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讨论集中于以显性同性恋行为表现出来的同性恋，或至少伴随因同性恋性兴奋和性幻想所唤起的自慰活动所表现的同性恋。换句话说，当一个人意识层面的内心活动中的驱力主要投注于同性客体，而不是异性客体时，我们会称之为显性同性恋。弗洛伊德（1920）写到，在所有的普通人群里，我们都可以观察到大量的潜伏的或者无意识的同性恋倾向。当然，这也表明显性同性恋的驱力贯注分布是不一样的，而针对潜伏同性恋的讨论将被包涵在普通精神病理学领域内。
尽管我们会发现，异性恋个体会出现偶然的同性性幻想和行为，但这种情况往往在特殊环境下发生于某些人身上，例如，因受到酒精作用所导致的自我抑制力量虚弱时。随机同性恋是指当无法获得异性伴侣的情况下，转而实施同性性行为，但在英国和美国的军队中，这种情况的数量并没有增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军队中的同性性行为通常出现在服役前就已经有此类行为的个人身上(Lewis and Engle, 1954)。
在性学三论里，弗洛伊德（1905）将同性恋描述为性客体选择的偏差。大量因素决定了性成熟和发展异性性关系能力的个体发展，同样的多元决定论也适用于性心理的发展过程中会导致同性恋的抑制和解离。首先，我想要讨论一下遗传决定还是环境决定的因素。在性学三论里，弗洛伊德写道：“性倒错里确实存在一些先天性的因素，但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这样的先天特质[弗洛伊德就此标注斜体]，虽然可能其分布的强度各有不同，并且可能会受到实际生活的影响而增加。那么问题来了，性本能的先天构成的根源要素究竟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同性恋的先天因素并不一定明确地被一个人的基因所决定，就像头发和眼睛的颜色等一样，但是，他们是先天特质的一部分，并代表了这个人性心理发展所可能产生的诸多形式的潜在特质。成人的异性恋、同性恋或者抑制性行为是由发展环境的多样性所导致的。
当代细胞学研究方法已经对以“双性人”或者“第三性别”作为同性恋生物学基础的所有理论给予了重大打击，男性同性恋的性染色质总是雄性的 (Paré, 1956); (Raboch and Nedoma, 1958)。类似的，荷尔蒙异常也被证明不是同性恋的决定性因素(Hemphill et al., 1958); (Swyer, 1954)。当使用男性荷尔蒙来治疗男同性恋的时候，通常的结果是导致同性恋性欲望和活动的增加(Swyer, 1954)。针对染色体或荷尔蒙紊乱去寻找同性恋根源似乎是无用功，其原因是这种研究基于假设：分子化学可以对人格发展的问题给予直接答案。这个假设忽视了心理生活和社会背景的显著可塑性和多变性，同性恋的异质性几乎不能从细胞学或者生物遗传学上得到任何支持。
双性恋这个词会被用于不同的环境下，双性恋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对于解释同性恋不能提供任何帮助。正如弗洛伊德所述，“用解剖学的问题来替换心理学的问题既没有必要也不合理。
如果双性恋这个词是用于描述与两个性别的人发生性关系的人，我们明显是将其用形容这种情况，而并不是一种对于动力的解释性概念。双性恋的人更多依据文化和社会因素而呈现出男性和女性的特征，而不依赖于生理因素（Fenichel, 1945p. 329）。
同卵双胞胎发展为同性恋的显著一致性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统计学证据，说明同性恋的遗传特征。同卵双胞胎的基因遗传完全一致或非常相似，两个人同时发展为同性恋的机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还有什么更好的证据有这样的说服力呢！但是我们也同时观察到，与基于染色体异常而试图说明双性人的理论一样，这里均出现研究方法上的类似错误。任何与双胞胎进行观察或分析性工作的人，都会确认Burlingham's 的发现（1952年），同卵双胞胎的关系是两个人类之间的所有关系中最亲密的关系，因此在他们之间存在着强大的相互认同的过程。进而，近年来所报告的对同性恋双胞胎所进行的心理治疗均显示，哪怕不是双胞胎，他们成长的关键性发展环境本身就很可能导致同性恋(Astrachan and Simon, 1963); (Lowinger and Knox, 1963); (Mesnikoff et al., 1963)。
