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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即是我们熟悉的商鞅，他辅佐秦孝公开展的商鞅变法使秦国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壮大，经济军事实力大幅增强，为后期秦王扫六合打下坚实基础。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变法之一，商鞅变法的成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史记中对商鞅本身的刻画尤为突出，其对整个变法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商鞅为了变法做了以下一些步骤。
商鞅
首先，说服秦孝公取得信任得到领导人的支持。史记中记载了商鞅会面秦孝公的场景，商鞅一共见了四次秦孝公，前三次分别跟孝公说了帝道（远古时期五帝治理国家的方法）、王道（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治理国家的方法）、霸道（春秋五霸治理国家的方法）。秦孝公都不感兴趣，第四次商鞅和孝公说了帝王之道，但是要三代人的努力，孝公说时间太长，他等不及。商鞅即推出他的变法——富国强兵，孝公很喜欢。由此可见，商鞅变法是符合当时秦国领导人愿望的，得到领导者的支持是变法的关键。自上而下是商鞅变法的特征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诸多著名变法的特征，如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改革，甚至清末的百日维新等，都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是由于封建统治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可以全国统一调度，更加宏观的控制改革的方向和进程，但也容易出现政策难以贯彻不连续，改革不符合国情等问题。并且缺乏基层反馈机制也是历史上这些著名变法大多失败的原因。
其次，要在统治阶级中取得支持。所以商鞅才与秦孝公的大臣甘龙展开辩论，这场辩论中商鞅提出几个观点：一是“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干大事要果绝，不能因受到非议而中断。二是“民不可与虑始”国家大事开始时不能和百姓商议，百姓只能是事办成后与他们共享成果。三是“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治国不古法，必须推行改革。而甘龙所代表的一部分利益集团对商鞅第三条，即推行变法产生了强烈反对。这次辩论以商鞅得到重用，变法条文的拟定而告终。可以说是商鞅取得了胜利，但其并为处理好与反对派的关系，反对派依旧拥有强大的力量，以至于秦孝公死后商鞅马上被处死。古往今来，只要改革就必定会有阻力。改革的力度越大，阻力也越大，因为一旦改革就会触碰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太史公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冉冉皆为利往。如何对待既得利益者，是变法的关键。如汉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变相削藩。极大损害了藩王的利益，但其成功的关键就是在于从内部分化了既得利益集团，将藩王的嫡长子与其他继承者对立，大大减弱了改革所推行的阻力。
秦孝公（剧照）
再次，百姓中树立权威，打造公信力。书中记载了商鞅在国都市南门立了根三丈长的木头，以十金为报酬招募百姓将木头从南门扛至北门，没有人去。商鞅便将报酬加至五十金，有一个人应了，将木头扛至北门，商鞅立即给了他五十金。商鞅用这样类似的方法，在百姓中树立的威望，打造了公信力。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必颓。政府具有公信力是推行改革的基础，公信力需要长时间的培养，但打破它却很容易。所以改革过程中更要极为注重公信力的打造，减少损害公信力的事件发生。
立木为信
最后，即是变法的推行。史记中记载了几件商鞅处理变法推行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处理方案，其皆是采用强硬的手段，使用酷刑来解决。如太子犯事，对他的老师实施了黥刑（脸上刺字）；公子虏犯了法，割掉了他的鼻子。《明大诰》中提到，乱世用重典。商鞅变法时期正是战国乱世，他推行变法使用强硬的手段是必要的，也得到了良好的效果“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但这样的苛政也存在隐患。《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商鞅与赵良的对话。商鞅问赵良，他和五羖大夫（即百里奚，秦穆公时期大臣。秦穆公用五张羊皮从楚国赎回。）哪个治理秦国更好。赵良说，秦穆公将百里奚从奴隶提拔到宰相，全国没有不满意的，他治理期间秦国国力强盛，东征北伐。他对自己也是严格要求，出行不坐车，夏天不打伞，他死以后全国男女流泪，孩童不唱歌谣，捣米的不舂米。而商君你陵轹公族，伤残百姓使用酷吏，出行时车架众多，排场空前。这段对话总结了商鞅被杀的原因“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政，蓄百姓之怨。”作为变法的发起者，其自身修养是极为重要的。打铁还需自身硬，若如商鞅一样贪财，结局一定是难得善终的。
《史记》和《资治通鉴》中对商鞅这样的法家代表人物是反感的，司马迁说他是“天资刻薄之人”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究其变法本身，商鞅变法是成功的，他达到了秦孝公所期望的，在短时间内国力军力大幅增强的目标。但施行的“连坐”等一系列苛政也为秦朝统治埋下了祸根，间接导致了秦二世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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