人。他做民警十几年
了，看着光字片许多与周秉昆同代的人长大。秉昆们特尊敬他，当面背后都习惯于叫他小龚叔叔。
小龚叔叔朝他招手。
周秉昆惴惴不安地走到小龚叔叔面前，对方猎犬般吸了吸鼻子，好生困惑地说：“你没喝酒嘛。”
他说：“小龚叔叔，你还不了解我啊，不过年不过节的，我一向滴酒不沾，非喝不可的情况下才意思意思。”
小龚叔叔问：“那我们秉昆失恋了？”
他双腿一并，敬礼道：“报告小龚叔叔，本人尚未恋爱，不曾失恋。”
小龚叔叔表情严肃了，质问道：“既没醉，也没失恋，那你扯着嗓子喊什么？失恋啊，痛苦啊，你敢说你刚才没喊？”
他笑了，说自己喊的是诗句。他没敢说是美国作家小说中的幽默诗句，而说是自己厂里一名爱写诗的青年工友写的，从头背了一遍。
小龚叔叔批评道：“歪诗，纯粹是歪诗！你喜欢诗那也应该喜欢好的，好诗应该给人以精神上的力量，让人听了热血沸腾。今后再不许扯着嗓子在路上喊歪诗！白天不许，晚上更不许。这是在咱们派出所的地面上，如果是在别的地方，恰巧也被一名并不认识你的民警听到了，还不将你当疯子带到派出所去呀？要是那样了，你要说清楚自己不是疯子很麻烦。需要街道开证明，说不定还得咱们派出所去人把你领回来，而那个人肯定是我呀。那你不是给我找事儿吗？这还是较好的结
果。不好的结果可能就是，人家倒是相信你没疯，却怀疑你对现实不满了。你一个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青年，你的快乐是有限的吗？既然你还没谈过恋爱，在大街上扯着嗓子喊什么痛苦什么失恋？你是不是有含沙射影之嫌啊？那你还能说清楚吗？我能轻易把你保出来吗？”
秉昆觉得小龚叔叔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待他的话刚一停顿，立刻问：“我可以走了吗？”
小龚叔叔说：“不可以。你以为我说完了吗？没呢。不爱听是不是？不爱听是错误的！”
小龚叔叔掏出烟盒，吸着一支后语重心长地说：“秉昆啊，我是为你好。有些事情你不注意，后果那是很严重的！”
接着他讲了一件最近发生的事，使秉昆顿觉他是出于一片好心，内心里顿时充满感激。他说光字片有个叫韩伟的青年在亚麻厂自杀了，他昨天刚协助有关方面处理完。韩伟能分配在亚麻厂，是因为他有个好爸爸。他爸爸是火葬场的化妆
师，“文革”前为一位市委干部的老父亲的遗体化妆得好，受到了人家的赏识。后来本市上层人士的亲属死了，都指名由他化妆。韩伟分配工作时，他父亲一出面求人，扇扇后门都敞开了。否则，一名家在光字片的青年，凭什么能进亚麻厂呢？
“韩伟入厂以来的工作表现还是不错的，人缘也挺好。他从小有种特长，你也知道的吧？”
“用纸折些小动物，但那也算不上什么特长……不过，也算吧。”周秉昆与韩伟关系一般。韩伟爱出风头，秉昆反感他这毛病。但一想到他已离世，而且与自己同是在光字片的青年，不免同病相怜，话就说得自相矛盾。
小龚叔叔却一脸悲戚。显然，韩伟的自杀对他是极大的刺激。原来，有一天午休时，韩伟用厂里的办公纸折了大大小小十几只青蛙，还用彩色笔画上了条纹或斑点，摆在食堂的餐桌上，与一些青年工友玩起了游戏。那种游戏秉昆小时候也玩过，就是要将青蛙一口口吹入事先画好的格子里，能将最大的青蛙用最少的几口气吹入最小的格子里，便算第一赢家。那天，韩伟他们赢的是卷烟。上中学以后，秉昆再没玩过那游戏，觉得没意思。韩伟他们那天不但玩得兴致高涨，还不断地拍着桌子大呼小叫“蛤蟆蛤蟆跳一跳”。人缘挺好不等于将小人也团结成了朋友。不幸的是，韩伟身边有小人，更不幸的是他自己浑然未察。结果那天一个小人就越过厂领导，用厂外的公共电话直接向市公安局报了案，说韩伟利用玩游戏，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市公安局的人闯入食堂了，他们那儿还玩得兴高采烈呢，结果被公安局的人抓了个现行……
秉昆问：“因为折青蛙用的纸？”
小龚叔叔说：“对。你怎么猜到的？”
