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周永发，生于1918年，卒于2008年，享年90岁整爷爷的一生，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只是中国这个农耕社会农民的一个缩影，一生大部分时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一辈子勤勤恳恳，辛苦持家，抚养子女，他一生没有富贵过，更谈不上才华横溢在熟识的人眼中，他只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普通人，就像千千万万的劳动者一样，毫不起眼然而，我对爷爷的感情是真挚和热爱的爷爷虽然已经去世十多年了，我对他的怀念却是像刻在心里一般深刻，每每想起他的音容笑貌，犹如就在我的眼前，以至于，我时常能感觉到他仿佛嘴角带着微笑在慈祥地看着我，注视着我的一言一行于是，我便不敢掉以轻心地去面对生活，生怕让他失望，就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因为我怕做我错了什么，或者是有哪些品行不端，从而辜负了他的期望，玷污了他勤劳、善良、正直的品格，于是将这种品格作为内心的信念，指引着自己笃定地前行，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我的爷爷周永发?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我的爷爷周永发
我的爷爷周永发，生于1918年，卒于2008年，享年90岁整。爷爷的一生，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只是中国这个农耕社会农民的一个缩影，一生大部分时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一辈子勤勤恳恳，辛苦持家，抚养子女，他一生没有富贵过，更谈不上才华横溢。在熟识的人眼中，他只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普通人，就像千千万万的劳动者一样，毫不起眼。然而，我对爷爷的感情是真挚和热爱的。爷爷虽然已经去世十多年了，我对他的怀念却是像刻在心里一般深刻，每每想起他的音容笑貌，犹如就在我的眼前，以至于，我时常能感觉到他仿佛嘴角带着微笑在慈祥地看着我，注视着我的一言一行。于是，我便不敢掉以轻心地去面对生活，生怕让他失望，就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因为我怕做我错了什么，或者是有哪些品行不端，从而辜负了他的期望，玷污了他勤劳、善良、正直的品格，于是将这种品格作为内心的信念，指引着自己笃定地前行。
我的老家，在巢北柳集一个叫茶周的村子，一听这个村名，就知道它与茶有着某种直接或者间接的渊源，据族人世世代代口口相传，我们这支周姓祖上来自六安州。当时一对周姓夫妻从六安流落至老家种茶，受土壤及气候条件所限，最终没能成功。但是自此在此地落户为家，之后夫妇俩生养了五个儿子，五个儿子长大成人后，各自娶妻生子，逐渐繁衍开来，到2015年我们这支修家谱时，已经有人口五六百人了，我们这支周姓之前的字辈是：国、正、星、顺、永、乐、基、宜。爷爷是永字辈，我便是基字辈。如果从长房长孙这个线索向前推算，祖上应该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迁至巢湖的。由于家谱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遗毁于无知后人之手，以至于本世纪重新修谱时，已无从考证我们这支周姓发源于六安何处。虽经多方查找，但因年代久远，信息不畅等因素，未能在六安等地查到与我们字辈相同、一脉相承者，想来令人扼腕叹息不已。只能依据茶这根线索，隐约推测我们这支可能来源于六安与霍山交界处，现在的六安茅坦厂、青山乡一带。
