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周永发,生于1918年,卒于2008年,享年90岁整爷爷的一生,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只是中国这个农耕社会农民的一个缩影,一生大部分时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一辈子勤勤恳恳,辛苦持家,抚养子女,他一生没有富贵过,更谈不上才华横溢在熟识的人眼中,他只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普通人,就像千千万万的劳动者一样,毫不起眼然而,我对爷爷的感情是真挚和热爱的爷爷虽然已经去世十多年了,我对他的怀念却是像刻在心里一般深刻,每每想起他的音容笑貌,犹如就在我的眼前,以至于,我时常能感觉到他仿佛嘴角带着微笑在慈祥地看着我,注视着我的一言一行于是,我便不敢掉以轻心地去面对生活,生怕让他失望,就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因为我怕做我错了什么,或者是有哪些品行不端,从而辜负了他的期望,玷污了他勤劳、善良、正直的品格,于是将这种品格作为内心的信念,指引着自己笃定地前行,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我的爷爷周永发?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我的爷爷周永发(我的爷爷周永发)

我的爷爷周永发

我的爷爷周永发,生于1918年,卒于2008年,享年90岁整。爷爷的一生,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只是中国这个农耕社会农民的一个缩影,一生大部分时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一辈子勤勤恳恳,辛苦持家,抚养子女,他一生没有富贵过,更谈不上才华横溢。在熟识的人眼中,他只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普通人,就像千千万万的劳动者一样,毫不起眼。然而,我对爷爷的感情是真挚和热爱的。爷爷虽然已经去世十多年了,我对他的怀念却是像刻在心里一般深刻,每每想起他的音容笑貌,犹如就在我的眼前,以至于,我时常能感觉到他仿佛嘴角带着微笑在慈祥地看着我,注视着我的一言一行。于是,我便不敢掉以轻心地去面对生活,生怕让他失望,就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因为我怕做我错了什么,或者是有哪些品行不端,从而辜负了他的期望,玷污了他勤劳、善良、正直的品格,于是将这种品格作为内心的信念,指引着自己笃定地前行。

我的老家,在巢北柳集一个叫茶周的村子,一听这个村名,就知道它与茶有着某种直接或者间接的渊源,据族人世世代代口口相传,我们这支周姓祖上来自六安州。当时一对周姓夫妻从六安流落至老家种茶,受土壤及气候条件所限,最终没能成功。但是自此在此地落户为家,之后夫妇俩生养了五个儿子,五个儿子长大成人后,各自娶妻生子,逐渐繁衍开来,到2015年我们这支修家谱时,已经有人口五六百人了,我们这支周姓之前的字辈是:国、正、星、顺、永、乐、基、宜。爷爷是永字辈,我便是基字辈。如果从长房长孙这个线索向前推算,祖上应该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迁至巢湖的。由于家谱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遗毁于无知后人之手,以至于本世纪重新修谱时,已无从考证我们这支周姓发源于六安何处。虽经多方查找,但因年代久远,信息不畅等因素,未能在六安等地查到与我们字辈相同、一脉相承者,想来令人扼腕叹息不已。只能依据茶这根线索,隐约推测我们这支可能来源于六安与霍山交界处,现在的六安茅坦厂、青山乡一带。

爷爷弟兄三个,姊妹五人,兄弟中爷爷排行老三,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我的太爷爷,早年间被太平军掳去从军,太爷爷不肯杀人,因此做了伙头军,这段历史是爷爷在我小的时候时说给我听的,当我初听到“伙头军”这三个字时,受当时看的各种打仗类影视剧影响,幼稚天真地认为它或许是某一个特种部队什么的,一定很厉害。便急切地要爷爷解释“伙头军”的具体含义,听后才知道原来太爷这段历史是爷爷在我小的时候时说给我听的,当我初听到“伙头军”这三个字时,受当时看的各种打仗类影视剧影响,幼稚天真地认为它或许是某一个特种部队什么的,一定很厉害。便急切地要爷爷解释“伙头军”的具体含义,听后才知道原来太爷爷是做饭的,于是大失所望。等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太爷爷及所属部队被淮军悉数俘虏,李鸿章派人对俘虏逐个核查原籍,凡查明籍贯属安徽庐州府的(当时巢县属庐州府管辖)都遣散回乡,其余人等皆处决了事。太爷爷因此捡了一条命,或许是因为积过阴德善有善报吧,太爷爷这一脉逐渐繁盛起来,成为本村如今最人丁兴旺的一支。

