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某一个祖先，无意中用木棍撬动了石头，于是科技就产生了。远古人类科技产生都是人们无意中的发现。某个老奶奶在看孩子的时候，无意中撒了几棵草种，于是产生了原始的农业；某个厨师在火坑里无意中发现被火烧过的土壤变的坚固，于是产生了原始的冶金业。这些远古的科技，完全是依赖于人类的感官发现，以及经验总结，几乎不包含任何科学成分。用木棍撬石头的那位祖先，绝对不懂得力学公式；那位播种的老奶奶也绝对不会懂得基因遗传，分子原子之类的科学知识。
科技的本质是反自然的。一切在自然条件下存在的事物，都不具备科技含量。科技让人类做到了大自然不让人做的事情。自然界的水是从低往高流的，人偏偏能让水从低往高流。原始的科技是人们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产生的。但是科技有一种“富余”性。科技在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时，会带来这个问题之外的其他的效果。所以在解决生存问题之外，科技给人类也带了生活舒适的“福利”。所有的动物都是把头伸进河里喝水，只有人类可以用容器，远离水源，并用身体的任何一种姿势喝水。远古的人类利用科技，背叛了自然，获得是生活的舒适。远古的科技虽然还不是科学，但一定是一种智慧。“智慧出，有大伪”，伴随这科技的产生，原始的反智主义也产生了。“反智”不是贬义词，是另一部分人类对自然状态的一种敬畏和尊崇。原始的反智主义，视科技为奇技淫巧，认为科技带来的生活舒适，将会把人类引领到歧途。
无论怎样，远古的人们还是欣然的接受科技带来的生活便利的。因此尊重科技的理性思想也随之产生。最早与原始反智主义对立的理性思想就是宗教。我们今天说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的，但是不能否认原始的宗教的理性之光。宗教是远古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水平极其低下时产生的对自然的敬畏。原始宗教不同于原始反智主义的地方在于，宗教并不乞求完全顺应自然，而是试图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的交流通道，于是就有了各种“神灵”。原始的科技就成了建立这种交流通道的最有力的工具。
祭祀要用最精美的祭器，原始的冶金业就用了用武之处。要奉献最精美的祭品，对原始的农业就有了更高的要求。与神沟通要有高高的祭坛，于是原始的建筑业也产生了。这些产业，又带动了天文、交通、烹饪、医疗等“上下游”产业的发展。所以科技在宗教的指引之下，得到了发展。而且宗教垄断了科技。上古时代，人类的几乎全部知识，都掌握在宗教之手。中国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而古代印度第一等级婆罗门是祭司，第二等级刹帝利是武士。佛教的“五明”之学，则是当时人类最全面的知识体系。
宗教是唯心体系，并不相信，也不允许相信理性的力量。所以宗教对科技的利用，更多是在“器”的层面。另外宗教的禁欲主义，和原始的反智主义一样，都不允许人们生活的过于舒适，深怕舒适的生活会给人类引入歧途。宗教在人类历史上统治了几千年，越来越成为科技的阻碍力量。以致于宗教成了最顽固的反智主义，宗教的微弱的理性之光，逐渐的湮灭在黑暗的历史长河中了。
接替宗教的理性主义是哲学。哲学产生于人类的语言。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语言。动物也有“语言”，但是动物的“语言”只能用于交流关于食物、敌人、交配等基本生存本能。两只最聪明的猴子在一起，也不会像宝哥哥和林妹妹那样交流“生与死”的哲学。
语言社会属性是逻辑的。操同一种语言的人，一定认同一些基本的逻辑。逻辑不统一，语言就没有任何社会价值。所有刚出生的婴儿，对着哺育着自己的女性，一定做出最简单的语言动作“ma”。
那个第一个用木棍撬动石头的老祖宗，是不会用语言来表达的。但是东方的一位会使用语言的祖先，就能用语言表达“一尺之椎，日取其半，永世不竭”的科学哲理。有语言，人类才有思维，语言锻炼了人类的逻辑能力，而这种能力反过来，为科技找到了知识储备的空间。人类逐步的摆脱了靠感官产生科技的被动性，开始主动的挑战自然。
人类历史上有一个“轴心时代”，无论是古希腊哲学，还是中国的百家争鸣，都是有历史记录以来，哲学第一次开始主宰人类的智慧。当然早期的哲学还是宗教的附属品，不能完全摆脱宗教的束缚。但是哲学的理性力量，使得哲学带着科技摆脱了宗教的禁锢。
