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
这是一篇短文章,写明代历史上的一个小人物丰坊。在历史上,丰坊(约1500—1570)被当作一个“妄人”看待。明代流行的几部笑话书中,常记载有关丰坊的谐谑故事。*尤其是黄宗羲的一篇《丰南禺别传》,更把这个“妄人”的博雅、机智、狂妄、怪异写得淋漓尽致。在历史上,丰坊还以造伪闻名。而他所造的《大学》石经,因为联系到一个理学史上的重大问题,竟在学界广泛流传,引起无数的争论。这样一位“妄人”的一生之所以值得讨论,是因为我们仿佛可以从他狂妄变幻的作为中,看出一些隐藏的思想史或心态史的意义来。
丰坊造伪似乎在表达他自己对当时理学界争论不休的论题的响应——尤其是对那些几乎完全没有历史材料可作最后论断,而却又极密切地关联着理学争论的问题。他的作伪同时也代表当时一种反朱子学,但也不太满意于王学的倾向。他的想法每具创新性,但处在一个保守的时代,故不断地以造伪来创新。
丰坊所伪作的诸书中,以关涉《大学》的石经《大学》为最重要。《大学》一书可以说是七、八百年来中国思想界最重要的文献之一。这部书论述了“国身通一”的哲理,也即是把从个人修身到治国平天下的八个步骤,作最简洁而系统的论述。但在理学史中,也因为朱子(1130—1200)为它作了一篇短短的《格物补传》并将《大学》经文重编为经一章传十章,而产生缠绕不休的争论。
也许是因为《大学》这部书与理学发展结合太密,所以理学思潮的变动常影响到这部文献的形式或内容,而过去几百年中,《大学》的各种改本数目之多,多少也反映了理学家之间思想的差异。尤其是心学大兴之后,王阳明提出《大学》古本来取代朱子的新本。《大学》古本的出现也使得这部自朱子以来几乎稳定下来的文献,重新开启了变动的可能。丰坊的石经《大学》便是在阳明《大学古本傍注》刊布后四十几年出现的。
一种文化活动之兴盛也必须有其生态环境,造伪也必须有其读者群或市场。那么是什么条件使得造伪可以盛行?《大学》石经这样一部破绽百出的书,之所以在明代中晚期受到许多名流学者之推重,与当时流行的好奇好秘及造伪的风气有关。
明季好印丛书*,而丛书中又有一大堆冠以“奇”“秘”“逸”之书名,如《秘册汇函》《宝颜堂秘籍》《古今逸史》《秘书九种》等。吾人固不应说凡有此“奇”“秘”为标题之书皆出于此时*,但是却不能否认这是当时的一个特殊现象。当时人之好奇好秘好逸之风,充分表现在《汉魏丛书》所收文献上,该书中一些奇而秘的汉、魏之书,便极可能出自后人之手。又如《汉杂事秘辛》,相传出自杨慎(1488—1559)之手,被收入《秘册汇函》之中,且被许多人看成是汉代文献。*其实所谓伪书,不一定全部是假的,蒙文通(1894—1968)认为:“明代学者所见古文献远较清人为多,他们常常把这些佚文辑为一帙,刊刻流通。但由于他们在方法上不谨严,常有杂凑窜改之事,故清人常以伪作视之,而不屑一顾。实际上这些东西常常都是有根据的。”*无论如何,好秘、好奇的心理提供托源于先秦或汉魏的奇书、逸书一个不错的市场,而文学复古运动,又给造作古文献的人某种程度的自炫与满足感。受此运动影响下最高等的作品,在后人看来往往是假古董。他们愈逼似古人,价值愈高,如果能骤然读之如见秦汉间人更好。*在这股风潮下,如能造出可以乱古人之真的文献,不但不被视为不诚实,反而能够以此骄人。王世贞(1526—1590)《艺苑卮言》中有一段话很含蓄地表达这种心态,他大致是说如果有人成功地伪造一件古文献,而它又能广为流传,为人所信,则可证该人非常精熟于古代的文献,如果有人因为无知而上当,那么作伪者是不任其咎的。*这一段话点出了当时一种心态,认为有本事造作与先秦典籍同级的文献是一件值得欣赏的事。连编书的人也有类似的心态。当有人质疑《古微书》的编者孙瑴说他所辑入的一些纬书可信性不高时,孙瑴辩论说:“予小子亦窃有爱焉,曰,爱其古。”在此原则下,他编《古微书》时的《略例》中便这样说了:“所遇图纬诸家,虽细,录也,虽伪,收也。”*王世贞曾伪造一篇《短长说》,并宣称是农夫翻田时所获。过了几年,这部文献竟被凌稚隆收入《史记评林》中,好似当成是真的古代文献。*