爷爷没有上过一天私塾,13岁便开始给人打长工了,雇主是无为那边靠长江边圩区的,起先是帮雇主放牛,等到十七、八岁就开始犁田耙地了,爷爷做事麻利,人也勤快,干活舍得下身子,是一把种地的好手,因此,很受雇主的青睐,在那一干就是七、八年。22岁时,爷爷回家娶了奶奶。从此再也没有外出做过工,终其一生,过着耕种劳作的生活。

其实“爷爷”这个词是官方正式的一种称谓,老家人都习惯把爷爷喊成“爹爹”,这可能是地方上人文传承的缘故吧,也可能是习惯了的原因,“爹爹”这个词叫起来,更加让人感到亲切和温暖。在巢北一代,以前晚辈对长辈的称呼很繁杂,就像子女对父亲的的称谓,也是各自不尽相同的。如果父亲在兄弟当中排行老大,子女就称呼父亲为“伯伯”,如果父亲排行老二,子女就叫“二爷”,如果父亲排行最小,那么子女就称呼父亲为“老老”。至于母亲,就称呼为“阿姨”或者“妈姨”。我的父亲当过几年兵,在农村算是有一点见识的了,所以我从小就被教成叫“爸爸”,这在那个年代算是比较前卫和特立独行的了。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的孩子们已经不那么叫了,都是官方化地叫“爸爸”和“妈妈”。

小时候,我问爷爷在战争年代为什么不当兵,爷爷说我曾祖父说了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时我才反应过来,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难怪爷爷弟兄三人没有一个当过兵。1948年,国民党军队在败退江南之际,一支溃军路过我老家,将当时还是青年的爷爷抓了壮丁,后来,在队伍行至芜湖时,爷爷瞅准机会,跑了回来,从而捡了一条命。

我的曾祖父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说好大喜功,这个词用在一个农民身上也许不一定贴切,但他确实是一个死要面子的人。奶奶对我讲过一个故事,说一天中午曾祖父杀了一只鸡,中午吃饭的时候,端着饭碗夹了一个鸡腿放在米饭上,端着去稻田边看麻雀,看麻雀是为了防止麻雀吃已经快要成熟了的稻子,稻田就在马路边,来来往往的人不少,于是曾祖父逢人便炫耀自己家今天杀鸡了,但鸡腿他又舍不得吃,于是晚上吃晚饭时,就又把这个鸡腿放在碗里继续向人显摆。为了盖村里第一家青砖瓦房,解放前,曾祖父通过高利贷借了200块银元,房子最后是盖成了,在村里也确实气派,但从此全家陷入了负债的深渊,为了还债,全家拼了命地省吃俭用、给地主做工,用爷爷的话说,为了还债都快饿死人了。最后还是到国民党政权快崩溃之际,当时市场通货膨胀的厉害,才用已经贬值了的不值钱的法币还清了债务。

爷爷是个急性子,一场的稻把,不干完他是不会回家的,哪怕是干到深更半夜,非得把稻把打完不可,不需要帮手时,他就把奶奶支回家,一个人把打下的稻子堆成一堆,再用东西盖好防止夜里下雨,一切都弄好后,才收工回家。犁田或者耙地也是这样,凌晨三四点就起来,牵上牛,扛上犁或者耙,摸着黑就下地了,等到天亮别人下地时,他已经把地犁得或者是耙得差不多了。于是爷爷家总是全村最早把稻谷、油菜、小麦等庄稼收回家的那户,也是最早忙完农忙的那户。

爷爷长得很结实,力气很大,年轻时能挑起200多斤的担子。解放前经常挑米去肥东西山驿镇卖,回来时路过浮槎山,就捡两块大石头挑回来,日积月累,积攒了不少石头,这些石头在以后为大伯和我父亲盖新房时派上了用场,用做了下墙角的地基。后来在我家翻建新房拆老房时,我见到了这些石头,那是一块块怎样硕大的整石啊,足足有一二百斤一个,老家离浮槎山一二十里路,这得需要多大的力气和毅力才能挑回来的呀!

