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确实是冤大头一个。他被博洛带回北京后，获封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官职，隶于左梦庚旗下，形同软禁。
清朝的顺治帝亲政前，郑芝龙一心报效投顺，但大功皆被博洛等人冒领。当时，多尔衮对他非常猜忌，在其私宅内外令人严密看守。一年后，其二子被遣送到北京“入侍”，于是父子三人皆成清朝人质。在北京最初的六七年间，郑芝龙的日子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苦不堪言。其间，郑成功曾遣人入京看望，却被清廷下狱审问，使得郑成功再没有派人来联系。
顺治亲政后，十分关注郑芝龙的待遇。这位年轻皇帝非常想利用手中这张活牌，招降郑成功。顺治帝下旨，大赞郑芝龙“投诚有功”，并把他的次子郑世忠提拔为侍卫官。感激涕零之余，郑芝龙在表达自己如出深渊而步入九天的欢欣鼓舞的同时，上表献计，帮助清廷出谋划策，招降其子郑成功。
由此，南明史上不可忽略的“郑清议和”被启动。
顺治十年（1653年）夏，清廷正式发出敕谕，封郑芝龙为同安侯，郑成功为海澄公，郑鸿逵为奉化伯，郑芝豹为左都督，并表示郑成功先前与清军的作战属于“保家自全，并非悖逆”，给郑氏一个台阶下。
作为清朝使臣前往宣谕的，是郑芝龙的表弟黄征明（前明户部主事，当时已经降清）。初次与清朝深入接触，郑成功内心深感狐疑。他复信一封，托人带给其父郑芝龙。实际上，信中内容，显然是给清廷一方看的：
……贝勒（指博洛）入关之时……啖父以三省王爵，始谓一到省便可还家，既可谓一入京便可出镇。今已数年矣，王爵且勿记，出镇且勿记，即欲一还故里，亦不可得！彼（清朝）言岂可信乎？……（清军）乘儿远出，妄启干戈，袭破我中左（指1649年清军攻袭厦门），蹂躏我疆土，劫掠我士民，掳辱我妇女，掠我黄金九十余万，珠宝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闽粤海边也，离京师数千里，道途阻远，人马疲敝。……（清军）兵寡必难守，兵多则势必召集，召集则粮食必至于难支。兵食不支，则地方必不可守。（清军）虚耗钱粮而争必不可守之土，此有害而无利者也……其或者将以三省之虚名，前啖父者，今转而啖儿。儿非不信父言，而实其难信父言……父既误于前，儿岂复再误于后乎？……
清廷仔细研究了郑成功的回信，经过商议，就再给郑成功“靖海将军”印一枚，扩大他的事权，还要割漳州、潮州、惠州、泉州四府钱粮给他做兵饷。
郑芝龙听闻儿子向清廷狮子大开口，忧虑的同时又见到希望，忙向顺治帝“大摇尾巴”，上疏痛斥儿子“不自量力，竟向皇上索取甚多”，同时，他战战兢兢指出，儿子郑成功对清朝的诏使甚恭，很有“亲亲敬主之心”。
对于儿子郑成功拒不剃头之事，郑芝龙在揭帖里面把自己的态度讲得活灵活现——“恨不能亲揪郑成功之头剃发！”（郑芝龙《为皇恩日厚、臣思恩益深、恭陈愚见、以候圣裁事》）。老小子的情急之态跃然纸上。在对郑清和议抱有极大希望的同时，郑芝龙提出要次子郑世忠再随钦差往福建，谕劝郑成功投降。
郑世忠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七月二日出发，八月五日入福建。他带来的清方条件没有多大变化，仍是要郑成功“剃发受诏”以及“回府安插”。
其实，在等候清朝使者往来的这段时间里，郑成功一直没闲着，在招兵买马增强实力的同时，他派人前往漳州、泉州等多个地方“征饷”。由于北京的皇帝正与对方谈判，清朝各地政府不敢私自破坏“和谈”，只能出银出物给郑成功。这是因为郑氏军队到来时，持有的文书上都盖有清帝敕封的“海澄公”大印。
九月间，郑成功在安平镇列营数十里，炫耀武力，与清朝遣来封官的内院学士叶成格等人会面。但是，见面归见面，郑成功拒不剃发。不剃发，清使就无法开诏。相持七天之久，最终双方谈判破裂。
郑世忠带领郑氏亲族数人晚间来到郑成功营内，流泪规劝：“二位清朝使臣这次失意归京，大事难图。我等回京复命，必无活路。我等死也罢了，但太师老爷（指郑芝龙）怎么办？如果大哥您剃发归顺，可全活咱们一家人！”
郑成功很冷静：“我不剃发，可保全父命；如束手归降，父命不保！”
郑世忠下跪痛哭：“希望大哥为保父命，剃发投降。”