哲学第二次主宰智慧，是在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和中国的乾嘉学派，又一次扮演了新的“轴心时代”的角色。笛卡尔的“我知故我在”，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王船山的“六经为我开生面”，预示着哲学的这一次兴起是不可抗拒的。这一次哲学彻底的战胜了宗教，哲学成为了“科学之母”，哲学指引科技创造了，比从前几千年创造的的价值的总和，要高的多的财富。欧洲最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满怀信心的要建立一套完全哲学化的知识体系。从《小逻辑》到《美学》，一直到“绝对精神”，哲学大厦被完美的打造出来了。
不幸的是，黑格尔的古典哲学，刚建立起来就坍塌了。不要说黑格尔的“终极哲学”，连牛顿创立的的“万世不移”的三大定律，都开始被科技自身所突破了。此时科技的力量已经不是某一个学科的附属品了。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家们，一部分识时务的归附到科技“门下”，成了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另一部分以尼采。海德格尔为代表，则痛恨科技的“背叛”，成了新时代反智主义的代表，又要回到“自然”中去，畏惧科技给人类带来更大的舒适，会给人类带向更远的歧途。
当科技发展成一种独立的思想时，科技就不需要别的思想来指引了，科技自己就成为了一种思想，这就是科学。
如果说宗教产生于信仰（敬畏），哲学产生于语言，科学则产生于数学。语言逻辑存在非唯一性的缺陷，语言逻辑是不精密的。逻辑并不意味着精确。当人们认为逻辑是精确的时候，逻辑就已经不精确了。只有认识到逻辑的不精确，逻辑才有可能精确。人类需要一种通用的，唯一性的，歧义最小化的逻辑形式。数学是人类找到的最合适的工具。当代一切科学都是以数学为基础表达的，甚至包括社会科学。
数学的产生比科技、语言都晚。数学产生于科技的应用过程中的信息储存。比如丈量土地、制作容器、观测天象的时候，需要制定统一的标准，以便于传承。这种标准，用语言无法精确描述。比如时间度量可以用“日出日落”这样的语言描述，但是更精确的时间就要用太阳、星星和大地的相对位置来描述，普通的语言就会存在很大的误差。人们最早发现，最不容易引起歧义的语言是数字，伸出一个指头，在地上划一道杠，所有的人都不会产生歧义。当人们总结出足够多的数量词时，数学就产生了。用这些数字去描述影子的长度、星星的位置，比用语言描述既简单又准确。于是原始的数学就产生了。数学可以与人的感官相背离。感官包括语言逻辑中不存在的事物，数学中可以存在，比如无理数、圆周率、勾股定理。
那位东方的祖先提出的“一尺之椎，日取其半，永世不竭”，从语言逻辑上是成立的，但是这只是一种现象的归纳，并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只有数学“级数”理论的产生之后，极限的概念才真正有了“器”的用途。哲学史上很多悖论，用数学都能完美的进行解释。哲学家们也认识到数学的重要性，弗雷格、罗素等哲学家，在哲学史上最后一次，企图用哲学这个“科学之母”，统一数学。但是他们除了给数学带来了一些麻烦，比如“罗素悖论”，没有更大的作为。最终数学的问题还是数学来解决，破解“罗素悖论”的成就是建立起了现代数学的基础——公理化集合论。
科技是应用，科学是精神和思想。这种科学思想和科技相结合，会产生强大的动力。宗教、哲学之所以被科技所抛弃，是因为宗教、哲学过于强调“器”、“用”之分，一旦“器”超越了“用”，就走向反智主义了。
但是科学并不等同于科技。
一百多年前，美国总统威尔逊曾经讽刺当时的中国，有科技而无科学。其实这个问题，到今天一样存在。科学民主，不是科技民主；科学兴国，不是科技兴国；科学家治国，不是工程师治国。如果把“器”和“用”完全混为一谈，就会陷入功利主义的窠臼。在商业社会中，科技还容易被资本所操纵。各种反智主义担心的“歧途”就会真的出现，比如环境问题。
人类的大脑，一半操控艺术，一半操控技术。宗教和哲学要统管整个大脑，科学只想管技术那一半，没有哲学那种“百科全书”式的追求。所以科学精神是从科技中提炼出来的，科技在历经宗教、哲学、数学的磨砺中，形成了信仰、逻辑、精确三者兼而有之科学精神。这就是人类的智慧。
智慧和反智是人类从古以来一直存在的两种思潮。二者之间不是截然划分的，而是互相转化的。当人类的某一种思想落后于智慧时，这种思想就会转为反智主义。反智主义者，追求的是“大智若愚”的智慧。从这个角度来讲，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科学未来也可能会变成为反智主义。
再往远一点说，智慧和自然也是一种永恒的对立关系。思想跟不上智慧的时候，就会返回自然寻找平衡，所以反智主义有向自然靠拢的趋势。智慧到底是能征服自然，还是永远跳不出自然的手掌心，至少目前，科学要老老实实的承认，对于这个问题解答不了。倒是宗教、哲学自称可能找到答案。不过这个问题就有点“玄”了，再讨论下去，就要跑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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