我对爷爷的记忆是80年代初才有的,那是在大伯去世以后,那年我虚6岁,上小学一年级。农村的孩子本不该这么早上学的,父亲是抱着“关关水”(防溺水)的目的把我送去的,那次大伯、父亲、和他们的堂兄弟们几个去他们的姑妈家帮忙盖房子,晚间吃饭时大伯突发脑溢血未及抢救便去世了,说起大伯他留给我的回忆是温暖的,我对他最遥远的记忆是:还是懵懵懂懂的时候,幼小的我在一个布满月光的晚上,漫无目的地顺着进村的马路蹒跚走着,突然进村的马路上走过来一个高个子的人,拎个包,我便愣愣地站在路上看着他,等到走近一看,发现是大伯,我轻轻地喊了声“伯伯”,大伯俯下身子,用手摸了摸我的头,然后从皮包内拿出一个苹果给我,那时的苹果可是个稀罕物,我接过苹果,低着头双手捧着它怯生生地看着,大伯起身站起来,又摸了摸我的头,就转身离开了。大伯去世后,一时间两个未成年的堂姐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这个时间,还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爷爷和奶奶,悲壮而又坚定地站了出来,从村边老屋搬到大伯家,承担起抚养起两个堂姐来,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对爷爷和奶奶开始有了印象。

爷爷和奶奶搬过来以后,由于老房子晚上要有人看守。因此爷爷每天晚上就带我去老房子睡,爷爷的床在房子里间,说是房间,其实与堂屋的隔墙并没有到顶,也就是一人多高的土坯墙,离人字梁还差一大截距离,爷爷的床是用粗布铺就的,被里、被面还有床单都很粗糙,睡在里面感觉麻麻的。现在回想起来,联系小时候我曾见过奶奶用手摇的纺车纺棉花线,所以揣测那种粗糙的布应该就是“家织布”。其实刚开始,爷爷喊我陪他睡时,我是抗拒的,因为之前没有和他睡过,不习惯。于是,爷爷给了我五分钱,五分钱在当时对一个孩子来说,还是极具诱惑的,五分钱可以在村里的小店或者学校的货郎摊上买一个“把把糖”,那是一种外型圆圆的比邮戳直径略大,糖果呈扁扁的,粉红色或绿色有个把子露在外面的那种糖,在孩子的眼里,这种糖绝对是个奢侈品了。绝大多数时候,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只能偶尔买一个用糖纸包裹的那种2分钱的小糖,那时吃糖对一个孩子来说就意味着幸福,偶尔吃上一颗,足可以让他们愉快地回味一整天。于是,在爷爷连续几次给钱买糖的诱惑下,我便每天晚上陪爷爷去看房子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换了一个地方睡觉,我开始每天晚上做梦,有时梦到被大黄狗追着咬;有时梦到自己像踩水一样,蹬着蹬着就飞了起来,这让我在梦里都觉得很吃惊;有一次梦到村里的小五子,脸变得和唱戏的一样雪白,把我吓醒了,好久没有睡着。有一天夜里,我突然感觉到屁股下面热热的,用手一摸,是尿床了,于是,便不敢再翻身,就这样提心吊胆地焐着,一直到天亮,发现已经焐得半干了,才渐渐放下心来。