秉昆说：“我提醒过他，他非但不听，还骂我是特务。”
小龚叔叔叹道：“他那时要是能听进去，悲剧就不会发生了。怎么能用印有‘万岁万万岁’的办公信纸折蛤蟆呢！这种违反常识的政治错误，根本就不该发生在你们‘红五类’青年身上嘛！人家公安局的人当然得把他带走了。设身处地替人家想想，人家能说误会了，继续玩吧！秉昆，人家能那样吗？”
秉昆小声回答：“不能。他们不当回事儿，就犯错误了。”
小龚叔叔激动起来：“还是的。人家必须严肃对待嘛！起码要对他批评教育一番吧？可他自恃是‘红五类’子弟，不服，偏跟人家顶牛，问题就升级了，人家不得不在厂里召开了批判会。你就是人缘再好，公安局组织召开的批判会，谁能不参加呢？某些人正因为是哥们儿，那就非参加不可，非批判你不可，否则不就成了立场问题了吗？可一批判他，他受不了啦。趁人没注意，从四层楼跳下去了。本来也不是多大的事儿，不就是批判批判，检讨检讨，走个形式，也给人家公安方面一个台阶下嘛！可他偏不给，反而来这么一手，这也太娇气了呀！生活在咱们社会主义国家，凡是那娇气、任性的，都不是好青年！毛主席怎么教导你们青年的？要经风雨、见世面是不是？怎么，批别人、斗别人的时候，想怎么批就怎么批，想怎么斗就怎么斗，一轮到自己身上，就玩自杀呀？哎，别的道理都不讲，自己的命就那么不值钱吗？我不是一般的民警，我是区公安系统的模范民警，是负责咱们这一片青年们政治思想工作的模范民警。短短半个多月里，你们光字片被处决了一个，自杀了一个。哎，你替我想想，我还有脸穿着这身警服出入派出所吗？我一看见你扯着嗓子在大街上喊些不三不四的话，老实说我心惊肉跳。我操不起对你们的这份心了，我快被压力压趴下了，我怕了。晚上开始做噩梦了。”
秉昆说：“小龚叔叔，你的烟灭了。”
小龚叔叔这才扔掉烟头，尽管灭了，还是狠踩一脚，使劲儿辗入雪地里。
秉昆完全理解他的复杂心情，说：“小龚叔叔你放心，我保证不给你惹任何麻烦。”话中充满同情，有对小龚叔叔的，也有对韩伟的。
小龚叔叔谆谆教导他说：“不是给我惹不惹麻烦的问题。与我的责任有关的事，再麻烦我也得担起来。你们光字片的青年，要争取活出个人样来！光字片是藏污纳垢的地方，是出社会不良分子的地方，别的区都这么说，你们得凡事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啊！”
秉昆对肖国庆们倾诉了一通渐觉变好的心情，听了小龚叔叔一番话后，又变得糟透了。韩伟的死不同于涂志强的死。他与韩伟关系一般，却还是心生悲悯，而那悲悯还无法表达。方才已冻脚了，此时仿佛周身寒彻，他急欲脱身。
他像一个听话的好孩子似的说：“小龚叔叔，我记住你的话了。”
小龚叔叔接着表扬了乔春燕和秉昆的母亲，说春燕将会是第一个为光字片争光的女青年。
一名市级服务行业的标兵，不仅要有先进的工作表现，在街道也要有良好的口碑。小龚叔叔希望秉昆向光字片已经参加工作的青年们打打招呼，市里派人来光字片了解情况时，大家应该多为春燕说好话。这也是为光字片争取荣誉。秉昆真诚地表示愿意完成任务。小龚叔叔说，秉昆的母亲是一位有智慧的街道干部——某日一个小孩将家中的毛主席瓷像碰落地上摔碎了，当妈的不知怎么办，于是把秉昆的母亲找了去。秉昆的母亲沉着冷静，方寸不乱，把那件不好的事处理得妥妥帖
帖。她先与那家的妈和孩子共同请罪，之后裁了些红纸，将碎瓷片一一包起，亲自送往十几户好居民家里，说那是“宝瓷片”，说不怎么好的居民家还不给，有幸得到的人家要好好珍藏…… “你看，那么一件不好的事，如果处理不当，被小人当成把柄，上纲上线，起码会搞得一条街鸡犬不宁。小人哪儿没有啊？哪儿都有，街道也不例外。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一露峥嵘，好人就不得太平了。你妈处理得多高明！秉昆你要向你妈学习，我也要虚心向你妈学习。咱们警民要共同努力，团结一致，用聪明的方法，将光字片建成一条条社会主义文明街道，你说对不对？”