在这些作伪者中,丰坊自然是最有名的。丰坊出身四明的望族,自幼受到最好的古典教育。其父丰熙(1468—1537)是詹事府的一个中级官员。当明武宗的堂弟,也就是后来的世宗入承大统时,因世宗欲尊其本生父兴献王为兴献帝,爆发了所谓“大礼议”。这个事件成为明代中期的一件大事,缠夹经年,牵涉极广,获罪大臣之多,也是史所罕见。丰熙反对世宗尊本生父。在1524年,也即是嘉靖三年,丰氏与一群官员上奏劝谏,世宗未答,但这群官员在左顺门外呼喊着明太祖的庙号,世宗大怒,将所有官员记名下狱。*丰熙是这群抗议官员的领袖之一,故被严惩,降调到福建镇海卫,十三年后,死于任所。
在大礼议中,两位明代最出名的作伪者都卷进去了——丰坊与杨慎,他们两人皆反对世宗,也都遭到处罚。丰坊跟随父亲行动而下狱,杨慎则被降调云南。接着丰坊被转至通州的一个低级职位,嘉靖八年,他因病求去,不过心中仍渴望被升官,并竭力寻找各种管道。他拜访过乡贤张邦奇(1483—1544),张是位理学家,《明儒学案》中有传。张氏当时负责国史馆,拒绝举荐丰坊。
嘉靖十七年,丰坊觉得不能再等,他给世宗上了一道奏折,表示他父亲过去所作并非出自本心,并建议世宗为自己的本生父称宗入庙。丰坊的策略似乎奏效,在大礼议十三年后,世宗正准备着手进行追封本生父亲,他与几位大臣商量要晋升丰坊,但被张邦奇所反对,世宗遂命丰坊去国史馆待命。在久候无消息后,丰坊抑郁地回到四明,后来戏剧性地改名为“道生”*,这两个字明显的是由《论语》中“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而来,丰坊似乎在考虑作一点“务本”的事,或许是写一本动人心目的书吧。
前面提到过,丰家是四明望族,从南宋以来,丰家几乎每代都出过一个有名望的人,除此之外,他的家庭还以藏书丰富的“万卷楼”闻名,其中有许多宋元抄本。根据近人研究,范钦所建天一阁便是以万卷楼藏书为基础。*在丰坊的时代,能有机会接近这么多宋元善本的读书人并不多,故这个万卷楼成了丰坊造伪的秘密武库。清代的全祖望(1705—1755)乃说丰氏“自以家有储书,故谬作《河图》石本、《鲁诗》石本、《大学》石本,则以为清敏得之秘府……贻笑儒林,欺罔后学,皆此数万卷为之厉也”*。
但除了富藏秘本,丰坊还有极佳的书法造诣,他的一些书法作品仍被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而他为初学书法的人所写的《童学书程》也相当有名*,丰氏尤其擅长三体石经中之篆体*,而那正是伪造石经之类古籍所不可缺的技术。这么多好条件集合于一身,丰坊是可以作出一些事业的,不过他选择了一条奇特的路来表现自己——一些古本经书开始从他的藏书楼中“出土”了。借着它们,丰坊这位不得意的读书人,开始介入一些学界久争不决的问题,譬如有《尚书》文本的争论,丰氏便有《古书世学》*,有《诗经》文本的争论,丰氏也有《鲁诗世学》。
但是以上诸书皆不如《大学》石经引人注目。丰坊当然了解当时学界为了新出的王阳明古本《大学》与朱子阵营燃起无休的争端,同时他也清楚两边都提不出任何足以说服对方的证据,这是一个天大的机会,可以吸引知识界的注意。于是丰氏决定作一部石经《大学》。但是,丰氏所作的《大学》石本既未支持朱熹,也不全支持王阳明,而是一本与他们都不相干,但又同时打击两者的本子,这似乎代表着他的态度,也就是对程朱、陆王一起反对的态度,在当时应代表一群不属于这针锋相对的两派的人对“道学”的另一种看法。