爷爷弟兄三个，姊妹五人，兄弟中爷爷排行老三，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我的太爷爷，早年间被太平军掳去从军，太爷爷不肯杀人，因此做了伙头军，这段历史是爷爷在我小的时候时说给我听的，当我初听到“伙头军”这三个字时，受当时看的各种打仗类影视剧影响，幼稚天真地认为它或许是某一个特种部队什么的，一定很厉害。便急切地要爷爷解释“伙头军”的具体含义，听后才知道原来太爷这段历史是爷爷在我小的时候时说给我听的，当我初听到“伙头军”这三个字时，受当时看的各种打仗类影视剧影响，幼稚天真地认为它或许是某一个特种部队什么的，一定很厉害。便急切地要爷爷解释“伙头军”的具体含义，听后才知道原来太爷爷是做饭的，于是大失所望。等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太爷爷及所属部队被淮军悉数俘虏，李鸿章派人对俘虏逐个核查原籍，凡查明籍贯属安徽庐州府的（当时巢县属庐州府管辖）都遣散回乡，其余人等皆处决了事。太爷爷因此捡了一条命，或许是因为积过阴德善有善报吧，太爷爷这一脉逐渐繁盛起来，成为本村如今最人丁兴旺的一支。
爷爷没有上过一天私塾，13岁便开始给人打长工了，雇主是无为那边靠长江边圩区的，起先是帮雇主放牛，等到十七、八岁就开始犁田耙地了，爷爷做事麻利，人也勤快，干活舍得下身子，是一把种地的好手，因此，很受雇主的青睐，在那一干就是七、八年。22岁时，爷爷回家娶了奶奶。从此再也没有外出做过工，终其一生，过着耕种劳作的生活。
其实“爷爷”这个词是官方正式的一种称谓，老家人都习惯把爷爷喊成“爹爹”，这可能是地方上人文传承的缘故吧，也可能是习惯了的原因，“爹爹”这个词叫起来，更加让人感到亲切和温暖。在巢北一代，以前晚辈对长辈的称呼很繁杂，就像子女对父亲的的称谓，也是各自不尽相同的。如果父亲在兄弟当中排行老大，子女就称呼父亲为“伯伯”，如果父亲排行老二，子女就叫“二爷”，如果父亲排行最小，那么子女就称呼父亲为“老老”。至于母亲，就称呼为“阿姨”或者“妈姨”。我的父亲当过几年兵，在农村算是有一点见识的了，所以我从小就被教成叫“爸爸”，这在那个年代算是比较前卫和特立独行的了。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的孩子们已经不那么叫了，都是官方化地叫“爸爸”和“妈妈”。
小时候，我问爷爷在战争年代为什么不当兵，爷爷说我曾祖父说了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时我才反应过来，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难怪爷爷弟兄三人没有一个当过兵。1948年，国民党军队在败退江南之际，一支溃军路过我老家，将当时还是青年的爷爷抓了壮丁，后来，在队伍行至芜湖时，爷爷瞅准机会，跑了回来，从而捡了一条命。
我的曾祖父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说好大喜功，这个词用在一个农民身上也许不一定贴切，但他确实是一个死要面子的人。奶奶对我讲过一个故事，说一天中午曾祖父杀了一只鸡，中午吃饭的时候，端着饭碗夹了一个鸡腿放在米饭上，端着去稻田边看麻雀，看麻雀是为了防止麻雀吃已经快要成熟了的稻子，稻田就在马路边，来来往往的人不少，于是曾祖父逢人便炫耀自己家今天杀鸡了，但鸡腿他又舍不得吃，于是晚上吃晚饭时，就又把这个鸡腿放在碗里继续向人显摆。为了盖村里第一家青砖瓦房，解放前，曾祖父通过高利贷借了200块银元，房子最后是盖成了，在村里也确实气派，但从此全家陷入了负债的深渊，为了还债，全家拼了命地省吃俭用、给地主做工，用爷爷的话说，为了还债都快饿死人了。最后还是到国民党政权快崩溃之际，当时市场通货膨胀的厉害，才用已经贬值了的不值钱的法币还清了债务。
