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冤假错案，是我们党的一项伟大工程。这说明我们党有胆识、勇气、魄力和能力，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近日，百岁老人何载接受新京报记者独家专访，谈起40多年前平反冤假错案时，依旧情绪激动。
何载原名容恭，1919年11月生于甘肃成县，今年整100岁了。在革命年代，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何载，意思是愿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力拉车、负重前行。1936年他参加革命，1938年2月入党，曾在中央西北局工作，1950年先后任中央政秘室秘书、中办秘书室副主任、主任，兼中南海总支书记。1958年至1979年，他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21年。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百废待兴，人民期盼着拨乱反正。次年，中央决定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主持冤假错案的平反。随后，何载被调往中组部，任秘书长兼干部审查局局长，具体负责平反冤假错案。
这项工作非常复杂，影响面大。自己虽蒙冤了21年，但何载没有抱怨，坚持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不断提出许多具有指导性的意见建议。他还组织制定了检查验收标准，使一些漏掉的和平反不彻底的问题得到解决。对于申诉案件，何载亲自调看档案材料，多次向省里了解情况，反复修改审查报告。
1995年退休后，年过七旬的何载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扶贫事业上，与其他老同志一起筹集社会力量，举办中西部地区干部培训班，首创并实施“东西部互助和干部交流”扶贫方式，探索对口援藏援疆。这些举措得到中央采纳，并沿用至今。
去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何载“改革先锋”称号。他被评价为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执行者，为广大干部投身改革开放热潮创造了条件、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为了这次采访，何载提前几天就做准备，有些细节记不清楚，他特意在纸上写下提纲。谈起这两件倾注其很多身心感情的工作，何载说，“我只是做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本职工作。总的来说，我是幸运的，只是我蒙受党和人民哺育的多而贡献的少。”
谈冤假错案平反
“至关重要时刻，邓小平适时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新京报：当时平反冤假错案，具体有哪些阻碍？
何载：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百废待兴。人民期盼着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平反冤假错案。
“拨乱反正”这四个字，包含着多少沉重的内容啊！真是征途险恶困难重重。当时，“两个凡是”是最大的拦路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矢志不渝地遵循。”到底有多少冤案，谁也说不清楚，胡耀邦刚到中组部就说，“积案如山，步履维艰。”他到任的第一个月，就收到来信一万多件，两个月后，就有两麻袋。每天在组织部门前申诉的人排长队，还有人到他家里去申诉。
另外，平反冤假错案还受到官僚主义和派性的严重干扰。有的领导干部不催不办，催而不办；既不从命，又不受命。有的党委组织和政府部门给属于本派的人“好说、好办”，不是本派的人“顶着不办”。
新京报：突破口是如何打开的？
何载：在至关重要的时刻，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适时提出了“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说的话要正确对待，不能把这一时期说的放到那一时期。这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为拨乱反正奠定了大方向，断掉了“拦路虎”。邓小平还提出了“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快不宜慢”等几个原则。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胡耀邦提出要全党办案，还提出了“两个不管”：“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对不实之词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把人们头上的紧箍咒打破了，为平反冤假错案打开了道路。
新京报：具体来说，还采取了哪些措施？
何载：一是请邓颖超、蔡畅等四十多名老同志出山，组织“洽谈组”，受理被迫害干部的申诉，接老同志回京治病。这些老同志对党忠心耿耿，对同志情感深厚。他们热情接待来访同志，悉心倾听他们的申诉，细心帮助解决问题，使来访的人感到亲切和温暖，形成“有事可去谈，有话可去讲，有要求可去提”，改变了“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谈、事难办”的歪风邪气，使组织部变成了“党员之家”“干部之家”，许多同志感慨万千。
二是举办疑难案例研讨会，和从事平反工作的干部一起分析疑案，研究难案及解决办法。这种“会诊”办法，不但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排除了阻力，还为中组部制定了“关于善始善终落实政策”的五条标准，对全面落实干部政策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是成立分配工作小组，送上门去落实政策。当时文艺界案子很多，胡耀邦就派人到文艺界坐镇，上门服务，当场了解情况、调查研究，给予平反。
四是在积重如山的冤假错案中，先从改正右派开始。重大案件中选择了从王其梅案开始。王是所谓“六十一人叛逃集团案”成员之一，平反条件成熟。他的问题解决后，推翻“六十一人叛逃集团案”不实之词就迎刃而解，紧接着刘少奇、彭德怀、陶铸、丁玲等同志的问题也获得平反。
五是组织大批干部参加这一工作。我有幸被调去先在改正右派办公室，后任干审局长，以后任秘书长兼任干审局长，专门负责落实政策，直到完成任务。
谈“实事求是”
“对个人来说是道德问题，对我们党来说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新京报：这项工作很庞大也很复杂，您着急吗？
何载：平反冤假错案，影响面大、牵涉人多、案情繁杂，我们很着急、压力也很大。我自己蒙冤了21年，我特别能理解这些申诉同志所受的委屈和盼望平反的急切心情，我与他们感同身受。那段时间，面对雪片似的信件，我们夜以继日处理，每天吃住基本都在办公室，没下过楼。
新京报：在落实干部政策时，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实事求是。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何载：实事求是，对个人来说是道德问题，对我们党来说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我们党群众路线的根基里面就蕴含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实事求是就谈不上具备调查研究的方法，更谈不上给群众办实事。干任何工作能不能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能不能实事求是。