就这样,年近7旬的爷爷和奶奶带着两个堂姐,种着他们自己的以及大伯留下的地,艰辛地生活着。此时的爷爷依然像年轻的时候一样能干,挑、抬、犁、耙等农活和年轻人比起来,丝毫不落下风。那个时候最忙的季节要算“双抢”了,所谓“双抢”就是割早稻,种晚稻,抢收以后接着抢种,所以叫“双抢”。炎炎夏日,一天的辛苦劳作结束以后,爷爷必定把凉床(竹制的用于消暑纳凉的床)抬出来,用它当桌子吃饭,吃罢,用水把凉床擦净,那时,蚊香很少见,于是就帐好蚊帐。这时候,我便凑上去,爷爷赤膊着上身,摇着扇子给我讲二十四节气。爷爷没有读过书,靠着祖辈的口口相传和自己多年的生产生活经验,将各个节气的气候、特点、种植、作物特性说得一清二楚,农谚俚语也是张口就来。这些关于节气、气候等知识,在以后的正式学习中,很少有机会涉及,以至于现在我这个年纪或者比我年纪小的人,大多都不知道这些了,不得不说,这是我国教育事业的一大失误,是与我国数千年来的农耕文明传承相背离的。

祖孙俩聊着天,不知不觉中,四周漫天的萤火虫光开始晶莹地闪烁起光来,听着听着我就睡着了。天凉起来的时候,农村也就不是很忙了。把花生和山芋起掉,离割晚稻还有一些日子。于是爷爷就有空赶集了,爷爷赶集一方面是去买菜,一方面是去喝早茶。天不亮他就动身了,提着个菜篮子,踩着露水,顺着田间小路,到了集上必定先去茶馆,点上几个油条、糍粑、或是包子、烧饼,沏上一大碗茶,茶馆里有时有说大鼓书的,爷爷便津津有味地边听边吃边喝茶,听到高兴处,一笑,便露出了已经掉了几颗牙的牙床。等到下集,必定给奶奶还有几个孙子带上几个点心,那个时候,我们都亲切地把烧饼称作“巢湖板子”。时间久了,只要我早上上学时看到爷爷拎个菜篮子上集去,就知道中午放学回来肯定能吃到点心了。

爷爷一辈子都是个倔脾气,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三犟子”。脾气上来拦都拦不住。解放前老家一带闹土匪,有次,村里一个在山上当土匪的,夜里带人去老家附近抢东西,爷爷拿起叉草的叉子怒不可遏地迎了上去,土匪见状骂骂咧咧开来,爷爷端起叉子吼道“再嘴不怂,老子叉死你们”。几个土匪看到这拼命的架势,灰溜溜地走了。一次,我的小姑妈也就是爷爷最小的女儿,在婆家被邻居把头打破了,爷爷这时因脚受伤在家休息,听到消息后,忍着痛,跛着脚,跌跌撞撞步行到小姑妈村子,一见到动手的人,捡起石头就砸过去..........

即便是快70岁的人了,却还是那个犟脾气。奶奶深知爷爷的脾气,每次拌嘴,装模作样地打骂一下爷爷,回头,一准把饭菜烧好,招呼爷爷“老头子,快来吃饭”。一次爷爷和奶奶吵架爷爷气不过,抓起箩筐,挑上一担米,夺门而出,就要离家出走,奶奶和堂姐见状跟着撵了出去,抓住箩筐好说歹说才把爷爷劝回来。平心而论,奶奶是贤惠的,从不做火上浇油的事情,所以,老俩口自始至终心无芥蒂,就这样两个人养育了两代人,风风雨雨中携手一起生活了近70年。

虽然平日里默默无闻,但70大寿那年,爷爷实实在在地高调了一把。先是入冬后买了几张整羊皮回来,请了专门的裁缝师傅来家里做羊皮大衣,那种羊皮大衣可不同于现在市场上见的那些,它是保留了所有的羊毛并把它作为内衬里,不要说是穿着它了,就是看着,也让人觉得暖和。爷爷和奶奶各做了一身。做寿前,早早地就通知了家里的亲戚朋友,连多年未联系的干女儿也通知到了。办寿宴那天,来了许多人,爆竹此起彼伏地响了一上午。中午摆了好几桌酒席,亲朋故友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好不热闹。农村的风俗,吃罢酒席,就开始张罗起了打麻将。晚饭后,接着打,这种时候,主人家是不好催客人早结束的,于是一直打到半夜。乡里的政法干事不知道从哪里得到风声,大半夜的,悄悄地摸到爷爷家抓赌,要把参与打牌的人都带走,爷爷站了出来说:“客人是我请的,要抓就抓我”,于是被政法干事套上绳子给带走了。直到第二天上午,爷爷的一个当大队书记的侄子去乡政府作保,才被放了回来。

