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清朝政府颁布了一条法令，关闭厦门、宁波等港口，只留下广州允许与外界通商，这就是“一口通商”政策。
该政策被视为闭关锁国的起点，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时代的元凶之一。有的人认为“闭关锁国”是愚昧落后的象征，清廷自视甚高、傲慢无知，把自己置身于世界发展之外。
乾隆皇帝真的是出于无知和愚昧，想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吗？
实际上，乾隆二十二年(1757)颁布“一口通商”的政策是有其时代背景的考量，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从之前的“四口通商”到“一口通商”并不是单纯的“闭关”与“开放”，清朝的海关政策是逐步形成的，其中的原因让笔者细细道来。
清朝前期政权内忧外患，以郑成功、白莲教为首的各路明朝残余势力矢志反清复明，大量反清组织在民间活跃。其中郑成功收复台湾，并以台湾为根据地在东海沿海继续与清朝抗争，并控制了东海的制海权，严重威胁到清朝的统治。为了给国内营造一个安稳发展的环境，顺治十二年（1655），清廷应闽浙总督屯泰的请求，颁布了“禁海令”，严禁商用民用船只私自出海。
之后，清政府甚至还三次颁布“迁界令”，下令山东到广东的沿海居民向内迁30到50里。房屋土地全部焚毁或遗弃，渔船商船一律禁止出海，防止与郑成功私通。这次的海禁虽然是出于稳固政权、以军事防御为目的的战时策略，但还是严重影响了与外界的贸易。不过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成功投降，台湾收复，第二年清廷就解除了为期29年的海禁。康熙二十三年（1684），粤、闽、浙、江四海关设立，开启了开海贸易时期。
其实对海上贸易开放对国计民生的好处，清廷是心知肚明的。康熙和其智囊团关于是否开海曾经有过讨论，结论是开海贸易对闽、粤地区的百姓都有益，能促进钱财货物流通，而且出海贸易收点薄税就能补贴二省军饷，增加财政收入，乃国泰民康的双赢之道。这次的“四口通商”政策为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提供了发展的土壤，奠定了之后“康乾盛世”的基础。
解除海禁后，西方商人纷至沓来，外贸高速发展，盛极一时。在海外贸易得到空前发展的同时，十八世纪中叶已经开始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开始海外贸易扩张，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的商人一直企图打开中国市场。同时西方殖民主义者也经常以通商为借口派遣船只刺探中国的国情，这引起了清政府的警惕。
再加上当时发生了一系列反华事件，乾隆五年（1740），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大肆屠杀华人，掠夺华人财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红溪惨案”。乾隆南巡时还发现，往来于江浙一带的外国商船基本都携带武器，他担心宁波也会像澳门一样难于管理洋人，造成恶性事件。于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决定关闭漳州、宁波、云台三个关口，只留下广州用于通商。
这一决定让当时赚得盘满钵满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十分不甘，他们想方设法让翻译洪任辉行贿了天津的直隶总督去告御状，妄图通过诬告广州海关的官员贪污，让清政府改变外贸政策。可是乾隆一直对外商高度警惕，怀疑他“外借递呈之名，阴为试探之计”，直接将洪任辉驱逐出境。经此一事，为了更好地管理外商，清政府还出台了《防夷五事》，对外商的活动范围、停留时限、言行举止等都做了相关规定。
至此，一口通商制度已经日趋成熟，标志着清朝的海关政策已经逐步法制化。不过，一口通商主要限制的是英国和荷兰等国，中国商人和南洋欧洲国家仍然可以在其余三口进行贸易。当时西方处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转运贸易模式下，西方商人靠着倒卖中国商品赚取差价，这种倒卖实际上并不能让中国获益。因此18世纪的“一口通商”起到的积极作用比较大，避免了西方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保护了国民经济。
可是随着19世纪初的到来，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产业资本阶段，工业化大生产让他们有大量的商品需要倾销，而这时候的中国正经历“嘉道咸中衰”，开始走下坡路了。西方与中国的贸易模式发展成向中国输出廉价工业品牟利，把中国变成了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材料产地，极大打压了民族工商业。
虽然“一口通商”的初衷是为了规范化管理外商，维护中国社会经济稳定性，并不是单纯愚昧的“闭关锁国”。但是该制度造成了中国社会与世界的隔绝，社会发展因此停滞不前。
越是被围堵，越要打开通往世界的通道。这已经是我们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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