丰氏对道学的态度在黄宗羲与全祖望写他的文章中有所透露。从黄宗羲的《丰南禺先生别传》中,我们知道丰坊每得余钱,便要雇道士设醮坛以诅咒三件东西,倭寇、伪道学与禅僧、蚊蝇以及臭虫*,这必然是三件他最为痛恨的东西。先谈倭寇。从丰坊的《万卷楼集》中,我们看到丰坊的故乡如何受到倭寇之掠袭,不但屋舍遭毁,而且伤了他最亲爱的祖母。*蚊蝇蚤虱则是藏书楼所最忌讳而又最难根除之物,这必定使丰坊伤透脑筋。至于伪道学则主要是朱子,间亦涉及王阳明。这三件都是丰坊所欲除之而后快又恨不能及的,故想借宗教迷信之力去除之。
上述三者中以他对伪道学的态度与本文最为相关。丰坊不曾直接对阳明学发表过评论,但对朱子学却再三痛詈。丰氏说朱子食贫无计,故售书为活,而唯一一种开拓市场的办法是东抄西袭凑成新说。为了能吸引人,朱子解“子见南子”时,说南子是卫灵公之妾而与孔子有染。丰坊也极力抨击朱子的卦变图说是牧童竖子之儿戏,决不登大雅之堂。至于易图,丰坊责备朱子说,朱子的口气好似自己生于天地开辟之初,且曾为伏羲之师,曾亲授伏羲卦变图,而伏羲又照着画卦。丰氏说,要不然朱子何能宣称他的易图已完全掌握了伏羲画卦的精神?
关于明代官方颁布的《四书大全》中独尊朱注的原因,丰氏也有奇解,他说:《四书大全》的编纂者是杨荣(137?─1440),而杨荣的夫人姓朱,所以他特尊朱注,而不是因为朱注有任何优越性。*
对朱子的私生活,丰坊亦极尽捏造刻薄之所能事。他说朱子曾是史弥远家的西席,由于史氏与杨皇后有私,所以朱子可以得到机会向杨皇后求得一个官职。*全祖望曾考出这个故事的无稽,因为朱子与史弥远(1164—1233)既不是同一朝人,而且朱熹也从不曾作史家的西席,反倒是杨简(1140—1225)曾为史弥远之子的老师。丰坊不但造伪此说,而且将之归源于元代朱子学者郝陵(生卒年不详)。*他的策略似乎是,既然此说出自一位尊朱的学者,那么它的可信度是不容置疑的了。
但丰氏对朱子最大攻击则是在《大学》版本的问题上。朱子工作中影响后来最大的自然是为《大学》增《格物补传》,且调整文本之顺序,而丰坊也抓住这一点大作文章。由于南宋以下朱子学盛,故虽然从文献上看,阳明所标举的《大学》古本才是《礼记》中《大学》一篇真正的面貌,但当时士子宁可信朱而不愿信《礼记》,认为与朱不合的,即与孔子不合,阳明自己便曾感慨地说学者为了信朱子而不惜背孔子。*即使到了清初,张夏所辑《雒闽源流录》中还是责备阳明之提出古本是“倒置经文”。*
不过阳明仍有许多信徒,譬如与阳明同时之郑晓(1499—1566)便很庄严地宣称阳明复古本为大功。*围绕着《大学》古本今本之争虽然激烈,但因为先秦关于《大学》的史料极少,所以没有一个“最高法庭”来定最后的是非。
当人们翘盼着“最高法庭”的出现时,在1562年,也就是阳明《大学》古本刊布四十多年后,有一个谣言开始在知识圈传播,即有一种石经本《大学》被发现了。支持《大学》古本的郑晓恰也是这一石经本的主要支持者。而刊刻《百陵学山》的王文禄则是主要报道者。王是浙江的一个中层士人,以收集各种奇而秘的抄本著称*,作为一个出版家,王氏必定到处寻访可以打开市场的好稿子,嘉靖四十一年(1562)时,他在上海遇见丰坊,丰告诉他,他有一份魏三体石经拓片,而《大学》赫然在其中。两年后,丰坊口头告诉王文禄这部《大学》的内容,他们一拍即合,接着王文禄便将此石本《大学》刊在他的《百陵学山》中。
王文禄之所以相信丰坊的话,是因为郑晓也在他的著作《古言》中提到这一部政和年间以篆书上石的石经拓片。王文禄说,因为郑晓是不妄语的学者,而他的书中所说的又与丰坊的话相同,两相对照,则丰氏之言决非空穴来风。*这是王文禄所谓的求证工作,但事实上,郑晓也是因丰坊之言而有《古言》中的一番说辞。*
丰坊不但对当时学界争论不休的核心问题掌握得极为清楚,他也充分了解人们在是非难明之下所能接受的证据是什么。当时阳明心学非常兴盛,受到我心即是天理思想的影响,人们主观的成分浓厚,常常因无客观共认的判准而争执不下。当时所谓客观而有权威的文献,通常就是不受主观意见染指的文献——新出土的,或新自外国传回的本子,自然最为人们所信服。丰氏充分明白这一点,故他宣称他有外国本《尚书》。