老一辈做事的风格是能自己做的绝不麻烦子女,70大寿后不久,为了减轻仅剩的一个儿子我父亲的负担,爷爷自己买木料请木工回来制作寿材,以备百老终生以后用。两副寿材做好以后,就放置在里面房间用板凳支架起来。每每我进房看到时,都感觉到毛骨悚然。后来寿材上面盖了一层厚纱蚊帐,才觉得好点,但一看到那突兀的形状,还是让我不寒而栗。准备好这些以后,爷爷又到集上买了预备以后办丧事用的白布。总之,能自己做的,爷爷都做了。由此,我时常感叹中国父母的伟大,就拿爷爷来说,他和奶奶好不容易、含辛茹苦地抚养了四个子女成人,又扶持他们成家立业,等到自己肩上的任务完成后,准备歇歇了。大伯一去世,便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抚养两个孙女的担子,他们就像守护犬一样,即使是老迈了,却依然执着地守护着他的后代。又像蜡烛一样,即使流尽最后一颗眼泪,也要照亮子孙的生活之路,并把最后一点温暖留给子孙。虽然他们是平常的人,做着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做着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正是从他们的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芒,正是有了这种给人传递温暖和爱的守护,才有了人类的源远流长和生生不息.......

我在逐渐长大,爷爷也在慢慢老去。爷爷还是喜欢赶集,每每在途中遇到熟人,谈及家庭的时候,很多时候,他都自豪地说“我孙子今年12岁,都上五年级了”,当时和我五年级同学的年龄十四、五岁的很多,造成这种现象,归咎于那个年代农村子女普遍入学年龄偏大,以及当时实行的留级制度。于是,爷爷没事的时候,经常考问我一些计算题,那些题都是一些度量衡和商品价格的计算,每当我说出正确答案时,爷爷总是一副吃惊和喜悦的样子,眼睁得大大地说:“这小伢,不呆嘛”。

这时,我的弟弟已经6岁了。弟弟的出生给爷爷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弟弟由奶奶带大,每每茶余饭后,或是劳作归来,爷爷总是喜欢逗弟弟玩乐。弟弟三岁时还不会说话,爷爷总是笑眯眯地逗他说:“妈来,小宝是哑巴还是聋子?到今个还不会讲话,干脆就叫哑巴聋吧”,从此弟弟的外号就喊遍全村了。

爷爷从来不想着孙子们能够如何光宗耀祖,也不问我们学习上的事,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强人所难了吧,也或许他根本就没什么奢望。因为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他早已接受了农民的身份并且习惯了。于是他经常对我说“过两年,等你毕业了,就跟你表叔学手艺去”。他就是这样朴实,从来不会给我们设定什么远大理想,始终本着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态,去对待人和事物,虽然平凡,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对待生活的豁达。正是这种看淡人生的心胸,让爷爷保持着平和的心态和健康的体魄,从而让他得以完成养育了两代人的历史使命。

94年,我参加中考,并顺利被一所较好的中专学校录取,得知消息后,爷爷好像很吃惊,很认真地对我说“这下好了,以后你不用做田了”。我们家世世代代从土里刨食,到了我父亲,当兵七年,却依然逃脱不了复员回乡务农的命运。到我这一代,好不容易出了个可能吃公家饭的人,也难怪爷爷吃惊和感到意外了。

我在合肥上学的第一学期冬天,爷爷因患伤寒久治不愈寻了短见,被发现后抬到床上救治。因天气寒冷,粗心大意的父亲用玻璃瓶装热水当做热水焐给他取暖时,烫伤了爷爷的腰部,留下一个有碗口那么大的疤,待康复后,受伤口影响,他的背直不起来,只能躬着腰走路,再也没办法下田干活了。自此以后直至去世,大部分的时间里,他或躺或坐着,再也没有以前那么活跃了。

