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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地区行程一千三百五十余公里，需走三十一天。草地约三百余公里，从毛儿盖出发，行程约七天可达班佑。
1、爬雪山那些事翻雪山时是六月份，红军大多只穿一件单军装，只好烧些辣椒水，每人喝一碗后上山。因为不习惯高原气候与寒冷，冻死不少人。夹金山一上一下，七十多里，队伍像长蛇般歪歪曲曲向上蠕动，越往上走呼吸越促，脚步也越来越慢。
过夹金山时，老乡对红军说：“在山上不能说话、不准笑、不准坐，若故意讲话、笑、坐，山神就会把你打死。”一个扛机枪的健壮小伙，走得很热，喝了山上一口冷水，炸了肺，再也没起来。
有的部队下山时不少人掉到雪坑里：
好多人都掉到雪坑里面去了。下山死了不少人，我们团里的伙夫就掉进去好几个。…..陷到雪里面，谁也不敢救，也不能救，外面的雪就把他给埋住了。
翻越另两座雪山——康猫寺山、炮铜岗山。“成百上千的战士倒下去就没有再起来。”
1936年6月，红四方面军某部四连翻越夹金山，有的同志身体虚弱，加上高山缺氧，倒下去再也爬不起来……连长“不准停留、不准停留的口令在耳边鸣响。”翻过雪山后清点人数，该连44人没过来。
2、与藏族同胞的冲突1935年7月3日，红一军团政治部在藏区刷经寺挖到五百多斤粮食及一些腊肉，全交给群工部统一分配。
7月5日，红一军团直属队总支书日记：
今天在藏族区采取非常政策，吃了藏族兄弟的东西，想到他们在挨饿，心里难过。为了革命，不得已借用他们的粮食和猪牛羊，等革命胜利了，一定加倍归还。
李伯剑记述：
藏民只盼望红军赶快走，根本理解不了“我们与他们是自己人”，他们夜晚烧红军入宿的茅屋，天朦朦亮，他们放冷枪，专打上厕所的人的屁股，每天轻易找不到一个人，但冷枪不断。
在藏族聚居区黑水芦花，准备粮食过草地时，李伯钊、黄镇、藏族姑娘九香，除了每人每天向粮食部门上交五个馒头，还用河里漂来的麦粒(上游红军在漂洗麦子)多做九只馒头，就因为没有交公，被人检举，三人只好交出。
可心里头老大不高兴,心想：
应该交的我们都交了，剩下的应该归我们自己，可这话怎么能说出口，我坐在地上生闷气。
正好邓小平过来，递给李伯钊一只馒头：
“你饿了吧，给你!”李伯钊：“我不要。你留着自己吃吧!”邓急忙说：“这是我送给你的，不要你还。”李伯钊接过馒头，眼泪簌簌就下来了。邓小平莫名其妙，他不知道李伯钊刚刚受到的委屈。
从此，李伯钊对邓小平印象深刻：
小平同志对人真好，在困难的时刻这么关心人，多么难能可贵啊!“
行军途中，有人送董必武半只野羊腿。1935年8月上旬，红四方面军30军一支找粮队，在毛儿盖基家寨一大土司宅院里，挖出一个大粮窖，除了成堆的麦子，其中一间地窖整整齐齐码着整只整只的腊猪、腊羊、整块整块的腌猪肉、牛油，还有不少布匹。肉垛后面还有许多铁锅，最大的一只可煮一头整牛。附近部队从毛儿盖出发时，每个战士都得到了五十斤炒面。在历来供给微薄的红军里，特别是在艰苦的康藏征途中，大家对此都感到特别心满意足。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翻过雪山进入藏区。过了懋功抵达卓克基、两河口，已见不到一个汉人。
“问题逐渐严重起来，主要是缺粮、饥饿和少数民族的敌对情绪。”
藏民跑光了，家里东西却没法带走，粮食牛羊猪鸡，样样都有。眼看就要断炊，一方面要讲纪律，另一方面部队又确实没有吃的。红军也是人，也必须吃饭，不吃饭就不能生存，更不用说去行军打仗了。
有人说那时候吃了藏民百姓的东西，有的留了钱，有的留了借条。但是即使想留钱，那时也没有多少钱。有的人倒是留了条子，说是以后还，可谁都明白。这是“老虎借猪，一借不还”。以后，那是到什么时候啊！
