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WTO总干事阿泽维多日前宣布，将于今年8月31日提前卸任，成为自1995年WTO成立以来首位提前交棒的掌门人。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和美国等国保护主义政策双重打击下，全球贸易体系将面临转折。危机当下，中国应以更加开放、合作、共赢的姿态迎接全球贸易格局的新变化。
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阿泽维多5月14日宣布，他将提前一年于今年8月31日卸任。WTO自1995年成立以来，共历经6位总干事，提前卸任还是第一次出现。阿泽维多的提前离任或成为全球贸易体系转折的风向标，也反映出WTO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艰难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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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局势 变幻不定
阿泽维多究竟为什么要提前卸任呢？
这要从新冠肺炎疫情和美国政府的政策说起。疫情蔓延和美国政府消极抗疫政策的双重打击，促成了这位WTO掌门人的离任决定。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贸易造成重创，冲击WTO功能。疫情蔓延结束了自2017-2018年以来的全球贸易复苏势头。WTO在4月发布的《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中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额将下降13%-32%，萎缩幅度很可能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水平。全球贸易将再一次进入“低速期”，很可能会重现2012年至2015年的情形：全球贸易增速低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长率，出现“贸易大崩溃”。
WTO是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核心，促进贸易繁荣、提振世界经济是其成立的初衷和主要目标，疫情的冲击导致WTO这一功能“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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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WTO的效力受到质疑。新冠肺炎疫情促使各国转向“内向型”经济政策。一些国家出台了贸易限制措施，对医疗物资、食品等实行出口管制，关闭边境，停航停运，颁布旅游禁令等。
推动谈判逐步消除国际贸易障碍、推动各国贸易开放的改革、促进各国贸易政策协调，本是WTO的核心职能，但在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的现实下，WTO的效用备受质疑。
更雪上加霜的是，美国贸易政策使得WTO几近瘫痪。2017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高举“贸易大棒”，实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采取了不断“退群”的去全球化措施，多边贸易体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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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反复以“系统性问题”尚未解决为由，阻挠WTO上诉机构大法官遴选，导致去年11月上诉机构因法官人数不足而被迫陷入停摆。此后，阿泽维多曾在2020年2月世界经济论坛以及3月的双边会谈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解决贸易争端机制问题反复沟通。但美方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建设性提案，并表示“对于其他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美国是不会参加的”。
阿泽维多无力协调美国与其他成员国的立场，难以弥合政策分歧，也无法挽救WTO三大支柱之一——争端解决机制的坍塌，这或许是迫使其决定提前离任的“最后一根稻草”。
危机当前 何去何从
全球贸易体系重回“丛林法则”的风险倍增，对全球贸易的稳定和增长极其不利。未来不论谁担任总干事，WTO都将面临三大难题。
难题一：如何推进多边贸易谈判，建立全球性的贸易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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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最根本的功能是推动多边贸易谈判，制定和规范全球多边贸易规则。除2013年达成的“巴厘一揽子协定”和2015年达成的削减农产品贸易补贴和《信息技术协定》扩围之外，WTO多边贸易谈判长期止步不前。政府采购、服务贸易、电子商务等新兴议题只在一部分成员国参加的诸边谈判中有所推进。
整体而言，寻求诸边谈判向多边谈判推进的有效路径，促进WTO适应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的新局势，形成国际贸易新规则，以保持WTO的权威性、先进性和有效性，是维护WTO核心地位的重要举措。
难题二：如何扩大共识，推进包容性、互惠性的WTO现代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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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WTO第十一届部长级会议开启了现代化改革进程，旨在通过改革为WTO重新赋能。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希望通过主导改革，加强规则领导权，使WTO更加符合其贸易利益。多份改革提案指出，投资、非关税贸易壁垒、知识产权、环境与就业、竞争性政策、国有企业和非市场政策导向等属于重点的改革领域。实质上，这忽略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为导向、更加包容性的改革要求。
“互惠原则”是WTO的重要基石，互惠原则下各方谈判收益更加平衡，一国加入谈判后，其预期的出口额增加与进口额增加大致相同，这体现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的核心要义。片面强调发达国家利益，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与诉求，正是多哈回合谈判失败的根本原因。应当对此予以反思，警醒现阶段的改革，避免全球贸易体系的分裂。
难题三：如何协调重要大国的政策立场，平衡各成员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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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是对WTO的最大威胁。
阿泽维多曾表示，奥巴马时期，美国也多次对WTO表达不满，但特朗普时期，美国动用国内法律“232条款”“301条款”等，对中国、欧盟等贸易伙伴发起贸易战，并数次指责、批评、甚至威胁退出WTO，严重扰乱了国际贸易的正常秩序。为此，美国不少学者对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单边主义将引来其他贸易伙伴的效仿，从长期看，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系最终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
但未来美国贸易政策的走向将受到其国内大选进程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惯性。如何平衡各成员国的诉求、不被大国利益所裹挟，约束超级大国的单边主义政策，集结164个成员国最广泛的支持，正是未来WTO掌门人面临的、无法绕开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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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WTO危机迫在眉睫，总干事提前离任或成为全球贸易体系转折的风向标，凸显了贸易治理体系的失灵。全球贸易很可能回归“丛林法则”，重回以霸权为基础的旧体系。未来全球贸易治理将呈现更加“碎片化”的趋势，区域性、双边性，特别是大型经济体之间巨型自贸协定将成为国际贸易规则新的谈判平台。
对中国而言，应当以更加开放、合作、共赢的姿态迎接全球贸易格局的新变化，尽量减少“弱势WTO”对中国造成的不利影响和约束，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中日韩、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等区域贸易协定，与欧盟、加拿大等共同推进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与志同道合的重要伙伴国形成更加紧密的合作共识，扩展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腾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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