丰坊之所以会提出“外国本”,有他独特的经验背景。比起当时许多中国人来说,丰坊相当明白当时日本及朝鲜的行情。丰坊世居四明,日本及朝鲜贡使常在该处登陆,再从四明驿乘船,由浙省河川及大运河向北京而行。*所以丰家在此地极有机会与日本及朝鲜贡使接近。
丰氏虽然不得意于官场,却是四明地区相当有声望的书法家,深为来华的日本人所看重。他与日本遣明使的交往还保留在策彦周明(1501—1579)《初渡集》《再渡集》等日记及文件中(今编成《策彦和尚入明遗文集成》)。在各种笔札中,策彦不断表示丰坊是“当世第一”文人,“诗文字画妙于天下”,并说他在日本等“外夷”颇有名气——“飞英声于外夷避陬”。*则与丰氏有接触的贡使或许不只策彦一人。值得注意的是,策彦与丰坊笔谈中的一个主题便是《尚书》的问题*,则丰氏之所以大胆宣称他见过“外国本”《尚书》与他和日本人的周旋也有一些蛛丝马迹的关系。在说明“外国本”《尚书》的来由时,丰氏充分明了在真实中包谎言的技巧,所以他先说明代中期以来,一些失传的典籍先后在日本寻得,因为它们较少改篡或增损,故比中国的本子更为可靠,“外国本”遂成为权威性的代名词,丰氏熟悉欧阳修《日本刀歌》中“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的句子*,所以他推想日本有秦焚以前的经书。他也知道此后陆续有不少经籍传到日本。*他也知道有一些中土失传文献陆续传回中国,抓住这个线索,丰坊伪称他的祖先在高丽贡使前来明廷时,曾亲自接待,故得到完整无缺的版本。而事实上,他所指的日本及高丽贡使从未在他所说的年代来过。*
丰氏也为《大学》石经编了一个与某一不能怀疑的史实接上线索的版本史。他告诉王文禄,当唐代编《五经正义》时,《礼记》一经是完整的,不过文本顺序有些错乱。当宋室南迁时,大量的古代文献留在北方被金人摧毁了,所以南宋的学者无法得读*,在这些或毁或未能南移的文献中有三体石经,它们是最为可靠的版本。由于南宋的朱子不曾读过,所以他错将《大学》分为经一章传十章。
这一段故事谎中藏谎,将他自己伪作的石经不偏不倚地摆在历史的拼图中,与任何所知的历史几乎都不相矛盾,只是在那些没有材料可以证佐或没有材料可以否证的空隙之间搭建自己的系谱。他非常聪明地既攻击朱熹也抵挡王阳明。由于朱子不能读石经拓片,故错分《大学》为经一传十,可是王阳明也不全对,因为十三经中《礼记》的文本顺序颠倒,故王阳明尊十三经本中《礼记》的《大学》为古本,也还是错的。他攻击朱熹并不足奇,但他同时也抵挡阳明,其实是为自己铺路。因为他的石经《大学》在文字上几乎与阳明的古本《大学》相同,但他挪动了文字顺序。顺序上的改动使得他的石经本文义连贯语气畅顺,而文义不连语气不畅正是许多人对《大学》共有的批评。所以丰坊既满足时人欲有一连贯畅顺的文本的要求,又只做了文献传统所能忍受的极小变动。他想表达一些新想法,展现新文本,故须与当时所流行的东西有所不同。但为了避免被识破,他又得让人家觉得这份文献也是自古流传下来,只是前人不知而已。所以在理路、语言等各方面皆须与整个文献传统不矛盾。既要新,却又不能突兀。
而他的宋室南迁书缺有间之说,也极巧妙。因为当时士大夫皆知万卷楼中最富宋元抄本。而一般人对存世宋本的范围又没有清楚的认识,加上明代是一个出现大量奇文秘籍的时代,所以丰坊可以相当容易地说服时人,当政和石经的拓片遗留北方(或被摧毁时),他家却存有一份。丰坊在捏造文献出土的历史时,处处与可能发觉他作伪者斗智。他处处在想象一种被发觉的可能性,所以预先回答了可能被质疑的问题,从这一点上看,他本人对辨伪或文献批判必有相当高的素养,否则无法预先设想那些问题并弥缝无间。