红一方面军在毛儿盖停留一个多月，一方面为了过草地筹粮，另一方面也为了等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一起北上。红一军团直属队筹粮较足，每个牲口带粮六十斤，大人带粮25斤，小孩15斤。
3、过草地那些事诺尔盖草地海拔三四千米，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之间。1.5万余平方公里，是沼泽遍地、飞鸟不至的无人区。气候恶劣，天天下雨，霜雪纷飞，满目凄凉，选择的路线决定穿越草地的长度。
李伯钊：
我曾三次过草地，那是长征中最困难的地段，第一次用了五天，第二次四天，第三次过大草原的中部。 那时，政治部的工作很艰苦，必须克服部队中的悲观情绪，战士们非常讨厌草地。于是宣传部便设法用舞蹈歌咏和口号来提高大家的意，?使他们保持高昂的士气。由于累、病、饿，我们失去了许多战友。
1935年8月中旬，红一方面军陆续过草地。红三团在毛儿盖停留三天，专门搞粮食，要求每人必须搞到15斤左右。
由于青壮年藏民都跑完了，红二师过草地只找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藏族大娘当向导。一路上需要战士担架抬着。
过草地时红军多有饿死，实在没吃的，一些掉队战士拨翻牛羊粪便、拣吃里面尚未完全消化的青裸麦粒。许多战士饿得实在无力行走，只能在草地上等死。
这一阶段确实是我们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最艰苦的一个阶段……在藏族地区，虽然藏民们逃避我们，但也打了我们不少人。但是我并不恨他们，只觉得对不起他们，觉得我们欠下了他们的一笔债，对高级干部总还是有点照顾，最苦最困难的是下面的普通战士。
中央纵队各部筹到粮食后，我们拣最好的送给毛主席、周副主席。
刘英记述：
毛主席牙口好，长征时袋里放一把炒麦粒充饥。
少将袁光(1909~1998))：
藏民逃避一空，还不时袭击我们，许多物资也都搬运到那些修得十分坚固的寺庙和石堡里。.…..也曾集中部队攻打过一两个与我为敌最顽固的寺庙，缴获了不少物资。可是，由于部队单位很多，这些物资仍不过是杯水车薪。
过草地三难：行难(会陷没，必须找到有草根处才能下脚)；食难(无人区搞不到粮食)；宿难(泥泞遍地，找不到干燥之地)。而且满地的水不能喝，不仅喝了会送命，伤口进水也会红肿、溃烂。卫生部门的人虽尽力设法医治，但医药有限，治愈者很少，所以过草地牺牲者最多。
侦察连六班长崔华义，江西黎川25岁的小伙，陷入泥潭后，十多个同志想援救就是都没办法援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光荣牺牲”，只能在茫茫草原上为他开追悼会。侦察连三排战士张伍才，25岁的福建青年，饿得掉队，半夜追赶，陷入泥潭光荣牺牲了。工兵连二排长丁华齐，刚喊“救命”，转眼就被泥潭吞没。红一军团直属队一千三百余人，8月21日进草地，截止8月24日，掉队两百五十人，牺牲一百二十人；25日掉队增至三百余人。
软草地上死去的人都是立着死的，有的三五人在一起，七八人在一起死的也不少。死去的人少数被淹没了，多数没有被淹没，尸体僵硬，姿态各异，有的举手在挣扎，有的和别人拉着手……
这种惨状是用生命塑造出来的，长征中期红军减员最多就是在软草地上。好好走着，歪下去就死了。晚上宿营睡成一排一排的，次日早晨都起不来了。
后续部队无需向导，只要沿着一具具尸体，就能找到前边的部队。(晚上)为了取暖，一个班都互相之间抱到一块儿。….即便我们知道这些战士冻得不行，而且身上都是单衣，也确实没有办法帮助他们。等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发现这一个班一个班的都牺牲了——都是活活冻死的!有的整个班就这么抱着一块儿陷了下去。