毕业前一年放假,我去看爷爷,爷爷正坐在在门口晒太阳,他知道我这几年喜欢舞枪弄棒,就问我能不能跳上门边的围墙,我说没问题,助跑跃上墙头后。我发现爷爷惊讶的眼神闪起了亮光,许久没有见到过爷爷这种表情了。自从腰部受伤以后,我发现他木呐沉默寡言了许多,也或许是年纪大了的缘故吧。

岁月年轮是公平的,但也是残酷的,我记得之前爷爷给我说过这么一个故事。说是一个樵夫进山砍柴,到山顶看到两个人在下棋(其实是两个仙人),就在旁边观看,两人出手不凡,樵夫看得兴起,此时山下一阵青一阵黄,等到仙人下完棋,樵夫去拿带来的扁担和麻绳准备干活时,发现扁担和麻绳已经腐烂了,樵夫慌忙跑回家,发现家里住的人不对,一问才知道老婆孩子都已不在世了,现在住的已经是未曾谋过面的孙子了。

我参加工作以后,回去的少了。有时回家一趟,带点吃的或者给点钱给爷爷,爷爷还是那样,从不会客套,从容地打开袋子拿起尝尝,或者把钱数数然后放在枕头下,我和他聊一些新闻轶事,他显得很平静,波澜不惊的,等我说完,他总是淡淡地说声“管什么经”,爷爷平静的让我心寒。

那年我从黄山带回来一根藤杖,给爷爷时,他用手掂了掂分量,似乎很满意,说:“这个拐杖结实”,从此,这根拐杖伴随着爷爷走完了他剩下的岁月。有时,爷爷佝偻着背,拄着拐杖站在村头或者村尾,看着那一块块田地和塘坝,久久凝视着它们。那是他一辈子挥洒青春和汗水的地方,是属于作为农民的他的舞台。他把一生的精力和热诚倾注在这片土地上,也正是这片土地让他有了安身立命的基础,让他养育了自己的家庭,光荣而又自豪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很久没能见到爷爷笑了,他仿佛像一头辛苦耕耘了一辈子再也无力拉犁的老牛,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精力和激情,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于是平静、安然地在等待着自己的归宿。

父亲为爷爷选好了墓地,并请人砌好了墓。爷爷一直想去看看。一个下午,父亲带爷爷去了村后的岗上,看到墓室,爷爷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仔细打量着,摸摸墓顶,捏捏墓沿,看了许久,才终于说了声“就这样吧”,便头也不回地拄着拐杖佝偻着身子离开了,父亲在后面跟着,两人谁都没再说话,就这样向家的方向缓缓地走着。太阳的余晖洒在他们一前一后的身影上,金黄而又刺眼。

记得小时候,时常有亲戚来看爷爷时,给他带个条把烟,客人走后,他总是把父亲喊去,拆开包装,分给父亲5包,他自己留5包。每每父亲外出几天没回,他总是不断地来我家打听父亲回来了没有。我的父亲性格急躁,有时和他说话冲冲的,但他总是那副乐呵呵的样子,好像从不在乎父亲的态度。我想,这大概就是一个父亲对儿子广阔无垠的爱吧。

爷爷去世前十天,我回去看他。此时的爷爷已经躺在床上不能起来了,他赤裸着身子,躺在铺着竹席的床上,盖的被单散落在旁边,此时的他,正在数着大概一千多块钱,浑身蜡黄。爷爷看到我,手向前伸了伸,轻轻地对我说“给毫钱给我”。那次我身上没带钱,就迟疑地怔了怔,爷爷见我没说话,就低头又开始数钱了......现在,每每想起这一幕,我便心如刀割,不能自己,如果当时我出门寻点钱给他,或许就能满足一个即将离世之人的小小愿望了,这便成了我感觉最对不起爷爷的地方。

终于,2008年8月,爷爷走完了他的一生。办完丧事的当晚,亲戚朋友吃完饭聚在一起谈心时,一位堂哥说:“爹爹一生喜欢热闹,连去世都选在奥运会前二天”,我惊讶地回过神来,真是如此!爷爷的一生,辛苦劳作,率真正直。他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但我对他有着真灼的感情,我不想他像天空的流星一样,悄无声息地划过,若干年后,再也无人记起。谨以此文怀恋并铭记我的爷爷——周永发,一个养育过两代人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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