爷爷是个急性子，一场的稻把，不干完他是不会回家的，哪怕是干到深更半夜，非得把稻把打完不可，不需要帮手时，他就把奶奶支回家，一个人把打下的稻子堆成一堆，再用东西盖好防止夜里下雨，一切都弄好后，才收工回家。犁田或者耙地也是这样，凌晨三四点就起来，牵上牛，扛上犁或者耙，摸着黑就下地了，等到天亮别人下地时，他已经把地犁得或者是耙得差不多了。于是爷爷家总是全村最早把稻谷、油菜、小麦等庄稼收回家的那户，也是最早忙完农忙的那户。
爷爷长得很结实，力气很大，年轻时能挑起200多斤的担子。解放前经常挑米去肥东西山驿镇卖，回来时路过浮槎山，就捡两块大石头挑回来，日积月累，积攒了不少石头，这些石头在以后为大伯和我父亲盖新房时派上了用场，用做了下墙角的地基。后来在我家翻建新房拆老房时，我见到了这些石头，那是一块块怎样硕大的整石啊，足足有一二百斤一个，老家离浮槎山一二十里路，这得需要多大的力气和毅力才能挑回来的呀！
我对爷爷的记忆是80年代初才有的，那是在大伯去世以后，那年我虚6岁，上小学一年级。农村的孩子本不该这么早上学的，父亲是抱着“关关水”（防溺水）的目的把我送去的，那次大伯、父亲、和他们的堂兄弟们几个去他们的姑妈家帮忙盖房子，晚间吃饭时大伯突发脑溢血未及抢救便去世了，说起大伯他留给我的回忆是温暖的，我对他最遥远的记忆是：还是懵懵懂懂的时候，幼小的我在一个布满月光的晚上，漫无目的地顺着进村的马路蹒跚走着，突然进村的马路上走过来一个高个子的人，拎个包，我便愣愣地站在路上看着他，等到走近一看，发现是大伯，我轻轻地喊了声“伯伯”，大伯俯下身子，用手摸了摸我的头，然后从皮包内拿出一个苹果给我，那时的苹果可是个稀罕物，我接过苹果，低着头双手捧着它怯生生地看着，大伯起身站起来，又摸了摸我的头，就转身离开了。大伯去世后，一时间两个未成年的堂姐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这个时间，还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爷爷和奶奶，悲壮而又坚定地站了出来，从村边老屋搬到大伯家，承担起抚养起两个堂姐来，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对爷爷和奶奶开始有了印象。
爷爷和奶奶搬过来以后，由于老房子晚上要有人看守。因此爷爷每天晚上就带我去老房子睡，爷爷的床在房子里间，说是房间，其实与堂屋的隔墙并没有到顶，也就是一人多高的土坯墙，离人字梁还差一大截距离，爷爷的床是用粗布铺就的，被里、被面还有床单都很粗糙，睡在里面感觉麻麻的。现在回想起来，联系小时候我曾见过奶奶用手摇的纺车纺棉花线，所以揣测那种粗糙的布应该就是“家织布”。其实刚开始，爷爷喊我陪他睡时，我是抗拒的，因为之前没有和他睡过，不习惯。于是，爷爷给了我五分钱，五分钱在当时对一个孩子来说，还是极具诱惑的，五分钱可以在村里的小店或者学校的货郎摊上买一个“把把糖”，那是一种外型圆圆的比邮戳直径略大，糖果呈扁扁的，粉红色或绿色有个把子露在外面的那种糖，在孩子的眼里，这种糖绝对是个奢侈品了。绝大多数时候，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只能偶尔买一个用糖纸包裹的那种2分钱的小糖，那时吃糖对一个孩子来说就意味着幸福，偶尔吃上一颗，足可以让他们愉快地回味一整天。于是，在爷爷连续几次给钱买糖的诱惑下，我便每天晚上陪爷爷去看房子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换了一个地方睡觉，我开始每天晚上做梦，有时梦到被大黄狗追着咬；有时梦到自己像踩水一样，蹬着蹬着就飞了起来，这让我在梦里都觉得很吃惊；有一次梦到村里的小五子，脸变得和唱戏的一样雪白，把我吓醒了，好久没有睡着。有一天夜里，我突然感觉到屁股下面热热的，用手一摸，是尿床了，于是，便不敢再翻身，就这样提心吊胆地焐着，一直到天亮，发现已经焐得半干了，才渐渐放下心来。