九月下旬，葛曲河边，红十五团饥寒劳累的战士，宿营后有一些未能醒来，还有一些不断倒于路旁。因步伐缓慢，每天只能走八里十里，原本半天就可到达的巴西，变得可望不可及，走了一星期。此时，千万不能倒下，一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
通讯班小鬼饿得实在不行，将皮带放在火上烧，然后刮去烧焦部分，切一块嚼一块，虽然苦但可以吃。这个意外的发现马上就在全团推广了，于是，枪皮带、腰皮带、皮挂包，只要是皮，全吃光了。
“天当被，地当床，暴雨来了当蚊帐。”只能是革命浪漫主义了。风雨交加之夜，树枝架起的油布遮不住风雨，也挡不住寒冷，只能在风雨浇淋下熬夜。草地露宿还担心睡着后滚入深水泥沼，那就没命了。但晚上太冷，第二天一早，往往会看到草地上一些战士长眠了。
有的甚至是跟自己背靠背的战友，红一军团一个班，就是这样整齐地两人一组，背靠背、怀里抱着枪，像睡熟一样，再也没醒来。过草地时，每天都有掉队的，饥饿、寒冷、缺医少药，伤病员有增无减，全靠自己硬扛。跟不上的，只能祈求“马克思保佑他了。”
每天清晨，收容队都会发现身体完全冰冷的长眠者，特别是快走出草地的最后两天，这样长眠草地的红军战士成片成堆，多达几十人。“没过草地路，难知长征苦。”草地是长征中最大的艰难。
4、不为人知的花絮1936年7月，罗炳辉的红32军(隶属红四方面军)为三过草地在阿坝地区筹粮，从一户土司家挖出三万多斤粮食。 1935年9月17日，红一方面军冲过腊子口，20日进入陇南宕昌小镇哈达铺，才大大松一口气。1.4万人休整两天，官兵、民工一律发大洋一元。
一百斤的大猪才卖五元大洋，二元大洋可买肥羊一只，一元大洋可买五只鸡，一毛大洋买十几个鸡蛋，五毛钱可买一担菜蔬。鲁大昌部（新编十四师师长，1935年9月初，鲁大昌奉令在岷县腊子口堵截北上红军，经过一昼夜激战，被红军击溃）遗留下来之大米、白面，约数百担，食盐也有数千斤。在草地雪山几月未吃到盐及大米、白面的红军战士，当然喜形于色。尤其是江西福建出来的红军战士，看到大米特别开胃。
有人买了一只羊。按当地规矩，羊头羊皮归卖主，羊肉归买主。几个人一顿就消灭一只整羊。哈达铺交通闭塞，物价很低。
杨成武：
哈达铺的商人可走运了，生意兴隆，有什么都卖光了，而且利市三倍。
谭政等在哈达铺一见糌粑团子，口水都流出来了，谭政一口气吃了七八个还不觉得饱，不敢再吃，怕饿瘪的肠胃会胀破。
到哈达铺吃上面粉，还有一则花絮：
南方炊事员不会做面粉，既不懂发面，也不会擀面条，用水一和，做成一个个汤团，放入锅一煮，成了面糊糊。各部队都说：这个面怎么这样难吃呀，一问老百姓，才知道要发面后做成馒头或擀成面条。部队政治部立即召集供给部与各连炊事员，请老百姓当教员，在一两天后解决了“面粉问题”。进入陕北，南方炊事员不会做羊肉，部队也不习惯吃羊肉，也要老乡来当“羊肉教师”。
在哈达铺，最重要的是从邮局找到一些旧报纸，得知陕北有一片苏区，领头的是刘志丹、徐海东。毛泽东这才下决心入陕北。10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到达吴起镇。巿面较繁华，物价也不贵，三块钱可买一口百十斤的猪。周恩来的警卫员用伙食尾子买了一些鸡蛋。
再入陕北小镇瓦窑堡，女红军刘英记述：
虽说只是一个小镇子，但觉得比进了大城市还高兴。小米、羊肉，吃了一个饱，饿了什么都好吃。第一次吃小米，也没有问这是什么。第二次吃才知道叫小米。
入陕北后，风土人情与南方迥异。店主的尊称不是老板，而是掌柜。在当地，“老板”乃专用词，只能用于妓院业主。南方宿营可以卸人家门板当床铺，陕北不行，一说借门板，青年妇女都跑了，以为你要对她非礼。陕北窑洞门口都吊着一串铃，进去要先拉铃。虽然家家都敞着门，如不拉铃、不经允许进去，老乡会不高兴!
