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向字师正为北宋中期嘉祷、治平、熙宁、元丰得到任用的重要经济事务官僚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一度为安石所信用以江、淮六路发运使之地位主持变法的重要项目—“均输法”在任上采取了有效的步骤将“均输法”进行了贯彻也成为“均输法”当罢与不当罢议论矛盾的焦点，为何会争议不断？
任用其行均输法这就不得不提到王安石了，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解决经济问题经济变法的主要内容不外乎“开源”与“节流”二字“节流”是被动的有限度的而“开源”则是积极地进取的超越的。“开源”即在兴财利不管是推出新的政策还是对既有政策的调适扩大财政收入是王安石最关心的问题。
王安石对进入中期的宋代社会统治有着这样的认识他在给皇帝的上书中谈及国家财政左支右细的情况时“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勤忧而国不强。”理财无方导致财用不足而单纯节俭根本上起不到保障和增长财政的作用。此外还批评统治的“苟且之政”也即对困难局面和突发事件缺乏准备无“长久之策”一味消极因应毫无主动性。
而王安石的志向又在哪里呢他说“然则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尧舜犹不能毋以此为先急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为天下经度财政通过“理天下之财”而达到民不加赋而扩大产出的目的。
一旦王安石获得执政的机会他便要实现他积极财政的主张就我们讨论的均输而言在他看来解决京师物资供应问题均输的机制是极为有利的也是切合时弊的他对于均输的意义也怀有极大的信心。
宋神宗在听取了王安石“兴财利”、“理天下财”的基本看法后基本认可了以财政经济方面的调控措施作为刷新政治的开始首先便以宽容姿态倾听朝士于理财利害为核心的议论也为下一步行法新政张本。
在王安石的变法构想中“均输法”是最先进入实际操作阶段的作为超经济调控手段的集中表现王安石对“均输法”取得成效是充满期待的同时对薛向的能力王安石也是信任的薛向的“领均输事”也成为“均输法”实践的开始的标志。
为使“均输法”的行下得到行政权力层级的进一步保证薛向甫一到任神宗便示优宠“熙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诏江淮等路发运使薛向见理三司副使资序令三司给以本傣。”考虑到以发运使为主导的新工作班子的尽快运作对薛向的用人权力也加保障。神宗对其作为表示积极支持“许一切应副”。
“均输法”行下伊始就遭到了大量朝议的激烈反弹面对阻力宋神宗和王安石力排众议坚持信用薛向。对反对者如谢景温、刘琦等人行责降而如冯京、苏辙、范纯仁等则调往他任。这也使得薛向在发运任上行均输法能够相对顺利的进展在薛向任发运使的近三年中神宗和王安石的支持态度是主流。
在漫长的地方行政和经济部门任职时间里言官、台谏对薛向的攻击从未消歇“清流”们似乎对薛向有着十分固定的看法道德上的缺陷者政治上的不可信赖者尽管薛向在各紧要地方河北、陕西等能够既保证军需又创造出财富做成两立的事业“清流”还是要攻击他其实不过是“诡激狙诈百端移东就西改头换尾以惑朝廷。”咬牙切齿的咒骂他“乃是聚敛之臣不过能为裴延龄、皇甫搏之罪人耳夫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薛向在陕西的盐政、马政的施为成为言官论列的对象是其来有自嘉裕间时为侍御史的龚鼎臣就奏弹薛向“连勃薛向奸暴瓷盐市马皆周上。”
当王安石在陕西盐法、马政的考核与对质中表现对薛向的支持时已有人预感到因城绥州事件被处置的薛向有进用复出的机会对薛向的声讨就顺势宣告进入一个新的高潮而当论辩的另一方张靖理尽词穷颓然倒地反对派们所担忧的事态似正在变为现实宋神宗、王安石在信任薛向的基础上将发运使的责任交付与他这极大地刺激了反对派的神经从此对薛向的攻击便不绝于耳。