就这样，年近7旬的爷爷和奶奶带着两个堂姐，种着他们自己的以及大伯留下的地，艰辛地生活着。此时的爷爷依然像年轻的时候一样能干，挑、抬、犁、耙等农活和年轻人比起来，丝毫不落下风。那个时候最忙的季节要算“双抢”了，所谓“双抢”就是割早稻，种晚稻，抢收以后接着抢种，所以叫“双抢”。炎炎夏日，一天的辛苦劳作结束以后，爷爷必定把凉床（竹制的用于消暑纳凉的床）抬出来，用它当桌子吃饭，吃罢，用水把凉床擦净，那时，蚊香很少见，于是就帐好蚊帐。这时候，我便凑上去，爷爷赤膊着上身，摇着扇子给我讲二十四节气。爷爷没有读过书，靠着祖辈的口口相传和自己多年的生产生活经验，将各个节气的气候、特点、种植、作物特性说得一清二楚，农谚俚语也是张口就来。这些关于节气、气候等知识，在以后的正式学习中，很少有机会涉及，以至于现在我这个年纪或者比我年纪小的人，大多都不知道这些了，不得不说，这是我国教育事业的一大失误，是与我国数千年来的农耕文明传承相背离的。
祖孙俩聊着天，不知不觉中，四周漫天的萤火虫光开始晶莹地闪烁起光来，听着听着我就睡着了。天凉起来的时候，农村也就不是很忙了。把花生和山芋起掉，离割晚稻还有一些日子。于是爷爷就有空赶集了，爷爷赶集一方面是去买菜，一方面是去喝早茶。天不亮他就动身了，提着个菜篮子，踩着露水，顺着田间小路，到了集上必定先去茶馆，点上几个油条、糍粑、或是包子、烧饼，沏上一大碗茶，茶馆里有时有说大鼓书的，爷爷便津津有味地边听边吃边喝茶，听到高兴处，一笑，便露出了已经掉了几颗牙的牙床。等到下集，必定给奶奶还有几个孙子带上几个点心，那个时候，我们都亲切地把烧饼称作“巢湖板子”。时间久了，只要我早上上学时看到爷爷拎个菜篮子上集去，就知道中午放学回来肯定能吃到点心了。
爷爷一辈子都是个倔脾气，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三犟子”。脾气上来拦都拦不住。解放前老家一带闹土匪，有次，村里一个在山上当土匪的，夜里带人去老家附近抢东西，爷爷拿起叉草的叉子怒不可遏地迎了上去，土匪见状骂骂咧咧开来，爷爷端起叉子吼道“再嘴不怂，老子叉死你们”。几个土匪看到这拼命的架势，灰溜溜地走了。一次，我的小姑妈也就是爷爷最小的女儿，在婆家被邻居把头打破了，爷爷这时因脚受伤在家休息，听到消息后，忍着痛，跛着脚，跌跌撞撞步行到小姑妈村子，一见到动手的人，捡起石头就砸过去..........
即便是快70岁的人了，却还是那个犟脾气。奶奶深知爷爷的脾气，每次拌嘴，装模作样地打骂一下爷爷，回头，一准把饭菜烧好，招呼爷爷“老头子，快来吃饭”。一次爷爷和奶奶吵架爷爷气不过，抓起箩筐，挑上一担米，夺门而出，就要离家出走，奶奶和堂姐见状跟着撵了出去，抓住箩筐好说歹说才把爷爷劝回来。平心而论，奶奶是贤惠的，从不做火上浇油的事情，所以，老俩口自始至终心无芥蒂，就这样两个人养育了两代人，风风雨雨中携手一起生活了近70年。
虽然平日里默默无闻，但70大寿那年，爷爷实实在在地高调了一把。先是入冬后买了几张整羊皮回来，请了专门的裁缝师傅来家里做羊皮大衣，那种羊皮大衣可不同于现在市场上见的那些，它是保留了所有的羊毛并把它作为内衬里，不要说是穿着它了，就是看着，也让人觉得暖和。爷爷和奶奶各做了一身。做寿前，早早地就通知了家里的亲戚朋友，连多年未联系的干女儿也通知到了。办寿宴那天，来了许多人，爆竹此起彼伏地响了一上午。中午摆了好几桌酒席，亲朋故友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好不热闹。农村的风俗，吃罢酒席，就开始张罗起了打麻将。晚饭后，接着打，这种时候，主人家是不好催客人早结束的，于是一直打到半夜。乡里的政法干事不知道从哪里得到风声，大半夜的，悄悄地摸到爷爷家抓赌，要把参与打牌的人都带走，爷爷站了出来说:“客人是我请的，要抓就抓我”，于是被政法干事套上绳子给带走了。直到第二天上午，爷爷的一个当大队书记的侄子去乡政府作保，才被放了回来。