最搞笑的是南方人不认识驴，到陕北后认驴为狼，拔枪要打。一个老乡急忙说，红军老总，打不得，打不得，这是驴子。罗荣桓、邓小平、谭政等人一起在老乡家吃辣子炒鸡，边吃边感到屁股发热，“南方人第一次坐火炕，觉得很新奇。
打散或走失的红军，也有个别自己一路走到陕北。越南籍黄埔生洪水(1906~1956)，跟随左路军南下，三过雪山、草地，1935年11月下旬百丈战役后被打散，他一路放羊、讨饭，1936年初走到延安，1955年授衔少将。
5、长征途中的文艺宣传注重精神鼓动，一直是红军传统。红军各部都有文工团，李伯钊等“明星”经常在路边鼓动士气，为红军战士唱歌跳舞、讲故事。
李伯钊：
我那时在江西学会了很多兴国山歌，有铜钱歌、竹片歌、砍柴歌，都很好听，配上新编的词，唱给红军战士听，他们都很喜欢。
长征途中，最辛苦的“三员”——炊事员、通信员、宣传员。
1934年9月，红二军团到达贵州瓮安，16岁苗族小孩陈靖加入。他能歌善舞，很快成为宣传队骨干，主演的四场小话剧《当红军去》，成为长征路上百看不厌的保留节目。这支宣传队即红二方面军战斗剧社前身。
翻越雪山时，空气稀薄、温度低冷，每走一步都要用出全身力气。有人一步一停，有人晕倒，各级干部以短促口号进行鼓动。宣传队员打起快板活跃气氛，激励士气。
长征途中，红二方面军宣传队每天设立“鼓动篷”，音乐、朗诵、歌唱，飞行演出，将充满饥渴艰难以至血汗交流的长征路上，弄得喜笑颜开、热火朝天。最受欢迎的乐曲有：《梅花三弄》、《苏武牧羊》、《孟姜女》、《小放牛》、《绣荷包》、《太湖景》、《探亲家》等。还有旧曲新词《工农做主人》、《射击军纪》、《三大纪律》、《十问十答》等。
《十问十答》用《小放牛》曲调，从一问“共产党宣言谁起草?”；二问“十月革命谁创造?”；三问“中国共产党生于何时?”；四问“南昌暴动谁领导?”，直至历次反围剿、西征(长征)决心不动摇。
长征途中各种娱乐会，一二间隙，三五好友，便利用山歌、民谣搞创作，歌词现编现演，尤以赣南、湘西、黔东籍的人最得心应手，几十分钟即可创作一连串新编歌词。
1935年元旦前后，红一方面军在黔中余庆、瓮安一带打了几场胜仗。元旦前，中革军委在瓮安猴场召开会议，指示各部队“就地宿营，安排好生活，欢庆元旦”。驻余庆的一师三团从师里分得25头猪，300多只鸡和鸭。
一军团总部吃了过年的“六碗菜”，举行了热热闹闹的同乐会，随军委行动的干部休养连举办了元旦晚会，休养连近300人，内有四老(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及一大批文化人，包括三十名女红军。元旦，在连长侯政、指导员李坚真组织下，花几十块钱买了一头猪、一些花生、瓜子，举行篝火晚会。女红军李坚真、王泉嫒、李伯钊、危拱之都是唱山歌的好手，李伯钊更是“赤色舞蹈明星”。“四老”不会唱歌跳舞，但很会“说”，他们的故事同样很吸引人。
1月15~17日遵义会议，决定北渡长江。1月24日，先头部队进占贵州习水土城，土城乃黔北重镇，相对富饶，街市繁闹，还有酒坊。后勤部门从店主、厂家处搞到一批好酒。26日，军委纵队行程70余里，顺利到达土城。
此时，这个黔北小镇已洋溢浓浓“年味”，逢年过节，红军向有游艺会餐“传统节目”，军委纵队抵达土城较早，晚饭后点起篝火，李坚真一激动，唱了一首“滔滔乌江急又深，手拉手来心连心……”危拱之接着唱自编唱词的凤阳花鼓：“咚咚锵………红军强，红军强，千难万险无阻挡，行军路上揍老蒋，北上抗日打东洋……”官兵越围越多，大家便要求李伯钊(高尔基戏校校长、临时中央政府艺术局长)“来一个”，李伯钊大方上前，唱了一首苏联歌曲，赢得毛泽东等军委首长在内的一片叫好。
这天，毛泽东情绪特别好，进军土城途中，青杠坡一带地形使他构思出合围川军的设想。掌声鼓励之下，李伯钊又跳了一支水兵舞，李伯钊刚跳完，只见徐特立反穿羊皮袄，头戴破毯帽，闷着头，慢慢悠悠上场，并不说话，而是表情认真地双手伸进羊皮袄，上一抓、下一挠、左一扭、右一拽，皱紧眉头，捉出个东西，放进嘴里。只听见”噼啪”一声，然后蹙着鼻子：“嗯，这个肥。”大家还没反应过来，他又反复着类似动作。最后说：“李伯钊跳《水兵舞》，徐特立跳《捉虱舞》!”观众一愣，这才发现他将难耐虱痒表现得淋漓尽致，爆笑如雷。最后，应大家要求，蔡畅唱起《马赛曲》，周恩来、张闻天、伍修权轻声哼和。
长征还有一件值得提及的文化事：坚持了红军“背包识字”的扫盲传统。行军时，每人手上写一字，背包再贴一字(方便后面的人记识)，隔天一换。皮定均(中将)就是这样扫的盲。
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一共走了三百六十八天，十五天打大仗，两百三十五天白天行军，十八天夜行军，休整百天(其中五十六天有遭遇战)，实际休息四十四天，平均每天行军七十一华里，穿越十八条山脉(五座雪山)、二十四条河流，占领六十二座大小城市。
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出发时共约二十万人，到达陕北不到三万人。1935年9月20日，红一方面军到达哈达铺，三军团只剩下两千多人，红一、三军团合编陕甘支队1.4万人。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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