郑成功不言。其身旁官员沈佺期喝道：“藩主剃发，为令尊大人。我等剃头，又为何人！况我等横行海上数年，不堪羁绊。”此言此举，皆为郑成功事先安排。郑世忠等人无奈，只得大哭出营。
当然，郑成功也未把事完全做绝。他在给父亲郑芝龙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委婉地为自己不剃发做出辩解：
……不意地方无加增，四府竟为画饼，（清廷）欲效前赚吾父故智，不出儿平日所料。遽然剃发，三军为之冲冠。……清朝若能信儿言，（我）则为清人，屈于吾父为孝；若不能信儿言，则为明臣，尽于吾君为忠……（清）二使未曾与儿商榷，徒以剃发二字相逼。儿一剃发，即令诸将剃发乎？即令数十万兵皆剃发乎？即令千百万百姓俱剃发乎？一旦忽然尽落其形，能保其不激变乎？……大抵清朝外以礼貌待吾父子，内实以奇货居吾父……明明欲借父以挟子。一挟，则无所不挟，儿岂可挟之人乎？且吾父往见贝勒之时，已入彀中。其得全至今者，大幸也。万一父一不幸，天也！命也！儿只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
在这封信中，郑成功向清朝摊明了自己的底牌。而他给其兄弟郑世忠的信，更明白无误地道出了心声：“……夫虎豹生出深山，百物惧焉。一旦入槛阱之中，摇尾乞怜者，自知其不足以制也；夫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间，任其纵横而所之者，超超然脱乎世俗之外者也。兄（自指）名闻华夷久矣，用兵老矣，岂有舍凤凰而就虎豹者哉！……”从给兄弟的信可以看出，郑成功《庄子》读得不错，书信内容酣畅淋漓。
从上述种种，可以看出，郑成功并非百分之百的明朝忠臣，实乃割据之雄。在他的血液中，由于有日本人和商人的因子，所以遵循的是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真乃一大忍人！
清朝两广总督李率泰对郑成功的心理最能言之而中，他写信相讥：“阁下自诩忠臣，无三省之封，即舍清而忠于明；有三省之爵，则弃明而忠于清，真可笑也！”
表面上看，郑成功借谈判之机，获取了不少时间和银饷，但从南明全局上看，“郑清议和”，贻害匪浅。
首先，张名振、张煌言率鲁监国余众三入长江，声势浩大，船队上面高悬大明旗帜，几次在南京江面驶过，大振江南民心。但是，他们恰恰因兵饷不足，陆战无力，急需支持和后援，而当时郑成功因与清谈判，对二张的进取不予支持，使得他们的长江之举最终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性进展。落寞之余，二张怅然退回。
其次，李定国两次率军入广东，千方百计争取郑成功军队的响应，准备共襄复明大业。郑成功均是书面答应，虚与委蛇，从未真正派出队伍打击清军，他既不派出军队对清军予以牵制，也没有登陆与清军实战，致使李定国在肇庆和新会两次大败。
郑成功背信弃义，从来只是口头上表示与李定国会师两广，实际上他心中只考虑本人及郑氏家族的利益。为了作和谈姿态给清朝看，郑成功不仅软禁李定国使者，又拒不出兵增援李定国，使得对方孤掌难鸣，功败垂成。这样一来，李定国收复两广、攻取江南的战略计划落空。最后，李定国只得改变方针，提军往安龙“搭救”永历帝。南明复国之希望，全然成空。
所以，跋扈称雄图割据，郑成功确实是个厉害高手。但言及忠勇仁义报国家，他与李定国相差甚远。
“郑清议和”破裂，郑芝龙的日子就所剩无多了。很快就有清廷御史龚鼎孳弹劾他：“子于海上用兵，父在京城高枕无忧……将为肘腋之患。”这位龚爷是李自成入京后投降的前明大臣。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自杀殉国，他说：“我想死，但小妾不肯让我死。”他的小妾也很有名，乃名妓顾横波。多名汉人降官争先恐后献计上疏，要顺治皇帝对郑芝龙一家灭族处理。
拖到顺治十四年，家人尹大器告发郑芝龙密谋不法。清朝廷议，决定要把郑芝龙和他在京的四个儿子与其弟郑芝豹一并杀掉。
顺治帝“开恩”，批旨表示要“从宽”处理，于是清廷把郑氏一家流放于宁古塔。但是，顺治帝不放心，下旨要地方军队对郑芝龙等人“加铁链三条，手足杻镣”，严加看管，以免被郑成功派人救走。
郑芝龙在臭烘烘、冷冰冰的宁古塔地牢的屎尿堆中熬了四年多，忽然北京传来消息，顺治帝驾崩，康熙继位。清廷密议，决定诛除郑芝龙及其四子，以免后患。不仅如此，郑氏家族所有在清朝统治区的三族之亲，皆遭斩首，家产全部抄没。