听别人表扬自己的妈，秉昆很不好意思。母亲从没对他说过“宝瓷片”一事，如果小龚叔叔不说，他根本不会知道。他也认为母亲处理得挺聪明，但还算不上智慧。依他看来，有小聪明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但有智慧的人却似乎越来越少
了。他最佩服的一个有智慧的人是小龚叔叔的上级，派出所的老所长。“文革”刚一开始时，因为光字片的街名全与“仁义礼智信”连着，包括小龚叔叔在内的一些民警主张都改了，老所长坚决反对。老所长认为，住在当地的皆是文盲老百姓，不告诉他们“仁义礼智信”的出处，他们就根本不知道是孔子的话。要改就得先
将“仁义礼智信”批倒批臭，那是多不容易的事啊？革命者何必非做吃力不讨好的事呢？革命也要看效果啊！
小龚叔叔们不以为然，在光字片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征求大家的意见。结果让小龚叔叔们惊诧不已，光字片的广大人民群众都坚信“仁义礼智信”是伟大领袖的话，都说意思那么好的街名为什么要改呢？谁想改我们就和谁斗到底。老所长听了小龚叔叔们的汇报之后说：“不改，光字片广大人民群众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就多几分。一改，反而使他们困惑了。一困惑，热爱打折扣了。改与不改，我不参与意见了，你们掂量着办吧！”小龚叔叔们一掂量轻重，思想认识就都统一到老所长一边，决定不改了。后来有几批中学红卫兵到派出所造反，强烈要求废除体现封建思想的光字片街名，小龚叔叔们将老所长的话一说，他们也面面相觑，不敢轻举妄动。秉昆的哥哥听说了，有次对郝冬梅、周蓉和蔡晓光如此评论：“大隐隐于派出所，好一位智者。光字片人家的信和电报，不必担心被邮递员乱投了，他做了一件有益于人民的事。”哥哥下乡前，还怀着敬意去向老所长告别。自从听了哥哥对老所长的评价，秉昆每次见到老所长都礼貌地打招呼。老所长退休了，他已有两年多没见到过。
秉昆回到家里，见母亲在包饺子，他便洗了手，与母亲一起包。他一边包一边问母亲，为什么从没对他说过“宝瓷片”的事？母亲被问得怔住了，反问什么“宝瓷片”的事。他就把路遇小龚叔叔，对方表扬她的话说了一遍。 母亲苦笑道：“那事儿呀，你不细说妈都想不起来了。什么智慧不智慧的，妈哪儿懂，不过就是息事宁人呗！这么多事的年月，妈又是街道干部，不学着息事宁人，对不起街坊四邻啊！”
秉昆又问母亲知不知道韩伟的事。
母亲又一怔，反问他知道些什么，从哪儿知道的？
秉昆便把小龚叔叔的话说了一遍，母亲严肃地说：“这小龚，他怎么可以对你说那些！那是违反纪律的，哪天妈见到他要批评他！”
母亲的说法是，上级有指示，不许任何人传播韩伟自杀的原因，厂里对韩伟父母的说法是意外事故。一个入厂后一直表现还不错的青年工人，还是“红五
类”子弟，就因为那么一件脑子缺根弦的事自杀了，上级怕真相传开被阶级敌人利用，进一步制造政治谣言。所以，即使对韩伟父母也只说是意外事故。街道干部中，只有母亲和主任知道真相，因为要倚重她俩安抚家属别再闹出什么人命来。
母亲用粘着面粉的手指戳着秉昆脑门说：“儿呀，你要是妈的好儿子，千万不可对任何人说妈对你说过的话。也不可对任何人说小龚叔叔说过的话，那可都是一传开就不得了的事！你给我记住了没有？”
秉昆连说：“记住了，记住了。”
他又问：“查出了给公安局打电话的人没有？”
母亲说：“那怎么查得出来呢，公共电话亭收费的人只记得是个穿亚麻厂工作服的人。全厂人都恨死了那个人，包括厂领导。公安局的人也恨死了那个人。确实是个小人，但谁也不能公开说是小人，那不就是政治立场错了？没那么一个小人，闹不出这么一桩出人命的事来！唉，这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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