老一辈做事的风格是能自己做的绝不麻烦子女，70大寿后不久，为了减轻仅剩的一个儿子我父亲的负担，爷爷自己买木料请木工回来制作寿材，以备百老终生以后用。两副寿材做好以后，就放置在里面房间用板凳支架起来。每每我进房看到时，都感觉到毛骨悚然。后来寿材上面盖了一层厚纱蚊帐，才觉得好点，但一看到那突兀的形状，还是让我不寒而栗。准备好这些以后，爷爷又到集上买了预备以后办丧事用的白布。总之，能自己做的，爷爷都做了。由此，我时常感叹中国父母的伟大，就拿爷爷来说，他和奶奶好不容易、含辛茹苦地抚养了四个子女成人，又扶持他们成家立业，等到自己肩上的任务完成后，准备歇歇了。大伯一去世，便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抚养两个孙女的担子，他们就像守护犬一样，即使是老迈了，却依然执着地守护着他的后代。又像蜡烛一样，即使流尽最后一颗眼泪，也要照亮子孙的生活之路，并把最后一点温暖留给子孙。虽然他们是平常的人，做着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做着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正是从他们的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芒，正是有了这种给人传递温暖和爱的守护，才有了人类的源远流长和生生不息.......
我在逐渐长大，爷爷也在慢慢老去。爷爷还是喜欢赶集，每每在途中遇到熟人，谈及家庭的时候，很多时候，他都自豪地说“我孙子今年12岁，都上五年级了”，当时和我五年级同学的年龄十四、五岁的很多，造成这种现象，归咎于那个年代农村子女普遍入学年龄偏大，以及当时实行的留级制度。于是，爷爷没事的时候，经常考问我一些计算题，那些题都是一些度量衡和商品价格的计算，每当我说出正确答案时，爷爷总是一副吃惊和喜悦的样子，眼睁得大大地说：“这小伢，不呆嘛”。
这时，我的弟弟已经6岁了。弟弟的出生给爷爷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弟弟由奶奶带大，每每茶余饭后，或是劳作归来，爷爷总是喜欢逗弟弟玩乐。弟弟三岁时还不会说话，爷爷总是笑眯眯地逗他说：“妈来，小宝是哑巴还是聋子？到今个还不会讲话，干脆就叫哑巴聋吧”，从此弟弟的外号就喊遍全村了。
爷爷从来不想着孙子们能够如何光宗耀祖，也不问我们学习上的事，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强人所难了吧，也或许他根本就没什么奢望。因为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他早已接受了农民的身份并且习惯了。于是他经常对我说“过两年，等你毕业了，就跟你表叔学手艺去”。他就是这样朴实，从来不会给我们设定什么远大理想，始终本着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态，去对待人和事物，虽然平凡，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对待生活的豁达。正是这种看淡人生的心胸，让爷爷保持着平和的心态和健康的体魄，从而让他得以完成养育了两代人的历史使命。
94年，我参加中考，并顺利被一所较好的中专学校录取，得知消息后，爷爷好像很吃惊，很认真地对我说“这下好了，以后你不用做田了”。我们家世世代代从土里刨食，到了我父亲，当兵七年，却依然逃脱不了复员回乡务农的命运。到我这一代，好不容易出了个可能吃公家饭的人，也难怪爷爷吃惊和感到意外了。
我在合肥上学的第一学期冬天，爷爷因患伤寒久治不愈寻了短见，被发现后抬到床上救治。因天气寒冷，粗心大意的父亲用玻璃瓶装热水当做热水焐给他取暖时，烫伤了爷爷的腰部，留下一个有碗口那么大的疤，待康复后，受伤口影响，他的背直不起来，只能躬着腰走路，再也没办法下田干活了。自此以后直至去世，大部分的时间里，他或躺或坐着，再也没有以前那么活跃了。