断定薛向赴江淮就是要去态肆威福欺压良民来使神宗“爱养元元之意”落空还要敲骨吸髓极尽刻剥之能事用掠夺所得邀功固宠来“增大人主之侈心”使神宗道德沦陷甚者还危言耸听薛向此去正值江南灾伤酷吏方至老百姓不堪诛求怕是要揭竿而起了。
熙宁二年以江淮发运司为核心的“均输法”开始施行后马上成为朝议的中心话题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范纯仁熙宁二年七月《奏乞罢均输》再弹老调力主薛向不当用“均输法”招祸阶对薛向的态度依然是“贪警之行屡为欺周之奸必将以羡余悦朝廷以贿赂结权幸。”对“均输法“的性质刘琦等尚认为“信如诏书之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固亦无害”而他则从本质上加以否定“署取周礼赊敛之制、理市之法而谓可以平均百物抑夺兼并以求陛下之信其实用桑羊商贾之术将笼诸路杂货买贱卖贵渔夺商人毫末之利。”
为了维护“均输法”的进展神宗的态度是较鲜明的他支持对薛向的任命责罚了一批言薛向不当进用和言新法不便的官员，“均输法”的出发点是理财理财是为了创造出“民不加赋而国用增的”的效果就立法初衷看一王安石是敏锐的看到了物货在流通过程中在变易过程中是可以创造出新的价值的“均输法”实际追求的就是这部分流通中产生
的价值而反对者一般的认为物货贸迁是不可能使财货增加的如果要说有增加则必定是对商业行为的破坏对百姓刻剥的加剧熙丰变法争论的焦点之一是该不该理财该不该由政府来理财而“均输法”本质上体现了其中观点的交锋。此外反对派臣僚对“均输法”与民与商争利的种种疑虑似乎也不能简单看为完全捕风捉影在政府放贷、参与贸易意图更为明显的市易法推出后攻击的矛头因而转移往目标更大更直接的方向也并非无可能。
薛向历史评价薛向在其长期从政的经历中恐怕得到的最多的就是周围不曾消歇的各种批评之声了。“以宋滕元发、蒋堂、薛向、王韶之兵谋吏事终身不免于口语。”加之熙宁间其才能为神宗、王安石重视在“均书法”实现中一度发挥了主导作用更为反变法派目为安石帮凶随着对王安石变法历时性的否定过程薛向的丑恶形象得到充分的强化在历史记录和评论中的薛向负面形象远大于正面意义。
在对薛向持较尖锐态度的《东都事略·薛向传》中对薛向的政绩也有这样的评价。向为吏有心计其商略财利无遗然亦多病民也。虽然拖上了“多病民”的尾巴表明对薛向刻剥百姓的不屑和激愤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赞赏薛向经济才能的态度。
《宋史》本传认为经济成就和军政见解让其获得重视进身计相致位西府。董增边镶不乏仰给持重枢府不启事端。这是较高的赞扬之词肯定其供亿京师转输西北足食足兵政绩良好在枢密副使任上稳健谨慎无想无过。
在副枢任上很多记载也认为他养威持重于西北军事无所建明使提拔他的神宗失望终于借议论反复的小事由将其黔退。
但当代一些研究者认为元丰间的军政神宗起绝对的主导权随着变法派的分裂、退化神宗用变法派再不像熙宁间那样果决、大胆同时主导改革和西北进取的意识膨胀从而乐于使用唯唯诺诺听命行事的官员。
在熙宁“均输法”的推行中薛向个人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均输法”的实践中需要他周知各路情势灵活做出调控时他分遣官员往各路现地考察来保证决策的实时性。发运使举官的用人权力是他向神宗争取的扩大了的举官权力也使他行政上对东南六路居于一种优势的地位推进“均输法”的号令更能得以落实。
他深知“均输法”要推进上供物资要增加离不开运路通畅物货安全转输高效在整治纲运的过程中不是单纯奖勤罚懒为一时之计而是创造性的引入民间资本参与纲运对民间船只以利润向刺激对官船则以绩效相考核同时完善制度做长久规划。联系神宗、王安石对薛向任发运使时的全力支持对其后人显然有所冷淡这也反映出薛向在“均输法”行法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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