平反冤假错案这项工作非常复杂，影响面大。必须坚持把实事求是贯彻到工作全过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面地历史地看待干部，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的原则为准绳，做到是非清楚、功过分明，使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错综复杂的案件得到合情合理的处理，真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新京报：您对胡耀邦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何载：胡耀邦同志为了组织部变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他以身作则、身体力行。除上班时间在组织部接待来访群众外，他还在家中接待。回家时，还有两站路他就弃车步行，和要找他的人边走边谈，一同到家。
新京报：谈谈您对这项工作的理解。
何载：这是我们全党参与的一项伟大工程，总设计师是邓小平同志，贯彻执行的是胡耀邦同志。全国有60万干部参与了此项工作，从1978年到1984年在全国范围内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两百多万人，复查和纠正“文化大革命”前历史遗留案件也有几百万件。
这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也说明只有我们党才有这个胆识、勇气、魄力和能力，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大批干部伸张正义，解放了干部，为中国改革开放扫清了障碍。这批人中很多人很勇敢，投身改革开放浪潮，有的担任了省委书记、省长，大胆作为，对改革开放起了推动作用，维护了中国社会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是一种历史性贡献。
谈参与扶贫
“扶贫过程也是解放干部思想的过程，提高他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
新京报：退休后您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扶贫工作中去，是什么缘由？
何载：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从小与农民有着深厚感情。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农村还有2.5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国家除用行政力量大力扶贫外，还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我觉得我们老同志也需要行动起来做些事情。在一些老同志建议下，我们组织成立了中国扶贫基金会，李先念任名誉会长，项南任会长，林乎加任顾问，我后来任常务副会长。
新京报：基金会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何载：当时的扶贫和现在很不一样。最开始基金会筹到钱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当地人没有脱贫的志向。在甘肃定西，常年干旱，吃不上水，我们动员村民搬到有水的地方。但村民说“我爷爷、父亲都住在这里，我不搬，宁肯穷也不搬。”所以，我们提出口号“扶贫先扶志”，把志向端正了。
随着扶贫工作深入，沂蒙山区人民提出了强烈要求：“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干部”。在这种观点启发下，我和项南等同志就商定在先进地区和滞后地区间组织实行干部交流。经请示、呼吁、奔波、商谈，决定先从苏南和陕南32个县开始，每县派出2人。为了扬长补短，规定江苏干部去陕南任正职书记，陕南干部去江苏任副职。
新京报：也就是说，扶贫过程也是解放思想的过程？
何载：对。扶贫工作我们抓住“牛鼻子”，就是解放干部思想，提高对改革开放的认识。陕南的干部到苏南去后，在实践中学习沿海城市先进经验，解放思想。苏南的干部到了陕南，带新思维、新做法，对当地干部是一种震撼。但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新京报：有哪些不足之处？
何载：一个很大缺点是不懂得“等价交换”。干部交流要双方互利，当时我们还没有这个想法，只是由发达地区帮扶贫困地区，单方面输出，长期下去肯定不行。后来总结经验，我们推动上海与云南、天津与甘肃、福建与贵州等省市干部交流，互相引进项目，培养干部，互相促进、取长补短地发展经济，这也为后来对口支援新疆、西藏提供了参考。
新京报：你们举办扶贫培训班也是一种创新，留下了哪些经验？
何载：干部交流激发了劳动模范的积极性，江苏吴仁宝、秦振华率先提出“先富帮后富”、“一个地方富了不算富，全民富了才算富”的思想，愿意帮助贫困地区培训干部和人才。
基金会就抓住机会，鼓励吴仁宝、秦振华、鲁冠球等劳模，为贫困地区举办培训班。劳模办的培训班意义特殊、效果显著，培训针对性强，教学内容切合实际，也加强了劳模对贫困地区的了解和友情。此外，这些劳模还到穷困地区办企业，带去新项目和先进做法，极大刺激了当地经济发展。
第一个扶贫培训班就由江苏华西村开始，由华西村出资、出人、出场地，培训班最大特点是重实践、重参观、重自由讨论，形式灵活。从1993年到1995年，先后办了125期，累计为贫困地区培训了31800人。
新京报：您认为当时扶贫工作有哪些特点？
何载：从1992年到2000年这8年时间，我与一批斗志弥坚的老领导、老同志一起，带着中青年同志，深入18个贫困山区、500多个贫困县，走访了2000多个山村、几千户贫困人家。扶贫基金会共筹措、投入数亿元，累计实施扶贫项目200项，直接帮助200多万贫困人口走上自力更生、持续发展脱贫之路。
在长期实践中，我总结出扶贫工作有三个特点：一是长期性、系统性，这项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二是有时代性，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任务，九十年代初期是转变观念，现在我们提倡精准扶贫；三是有社会性，扶贫需要社会力量大力支持。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我相信，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下，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何载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回顾过往，您会用哪些话总结？
何载：我这一生，饱尝过胜利的喜悦，也领略过酸甜苦辣。走过的路像一条长河，时而风平浪静，一马平川；时而深山峡谷，惊涛骇浪。但总的来说，我是幸运的，只是我蒙受党和人民哺育的多而贡献的少。
采写/摄影 新京报记者 何强
校对 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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