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小说的叙事中，“秦制”虚拟的“国家”概念对“封建旧贵族”的镇压，所以，“黔首”是“大秦”依靠的“群众”，而“六国旧贵族”则是时时想着复辟的“坏蛋”。
问题是，可能吗？
电影《秦颂》剧照
在《秦制货币的阶级性》一文中，三解明确指出了“秦制”财政体系的内、外有别，所谓“内”，实际上是以“秦王”或“秦皇帝”为核心，以亲近程度向外扩大的“差序身份”的圈层，是大圈套小圈的关系，这种“差序秩序”在中国古代王朝属于常态，甚至在全世界的“家天下”也是通例。
但是，秦承周制，作为“贵族时代”的过渡期，“秦制”又有其特性，就是世袭贵族的存在与王官诸吏的并立，其身份圈层形态如下：
秦王
亲贵：丞相、将军、诸卿 五大夫以上高爵侍从；
显大夫：吏秩六百石至二千石，宦及知于王者；
与令丞亢礼：吏为县令、丞，爵公大夫以上；
郡县吏：郡卒史、县诸官、县令史；
大夫、士：地方有爵豪强及归义戎狄君长，可补为吏，战时为“士”；
少吏：斗食、佐史之下的“基层吏员”；
黔首：战时为“屯卒”；
徒隶：居赀等债务奴与司寇、城旦舂、白粲等刑徒及官奴婢。
财政关系则不同：
内：秦王——御史大夫、內史、少府——御史（执法）——县令、丞——县诸官、县令史——少吏——徒隶
外：丞相、将军、诸卿（均无秩）——卿——大夫——士——黔首
内，就是为“秦王”赚钱，靠“秦王”吃饭的人，也就是“有秩吏”和“徒隶”；
外，就是不靠“秦王”吃饭，靠爵位与封邑、授田吃自己的饭的人。
“内”与“外”又不可能是相互隔绝的，“外”又要以一定的机制与“内”合作，或者进入到“内”的系统，这个机制结构的上半部分，可见贾谊《新书·官人》：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师，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厮役。
这里的“王者官人”，实质上是“王廷”的定职，第四等“左右”之上的人物，份属“高爵”，也就是顶级贵族，与他们的相处，就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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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位尊“师、友”的将、相任命称“拜”，为示郑重其事者，还要筑坛昭告，君臣互拜，哪怕是大臣、左右，也是亲贵为之，不可能像刘邦一样“拜大将如呼小儿”。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彊，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原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
《史记·李斯列传》：
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
尉缭和李斯的计策差不多，都是用贿赂以离间诸侯合纵，一个是“三十万金”，一个“金玉”，而秦王对于尉缭的态度，也是“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又带了与“豪臣”的交往方式，也交代了秦王对“国士”的态度。
正因为如此，为了争取合作，“秦王”主导的“内”，就要用贵族阶层认可的“真钱”、“宝货”来与他们交流，获取“真钱”也就成为“内”财政（日本学者加藤繁将西汉的类似概念命名为“帝室财政”，内涵区别较大）的最大诉求。
而三解在《秦始皇为什么那么“累”？》一文中早已考证过，“秦制”下的“县廷”实为“王廷”的功能分裂，以令、丞、尉为“秦王”的分职代理，以“令史”主导的数据“上计”来掌握信息，以“郡守府”、“郡尉府”为“县之监”，至秦始皇时，又派出“御史执法”分“郡”之权，直接介入“县廷”之“上计”，进一步分权。
所以，“秦制”的原始状态，实际上是“都”—“县”二级，“县廷”只是“王廷”的权力触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真正“中央集权”概念的时代，而之后的2000年“郡县制”实际上是在东汉“以郡为国”的“半封建转授权体制”（以后会详细解释这个概念）的基础上发生的演化，与“秦制”关联不大。
正因为“王廷”与“县廷”的关系是这样，所以，“秦制”本质上一直面临一个贵族“在都”和“在县”的两重性问题，“高爵”的顶级贵族“在都”，“低爵”的大夫、士“在县”，各自“入廷”服务，也就形成了事实上 “仕途”隔绝，二者唯一的合流，也只有“战争”，而这个功能，恰恰是“周代”的遗产，而非“秦代”的创造，在“天下已定”后，这个利用价值也在丧失。