毕业前一年放假，我去看爷爷，爷爷正坐在在门口晒太阳，他知道我这几年喜欢舞枪弄棒，就问我能不能跳上门边的围墙，我说没问题，助跑跃上墙头后。我发现爷爷惊讶的眼神闪起了亮光，许久没有见到过爷爷这种表情了。自从腰部受伤以后，我发现他木呐沉默寡言了许多，也或许是年纪大了的缘故吧。
岁月年轮是公平的，但也是残酷的，我记得之前爷爷给我说过这么一个故事。说是一个樵夫进山砍柴，到山顶看到两个人在下棋（其实是两个仙人），就在旁边观看，两人出手不凡，樵夫看得兴起，此时山下一阵青一阵黄，等到仙人下完棋，樵夫去拿带来的扁担和麻绳准备干活时，发现扁担和麻绳已经腐烂了，樵夫慌忙跑回家，发现家里住的人不对，一问才知道老婆孩子都已不在世了，现在住的已经是未曾谋过面的孙子了。
我参加工作以后，回去的少了。有时回家一趟，带点吃的或者给点钱给爷爷，爷爷还是那样，从不会客套，从容地打开袋子拿起尝尝，或者把钱数数然后放在枕头下，我和他聊一些新闻轶事，他显得很平静，波澜不惊的，等我说完，他总是淡淡地说声“管什么经”，爷爷平静的让我心寒。
那年我从黄山带回来一根藤杖，给爷爷时，他用手掂了掂分量，似乎很满意，说：“这个拐杖结实”，从此，这根拐杖伴随着爷爷走完了他剩下的岁月。有时，爷爷佝偻着背，拄着拐杖站在村头或者村尾，看着那一块块田地和塘坝，久久凝视着它们。那是他一辈子挥洒青春和汗水的地方，是属于作为农民的他的舞台。他把一生的精力和热诚倾注在这片土地上，也正是这片土地让他有了安身立命的基础，让他养育了自己的家庭，光荣而又自豪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很久没能见到爷爷笑了，他仿佛像一头辛苦耕耘了一辈子再也无力拉犁的老牛，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精力和激情，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于是平静、安然地在等待着自己的归宿。
父亲为爷爷选好了墓地，并请人砌好了墓。爷爷一直想去看看。一个下午，父亲带爷爷去了村后的岗上，看到墓室，爷爷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仔细打量着，摸摸墓顶，捏捏墓沿，看了许久，才终于说了声“就这样吧”，便头也不回地拄着拐杖佝偻着身子离开了，父亲在后面跟着，两人谁都没再说话，就这样向家的方向缓缓地走着。太阳的余晖洒在他们一前一后的身影上，金黄而又刺眼。
记得小时候，时常有亲戚来看爷爷时，给他带个条把烟，客人走后，他总是把父亲喊去，拆开包装，分给父亲5包，他自己留5包。每每父亲外出几天没回，他总是不断地来我家打听父亲回来了没有。我的父亲性格急躁，有时和他说话冲冲的，但他总是那副乐呵呵的样子，好像从不在乎父亲的态度。我想，这大概就是一个父亲对儿子广阔无垠的爱吧。
爷爷去世前十天，我回去看他。此时的爷爷已经躺在床上不能起来了，他赤裸着身子，躺在铺着竹席的床上，盖的被单散落在旁边，此时的他，正在数着大概一千多块钱，浑身蜡黄。爷爷看到我，手向前伸了伸，轻轻地对我说“给毫钱给我”。那次我身上没带钱，就迟疑地怔了怔，爷爷见我没说话，就低头又开始数钱了......现在，每每想起这一幕，我便心如刀割，不能自己，如果当时我出门寻点钱给他，或许就能满足一个即将离世之人的小小愿望了，这便成了我感觉最对不起爷爷的地方。
终于，2008年8月，爷爷走完了他的一生。办完丧事的当晚，亲戚朋友吃完饭聚在一起谈心时，一位堂哥说：“爹爹一生喜欢热闹，连去世都选在奥运会前二天”，我惊讶地回过神来，真是如此！爷爷的一生，辛苦劳作，率真正直。他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但我对他有着真灼的感情，我不想他像天空的流星一样，悄无声息地划过，若干年后，再也无人记起。谨以此文怀恋并铭记我的爷爷——周永发，一个养育过两代人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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