在分析文献里有很多阐明同性恋的特定发展方面的案例，他们毫无疑问都基于有效的临床观察。但是当我们去探索时，常常会发现某些作者的归纳总结过于狭隘。我认为Bergler's (1944)对于同性恋所做出的一般性个案概念化就是这样。当然，肯定可以在许多同性恋来访者身上观察到乳房-阴茎的等式、断奶对于自恋的打击，但在许多没有性偏差的其它障碍的案例中也可以观察到此类创伤。对于我而言，同性恋并不是基于一个发展阶段出现创伤而产生的，无论这个创伤有多严重，而是这个人整体发展过程所导致的结果。Anna Freud在“发展路线”（1963年）中所提出的概念特别重要：发展路线是指驱力和自我发展的结合性视角，“由一个个体从完全不成熟的状态逐渐发展至掌握其内在与外在世界的过程”。同性恋个体的发展线在本能驱力、客体关系和自我发展的区域受到扰乱，哪怕他们出现性幼稚症，他们通常会在许多自我功能上发展出高功能水平的能力，特别是出色的艺术和科学成就。即使如此，我们也可能发现他们会有原始防御机制、原始和魔幻式思维、缺乏冲动控制能力。我不会尝试去区分前俄底浦斯期与俄底浦斯期哪个时期对于显性同性恋的成因造成了更大的影响。
我们观察案例发现，在口欲期和肛欲期所发生的前俄底浦斯期创伤性过度刺激，相比俄底浦斯期和后俄底浦斯期的因素，是显著重要的。
在这些案例里，治疗可能会特别困难。Bak在他关于倒错的文章（1956）中强调创伤性过度刺激的重要性，这些创伤在未分化时期就已经开始，并且导致了在自我的干预功能失效的情况下，难以控制力比多释放和攻击性的倾向，。
这样的结果就是各种精神病理学的失调，其中之一就会表现为同性恋。如果父母向孩子表示，他们希望要一个不同性别的孩子，这个孩子就难以确立一种稳固性认同感，这也会增加同性恋发生的可能性。2
在前俄底浦斯期进入到俄底浦斯期这个阶段，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个时期压力和张力的孩子会受到创伤。以男性为例，他通常会接触到母亲过度的诱惑，这会导致很大强度的正性俄底浦斯情感，并因此使阉割焦虑更加尖锐，然后他会从危险的客体关系中退行回到母亲身边，向她认同。
最近的一项针对106名接受过分析治疗的男性同性恋的调查（Bieber et al., 1962）显示，他们中间大部分人曾经经历了母亲过度的诱惑，同时伴随向异性恋方向发展的受阻。这个同性恋群体中大部分人的父亲是冷漠的、拒绝性的、和怀有敌意的。这项研究在大样本上证实了所有导致显性同性恋的关键性遗传因素，正如弗洛伊德及其后续分析研究者们曾经描述过的那样。
Bieber和其他人写道，“最严重的父母精神病理学互动在同性恋儿子身上集中呈现。”很明显，在潜伏期和青春期，父母的病理状态加强了早先创伤性情境的影响。我们常常观察到同性恋倾向是如何在青春期被母亲过度的身体刺激所加强。
同时，很多男同性恋的母亲对女孩很挑剔，并警告他们的儿子异性恋所涉及的“危险”。同时地，整个青春期，父亲敌对和拒绝的态度破坏了孩子薄弱的男性认同，却巩固了同性恋倾向。弗洛伊德阐述，我们知道病理性因素的性质（quality），但却不了解它们的相对强度，也就是它的力量（quantity）。
似乎这个“力量”必须具有相当大的量级，才能够使推进发展异性恋的强大能量发生扭转。，这些具体影响在多大程度上会在发展的关键时期（Scott，1962）成为导致显性同性恋的决定性因素，是我们所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可以想象的是，同性恋自我发展的重要扭曲性影响之一，是在生命的第二年和第三年建立性别认同（性认同）时所受到的干扰。如果我们在发展的纵向维度上观察，就可以辨别导致同性恋显现的异质性条件的力量因素的变化。
注释：
1、在第23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同性恋研讨会的延展讨论版，Stockholm, 7月-8月，1963年
2、Stoller（见下）建议用“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这个词代替有歧义的“性认同（sexual identity）”。性别认同更清楚地表明了“个体对特定性别归属的自体形象”。
文字整理：虞国钰
排版：张自强
图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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