不过，“县廷”对于“本经济区”或称“小货币区”的主宰是绝对的，也就意味着，“低爵”贵族一旦进入“县廷”，掌握了实权，并结成利益共同体，就像萧何与刘邦等人一样，在经济和行为上的“特权”难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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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史记·高祖本纪》记载：
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时时冠之，及贵常冠，所谓“刘氏冠”乃是也。
过往看这条记载常从服饰、礼制出发，而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刘邦这个“亭长”绝非一般，因为在“秦制”下，人口流动被严格限制，黔首远行甚至需要“县尉”的批准，而从“沛到”“薛”不但是“跨县”，还是从“泗川郡”到“薛郡”的跨郡行动，他可以派一介“求盗”去求购制作，可见其“隐权力”之重。
恰恰因为这些史书没有明言的细节，从“单父”躲避仇人移居沛县，还是沛县令的朋友，沛县令甚至曾经想求娶他的大女儿吕雉，他都拒绝了，反而对刘邦的“谒”郑重其事，酒宴后还要嫁女，这都不像是初次相识能够做出的决定，更像是主动结交。
不仅如此，在刘邦起兵之后的核心团队成员，虽然常被称为“丰沛集团”，但其主要干部，却以沛县出身的居多，而刘邦本人家族三代定居的丰邑，却只有一小部分元从，且并非一直跟随，而是“入汉”后加入。
要知道，这个区分实际上与“地域”有直接的关系，丰邑多为魏国大梁移民后裔，而刘邦在称帝后，家庙仍以“梁巫”为主，楚巫为辅，说明其本人的身份认同偏向“魏人”，早年至外黄与信陵君门客张耳游数月，后来为信陵君立陵户，都说明了他的个人喜好。
然而，他的初始团队核心几乎都是“故楚人”，他自己打的也是“张楚”的旗号，奉“张楚王”陈胜的正朔，都说明，刘邦的“团队凝聚力”并不是简单以“乡土情谊”构建的，而是另有一套的“权威系统”。
而他起兵后向“薛郡”，尤其是“单父”、“定陶”、“宛朐”、“亢父”等地的扩张，都应与吕氏家族的帮助有关，甚至在“宛朐”直接得到了陈豨所领500人的响应，这就说明，吕氏家族也早就在布局“反秦”，沛县的刘邦，可能只是和宛朐的陈豨类似的风险投资对象。
更重要的是“沛令”，萧何劝说他反秦的时候，他非常积极，召回在外的群盗子弟也并不反对，偏偏得知领头者是“刘季”时，“恐其有变”，后悔了，还要诛杀萧何、曹参，这些都说明，刘邦在沛县绝不是一般的人物，甚至在沛县令的心目中，这个人甚至会对自己的“反秦”领导地位产生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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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人物还有项梁，尽管他的“对手”是会稽假守殷通，其活跃的区域仍旧是郡府所在的“都县”，所以事后还要派兵“循下县”，可见，他们都是“县”中的“霸主”。
所以，不管《大秦帝国》粉怎么看，项梁、刘邦、萧何等辈，都是“秦制”的一部分，他们与王翦、李斯、蒙恬、赵高地位有高下之分，却都是“秦制”的“自己人”，只不过地位高者要用尊荣、爵赏和黄金笼络合作，而地位低者只需要给予官职、秩禄和“寻租权力”就可以驱使了。
恰恰由于这中间的地位有别，秦帝国的“帝室”才将“人身控制”和“爵禄驱使”视为理所当然，作为数百年的贵族之家，“帝室”养成了只将自己同类看作是“人”的习惯，所以，在种种政策之中，一直自下而上的侵夺底层的权利，也就是“不讲规矩”，按照晁错的说法就是先坑贫民，再坑富户、吏家，最后坑宗室、重臣，一步步把“自己人”得罪光。
其实，这种思维方式在“西楚霸王”项羽身上也有留存，就是对“上层人士”讲规矩、讲感情，对“底层社会”的利益诉求却不屑一顾，所以，强调项羽的所谓“贵族精神”必然导致“分封制”也是不恰当的，在经过战国时代数百年的“功利主义”训练之后，战国七雄中的任何一个的“贵族国家”也都与西周、春秋时代的“原始形态”大不相同。
坚持编户齐民的秦帝国，一样对世袭血统贵族另眼相看，因为那是“同类”，而项羽的“异姓分封”和刘邦的“异姓分封”并没有区别，在其治下照样有“砀郡长”，也就是施行“郡县制”，那么，如果他是最后的胜利者，未必就不会重建一个“郡县制”的帝国，甚至会比“底层逆袭”的西汉王朝更像秦朝也说不定。
当然，这只能是假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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