依据王文禄收入《百陵学山》中的《大学》石经版本,可以看出它不分经一章传十章,更无所谓格物补传*,所以它重重地打击了朱子。又因它的前后顺序与阳明古本不同,所以它也打击了阳明。尽管石本打击了阳明,但我们仍可以感觉到,由于它的内容仍与《大学》古本为近,两害相权取其轻,则它对阳明一派仍较为有利。这可以部分解释后来尊信它的多是王门中人。而他们标榜石本常也是为了两害相权取其轻,联系次要敌人来打击主要敌人——朱子学。
丰坊在编造石经《大学》出土过程时,还有意无意留下一点破绽,让人知道这是他伪造的。他故意露出一些线索,让有学术素养的人知道他与这份重新出世的文献关系并不单纯。这条线索便是“政和石经”这个名字。凡稍熟悉中国年号的人,都知道有“政始”无“政和”。而凡熟悉石经之历史者,也知道在所有石经中,并没有政和石经,而且政始石经中也没有《礼记》。*也许我们可以说因为明人不读书,以上的漏洞并不易被察觉,不过丰氏如果真想欺人,大可不必造一个一戳即破的名字。他显然故意弄错,以引导人们知道这是他的作品,以炫耀他的博学、聪明和技艺。他既想骗过时人,又要故露破绽,这有点像张大千(1899—1983)自己伪造古画而又由自己来解破的心态。能伪造古书到了乱人耳目的地步便是一件让人啧啧称奇的事,而当别人分不清楚真假时,由自己出面扮演辨伪者的角色,一一点破作伪者的破绽。如此一来一往,声誉自然鹊起,也就“本立而道生”了。丰氏虽然不曾亲自出面点出自己的破绽,不过,他故留线索的用意相当值得玩味。
丰坊的石经《大学》与十三经注疏本的不同有三点,一是经文倒置,二是增入“颜渊问仁。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二十二字。三,省去“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共十八字。这些改动不全是凭空特起的。为了将创新的部分组入传统学术思想的拼图中,既要新,又不能露出太新的样子。当丰坊想发挥自己的理学思想时,他是以古奥的文字组入《大学》正文中。故他所添加的“颜渊问仁……”二十二个字,还是取自经书中已有的句子,使得这二十二字可以不太生硬地嵌入拼图之中;可是他把这二十二字嵌入之后,又可以很不含糊地表达他的“修身”理想。他删去“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等具有禅学味道的句子,正与他反禅学的思想相符。
但是丰坊作品中无论如何,仍然印上时代的特征,譬如他所作的六条旁释中的第六条显然在反驳王阳明。*而且作伪者也会有所承袭,只是这些承袭处并非同一时代人所易察知而已。但如将它摆在整个有关《大学》的文献史上看,便可发现蹈袭前人之迹。时人以及后来者认为是新的,其实极可能是旧的。调动《大学》文句先后次序的作法,便是丰坊之前几百年不断的传统。其中有些顺序改动便极可能是从宋儒董槐(?—1262)因袭而来的。*
一部书一旦刊出后,便从作者手上飞走,而有了自己的生命。石经《大学》虽被当时许多人指为伪品,但却获得许多名儒的注意,而且成为明季极有影响力的一部书。就在这部伪品上,竟也转生出无数的争论。*它之所以有吸引力,与它所提供的期望和解释空间有关。首先我想先说明它被尊信为真的情形,以说明在某种意识形态的力量高涨时,人们如何不自觉地扭曲他的信念。
有一天,邹元标(1551—1624)与他的学生讨论到格物问题时,他的一个学生竟说:我认为阳明之所以被格物问题弄得精疲力竭乃是因为他不知石本《大学》的存在,因为石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学生似乎从未想过究竟石本《大学》是否可靠,而阳明是否可能读到石本《大学》的问题。但他的老师邹元标也差不了太多,在《<大学>就新编》中他就鼓励读者去读石本《大学》。*唐伯元(1540—1598)甚至奏请皇帝将此石经《大学》颁行天下学校*,但未获成功。