老海盗郑芝龙折腾了一辈子，落得如此下场，真让后人叹息。“背恩事仇，教子以贰”，这八个字，可为郑芝龙“盖棺定论”。
对郑成功来讲，“郑清议和”确实让他赢得了一定的时间，增强了一些实力。
永历八年（1654年），清军漳州守将投降，郑成功趁机攻占泉州。清廷震惊，即刻发大兵前来打击。由于陆战非郑成功所长，他下令士兵摧毁漳、泉二州以及所署县城的城墙。所有大砖巨石，皆搬运一空，全部用于厦门、金门等地的工事修造。
由于派饷毁城，郑军给当地居民的印象非常不好，百姓皆称之为“海寇”。确实，郑军不少军将是海盗出身，劫掠习气十分严重。
从漳州、泉州一带陆地回撤后，由于郑成功擅长水战，他派舟师北进，与张名振等人在苏浙扩张，重新占领了舟山群岛。
南明大臣张名振是军将（游击）出身，郑成功对他十分忌惮，在派心腹将领陈六御“监师”后不久，遣人毒死了张名振。
张名振乃抗清名将，他为复明奔波多年，背刻“赤心报国”四个大字，可称是明朝忠臣。此前舟山为清军攻陷，他的母、妻、子均投火自杀殉国。缟素入城后，寻尸不得，不久，他即遭郑成功下毒。弥留之际，张名振握着前来探视的张煌言之手，说：“我君恩、母恩均未报答，如果我母亲尸体找不着，也不必葬我尸骸！”言毕，他以手击床，含恨而死。从此以后，苏浙一带原鲁监国一系的明军，皆对郑成功满怀怨毒。
为求割据称大，毒杀张名振，可见出郑成功为人之阴暗面。想当初舟山初次失陷，张名振率水军退往厦门见郑成功。郑成功对他非常看不上眼，横眼而问：“汝为定西侯，数年间所作何事？”
张名振：“中兴大业！”
郑成功轻蔑一笑：“中兴大业？安在？”
张名振：“有成，则征之实绩；无成，则在于忠心！”
郑成功：“忠心？何可得见？”
张名振即解释衣服，露出背上深入肌肤的“赤心报国”四个大字，陷肉逾寸，让郑成功和在场所有人皆一时愕然。此情此景，使得郑成功不得不道歉致意。可能也正因为此次接触，张名振的精忠锐气引发了郑成功的杀心。
张名振一家，嫡母、庶母、妻子、兄弟阖家死国，忠烈满门。想他三入长江之时，遥祭孝陵，三军恸哭，作“十年横海一孤臣”之句，何其悲壮！
广东方面，由苏茂等人率领的郑军一度进展顺利，于1655年攻下揭阳、普宁、澄海三个县城。不久清军反攻，郑军不敌败走，临行装运走不少粮食和金银，所以此行算是小有收获。
郑成功性严，小题大做，下令斩杀了揭阳战役中负有军事责任的将军苏茂。苏茂被杀，也是因为先前他私自放走了郑成功到处通缉的施琅。郑成功本性险刻，当时隐忍不发，如今找到借口。这一举动的后遗症十分严重，镇守海澄坚城的苏茂族弟苏明，不久即带领两千多士兵以城池降清，这使得郑成功顿失一大屏障。海澄乃郑成功大陆上面的一块绝对重要的踏脚石。
屋漏偏遭连夜雨，清军舟师又大举进攻舟山群岛。郑军大败，不得不从此地撤出，再丧失一大块根据地。
虽然军事势力仅限于金门、厦门、南澳以及沿海城府和岛屿，郑成功的力量也一直在发展和壮大。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他手下军队的实力呈越来越强的势头。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有一支极其强大的水上力量，可以四处游走，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往来无踪。郑军海上经验极其丰富，而水军恰恰是清朝的弱项。所以，清廷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有效解决郑成功这个最令人头痛的“问题”。
船行迅速，来去无踪，郑军水上纵横，一会儿打舟山，一会儿攻福州。清军在福建等地沿海尤为紧张，四处“救火”。
永历十一年（1657年），人在云南的永历帝封郑成功为延平王。有了王封，虽然是“二字王”，在明朝也是显爵。这位“国姓爷”腰板更硬了，且死心塌地奉永历为正朔，高举明帜，刻意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
（来源丨《南明：流亡的悲歌》 作者丨梅毅 天地出版社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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