大部分支持石本的人是以此书来打击朱子学,像王文禄、邹元标、姚应仁、耿定向(1524—1596)、管志道(1537—1608)都是。不过,也有强烈尊朱反王意向的人支持石本,唐伯元、杨时庸(?—1609)即是。对于这两派,此处大略说明之。
王文禄早年曾随父谒王畿,是阳明良知说的遵行者,他攻击朱子格物说是“俗儒”之学,并说朱子的“一旦豁然贯通”说与禅相似。但是他对以前遵行的阳明《大学》古本并不满意,认为它“文气欠贯”,而石本《大学》正可以一方面证佐阳明良知说,但同时又解决了“文气欠贯”的问题。*
管志道从耿定向处获得石本。在《表章石经<大学>序》一文中,他也表达了与王文禄相近的观点。不过,他又强调朱子的新本《大学》其实是朱子自己的《大学》,而不是古人的《大学》。管志道说,人们可以从石本的内容得知,古人的《大学》只有纲目之别,而无经传之分。但他接着也批评王阳明之古本为“失序”。这种对朱、王都不满意的态度与论点,显然是取自丰坊。他说依照石本可以知道对“格物”二字最好的解释即是“修身”*,其实,这也正是丰坊在石经《大学》的本文以及旁释中所欲宣扬的宗旨。
耿定向则对石本《大学》作别种运用——他用它来攻击佛学。他说如果依据石本,则“知止”二字的含义极平常,只是孝、悌、仁爱,一个人如果无此质量而妄谈“一旦豁然贯通”,必入禅障。*
不过正因为石经本《大学》也不利于阳明,所以当我们发现有些王学信徒也攻击石本时并不值得讶异,如周汝登(1547—1627)。*而吴应宾(1565—1634)在他阐发良知说与古本《大学》的名著《<大学>古本释论》中,也攻击了石本。*
晚明心学最后的大师刘宗周(1578—1645)自杀前三个月所写的最后一部书《<大学>古文参疑》,便大致以丰坊的石本为基础。他在序上说关于《大学》,二程及朱熹的各种改本的真伪是一个“疑案”*,但是,作为一个阳明良知说的遵循者,他相信阳明所说的《大学》无阙简,且无需补《格物补传》,这使得他颇为欣赏丰坊的石本《大学》。他说:
乃近世又传有曹魏石经,与古本更异,而文理益觉完整,以决格致之未尝缺传,彰彰矣。*
但是,他马上又说:
余初得之,酷爱其书,近见海盐吴秋圃著有《<大学>通考》,辄辨以为赝鼎,余谓言而是,虽或出于后人也,何病?况其足为古文羽翼乎!*
虽然刘宗周知道石本是个伪品,但是因为他觉“文理益觉完整”,又急于证明《大学》原无缺简,所以竟刻意漠视石本的可靠性的问题,并以这个有问题的本子作为他最后一部著作的基础。在刘宗周身上,文献的真伪问题在高度的义理关怀下似已变得不太重要了,虽然吴应宾与瞿汝稷(1548—1610)很早就指出历史上并无“政和”年号,故石本必伪,但是刘宗周并不理会他们。在刘宗周自杀八年后(1653),他的学生陈确(1604—1677)决定彻底解决《大学》版本的问题。这一回,他不像他老师,一直到临死前还对各种《大学》改本着抱着唯有一“疑”而己的犹豫态度,他宣称,《大学》根本就是一篇伪书。*
以上是通过一个例子讨论明代后期造伪与思想争论的关系。本文借石经《大学》的出现,指出当时道学中,有一种在程朱、陆王阵营以外的声音,同时又想对程朱、陆王争论不休的《大学》文本问题有所解决,当时人显然对有关《大学》的争论,聚讼纷纭,极感不耐,所以希望有某种方式的解决,却又因为文献缺乏不得解决,伪本石经《大学》便在这种空气下出现了。而这份伪本竟吸引大量一流思想家,成为他们发挥自己思想和与论敌争论的依据。至于丰坊本人及文中所提到的几位思想家似乎都想借着这份伪本表达对王学改弦易辙,强调克己与修身,并倾向于反对王学禅学化的主张。
本文选自《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增订版）》（王汎森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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